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羅章龍回憶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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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羅章龍

羅章龍（1896年11月30日—1995年2月3日），原名羅璈階，湖南瀏陽人。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曾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參加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并和李大釗發起組織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共創建時的黨員之一。在擔任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人期間，先后組織領導了隴海鐵路、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開灤五礦工人大罷工及京漢鐵路工人總罷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連續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是中共第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后，歷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后，他組織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省委”、“第二工會黨團”等組織，1931年1月被開除出黨。1934年起，任河南大學、西北大學等校經濟學系教授。建國后，先后在湖南大學、中南財經學院、湖北大學任教。先后被選為第五、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78年起，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1995年2月3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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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月）

羅章龍

注：本文節選自《回憶黨的創立時期的幾個問題》中的一、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

（一）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名稱，是后人給起的。

在過去，對內對外都沒有用過這個名字，現在既然用慣了，為了稱呼方便起見，我們仍舊用這個名字。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范圍在北京，北方區委那是以后的事。現在談小組產生的情況。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蘇聯內部許多事情還沒有就緒，遠東還有白俄搗亂，赤塔還未解決，因此中蘇關系沒有解決，中蘇之間無來往。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國際成立，中蘇關系也開始有了往來。共產國際是支持遠東各國的民族革命運動的。同時俄國革命勝利后，處于帝國主義封鎖包圍之申，因此他們也需要找同盟軍。一九二〇年五月第三國際的使者維金斯基來到北京。

那時聽說維金斯基來北京是通過日本來中國，又有人說他是直接來中國的。維金斯基來北京之后，首先見到了李大釗同志。

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以后，在國際上有了一些聲望，當時歐洲一些國家，漸漸與北大有往來。一是圖書的交換，二是北大的同學出國留學，只要由北大出一個證明，證明學習過什么課程，國外都承認有效，而其他學校則沒有此種地位。

李大釗先生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館長，他在當時寫了不少水平很高、語言精彩的文章?！缎虑嗄辍飞闲麄黢R列的文章就數他的最多，因此在那時，享有很高的名望。所以外國人到北大找李大釗先生是很自然的事。

維金斯基訪問李大釗先生，不是盲目而來，而是事先做了準備工作的。首先維金斯基了解到李大釗先生是贊成十月革命的。維金斯基同李大釗見面談了一席話之后，然后維金斯基要求見見參加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同學。這樣大釗先生就找了幾個同學，人數不多，有十個八個的同維金斯基見面。其中有劉仁靜、鄧中夏、李梅羹、張國燾、羅章龍等。在這些成員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我們同維金斯基見面的座談會是在圖書館開的。在會上他首先介紹了十月革命，宣傳了馬列主義。他還帶來一些書刊，如《國際》刊物。他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除帶了俄文版本外，還帶有英文、德文版本。除此外還有一些其他書籍。我記得其中有一本書是一個英國記者用英文寫的介紹十月革命的書，書名是《震撼世界的十天》。其次在座談會上，維金斯基還詳細介紹了蘇聯的各項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業、礦山、銀行等等收歸國有的政策，工廠實行工人監督與管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蘇聯成立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管理全國工業的制度，列寧提出的電氣化的宏偉規劃，還講到了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面臨種種困難，為了解決困難，蘇聯在那時不得不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余糧征集制等等。這次談話內容很多，談了若干次才談完。我們當時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蘇聯，他談的這些情況，使我們耳目一新，我們非常感興趣。

它使我們對蘇聯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看到了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輪廓。

維金斯基這個人工作很細致。他來了之后，除了開座談會，介紹蘇聯情況，了解中國情況之外，還找人個別談話，通過個別談話，把座談會中不易了解的情況了解了。當年維金斯基有四十多歲，是一個有知識，有工作經驗的人，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他也能給恰如其份的回答。他的英文很好，能用英文直接與同學談話。再一個他對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問題很有研究。關于五四運動，他問得很細，對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相互勾結的情況看得很清楚，對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以前我國的歷史也很熟。

維金斯基是好的，對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維金斯基這個人有學問，又有斗爭經驗，看問題比較客觀。他同李大釗先生談話很融洽，對李大釗先生評價很高。他在座談會上曾暗示說，你們在座的同學參加了五四運動，又在研究馬克思學說，你們都是當前中國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勵在座的人，要好好學習，要了解蘇聯十月革命，正因如此，中國應有一個像蘇聯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我們認為他談的這些話，很符合我們的心愿。我個人體會，通過他談話，對共產主義遠景，對十月革命，對蘇聯都有信心了，對世界革命也有信心了。

維金斯基在北京期間，同我們這些人，相處得很熟。他離京去滬之前，還開了一次座談會。在這次座談基礎上，其中一部分人，即李大釗、張國燾、劉仁靜、李梅羹、羅章龍五人成為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以后很快又有一些人參加。

我們組織起來以后，就開始搞工人運動，搞青年團的工作。李大釗先生是我們的召集人，是我們的領導。這時候，我們這些人都有些工作，但沒有什么明確的分工，誰做什么都是根據當時的需要。

（二）

從五四運動開始，一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同學，自發地組織起來，做些宣傳、翻譯工作，同時也有一些行動。由于這些工作，發展到經常在李犬釗辦公室集會、碰頭。大家不止一次地、自然而然地談到需要建立一個組織。我記得李大釗先生常常說起：“我們組織要擴大，要吸收很多人，事業要求我們這樣做。”下邊許多同學向往蘇聯十月革命，向往蘇共組織，也迫切想建立共產覺的組織。我們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個人。

不止在一個地方醞釀這個問題，但真正組織起小組，還是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到北京來，在李大釗辦公室召集了幾次座談會之后。維金斯基同我們談話中，啟示我們在中國應建立共產黨的組織。我們聽后更迫切地希望這一次能解決建黨問題，真是“人同此心”！維金斯基還說：當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雖然還未開黨代會，未經共產國際承認正式形成，但看得出來已有自發性的雛形組織。你們想組織起來，你們的意思很好，我把你們的意思向上面（指共產國際）反映。

共產國際代表還給我們一些零零星星的任務。所以，我們共同認為我們的想法、做法已得到國際代表的承認。嬰兒已誕生，組織問題落實了。此外，共產國際代表還找了一些同學個別談話。

維金斯基是一個非常細致的，有學問、有經驗的人。在座談會上，他說歡迎在座的同學找我個別談話。那時他住在東城王府井外國公寓處。我也去談過，談話沒有翻譯，有一次記得比較清楚。我坐下來之后，他像談家常一樣，問我，你是哪里人？我說：“我是湖南人?！彼伊藦埖貓D看了看，說：“這離北京很遠吧。”他還說：“你們同學中間，南方人不少，家離這里都很遠。”然后他又問，你們是如何學習的，從前讀過一些什么書，現在在讀什么書，學校里現在教些什么，學些什么。我就把學習的情況，看過的書刊，一一向他談了。同時把我們學習中存在問題和困難也跟他說了。我說，現在我們學習的書很少。他就把北大地址、個人名字及通訊處都記下來，并答應回去以后寄些讀物來。除此以外，他還同我談了一些青年的理想、前途的事。他還說，俄國在革命以前是非常落后的。維金斯基是學統計學的，他列出一些數字，說明在革命勝利之后，工農業生產的增長，這些成就主要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對中國的事，他也談，談得非常廣泛，他知道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情況，從義利團談起，一直談到當時的革命。他說，俄國革命已經走在前面，中國革命的前途定會好起來，當然困難是會很多的。那時，我們把他當做老師和朋友。他搞過工人運動，因此他也很自然地同我們談起他的工作經歷。他很熱悉美國的工人運動。我同他談過話之后，心里歡天喜地。臨走時，他說，我們見了面，談了話，這不是老生常談。意思是說，以后會有結果的。

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最早的成員至少有李大釗、李梅羹、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等人。后來發展更多的人，再后就有幾十個人。

關于無政府主義者是否參加了維金斯基的座談？是否先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然后又退小組？這個事我沒有印象。

當時我們北大無政府主義者不少，有區聲白、陳德榮、黃凌霜……隨便一說就有十來個。我們當時已明確幾點：第一，我們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我們是擁護蘇聯十月革命的；
第三，我們是要搞工人運動的。在這三點上，當時我們與無政府主義是有很不同的看法的。舉例說，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一九二一年曾經出席過伊爾庫茨克的東方少數民族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是由北京、上海的中共組織辦的，中共當時也有代表出席這次大會，另外還吸收了黃凌霜等七、八個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他直到出席這次會議回來之后，才表示自己現在相信蘇聯革命是正確的，宣布他信仰馬克思主義。他的表態文章曾經在《新青年》上登過，這證明他去開會之前還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參加這次會議回來之后，有的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黨，有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沒有參加黨，黃凌霜雖然發表過聲明，但最后仍然沒有參加黨。

當時，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工作中不分彼此，但是在黨外合作。無政府主義者參加黨后再退出，記不清有這回事。后來發展到北方區委時，無政府主義者在黨外同我們合作得仍然很自然很親密的?，F在我有這樣一些印象，何孟雄的愛人繆伯英比他先參加黨。何開始是無政府主義者，最初他不贊成我們的做法，可我們想爭取他。那時他已結婚，繆伯英是女師大的，我們通過她去做何孟雄的工作。最初何孟雄表示想不通。他說，他不相信十月革命，經過很長時間，我們同他展開辯論，敞開了同他談，最后他表示，我的問題你們已經給我解決了（這時已有共產主義小組），現在我可以搞工人運動了。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的十九人中有他，那時正是我們爭取他的時候。還有的無政府主義者，盡管我們做他的工作，最后還是不成，如朱清矜，我們通過他的愛人楊默端一起做他的工作，后來他說不要做了，我不跟你們一道。

在五四運動的行動小組中間，有七、八個人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七、八個人和我們一起搞斗爭，是沒有界限的，是親密無間的，但一到屋子里談問題，他們就想不通。我這個說法，以后可作為一個專題來研究。

一九二〇年五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是五、六個人，沒有名義，李守常是小組的負責人，對外活動是他以個人名字向國際或地方發信。

李大釗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但他沒有門戶之見，他對別的學生會組織也是聯系的。如周總理的覺悟社與北京往來活動的情況，我是從李大釗先生口里第一次知道的。李先生說這個社的青年是非常好的，他同他們有往來。覺悟社的人來京，就找李先生。五四運動、六三運動，周總理出國之前，和李大釗先生之間常有往來。通過這些活動，我們進一步認識了覺悟社的同志，如周總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李振澸（河北人）、諶小岑、李峙山（女）。覺悟社還有一個劇團，到北京來演出過。

（一九七八年九月四目、九月十一日，張德鐘記錄整理，經羅章龍本人審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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