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樣貌》：貧窮是因為不努力嗎?

提起新加坡,不少人腦海中會浮現出花園城市、經濟奇跡、法治嚴格、精英治理等印象。然而,《新加坡的另一面》這本書旨在打破我們對新加坡的完美想象,揭示其光鮮表象背后的隱情。

本書作者張優遠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副教授。為探究這個發達國家是否存在“貧窮”現象,她耗時三年深入底層民眾聚居的廉租社區,與兩百多位低收入者交流,最終發現:新加坡不僅存在貧困與不平等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是由該國引以為豪的“精英主義”發展模式系統性造成的。

貧窮為何鮮為人知?

在這個極度富裕的國家,貧窮為何很少被人察覺?作者認為,貧窮被兩道“墻”遮擋住了。

第一道是存在于許多人觀念中的“墻”。新加坡主流社會長期推崇精英主義敘事:一個資源匱乏的小島,憑借精英引領與全民拼搏,成功躋身發達國家行列。這一敘事的核心承諾是“機會均等”,即國家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人人都有機會參與。但如果有人失敗或掉隊,往往會被認為是自身原因。這種邏輯在高效選拔和獎勵精英的同時,也在系統性地邊緣化另一部分人。更可怕的是,它讓所有人都堅信:自己當下的處境完全是個人努力和選擇的結果。

作者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一個例子,一位單親媽媽因無家可歸,每天凌晨只能帶兒子去公廁洗冷水澡。臺下有人卻回應:“我也天天洗冷水澡。”當她講到有孩子因家中臭蟲多而睡不好時,又有人說:“我們小時候不也這樣,不都熬過來了。”這些人并非存心不善或冷漠無情,他們只是在堅守早已根深蒂固的精英敘事。在他們看來,被迫洗冷水澡不是亟待解決的社會難題,而是自己曾經“苦盡甘來”的標志。一個公共貧困問題就這樣被轉化為道德質疑:我們能靠自身改變現狀,你為何做不到?

第二道是實實在在的“空間隔離墻”。作者及其親友大多居住在綠樹成蔭、帶私家花園的洋房區,而她所訪談的低收入群體則基本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社區。走進廉租社區,貧窮不再是抽象的數據,而是觸目驚心的生活現實:樓道狹窄昏暗,每家門前堆滿雜物,隨處可見“警惕高利貸!”“請勿參與犯罪!”等警示標語。

對于中產階級來說,新加坡很小,開車很快就能到達公園、商場和海灘。但對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這座小島卻大得讓人壓抑。交通費、通勤時間、必要開支,再加上“那個世界不屬于我”的心理隔閡,將他們的活動范圍牢牢限制在家和工作地點附近。

因此,新加坡并非不存在貧窮,只是貧窮被精英主義敘事和空間隔離所掩蓋。二者共同制造了一個系統性的盲點,讓悲劇不斷上演,卻鮮為人知。

精英主義如何催生貧窮?

那么,貧窮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式精英主義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高效選拔“優秀人才”,服務國家發展。至于過程是否公平,那些“不夠優秀”的人如何生存,體制并不關心。

這種不平等首先體現在育兒和照顧方面。作者以低薪媽媽娜娜為例,與自己進行了對比。作為大學教授,作者收入高、工作時間靈活,還能聘請外籍傭工幫忙做家務。但對于娜娜這樣的低薪勞動者來說,工作時間長、需要輪班且不穩定是常態。照顧孩子不再是有序的時間安排,而是一場無休止的“救火行動”。

更殘酷的是,新加坡的嬰幼兒托管中心雖有政府補貼,但要獲得全額補貼,母親必須有一份全職工作。找不到人照顧孩子,就難以找到穩定的全職工作;沒有穩定的全職工作,就無法獲得急需的托兒補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當社會輿論指責一些窮人“不會照顧孩子”“對孩子不上心”時,往往沒有意識到,是這個系統一步步剝奪了這些父母成為“好父母”所需的時間、資源和穩定性。很多孩子從出生起,起點就截然不同。

當這些孩子進入小學,是否就能公平競爭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更為精細的篩選機制——精英教育體系已經開啟。

作者的女兒在上小學前,就身處雙語環境、興趣班、繪本和藏書構成的“優質教育資源圈”中。入學不久,她自然成為老師眼中的“好學生”。而訪談對象的女兒阿妮同樣聰明活潑,但由于家庭缺乏早期啟蒙,入學時連基本的讀寫都有困難,很快被認定為“學習困難學生”。

新加坡的教育體系雖號稱“因材施教”,但實際上更青睞那些能快速適應規則、展現“早慧”特質的學生。而這些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家庭的早期投入。有人可能會說:“我們小時候也窮,不也靠自己努力成功了嗎?”作者指出,時代不同了。過去,多數家庭沒有補習的概念,孩子的起點相對接近。如今,教育不再僅僅是學生個人努力和天賦的較量,而是一場需要持續投入的“家庭資源競賽”。

即便一個窮人家的孩子歷經艱難,拿到大學文憑,是否就能改變命運呢?還遠遠不夠。新加坡最隱蔽的社會篩選機制——以“穩定工作”和“合規婚姻”為核心的社會福利體系,早已在前方等待。

以住房政策為例,新加坡以“居者有其屋”著稱。但這一看似普惠的政策背后,隱藏著嚴格的篩選條件。什么樣的人能購買政府廉價組屋呢?是那些遵循“標準人生軌跡”的人:接受良好教育、找到穩定工作、按時結婚生子。一旦偏離這個軌跡,就會面臨制度性懲罰。

作者將這種機制稱為“差異化應得性”。簡單來說,制度就像一把無形的尺子,默默衡量著每個人:誰有資格享受完整福利,誰沒有。判斷標準的背后,其實是個人選擇是否符合主流價值觀:是否有穩定工作、是否有合法且長久的婚姻。

從育兒階段的“照顧缺失”,到教育制度中的“精英選拔”,再到成年后與就業和婚姻緊密掛鉤的福利資格,這三者相互關聯,形成了一個強大而隱秘的閉環系統。它將國家政策和社會結構導致的不公,巧妙地轉化為關于個人努力的道德說辭,最終讓所有人相信:自己所擁有的,就是應得的。

貧窮最深刻的傷害:剝奪尊嚴

理解了這一體系,我們才能體會到貧窮最深刻、最隱蔽的傷害:它在不知不覺中侵蝕著人的尊嚴,如同一場緩慢的精神毀滅。

作者曾說:“尊嚴如同清新的空氣……直到失去它,你才會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對于精英階層來說,尊嚴是自然而然的存在。但對于底層人群而言,尊嚴卻成了一種需要奮力爭取、卻又常常輕易被剝奪的奢侈品。

書中講述了一個“許愿計劃”的故事:一個九歲男孩想要一雙某品牌足球鞋,因為“隊里其他人都有”。這雙鞋對他來說,不僅僅是一雙鞋,更是避免被小伙伴嘲笑、守護那一點點自尊的盾牌。

更具系統性的尊嚴剝奪,來自本應保護弱勢群體的救助制度。一個低收入者鼓起勇氣走進社會服務機構,往往迎來的不是溫暖的幫助,而是一套令人屈辱的“資格審查程序”。因此,許多受訪者寧愿打零工、撿紙板,甚至咬牙借高利貸,也盡量避免申請官方援助。因為在某些時候,捍衛所剩無幾的尊嚴比獲得救濟金更為重要。

改變從正視問題開始

面對這樣的困境,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作者并未給出萬能的解決方案,而是指出了一條更根本的途徑:變革始于每個人的思想,最終匯聚成全社會的行動。

首先,要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一次“大掃除”,拆除那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壁壘。面對不公,先停止為現狀辯解,誠實地承認:是的,問題確實存在。一切改變,都從這里開始。

其次,改變可以從“立足自身,盡力而為”做起。如果你是一名教師,可以多關心班里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如果你是企業主,可以給予基層員工更合理的薪酬和尊重;如果你是媒體人,可以多報道那些被忽視的底層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