宮玉振：四渡赤水——絕境博弈中的戰(zhàn)略與管理教材

題記：2026年7月2日，北大國發(fā)院承澤商學第61期活動——四渡赤水的企業(yè)管理啟示暨電影《四渡》分享會在承澤園舉辦。本文為北大國發(fā)院管理學教授、國發(fā)院BiMBA商學院副院長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EMBA項目學術主任宮玉振在活動現場的演講內容整理。

為什么今天的管理者依然要學習四渡赤水？就是因為90多年前的這場戰(zhàn)役，非常好地詮釋了逆境突圍、絕境博弈，以及高度復雜和不確定環(huán)境下的決策智慧與管理要訣。

決策：計劃Vs變化

今天我們復盤四渡赤水的決策過程就會發(fā)現，四渡赤水并不是誰事先設計出來的。紅軍在遵義會議期間制定的北渡長江計劃中并沒有四渡赤水。即使是四渡赤水戰(zhàn)役的過程中，一渡赤水的時候并沒有想到后來還要二渡赤水，二渡赤水的時候并沒有想到接下來還要三渡赤水。但是，三渡赤水的時候已經想到了接下來的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是一個不斷地根據環(huán)境的變化調整方案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地在機動中尋找新的突圍機會的過程。這就是真實的不確定環(huán)境下戰(zhàn)略決策的案例。

其實長征也不是一開始就計劃要到陜北去，長征也是這樣一個不斷改變計劃、調整方案的過程。

長征一開始的計劃是去湘西，會合賀龍、蕭克的紅二、紅六軍團，在湘西重建根據地。所以長征最早叫“西征”。

結果湘江一戰(zhàn)，蔣介石判斷出了我們的意圖。毛澤東在通道、后來在黎平明確提出，放棄原定的在湘西重建根據地計劃，轉兵西進，進入貴州，以遵義為核心建立新的根據地。這才有了轉兵西進、突破烏江，占領了遵義。

紅軍到達遵義之后發(fā)現，這個地區(qū)并不適合建根據地。所以劉伯承和聶榮臻向中央提議：放棄遵義，北渡長江，到四川去，會合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這才有了四渡赤水，有了搶渡金沙江，有了強渡大渡河，有了飛奪瀘定橋，有了翻越夾金山，有了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北的會師。

但紅軍到了川西北以后發(fā)現，這個地方也不適合建根據地。川西北就是今天的阿壩地區(qū)，地處高原，人煙稀少，糧食有限，無法養(yǎng)活會師之后的10萬紅軍。

在這種情況下，圍繞下一步該南下還是北上的問題，張國燾與中央最終決裂，毛澤東和中央被迫率領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

北上要去哪里落腳，依然不知道。一直走到了甘肅的哈達鋪，在國民黨郵局存放的報紙上，發(fā)現了陜北有劉志丹紅軍在活動的報道，這才最終明確到陜北去。這也是一個真實的不確定環(huán)境下戰(zhàn)略形成的過程。

戰(zhàn)爭的特點是什么？戰(zhàn)爭必須有計劃，沒有計劃或者計劃漫不經心，從來都是戰(zhàn)略的大忌。但是戰(zhàn)爭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人的理性總是有限的，沒有人對大勢的理解能夠一步到位，更沒有人會一次性地看清所有的過程和細節(jié)。意外、偶然性和不確定性是戰(zhàn)爭的有機組成部分，完全按照事先計劃來實現的戰(zhàn)略，只能是例外，而不可能是常態(tài)。

因此在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下，戰(zhàn)略不可能完全是事先設計好的。相反，就像四渡赤水一樣，不確定環(huán)境下戰(zhàn)略的形成，往往是一個開放的、探索可能性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是動態(tài)演化的過程。

有句話叫：草鞋沒樣，邊打邊像。

在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戰(zhàn)略一開始只能是一個框架，是一個假設，是一個初步的計劃，而最終的戰(zhàn)略路線，是在打的過程中一步步明晰起來的。

因此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下，戰(zhàn)略和計劃也不可能完全是事先一次性的決策。不要奢望一次性就可以制定出一個深思熟慮的正確計劃，然后完美地執(zhí)行到底。

好的戰(zhàn)略計劃，就必須具備兩方面的要素。

一方面，一定要提供清晰的戰(zhàn)略意圖作為行動的基本框架。就像四渡赤水的戰(zhàn)略意圖，是要北渡長江。就像長征的戰(zhàn)略意圖，是要重建根據地。有了這樣的戰(zhàn)略意圖，你便可以為組織的行動提供一個大致的范圍和總體的方向。

另一方面，在你的行動方案中，還一定要留出足夠的隨機應變、臨機處置的空間。你必須適應環(huán)境，必須隨著情況的變化而不斷地調整。你必須隨時準備迎接意外。就像四渡赤水，最終如何實現北渡長江，要因敵、因地、因時而動。就像長征，最終究竟在什么地方重建根據地，要根據具體的條件來定。

四渡赤水在決策上給我們的啟發(fā)至少有三點。

第一，不確定環(huán)境下的決策，是一個連續(xù)的探索的過程。真正的機會與方向往往不完全是你事先規(guī)劃出來的，而是在不斷的試探與行動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的。所以，比追求一次性的決策正確更重要的，是保持動態(tài)調整的能力。用我們管理學的語言來說，你能做的就是先求方向大致正確，再求路徑逐步清晰。

第二，要把行動視為決策的一部分。很多重要的信息，是在行動之后才會出現；很多重大的阻力，是在行動之后才會暴露；很多重要的機會，是在行動之中才會被識別出來。所以行動不再只是執(zhí)行，它本身也是認知的工具。不行動，就不會有認知。決策的關鍵在于敢不敢先邁出第一步，并通過行動不斷讓原本模糊的東西一步步變得清晰。

第三，不要把修正看成是決策的失敗。你一開始所能夠明確的，最多只能是你總體的戰(zhàn)略意圖和大致的戰(zhàn)略方向。你一開始所能提出的，最多只能是基本的戰(zhàn)略假設和初步的行動計劃。你的總體戰(zhàn)略意圖要保持不變，但在真實執(zhí)行的過程中，你最初的行動計劃大概率是需要修正的，甚至可能要全部放棄。就像紅軍在遵義會議期間準備北渡長江的兩個初步方案，后來證明都是無法執(zhí)行的。

這就是不確定環(huán)境下決策的特點：任何初始的判斷和計劃都可能是錯的。錯了沒有關系，那些偉大決策的背后，往往是你犯了無數的錯誤、走了無數的彎路之后的醒悟。關鍵是你有沒有承認錯誤的勇氣，尤其是及時修正的能力。很多時候真正決定你決策質量的，就是你的修正和反饋能力。

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對計劃進行改變和修正，使之符合新的情況。所以任正非講：“什么叫失?。磕阕吡舜寺钒l(fā)覺不通，你告訴你的同志這條路走不通，咱們換條路走，那也是成功?！泵珴蓶|也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边@才是真正的實事求是。

博弈：被動Vs主動

四渡赤水雙方的兵力對比大家都知道，3萬對40萬。這就決定了紅軍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力量極其懸殊、態(tài)勢極其不利、局面極其被動的困境，甚至可以稱為絕境。

戰(zhàn)爭中的雙方都想爭取主動權，但非常現實的是，兵力強大的一方具有天然的優(yōu)勢。毛澤東說：“主動是和戰(zhàn)爭力量的優(yōu)勢不能分離的，而被動則和戰(zhàn)爭力量的劣勢分不開。戰(zhàn)爭力量的優(yōu)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边@也是為什么四渡赤水一開始，紅軍就陷入極其被動的情況，有人稱其為“天崩開局”。

對于紅軍來說，好消息是，決定主動和被動的，除了雙方的力量對比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決策者指揮藝術的高低。用毛澤東的話說：“戰(zhàn)爭力量的優(yōu)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斗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斗爭中，由于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優(yōu)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優(yōu)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yōu)勢和主動者手里奪取過來的?！?/p>

如何從對方手里將主動權奪回來、化被動為主動呢？根本的原則，就是毛澤東講的一句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要選擇對我有利的打法，而不能采取對敵人有利的打法；要牽著敵人的鼻子走，而不能跟著敵人屁股走；要讓我的優(yōu)勢充分發(fā)揮出來，而讓敵人的優(yōu)勢發(fā)揮不出來。

說白了就是要調動對手而不被對手所調動，控制對手而不被對手所控制，擺布對手而不被對手所擺布，塑造對手而不被對手所塑造。而這就意味著紅軍作戰(zhàn)必須高度靈活、高度機動，要跟國民黨打運動戰(zhàn)，而拒絕跟國民黨打陣地戰(zhàn)。

今天我們復盤雙方的博弈，蔣介石的特點是兵力多、資源足，所以采取的戰(zhàn)術是“碉堡封鎖，步步為營”，目的就是要以靜制動，用40萬大軍在赤水河、烏江一帶扎起口袋，將紅軍圍住、困住，然后依靠兵力的絕對優(yōu)勢聚而殲之。

蔣介石要拼的就是資源，就是消耗。紅軍偏偏要以動制靜，不跟國民黨硬碰硬，而是要拼機動、拼靈活，以紅軍的機動靈活應對國民黨的兵力優(yōu)勢。說白了，一個是拼實力，一個是拼智慧。這就是雙方博弈的本質，而最后的結局，就看哪方能夠占據上風。

蔣介石當然想完成對紅軍的合圍計劃然后聚而殲之，復刻第五次“圍剿”的成功。但毛澤東不是李德，毛澤東是運動戰(zhàn)的高手。四渡赤水，就是利用云貴川這一帶高山大川這樣的地形，利用國民黨軍隊之間的互不配合、各懷鬼胎，當然也利用蔣介石戰(zhàn)略思維的僵化和單一，打高度機動的運動戰(zhàn)。你打你的合圍，我打我的機動。

四渡赤水的過程，就是在毛澤東出神入化的指揮下，國民黨的各個合圍計劃全部落空的過程，甚至是剛開個頭就被打得粉碎。

在四渡赤水戰(zhàn)役中，蔣介石多次下令筑碉合圍，但往往是國民黨軍隊剛剛到達指定地點開始筑碉，紅軍就已經通過機敏的行動，從還沒有合圍的地方突了出去，并順勢向國民黨兵力空虛的地區(qū)發(fā)起攻擊。這就迫使筑碉的國民黨部隊只好放棄陣地趕去增援。國民黨軍隊因此完全被紅軍調動，只能是“無日無夜，疲于奔命”——這是薛岳給蔣介石的電報用的原話。紅軍就是用高度的運動戰(zhàn)，讓國民黨的碉堡總是剛畫到圖紙上，就因為戰(zhàn)局突變而作廢。蔣介石的以靜制動，被毛澤東的以動制靜、動態(tài)指揮徹底碾壓。

更重要的是，四渡赤水中，紅軍的機動，從自己角度來說，是打破敵人的意圖、打亂對手的節(jié)奏、尋找突圍機會的過程，從對手角度來說，則是制造混亂、讓對手防御體系在手忙腳亂之中出現漏洞的過程。從雙方博弈的角度來說，則是紅軍一步步把主動權奪回自己手里的過程。

回顧四渡赤水過程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毛澤東的“調敵”藝術。他指揮紅軍，通過迂回穿插的行動，虛虛實實的策略，聲東擊西，聲北擊南，出其不意，忽打忽走，不斷地調動對手。我們看三渡和四渡一氣呵成，這是聲西擊東；渡過烏江后兵臨貴陽，調出滇軍，這是“將軍抽車”（象棋術語）。然后向東而去，假裝要過清水河去湘西，卻突然掉頭，在龍里和貴陽之間殺了回馬槍，突破敵人的防線，這是聲東擊西；九軍團進軍水城、宣威，調動國民黨主力北上，主力卻向西挺進，這是聲北擊西；而紅軍前鋒威逼昆明，迫使龍云調金沙江部隊回防，又是聲南擊北。

一系列神操作讓蔣介石陷入極大的混亂之中，完全搞不清楚紅軍究竟要去哪里。因此，國民黨雖然有40萬大軍，卻是暈頭轉向，手忙腳亂，只能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疲于奔命，被動挨打，規(guī)模的優(yōu)勢完全被剝奪，主動權則完全落在了紅軍手里。最終在一片混亂之中，國民黨防御體系中的金沙江防線被撕開了一個大口子，紅軍趁機跳出了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從縫隙之中殺出了重圍，也殺出了一條生命之路。

在這樣一種大范圍的機動中，毛澤東將運動戰(zhàn)的藝術與優(yōu)勢發(fā)揮到了極致，“調敵”策略的運用，也真正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秾O子兵法》講到作戰(zhàn)的最高境界時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毛主席一生用兵的封神之作，就是這樣成就的。

為什么這段歷史至今依然令我們回味無窮？

四渡赤水的成功告訴我們：人是有主觀能動性的，勝利是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的，弱者是可以打敗強者的。困局未必是死局，逆境未必是絕境，即使看起來最絕望的環(huán)境中，我們依然可以有所作為。

今天，環(huán)境的動蕩讓許多管理者感到力不從心，甚至覺得只能隨波逐流。但四渡赤水證明，高明的戰(zhàn)略家，從來不是被動地應付局面，而是主動地塑造局面。優(yōu)秀的管理者，從來不是消極地等待機會，而是積極地創(chuàng)造機會。我們能做的，是不逞強，也不躺平，在看似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信念，以耐心和耐力，審時度勢，順勢而為，一步步地扭轉不利的局面，一步步地找到屬于自己的突圍方向。

四渡赤水還告訴我們：在高度不確定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中，最大的戰(zhàn)略能力，反而是你感知、駕馭和利用不確定性的能力，甚至也包括給對手制造更大的不確定性的能力。

戰(zhàn)爭永遠是不確定的，這對戰(zhàn)爭雙方來說都是如此。所以，關鍵是誰能夠盡量減少自己的不確定性，同時增加對手的不確定性。如果你能夠運用策略和行動，給自己盡可能大的確定性，把最大的不確定性給對手，就可以增加自己取勝的概率。

如果一切都是確定的，戰(zhàn)爭就成了拼資源、拼實力、拼消耗，弱者就很少有顛覆對手的機會。而在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弱者反而可以充分利用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機會，通過機動靈活的行動、虛虛實實的策略，給對手造成更大的不確定性，讓對手犯更大、更多的錯誤，甚至使對手的整個作戰(zhàn)體系陷入崩潰，從而為打敗對手創(chuàng)造條件。

就像毛澤東指揮的四渡赤水一樣，真正的高手從來不排斥不確定性，相反會接納、擁抱、順應、利用不確定性，包括有意給對手制造更大的不確定性，由此把不確定性帶來的收益發(fā)揮到極致。這樣的不確定性，就成了打敗對手或拉開與對手距離的最好機會。

環(huán)境是不確定的，但是對于真正的高手來說，不確定性反而會成為你最好的朋友。對于今天因為不確定性而焦慮的管理者來說，四渡赤水最寶貴的啟示之一可能就在這里。

組織：敏捷Vs僵化

在動蕩而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下，要想真正實現高度的機動靈活，光有高超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還不行，還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有一個柔性的、靈活的、敏捷的、適應性的組織。

長征的時候，紅軍在組織上最大的特點就是敏捷。尤其是經過扎西整編以后，3萬紅軍，除一軍團之外，其余的軍團全部取消了師的編制，由軍團直接轄團。

扎西整編后的中央紅軍基本上就是三級指揮體制：中央、軍團、團，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扁平化。而且，中央與部隊一起行動，中央做了決策，部隊馬上就可以執(zhí)行，“頭過身就過”，機動應變能力極強。

回過頭來看國民黨軍隊，在云貴川追擊紅軍的國民黨40萬大軍，在指揮體制上至少有六級：蔣介石是委員長，龍云是二路軍總司令，薛岳是前敵總指揮，周渾元、吳奇?zhèn)ァO渡、王家烈是4個縱隊司令，縱隊下面是師或者旅，師旅下面才是團……

這完全是一個官僚化、剛性化的組織。戰(zhàn)機一縱即逝，蔣介石又不與軍隊一起行動，前線的情況一級一級上報到蔣介石那里，蔣介石做出決策，然后一級一級下傳到一線部隊，戰(zhàn)場的情況早就發(fā)生了變化。所以，國民黨的部署也就永遠要落后于形勢一步甚至多步。

紅軍的組織還有一個特點，在作戰(zhàn)過程中，可以根據任務的需要對部隊進行動態(tài)的編組。如果作戰(zhàn)任務以林彪的一軍團為主，林彪可以指揮彭德懷的三軍團，就像魯班場之戰(zhàn)；如果作戰(zhàn)任務以三軍團為主，彭德懷可以指揮林彪的一軍團，就像婁山關之戰(zhàn)。一旦作戰(zhàn)任務結束，指揮關系就馬上解除，非常靈活，配合起來也非常默契。

國民黨有中央軍，有軍閥。中央軍和軍閥之間有矛盾，軍閥和軍閥之間又有矛盾，派系林立，根本形不成一個作戰(zhàn)整體。蔣介石又有兩個戰(zhàn)略目標，一是追剿紅軍，一是乘機打進軍閥的地盤。這兩個目標是矛盾的，所以軍閥對待紅軍的政策都是：如果紅軍要占我的地盤，我肯定往死里打；但如果你只是經過，我趕緊放你走，免得中央軍進來占我的地盤，關鍵時刻屢屢放水。川軍是能打仗的，但當紅軍一離開四川，也就不再打了。桂軍是能打仗的，但紅軍一旦不再進入廣西，桂軍也就不再出現了。表面看來是40萬大軍，氣勢洶洶，實際上到處都是縫隙和漏洞。毛澤東非常敏銳地洞察了國民黨在組織上的這一特點，這就為毛澤東利用矛盾、迂回穿插、避實擊虛、從縫隙中突圍提供了最好的機會。

紅軍在組織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一線會參與重大的決策，甚至在關鍵的時候改變中央的決策。

我們知道突破烏江的方案是怎么形成的？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后，1935年3月24日晚上，中央給各軍團下達了25日的作戰(zhàn)部署：迅速突破遵義和仁懷一線的國民黨防御，向西南尋求新的機動，到達黔西和大定地區(qū)，也就是今天的畢節(jié)地區(qū)。

3月25日，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和政治委員楊尚昆給中央致電：目前向西南尋求機動，首先要突破周渾元、王家烈、孫渡幾個縱隊，尤其是孫渡的滇軍重點防守這個地區(qū)，對紅軍來說，完成這樣的任務很困難。而根據偵察到的情況，烏江上的茶山關、桃子臺一線，兩岸可以架設浮橋。所以，紅軍轉向東南的烏江流域比較有利。

他們的建議立即被中央采納，于是才有了四渡赤水之后的南渡烏江。

搶渡金沙江的機會是怎么把握住的？紅軍進入云南后，按照中央原定的計劃，是利用云南的有利地形，集中優(yōu)勢兵力，在云南跟國民黨軍隊打一個大仗。但是林彪和彭德懷都是在一線，先后發(fā)現金沙江出現了機會，兩個人幾乎同時跟中央打電報，建議不要再戀戰(zhàn)了，要迅速過江。

中央立即接受了林彪和彭德懷的建議，當天做出渡江的決定，當天就開始行動。

方案本來就是一線提出來的，這個時候上級所要做的就是認可，然后投入資源，執(zhí)行起來就會特別順。讓聽得見炮聲的人參與決策，決策就不再是某個人或某一小部分人做出、然后交給其他人來執(zhí)行這樣一個僵化呆板的過程，而是一個上下不斷互動和反饋的過程，是一個上下共創(chuàng)的過程。組織也因此可以高效地將一線的真實變動迅速納入自己的決策之中，并做出最優(yōu)選擇，從而最大程度保證了對動態(tài)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

國民黨呢，所有的決策都是蔣介石做出來的。尤其是吳奇?zhèn)サ闹醒胲娫谧窳x戰(zhàn)役中損失了兩個師，蔣介石認為這是追擊紅軍的奇恥大辱，所以3月3日蔣介石發(fā)布手令：“本委員長已進駐重慶，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本委員長統(tǒng)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進退?！奔t軍在茅臺三渡赤水，魯班場的周渾元部隊相距不到30公里，卻按兵不動，讓紅軍從容過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等待蔣介石的作戰(zhàn)命令。這一等就是4天，3月20日蔣介石終于下達了進軍川南追剿紅軍的命令，這個時候紅軍早就在16日從茅臺渡河，并且已經在準備四渡赤水了。

長征中的紅軍是一個典型的敏捷型組織，它可以隨時在行動中調整計劃和改變目標，它可以適應多種作戰(zhàn)環(huán)境、多種作戰(zhàn)條件、多種作戰(zhàn)形態(tài)，它可以完成多種作戰(zhàn)任務，它具有強大的適應能力，它具有迅速調整資源配置的能力。這也是紅軍進行運動戰(zhàn)的組織保障。

國民黨的組織卻是一個典型的官僚化、剛性化的組織，而官僚化和剛性化向來是不確定環(huán)境中組織的大忌。并不是所有的組織都能做到隨機應變。在動蕩而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下，柔性的組織才能最好地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抓住動蕩中的機會。僵化的組織在動態(tài)的環(huán)境中注定會失敗，甚至會被淘汰。

在動態(tài)而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敏捷、靈活本身就是組織必備的內生能力。

信息：先知與后覺

《四渡》這部電影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第一次真正將情報的價值、將二局與曾希圣這樣一個團隊的作用呈現給普通觀眾，告訴我們信息對于正確的決策乃至逆境的突圍來說是多么重要。

《孫子兵法》講過一段很著名的話：“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蹦切┯⒚鞯木鳌①t能的將領，為什么一出手就能打敗對手，建立的功業(yè)超出眾人之上呢？其實沒有別的，就在于他事先了解了對手的情況。

《長征組歌》唱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奔t軍為什么取得了四渡赤水的勝利？毛澤東為什么能用兵如神？

一個因素，當然是我們上面說的毛澤東用兵靈活，有高明的戰(zhàn)略智慧。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不斷通過截獲和破譯國民黨電報的方式，提前了解了國民黨的部署。

中央蘇區(qū)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戰(zhàn)中，繳獲了國民黨的一批軍用電臺，并說服了被俘的國民黨電臺工作人員加入了紅軍。其中有一位叫王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還成了開國中將，擔任總參謀部的副總長。

中共中央在上海時還有個著名的“特科”，特科的第四科是無線電通訊聯絡科，很多工作人員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無線電技術包括密碼破譯的專業(yè)訓練，所以我們的情報能力從一開始就是國際級的。

1931年顧順章和向忠發(fā)先后叛變之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無法繼續(xù)待下去，便陸續(xù)遷到了中央蘇區(qū)。特科也隨之到了蘇區(qū)，四科與原來的電臺工作人員合在了一起，這支隊伍的情報能力因此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長征出發(fā)時，曾希圣（1932年起擔任中革軍委二局局長，帶領團隊破譯國民黨密碼100多本。四渡赤水時在情報工作上立奇功，毛澤東甚至評價“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象的”。）任局長的軍委二局，大致相當于后來的總參二部，也就是情報部，有幾部大功率的電臺。中央規(guī)定，這幾部電臺，只收報，不發(fā)報，絕對不暴露這幾部電臺的存在。一部電臺盯國民黨的一到兩支部隊。24小時，把它所有的電報全部截獲。

當時國民黨對于共產黨的通訊和密碼破譯能力根本就不放在眼里，認為這不就是一批土匪嗎？他們之間的電報往來，密碼非常簡單。紅軍的電臺工作人員，很多人本來就是從國民黨那里過來的，很容易破譯國民黨的電報。

國民黨甚至大意到什么程度呢？彼此之間明碼通電。密碼都不用，明確告訴對方：我明天到什么地方，你在哪里接我。大量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到毛澤東手里。毛澤東本來就用兵靈活，這一下子更是如虎添翼，隨時動態(tài)地掌握著國民黨的部署。往往是蔣介石的命令下達之后，國民黨的軍隊還沒有開始行動，中共中央已經知道了國民黨的部署。于是就可以有針對性地利用蔣介石的判斷，根據國民黨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動，從國民黨軍隊尚未合圍的縫隙里面鉆過去。

一方面是極力截獲和破譯國民黨的電報，另一方面紅軍自己的電臺，執(zhí)行的卻是最嚴格的保密紀律。包括不許兩部電臺之間隨便相互通話；利用電臺密語代替電臺名；在電臺密碼本上再加密碼表；重要的軍事機密一報一密；由可靠的警衛(wèi)員來掌握發(fā)報機的按鍵等等。這些都是周恩來制定的。

紅軍的保密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呢？三渡赤水進入川南，然后掉頭向東準備四渡時，就連軍團長一級的干部，開始的時候都不知道為什么要四渡赤水。這就保證了紅軍的軍事秘密萬無一失。這樣也就造成了紅軍在暗處、國民黨軍隊在明處的局面。紅軍對國民黨部隊的部署及動向了如指掌，因而才大膽地在云、貴、川國民黨幾大重兵集團之間穿插往返，如魚得水。

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后來講過一句話：我們四渡赤水，就像玻璃杯里面押寶。對方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玻璃杯里面押寶，就是信息的單向透明。

毛澤東也講：我們長征，就像走夜路一樣。因為有了這支隊伍，我們才有了走出夜路的燈籠。

長征非常艱苦，部隊經常吃不上飯，但是毛澤東強調，無論如何艱難，也要給這些人買肉吃。24小時工作，非常辛苦，必須保證體力。長征每次行軍，毛澤東也專門交代左權，二局的安全必須保證，一個人也不能丟。凡是發(fā)給各軍團的重要電報，他都要求必須抄送二局一份。

這種情況到什么時候才發(fā)生變化呢？在云南過金沙江的時候，紅軍的一名作戰(zhàn)參謀因為掉隊，被龍云的滇軍給俘虜了。結果在他的背包里，搜出了蔣介石剛剛發(fā)給龍云的作戰(zhàn)文電。

龍云非常緊張：這個電報我還沒來得及看，共產黨的作戰(zhàn)參謀已經背到背包里去了。趕緊報告蔣介石換密碼。這也確實給紅軍接下來的作戰(zhàn)造成了麻煩。過了金沙江以后，好長一段時間破譯不了國民黨的密碼，而這直接導致作戰(zhàn)行動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情報不準，就算是毛澤東這樣的用兵高手，同樣也會出現指揮的失誤。

當然你可能也會問一個問題：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國民黨的軍隊為什么始終就搞不清楚紅軍的意圖呢？

國民黨軍隊當時搜集紅軍的情報，主要是兩個途徑。

一是飛機的空中偵察。當時貴陽清鎮(zhèn)有軍用機場，蔣介石專門調來了空軍的三中隊，飛機基本都是偵察和輕型轟炸機。但是，由于那個時代的技術限制，空中偵察主要是靠飛行員目測。而紅軍對付國民黨軍隊的飛機偵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本來部隊行軍是往北走，國民黨的飛機一來，馬上集體掉頭向南。國民黨的飛行員于是就回去報告：共軍正在向南去。決策層得到的往往反而是錯誤的信息。

還有一個途徑，就是作戰(zhàn)部隊的報告。與紅軍交手的部隊，可以把了解的紅軍情況報告給上級。然而，國民黨的軍隊中，謊報軍情、邀功請賞早已經是家常便飯。紅軍三渡赤水進入川南之后，為了吸引國民黨主力向川南調動，曾經派出一個團，偽裝主力，大張旗鼓，向古藺縣城發(fā)動進攻，做出打開古藺縣城、北渡長江的姿態(tài)。一個團的部隊也就是千把人，然而守古藺的川軍卻向蔣介石報告：共軍一萬多人，正在向我進攻。

紅軍一共3萬人不到，一萬多人顯然就是紅軍的主力啊。蔣介石本來就以為紅軍要北渡長江，這樣的報告反而讓他更加相信了自己的錯誤判斷。

這樣的問題，使得蔣介石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對于紅軍到底要去哪兒，始終摸不著頭腦，永遠是在紅軍已經完成了軍事行動之后，才會恍然大悟、如夢方醒，但只能懊惱不已。這就決定了蔣介石無法做出有效的決策。

四渡赤水國共雙方的較量，既是決策藝術的較量，也是情報能力的較量。而正確的決策，必須建立在以情報為基礎的準確戰(zhàn)場態(tài)勢感知的基礎之上。

信息是決策的前提，準確的信息則是正確決策的前提。信息優(yōu)勢在對抗中可以轉化為實際的力量優(yōu)勢，而情報失誤從來都是戰(zhàn)爭勝利的最大殺手?？梢哉f，信息優(yōu)勢，就是最關鍵的競爭優(yōu)勢之一。

使命：清晰與模糊

我們最后講使命，不是使命不重要，而是這一條最重要。

在四渡赤水的課上，我經常會問EMBA學員一個問題：當年的紅軍，是一支讓今天很多人都無法理解的軍隊：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裝備極差、顛沛流離，每天面對生死的考驗。

如果這是一支國民黨的軍隊，或者任何一支軍閥的軍隊，離開蘇區(qū)之后不久，這支隊伍早就散掉了。為什么到了四渡赤水時還有三萬人，為什么到了陜北以后還有將近八千人？

這是一支有信仰和使命的部隊。

這一切要追溯到當年毛澤東的三灣改編，創(chuàng)造性地制定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這也要追溯到古田會議，在軍隊中建立起了強大的政治體系；這也要追溯到“打土豪、分田地”這樣的綱領。紅軍戰(zhàn)士因此明白，他們既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理想而戰(zhàn)，也是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戰(zhàn)，并且相信他們的事業(yè)一定能夠成功。這是四渡赤水和長征能夠勝利最根本的原因。

對于部隊來說，像四渡赤水這樣機動，紅軍不斷地迂回穿插，不斷地變換作戰(zhàn)方向，先后變換達到了十多次，這意味著什么？不斷地走，不斷地變。所有的迂回全是戰(zhàn)士用腳跑出來的，非常痛苦。關鍵是剛要求往左走，突然又下令往右跑，下面也會質疑，也會沮喪：領導你到底知不知道要去哪兒？為什么老是變？

林彪過了金沙江以后給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么要四渡赤水，不能二渡赤水？為什么要走弓背路，不能走弓弦路？這說明一線的情緒已經到了軍團長這一級，林彪作為軍團長要跟中央反映。

雖然有情緒、有質疑，只要中央下了命令，從林彪以下，紅軍指戰(zhàn)員執(zhí)行起來從來不打折扣，毫不含糊，堅決服從。我們都知道，這在管理中是最難的事情。為什么紅軍可以做到這樣？就是因為紅軍上下普遍相信，上級掌握的信息更全面，上級的決策更科學，即便過程中有一些錯誤，上級也會負責，也會改正。更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紅軍的使命一定能夠達成，革命的事業(yè)一定能夠成功，這一點大家從不懷疑。

毛澤東講過這樣一句著名的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币驗橄嘈徘巴臼枪饷鞯?，所以就可以容忍眼前道路的曲折。你也只有接受曲折的道路，才能達成光明的前途。

當所有的探索和與此相伴的痛苦，都是為了實現一個偉大的目標、都是為了完成一個偉大的事業(yè)的時候，不斷地調整也就變成完全可以接受的東西，眼前的痛苦也就變成完全可以忍受的東西。當所有的人都把關注的重心放到組織所要實現的終極使命的時候，所有圍繞路線調整而產生的暫時性的沖突與疑惑，也就很快可以得到解決，新的共識也就很快就可以達成。因為你對未來有信心，所以你對眼前才會有耐心。這對于不確定環(huán)境下的高效執(zhí)行來說至關重要。

這也是為什么在同樣一場戰(zhàn)爭中，在同樣的環(huán)境里，紅軍可以憑驚人的意志完成四渡赤水，并通過四渡赤水擺脫追敵。擁有絕對優(yōu)勢的國民黨軍隊，卻怨聲載道、士氣低落、意志消沉、行動消極，雙方在執(zhí)行力上表現出了如此大的差距。

管理上我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就是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應該強化團隊的凝聚力。但真正能夠超越生死與利害的，是組織的使命、信仰與價值追求。只靠利益凝聚的團隊只能是雇傭軍，形不成歷經苦難而牢不可破的戰(zhàn)斗的力量。

近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即使是在最動蕩的亂世之中，也從來沒有哪一支土匪或軍閥的隊伍能真正成事。當塵埃落定的時候人們就會發(fā)現，最后所勝出的，一定是有著清晰理念的那支力量。在艱難而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確定性的使命與信念所體現出來的凝聚力，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刻、更加清晰。這也可能是這段歷史給今天的管理者所能提供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