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只要產生問題的土壤存在，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情況就在所難免。所以，給教師減負除了要嚴格落實減負措施、不觸碰紅線，治理思維需要更深一層、更進一步，從根本上破解學校和教師職責過載問題。
來源 | 中國教師報
作者 | 李紀超
山東省煙臺市教育局
最近，兩則涉教師負擔的消息引發關注：河北邢臺某區因周末發生學生打架事件，教育部門安排中學教師周末到縣城大街進行安全巡邏，每校每天派兩名教師在劃分區域巡邏，甚至要到網吧、臺球廳附近查看是否有學生不當行為；四川達州、成都等地學校落實大宗食材進貨“雙人或多人聯檢”查驗制度，要求教師清晨到校驗菜，強制輪班，不遵循自愿原則。事件曝光后，兩地均迅速叫停、整改。
讓教師當巡邏員、驗菜員，是典型的非教育教學任務，觸碰了給教師減負的紅線。叫停是當然之舉，但如果到此為止，恐怕還未觸及關鍵。
給教師“增負”事件屢見報端，與基層管理方式粗糙有關，也與學校和教師的職責過載困境有關，本質是與學生有關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責任未能科學分配，最終由作為末梢的學校兜底，這是當前教育領域一個需要被正視的現實問題。
當前，學校和教師職責過載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學校功能泛化，職責已從相對單一的教書逐步擴展至學生管護、生活服務、安全保障、心理干預等方面功能，但學校架構和人員配備卻未能完全同步，任務多了、人沒增加，只能內部消化，最終轉嫁到一線教師身上；
二是責任歸因錯位，當前社會競爭壓力、家庭教育缺位等問題凸顯，只要事關孩子，都歸結為學校、教師的責任，這種“出事就找學校”的思維慣性將孩子成長中的大量社會責任單向度壓在了教育系統；
三是解決問題的路徑依賴，期待學校扮演全能角色，把所有與孩子有關的問題都拋給教育部門、學校和教師，體現了一種治理上的惰性——與其費力協調多部門，不如向教育“一派了之”。
從這兩起事件看，讓教師上街巡邏起因是周末發生學生打架事件，教育學生學校責無旁貸，但重點應是校內，如果把社會層面的管理也劃歸學校，顯然超出了學校的職責范圍；供餐服務目前已經成為學校的標配，保障食材質量是應盡之責。落實核驗制度的確必要，但學校本就面臨編制緊張、人手不足的問題，驗菜制度無疑又增加了人員成本。正如當地回應稱“食堂管理人員有限，不得已動員教師參與”。一句“不得已”道出了現實困境。
近年來，國家和地方層面都密集出臺了系列教師減負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依然禁而不絕，原因在于糾治往往只回應了“不要干什么”，卻未解決“該干的活誰來干”的問題。只要產生問題的土壤存在，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情況就在所難免。所以，給教師減負除了要嚴格落實減負措施、不觸碰紅線，治理思維需要更深一層、更進一步，從根本上破解學校和教師職責過載問題。
一要厘清權責邊界，解決職責超限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學校承擔的是教育、管理職責，而非監護責任。我們要梳理學校職責清單，分清哪些是教育教學核心職能，哪些是保障服務職能。對于確需學校承擔的衍生職責，如心理健康教育、食品安全管理等，應在編制核定、崗位設置、經費撥付中予以保障，而非只給任務不給資源。如果確實無法增加人員，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解決，不能轉嫁給教師。
二要明晰角色定位，解決責任倒掛問題。良好的教育生態是各歸其位、各盡其責——家庭當好第一課堂，社會當好成長的大課堂，學校回歸育人的主陣地。需要學校參與的事項應明確責任，不能把學校和教師當作唯一責任人。在甄別的基礎上再進行責任認定，責任主體是學生監護人的，就不能以學生身份為由全部交給學校。
三是破除路徑依賴，解決方法單一問題。解決教育管理和服務問題要摒棄“派單式”惰性，轉向更加科學、專業、協同的治理體系。學校、家庭、相關職能部門要各盡其責，特別是專業的事應由專業機構和人員來干，而不是把教師變成“萬金油”。如此，教師或許才能從“萬能接口”回歸教書育人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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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2026年7月1日3版
編輯 | 皮皮兵不皮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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