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訪談錄：從選題、方法、風格到自成一家

作者簡介：康香閣，邯鄲學院學報編輯部編審，中宣部首批期刊重點專欄、教育部學報名欄“趙文化研究”主持人。

著名歷史學家王子今先生訪談錄 ——從選題、方法、風格到自成一家

摘 要：王子今教授在訪談中回顧了40余年治學體會，強調了實證第一的原則。對于推進秦漢史研究的路徑，他注意考古文物研究與傳世文獻研究相結合，讀書與田野考察實踐相結合，史學與其他學科的知識內容、學術邏輯和探索方式相結合，以為如此可以推進對歷史真實的認識、理解和說明。對于前輩有成就學者“勤”的學術傳統予以繼承和發揚，是他對青年學者的期望。他借此機會寄語史學學術新進人才，提出這樣的建議：1.關注社會下層民眾的生產和生活；2.關注技術史對于歷史進步意義的發現和總結；3.關注歷史主流和支流的變化；4.關注歷史進程中的倒退現象。

關鍵詞：王子今；秦漢史；學術方法；開拓性

我與王子今教授的學術交往，始于2014年10月。那年在邯鄲學院舉辦的首屆“漢代趙國與邯鄲文化國際論壇”，王先生是回故鄉參會，我們會上相識，倍感親切，此后多次拜會請教。10年后的2024年9月，邯鄲學院舉辦《史記》與趙文化學術研討會，我再次邀請子今先生出席。他的會議論文在《邯鄲學院學報》發表后，旋即被《北京大學學報》“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概覽”轉摘。正是這次會議，讓我萌生了為子今先生作學術訪談的想法。經過一年的準備，今天終于如愿以償。

子今先生學術成果豐碩，至今已發表學術論文990余篇，其他學術文章480余篇，出版學術著作60余部、學術隨筆集9部，被譽為“著作等身”的知名學者。他對中國史學界的貢獻是多方面、多領域的，本次訪談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聚焦于其學術研究的三種核心品質——開拓性（選題）、創新性（方法）與獨特性（風格），試圖由此進入他的治學世界。

一、“把考古和文獻互相結合起來”

康香閣：您開拓性的研究領域是多方面的。這次我根據自己理解，就選擇三個重要領域：一是秦漢交通史，代表作《秦漢交通史稿》（1994年初版，2013年增訂版）是國內首部系統全面考察秦漢交通史的學術專著；二是秦漢兒童史，代表作《秦漢兒童的世界》（2018年）開創了中國古代兒童史系統研究之先河；三是秦漢生態史，代表作《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2007年）是國內首部系統研究秦漢生態環境的專著。請您談談這三個新領域的開拓過程？

王子今：我看了你擬定的提綱，你將我的學術研究分為開拓性、創新性和獨特性，這樣的訪談設計很特別，但是以這三點來進行分析，也許并不十分妥當，這三者之間其實多有交叉。

你說到我的三種拙著，稱作“代表作”，即《秦漢交通史稿》（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7月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增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秦漢兒童的世界》（中華書局2018年5月版，2024年3月版）、《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9月增訂版）。你選定這三種書，是否“代表作”現在不好說，但是你的意見可能學界一些朋友是同意的。《秦漢交通史稿》《秦漢兒童的世界》《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確實是我用力比較多的研究成果。然而應當說明，盡管這幾本書有一定的推進學術的意義，但是疏誤頗多。每次校訂都有一些發現。而學術認識也在不斷更新。比如《秦漢交通史稿》中寫道：“最早的雙轅車模型發現于戰國時期秦墓中。通過考古資料可知秦代已經使用雙轅軺車。”基于新的考古發現，可知這樣的認識已經應當修正。

我1982年1月畢業于西北大學歷史系，獲得學士學位，1984年12月于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在林劍鳴先生門下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時，研究方向為秦漢史，我的碩士學位論文是《論秦漢陸路運輸》，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任委員是方詩銘研究員。讀碩期間，承林劍鳴老師指導，要求我們認真讀“前四史”和《資治通鑒》。記得讀《通鑒》時，林劍鳴老師曾經指示我們做核正日期記述的作業。我后來給吳玉貴兄《資治通鑒疑年錄》寫書評時，補寫了當時作業中的內容。以后曾承蕭兵、葉舒憲囑，做《史記的文化發掘：中國早期史學的人類學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千秋太史公：司馬遷的史學與人類學》（書海出版社2018年2月版）；《史記的文化發掘——中國早期史學的人類學探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版），書稿的底本主要是當時通讀《史記》的筆記。

在西北大學就讀期間，陳直先生也任教西北大學，因為我是考古專業出身，陳直先生的“以本文（《漢書》）為經，以出土古物材料證明為緯。使考古為歷史服務，既非為考古而考古，亦非單獨停滯于文獻方面”治學風格對我影響巨大，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陳直先生）治學樸實精深”，“學有端緒，卻又能開辟新境”。“陳先生一生治學的基本方針”，就是他在《漢書新證》自序中所說，“把考古和文獻互相結合起來，借以研究古代歷史文化，即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我愿意遵循這樣的學術道路力求進步。你所表揚的《秦漢交通史稿》《秦漢兒童的世界》《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都是我沿著這樣的學術路徑有所探求，有所發現的收獲。思考和寫作時，都盡力搜求相關考古收獲和文物實證，以與文獻資料對照，爭取得到新知，實現與歷史真實的接近。

我的其他幾本書，比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版）、《秦漢名物叢考》（東方出版社2016年1月版，新星出版社2023年1月增訂版）、《漢簡河西社會史料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2月版）、《長沙簡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等，則是直接的考古文物研究。這里有必要說到一個教訓。《秦漢兒童的世界》面世后，送給徐天進教授一本，他隨手翻了翻，說了一句話：“一幅插圖都沒有。”這是很誠懇的批評。書中重視考古文物資料的利用，但是不配插圖，確實是一種遺憾。這部書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度一般項目“秦漢時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的最終成果。階段性成果《漢代兒童生活》（三秦出版社2012年9月版）是附有插圖的。我以為天進兄的批評很重要，遂有后來完成的《插圖秦漢兒童史》（未來出版社2020年5月版）出版。

1984年12月碩士畢業后，我到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工作。到2003年調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在中央黨校工作了18年。為了與教學任務結合，做了一些中國古代政治史、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但是我始終關注考古學特別是秦漢考古的學術動向，向一線考古學家求學問益。對于曹操墓的討論，對于尕日塘秦刻石的討論，曾經有所參與。也參加過一些考古現場的考察，得到許多教益。我要求我的學生，如同當年林劍鳴先生所教示的，認真研讀“前四史”和《資治通鑒》。同時建議他們一定要注意學習考古工作的新收獲。有些對考古有學術熱情的學生，也安排他們到考古發掘工地參與實踐。這樣的經歷，對于青年學人的學術進步，是非常有益的。

二、萬卷書，萬里路

康香閣：《秦漢交通史稿》是秦漢史領域里程碑式的著作，這本書的出版奠定了你的學術地位，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所獲獎項也是實至名歸。在這一領域你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請給介紹一下。

王子今：在《秦漢交通史稿》之外，于秦漢交通史方面，先后出版了《秦漢交通史新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8月版）、《秦漢交通考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戰國秦漢交通格局與區域行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秦始皇直道考察與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8年6月版）、《芝車龍馬：秦漢交通文化考察》（西北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秦交通史》（西北大學出版社2021年2月版）等學術專著。漢代絲綢之路史研究，也有《漢代絲綢之路文化史》（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年4月版）、《先秦兩漢時期：早期海上絲綢之路》（鷺江出版社2024年3月版），以及隨筆集《天馬來：早期絲路交通》（甘肅文化出版社2023年7月版）等。

對于包括秦漢時段以外的中國交通史與交通文化研究，曾經出版《中國古代交通文化》（三環出版社1990年10月版）、《交通與古代社會》（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版）、《跛足帝國：中國傳統交通形態研究》（敦煌文藝出版社1996年3月版）、《跛足帝國：中國傳統交通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版）、《中國古代交通》（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中國古代行旅生活》（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11月版）、《灞陵折柳：中國古代行旅生活》（大連出版社2025年1月版）、《郵傳萬里：驛站與郵遞》（長春出版社2004年1月版，2008年1月版）、《中國蜀道·歷史沿革》（三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中國古代交通文化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等。

我在交通史研究方向傾注心力比較多，也許和插隊3年后在寶雞鐵路分局寶雞站裝卸車間、寶雞東站裝卸車間從事裝卸工作4年多的經歷有一定關系。

我報考碩士研究生，起先是選定史念海先生為導師的歷史地理方向的。遵循史念海先生開辟的學術路徑，進行實地考察，是我曾經從事研究戰國秦漢交通史取得一些學術收獲的重要條件。除了讀書階段的集體考察、實習之外，第一次自主確定路線的野外考察，是為寫作碩士學位論文《論秦漢陸路運輸》，于1984年4月成行的西安至商南古武關道。以自行車騎行方式走藍橋河、丹江戰國秦漢古路。沿途注意到藍橋河棧道遺跡，后來與焦南峰再次騎行至遺址拍照繪圖，發表了這段棧道遺存的調查簡報。后來又有關于藍橋河棧道形制及通行條件的研究成果發表。據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標示戰國秦漢武關的位置，處于丹江岸邊，似在今陜西丹鳳竹林關附近。經實地調查，可知這一標定似乎應當予以修正。由譚圖顯示唐以后武關的地點發現有“武”字陶文的漢瓦以及漢“武候”瓦當可以推定，戰國秦漢的武關已經在這里。相關認識，后來得以發表。1984年考察的收獲，還包括在當地文物干部指引下對商鞅封地的確認。

山間遠路，經過短橋瘦水，踏行高坡疏林，回想當時，有冒雨行走的記憶，也有烈日下推車上嶺揮汗不止的艱難步履。上秦嶺，上麻街嶺，一路上坡，都要推行兩三個小時。

后來我和周蘇平又以騎自行車的考察方式走子午道，在石羊關附近發現了非常漂亮的棧道遺存。以后得到的有關“直道—子午嶺”和“子午道—直河”彼此南北對應關系的認識，和這樣的實地行走經歷有直接的關聯。在嘗試文學寫作的年齡段，我還曾經寫過一篇三國故事的歷史小說，也是以子午道交通為背景的。

灙駱道考察與張在明、秦建明、周蘇平同行，根據道路通行狀況采用步行和騎摩托車交替的方式。我和周蘇平夜行嶺上，可能由于地圖繪制年代的問題，沒有迎上另兩位同伴騎車接應，不得不借宿在一位老年乞丐的柴棚中。面對篝火停坐一夜，不能放心休息。駱谷和黨水沿途的古道考察，有山路轉彎滑倒的意外，有推行摩托過橋落水的驚險，疾行躲避群狗的追逐，饑渴時尋覓崖上的山果……，回想當時經歷，一如拾取零落的遺珠。

古道通行的許多路徑，并非全是文化荒野。在位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分水嶺附近的牧護關一帶，村民們都熟悉的韓愈詩句“云橫秦嶺人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會使你聯想到大嶺層云之間古人的行跡和心跡。在古富水驛遺址附近，你不僅可以看到較大面積的秦磚漢瓦堆積以及村民筑作廁所豬圈使用的漢畫象磚，還能夠得知當地人們對于“富水驛”原名“陽城驛”故事的熟悉。武關道沿途不僅很多普通人會吟誦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等詩句，大家也熟知元稹、白居易驛壁題詩實現情感交流的故事。而嚴耕望、李之勤等交通史學者都曾經通過唐詩的記憶復原驛路走向、線路里程和驛館設置，發表過非常精彩的考論。

山林是自然的不經心之作，也為學問的生成和積累準備了異樣的條件。曾經在寶雞山區插隊三年的經歷，使得我對山野環境有著天然的親近。當然，和古代許多詠唱山林優越環境的隱逸者不同，我們是作為底層勞動者體驗這種生存條件的。當時盡管有各種辛苦，但是作為農人勞動生活的親身體驗，有利于后來的史學研究中對古農耕經濟基本操作模式的具體的理解。這畢竟是有一定益處的。我后來多次考察古代道路，以另一種身份走動在山野之中。檢點自己已經出版的學術專著，有百分之三十多大略可以算是交通史論著。可以說，許多研究心得是在山野行走時獲知的。

承張慶捷、趙瑞民、郎保利等朋友引領，我們曾經來到山西平陸漢唐黃河棧道遺址，看到他們辛苦發現并認真測定的古棧道遺存。在感嘆古代黃河纖夫們辛勞的同時，由所見工作照中乘坐救生艇身披救生衣的朋友們的形象，也通過他們語氣平和的講述，得知了考察工作中的生死艱險。讀他們的工作報告，于感動之余，也增益了對古代交通方式及其效能和意義的認識。

我曾經多次參與秦始皇直道考察。1990年8月步行旬邑——黃陵路段，除了負重爬坡的異常勞累之外，烈日暴曬，大汗淋漓，虻群圍攻，滿身血腫，走得異常艱苦。當時，為了推進有關秦始皇直道的考古學研究，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漢考古研究室于1990年夏季組織了對秦直道南段的考察。承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籌劃，同行者還有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在明，西北大學歷史系周蘇平。《光明日報》陜西記者站白建鋼送我們到陜西淳化甘泉宮遺址出發點。我們是西北大學考古專業77級的同班同學。焦南峰畢業后就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雍城考古隊副隊長，時任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資料室主任。張在明曾經在陜西省文物局文物處工作，后來到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任辦公室副主任，此次考察之前免職。周蘇平畢業后在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工作，后來回西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再師從田昌五教授在山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又回西北大學文博學院任教，后來到肇慶學院工作。

張在明后來參加撰寫“秦直道叢書”，在總結“秦直道考古收獲要點”時，簡要回顧了這次考察：“1990年8月。自起點陜西淳化秦林光宮始，步行調查、勘探秦直道，經石門關、馬欄、劉家店、調令關至旬邑轉角。對秦直道南段的線路設計和直道修筑的‘塹山’方式有了初步的認識，經考古鉆探，第一次發現了秦直道的路土。” 在《秦直道考古大事記》中，張在明是這樣記述的：“1990年。8月2—10日，與王子今、焦南峰、周蘇平步行調查秦直道，自起點淳化秦林光宮始，經石門關、馬欄、劉家店、調令關至轉角。”

雄山遠水，烈日高風。我們走在秦始皇時代開筑的這條著名的大道上，想象大軍行進，烽火連天的情景，尋找驛傳往來，兵馬巡迾的遺跡，獲得了有價值的考古發現，也體驗了有意義的艱辛行程。張在明等《嶺壑無語——秦直道考古紀實》錄有作者詩詞《興隆關懷舊》。其中寫道：“昨看艾蒿店，今在興隆關。麻灣餓飯處，一別十八年。”附記：“十八年前的1990年8月，王子今、焦南峰、周蘇平、張在明四人步行調查秦直道時，曾在黑麻灣林業站乞食。”在一個林業工區“餓飯”“乞食”的囧途經歷得以真實記述。2013年8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組織的直道考察途中，我曾有詩作轉發好友張在明、湯惠生等，可惜未能存留。回檢當時筆記，只尋得初稿兩聯“秦皇耕戰千秋業，長劍北南一線直”，“鄜州皓月秋光凈，直道古塵林色新”。后來拙著《秦始皇直道考察與研究》“后記”中附有重新補作的二首：其一：“古嶺曾經馳帝車，秦皇存定四極初。意得一統各安宇，烹滅六王莫不服。直道長城謀進遠，遺詔太子費躊躇。鄜州皓月秋光凈，廣路關山無字書。”其二：“堙谷塹山益苦民，千八百里走飛輪。夯硪荒嶺通直道，兵氣北邊衛大秦。草色林光沃血汗，封巒石闕紀悲辛。秦王蒙恬皆塵土，黔首士卒真圣人。”詩雖不工，而歷史感覺則是實在的。這是因為踏行在秦時路面，真切體會到當時工程實踐者的功勛與苦難的緣故。時間雖然相隔久遠，空間則在相同位置。張在明發掘富縣樺樹溝口直道遺跡面世的秦漢足跡遺存，當時偶然存留在塵泥之中，現在則長久深刻在我們心里。

《光明日報》開設“我是這樣做學問的”欄目，我應約寫了題為《學在山野，學在塵泥》的短文。此文被光明日報社評為2024年9—10月好稿一等獎，又為《文摘報》2024年9月21日5版“人物故事”轉載，似可理解為受到一定的肯定。這里答復提問，重復了文中部分相關內容。有必要說明，這些經歷，這些體會，這些認識，都是難以忘卻的切身真實感受。

三、多視角的觀察，多學科的借鑒

康香閣：您開拓生態環境史這一新領域，是否受到當代生態環境問題的啟發？請您談談如何通過對社會熱點的反思，發現“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這一學術課題的？

王子今：關于生態環境史研究，我初步涉足還是比較早的。第一篇論文應當說是攻讀碩士學位期間發表的《秦漢時期的關中竹林》（《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這是我發表的第3篇學術論文，距今已經43年了。就發表先后而言，甚至早于秦漢交通史研究成果。這篇小文主要是通過史籍文獻資料討論當時關中地區繁密的竹林資源。這是可以反映氣候條件和水資源條件的。隨后有《“伐馳道樹殖蘭池”解》（《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3期）、《秦漢時期的內河航運》（《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兩漢救荒運輸略論》（《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是在交通史研究中關注到若干生態史問題的。《兩漢流民運動及政府對策的得失》（《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3期）則是對行政史和交通史的思考，也涉及生態史。直接的生態環境史研究，較早的成果有《東漢洛陽的“虎患”》（《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試論秦漢氣候變遷對江南經濟文化發展的意義》（《學術月刊》1994年第9期）。而《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察》（《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的發表，大概可以算是正式傾力來做秦漢生態環境史這一主題的研究了。這篇論文原稿35千字，按照刊物要求，發表時壓縮到19千字。刊后被人大復印資料的《中國古代史（一）》和《中國地理》同時轉載。

后來有《秦漢虎患考》（《華學》第1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版）、《關于秦漢時期淮河冬季封凍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4期）、《秦史的災異記錄》（《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學第五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發表。我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2000年立項，最終成果是學術專著《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版）。《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分別從秦漢時期的氣候變遷、水資源、野生動物分布、植被等方面論述當時的生態環境條件，也分析了“影響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的人為因素”和“秦漢人的生態環境觀”。“生態環境與秦漢社會歷史”也作為一個專題有所說明。在“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的個案研究”題下就若干具體問題進行了討論。《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可以說是第一部中國生態環境史的斷代研究成果。這本書于初版16年之后，于2023年9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增訂版，列入“社科文獻學術文庫·文史哲研究系列”。增訂版修正了一些錯誤，又補充了初版后一些新的研究收獲，如“河西漢簡氣候史料解讀”“秦漢關中水利經營模式在北河的復制”“漢簡所見河西地區的野生動物”“公元前3世紀秦嶺西段的林產資源與林業開發”“秦漢陵墓‘列樹成林’禮俗”“北邊‘群鶴’與泰畤‘光景’：漢武帝后元元年故事”“草原生態與絲綢之路交通”“《史記》記載的蝗災”和“趙充國時代‘河湟之間’的生態與交通”等。

生態環境史研究屬于多學科交叉的學術主題。涉及氣候學、水文學、生物學等。作為沒有讀過高中的理科基礎非常差的學人，雖然做了很多努力，依然深知學業基礎方面的不足。通常所謂“惡補”，畢竟不能真正有效。

在《秦漢生態環境研究》（增訂版）最后，有“作者與本課題有關研究論著目錄”，列有學術論文99篇，譯著1種，學術述評、學術短文及其他文章14篇。最后一類包括《〈史記〉對“大疫”“天下疫”的記錄》（《月讀》2020年第3期）、《〈史記〉最早記錄了蝗災》（《月讀》2020年第6期）、《〈史記〉說“蜂”與秦漢社會的甜蜜追求》（《月讀》2020年第12期），均收入拙著《萬有喜：司馬遷筆下的秦漢歷史文化》（中華書局2025年8月版）一書中。另外，我的一本隨筆集《上林繁葉：秦漢生態史叢說》（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收入了《上林濃綠：秦漢宮苑“林麓之饒”》《〈西京賦〉的“椶柟”》《四皓“紫芝”故事》《上林“植物斯生”》《放馬灘秦墓木板地圖記錄的公元前3世紀秦嶺西段生態環境》《里耶秦簡“捕鳥及羽”文書的生態史料意義》《漢代的斗獸和馴獸》《“澤”與漢王朝的建國史》《漢代“天馬”追求與草原戰爭的交通動力》《秦漢北邊“水草”生態與民族文化史進程》《生態史視野中的米倉道交通》《太史公筆下“鼠”的故事》《〈史記〉“芬芳”筆墨：秦漢人的嗅覺幸福》《上古社會生活中的鶴》《關于曹操高陵出土刻銘石牌所見“挌虎”》《曹操高陵石牌文字“黃豆二斗”辨疑》等文。在這里說這些，是想告知讀者朋友，生態環境史研究是怎樣富有趣味的學術方向，又有怎樣廣闊的學術空間。

我的另一本屬于交通史與生態史交叉的拙著《漢代絲綢之路生態史》，是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重點項目“漢代絲綢之路生態史”的最終成果，即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瀚海”名實：草原絲綢之路的地理條件》《絲路交通的“地惡”背景》《居延“塊沙”簡文釋義》等內容，所涉及的地貌條件，是生態環境諸要素之一，然而卻是《秦漢生態環境研究》未曾討論的。

康香閣：有些學者雖然發現了很好的選題，但卻無法完成，包括有些學者雖然申請到了課題也無法完成，被撤銷了資格。您在研究方法上的許多創新，根據我的理解，您至少創新性地實現了三個研究范式的轉換。第一，從“交通史”到“文明史”的轉換。 您以文化傳播與文明互鑒為軸線，融合全球史視野與微觀考辨，構建了“大絲路”研究的立體分析框架，如《漢代絲綢之路文化史》《漢代絲綢之路交通史》《漢代絲綢之路生態史》就是具體的體現。第二，從“制度史”到“日常生活史”的轉換。 您的視角從宏觀的制度框架下沉到具體的社會生活，關注名物、兒童、性別等微觀層面，使歷史圖景更加鮮活、立體。如《秦漢名物叢考》對名物進行了精細考證，《秦漢社會史論考》則為我們打開了觀察古代社會的全新窗口。第三，從“內陸視角”到“海洋視角”的轉換。 您將研究視野從傳統的內陸中心轉向廣闊的海洋，代表作《秦漢海洋文化研究》，深刻揭示了秦漢大一統格局中的海洋元素，極大地拓展了秦漢史的研究疆域。

王子今：你說的“三個轉換”，語多過獎。先談談你說到的“具體的社會生活”以及“兒童”等“微觀層面”。對秦漢兒童生活的關注，始于《漢代兒童的游藝生活》（王子今、周蘇平：《漢代兒童的游藝生活》，《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的寫作。后來又有《兩漢的少年吏》（《文史》第51輯，中華書局2000年7月版）的發表。學術專著《秦漢兒童的世界》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度一般項目“秦漢時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的最終成果。雖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由于在兒科醫學、兒童心理學方面知識的缺失，相關論說未能深入透徹。

我這里再就第三點進行一點說明。拙著《秦漢海洋文化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版）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秦漢時期的海洋探索與早期海洋學研究”的最終成果。關于秦漢海洋文化研究，我還有一本《東方海王：秦漢時期齊人的海洋開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9月版）。另外，前面說到的《先秦兩漢時期：早期海上絲綢之路》（鷺江出版社2024年3月版），作為陳支平、王子今主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通史》的第1輯，也是相關研究成果。

秦漢在海洋資源開發方面繼承戰國以來的成就，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當時東洋與南洋海上航路的開拓，實現了空前的歷史性進步。早期海洋學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環渤海地區海上方士的活躍及其海上神仙信仰與長生追求的狂熱，秦始皇、漢武帝等有為帝王對“海”的關注，都是后世未能企及的。大致戰國以來，“天下”“四海”與“天下”“海內”的文化地理意識，表現了當時社會對統一的共同追求以及對海洋的空前重視。秦漢大一統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海洋文化和內陸文化逐漸融為一體。秦漢社會對海洋的觀察和理解，開啟了新的更寬廣的文化視界。考察秦漢文化的特質，認識秦漢文化的風貌，說明秦漢文化的地位，應當重視“海”的元素的作用。在這樣的認識逐步形成之后，我試圖通過自己的研究深化對秦漢時期海洋文化的認識。

所謂“海洋文化”研究，也需要多學科交叉的知識背景。我未能具備這樣的條件。包括探究海洋的物理屬性及動態過程，如海流、潮汐和海洋與大氣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海洋物理學，以及海洋生物學、海洋地質學，我都一無所知。因此，我的秦漢海洋文化研究，以科學眼光看，是淺層次的。但是愿意向理想的目標努力，也許又是應當肯定的。

拙著《秦漢海洋文化研究》附論三，即“中國古代文獻記錄的南海‘泥油’發現”。此文初刊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為《復印報刊資料·宋遼金元史》2016年第2期刊用。該文“摘要”寫道：“中國古代文獻記錄了利用南海‘猛火油’‘泥油’以為能源的信息。具體史事最早的明確記載，在五代后周時期。有學者將‘猛火油’與西北‘石漆’并說，注意到了這一發現與海底石油資源利用的關系。考察分析相關史跡，有助于理解和說明南海石油早期發現的歷史。海洋資源之深度開發體現的文明進步，也許可以將有關‘泥油’的歷史記錄看作紀念性標志之一。‘泥油’發現或與有關‘海底’的地質學、水文學、生物學知識積累有關。宋代文獻所見對‘大海底’‘深海底’的海洋資源開發，以對珊瑚、珠蚌的采獲為例，上溯探索‘海底’的技術淵源，可以至于秦漢時期。”顯然，深刻揭示相關問題的科學史和技術史淵源，需要多方面的知識積累。這一點我自愧無能。在《秦漢海洋文化研究》出版之后，又有拙文《西漢東越海事史的“揭陽”“海風波”》（《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發表。漢武帝時代，東越參與漢帝國遠征南越的海上進軍，卻中途退兵，其理由是海路航行的嚴重危難，史稱“以海風波為解”。這是史籍第一次以“風波”言海難威脅。考察戰事發生的季節，不排除臺風災害的可能。以“風波”記述航海遭遇的風浪之災，漢代還有其他史例。關于海上絲綢之路交通，也有“苦逢風波溺死”的記載（《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軍事史所見“伏波”名號，應當與克服“海風波”有關。“海”“風波”或說“海風波”，也成為后世史書記述海事的語言習慣。我試圖考論“揭陽”“海風波”這一海事史記憶可能與臺風有關，可是因為資料有限及知識基礎不足，提出的只是推想。

四、寄語青年學子

康香閣：獨特性，是您在長期研究中形成的個人學術風格。我嘗試概括為三個方面，請您談談看法。第一，“獨具只眼”的問題意識。 李學勤先生曾以此評價您的《秦漢交通史稿》，這應是說您善于從尋常甚至邊緣的材料中發現重大歷史問題。例如《古史性別研究叢稿》，便體現了這種眼光——選擇性別視角重新解讀秦漢社會結構，將看似與女性無關的政治、經濟、軍事現象納入分析。第二，邊緣議題的深度開掘。 您敢于涉足他人鮮少問津的領域，從獨特的文化現象中挖掘歷史深層的邏輯。如《中國盜墓史》，便是將一項被長期忽視的社會文化現象提升到嚴肅的學術高度的研究。第三，“以小見大”的微觀視角。 您擅長從一個具體現象切入，透視宏大的歷史脈絡。例如從“女子從軍”這一現象，揭示性別觀念與軍事制度、國家禮法之間的深層張力。這一特點在《中國女軍史》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王子今：你的概括，對我的工作多有表揚。應當說，力求創新，以盡可能地探索歷史真實，是眾多史學工作者共同的追求。

康香閣：能不能請您談談，您目前和下一步正在做或將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王子今：我有一個項目正在進行，就是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規劃項目“秦漢社會下層勞動生活研究——以出土文獻為中心”。就此已經有若干階段性成果。

我近年對于勞動史有較多的關心。已經刊發的拙文有《說〈戰國策〉〈淮南子〉“白汗”“鹽汗”——基于早期生理史、勞動史與鹽史的認識》（《人文雜志》2019年第5期）、《漢代河西戍卒的“除沙”勞作》（《重慶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史記〉中的“民勞”“勞民”主題及其勞動史意義》（《河北學刊》2023年第4期）、《“酈山徒”身份考議》（《中國文化》2024年秋季號）、《勞動史的意義：史學多視角考察的聚焦》（《武漢大學學報》2025年第3期）、《居延戍卒“除土”“除沙”的“土功”性質及其勞動強度推算》（《秦漢研究》第23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25年8月版）等。

對秦漢工程史研究亦多留心，已刊拙文有《論“酈山徒”“授兵”：秦大型工程的軍事化營作》（《秦漢研究》第17輯，西北大學出版社2022年6月版）、《秦漢交通工程的經濟史與社會史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2023年第6期）、《“秦人好興事”及秦大型工程的歷史言說與行政史教訓》（《河北學刊》2025年第1期）、《秦工程管理的“小國之制”遺存——睡虎地秦簡研讀》（《江漢考古》2025年第4期）、《論瓠子治河工程“群臣從官”“負薪”》（《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等。

戰國秦漢技術史也是我今后可能投入力量的學術方向。以前討論過秦統一的技術層次的條件。秦漢交通技術研究亦曾用力。近年發表的論文有《公輸般、墨翟“兵械”攻守推演與東周機械技術進步》（《理論學刊》2024年第6期）、《趙豹反戰論的生產力比較視角——論“秦以牛田、水通糧”“不可與戰”》（邯鄲學院學報》2024年第4期）、《《周秦歷史變局中技術進步的意義》（《光明日報》2025年6月16日第14版“史學”）等。學術專著《周秦之變：地理·人文·技術》（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版）也把“技術”作為一個考察方向。

另外，我現在參與的一個項目，是2023年國家社科基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專項”項目“新發現周秦漢唐西北民族關系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作為階段性成果，已經提交了一部書稿《秦漢民族關系史研究叢稿》。就這個學術方向，還有一些思考，還有一些半成品，還會做進一步的努力。因為參與“三交史”的工作，在《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版）和《匈奴經營西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的基點上，還有就民族史做推進性探索的熱情。

康香閣：王先生，您剛才談到了下一步的工作。最后想請您談談，在您心目中，一個理想的歷史學者應該具備怎樣的品質？另外，如果給年輕學者提幾條建議，您認為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子今：一位有責任心的歷史學者應當有所作為，愿意使自己的學術成果形成文化影響，如司馬遷所謂“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如果以為“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期求過高，至少也應當力爭為人類知識寶庫增添一些有意義的內容。那么，應當以正直的視角觀察歷史，以實證的精神考論歷史，以科學的態度說明歷史。就你所說的“品質”而言，應當“好學深思”（《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實事求是”（《漢書》卷五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劉德》），與司馬遷否定的“浮說”“浮辭”劃清界限，遵守學術規范，努力獲求真知。

我愿意向青年學者提這樣的建議。愿意力倡兩個字的追求：一個字是“新”，一個字是“勤”。

“新”，就是力求創新。 要有新的探求，新的方法的開拓，新的領域的拓進，新的成果的推出。不能老在別人走過的路上轉來轉去，一定要有自己的創建。這里當然也期望要有一種學術的“孤勇”，不盲目迷信，不隨波逐流。

“勤”，就是勤勉。我現在在西北大學任教。西北大學的校訓是“公誠勤樸”。“勤”，我認為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工作精神，也是一種人格風范，一種道德水準。希望年輕的史學學人能夠有勤的動能、勤的韌性、勤的持久力。

關于研究主題，可以考慮在以下方面有所努力：1.關注社會下層民眾的生產和生活；2.關注技術史對于歷史進步意義的發現和總結；3.關注歷史主流和支流的變化；4.關注歷史進程中的倒退現象。

康香閣：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您對年輕學者的期望，您最想說的是什么？

王子今：如果用簡潔的語言表達，還是想借用陳寅恪的話，表達與年輕學者共勉的意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說明：該文在整理過程中，參考了王子今先生的諸多論著。為方便讀者了解王先生的學術歷程，

按第一次出版的時間順序列出其學術著作：《中國古代交通文化》（1990年），《交通與古代社會》（1993年），《毛澤東與中國史學》（1993年），《權力的黑光：中國封建政治迷信批判》（1994年），《秦漢交通史稿》（1994年、2013年增訂版、2020年），《門祭與門神崇拜》（1996年），《中國古代交通》（1996年），《中國古代行旅生活》（1996年、1998年），《跛足帝國：中國傳統交通形態研究》（1996年、2025年），《史記的文化發掘：中國早期史學的人類學探索》（1997年），《中國女子從軍史》（1998年），《中國文化節奏論》（1998年），《秦漢區域文化研究》（1998年、2022年增訂本），《“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1999年），《中國盜墓史：一種社會現象的文化考察》（2000年），《20世紀中國歷史文獻研究》（2002年），《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2003年），《走向大一統的秦漢政治》（《中國政治通史》第3卷，2003年），《郵傳萬里：驛站與郵遞》（2004年、2008年），《古史性別研究叢稿》（2004年、2020年增訂版、2025年），《門祭與門神崇拜——“門”的民俗文化透視》（2006年、2026年），《錢神——錢的民俗事狀和文化象征》（2006年、2026年），《秦漢社會史論考》（2006年），《中國盜墓史》（插圖珍藏版，2007年），《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2007年、2023年增訂版），《千百年眼：皇權與吏治的歷史掃描》（2008年），《文景之治》（2008年），《秦漢史：帝國的成立》（2009年、2017年），《中國歷代王朝開國檢討》（2009年），《竹枝詞研究》（與王慎之合著，第二作者，2009年、2025年增訂版），《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2011年），《漢代兒童生活》（2012年），《秦漢社會意識研究》（2012年），《歷史學者毛澤東》（2013年），《秦漢稱謂研究》（2014年，2022年英文版），《王子今學術經典文集》（2014年），《秦漢交通史新識》（2015年），《東方海王：秦漢時期齊人的海洋開發》（2015年），《中國蜀道·歷史沿革》（2015年），《秦漢交通考古》（2015年），《戰國秦漢交通格局與區域行政》（2015年），《中國古代交通文化論叢》（2015年），《秦漢名物叢考》（2016年、2023年增訂版），《卸妝羋月：宣太后世家》（2016年），《匈奴經營西域研究》（2016年），《漢簡河西社會史料研究》（2017年），《長沙簡牘研究》（2017年），《秦漢兒童的世界》（2018年、2024年、2026年英文版），《秦始皇直道考察與研究》（2018年），《千秋太史公：司馬遷的史學與人類學》（2018年），《秦漢鹽史論稿》（2019年），《插圖秦漢兒童史》（2020年），《芝車龍馬：秦漢交通文化考察》（2020年），《權力的黑光：中國傳統政治迷信批判》（2020年），《秦交通史》（2021年），《秦史人物論稿》（2021年），《秦漢海洋文化研究》（2021年），《秦人的信仰世界》（2023年），《秦擴張史：土地與民人》（2023年），《漢代絲綢之路文化史》（2023年），《先秦兩漢時期：早期海上絲綢之路》（2024年），《什么是秦漢史》（2024年），《中國女軍史》（2024年），《東方帝國的營造：秦漢王朝政治史》（2024年），《開國君王的成功》（2024年），《萬有喜：司馬遷筆下的秦漢歷史文化》（2025年），《周秦之變：地理·人文·技術》（2025年），《秦宣太后傳》（2025年），《灞陵折柳：中國古代行旅生活》（2025年），《史記的文化發掘——中國早期史學的人類學探索》（2025年），《盜墓：歷史發現與文化考察》（2026年），《黑與紅：秦漢帝國史講談》（2026年）。

原文刊于《邯鄲學院學報》2026年第2期，引用/轉發請根據原文并注明出處。參考注釋請查閱《邯鄲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