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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媽說,要帶我們去東麻扎吃杏兒。這句話,從今年春末一直念叨到夏深,像一枚熟透的果實,掛在全家人的心頭。
記憶里的愉群翁,五月一到,大姑娘小媳婦便活泛起來。那時節,人人都在生產隊的田壟間掙工分吃口糧,日子被鋤頭和鐮刀割得細碎,但女人們總有辦法從縫隙里擠出一點甜——相約去吃桑梓、吃杏兒、吃西瓜。說是吃,其實是借個由頭,聚在一起說笑、透氣、把日子的重擔暫時卸在田埂上。
一般都是午后,她們收拾完碗筷,揣一壺茶水,帶一塊舊布單,往大桑樹下一坐,搖落紫黑的桑果,染得嘴唇和指尖都是夏日的印記。回家時,壺里裝滿了帶給孩子的桑梓,那壺本是用來盛茶的,卻成了甜蜜的容器。至于曲魯海的野杏兒,更是兒時心頭的向往,仿佛那山間的杏林藏著另一個世界。
如今,愉群翁的女人不再需要借吃桑梓之名出游了,旅游、聚會已是尋常。但到了五月,她們依然會相約“去吃桑梓”,這成了一代代傳下的暗語,是初夏的儀式,是鄉愁的接頭暗號。而我們這次,是真的要去吃杏兒——跟隨母親,去一個叫東麻扎的地方,那里有父親的老兄弟。
那位維吾爾叔叔,是父親年輕時結下的緣。六十年前,一個寒夜,父親的馬車壞在東麻扎,借宿在一戶維吾爾人家。那家的老母親,獨自拉扯五個孩子,卻為陌生的趕車人端上熱飯,又讓兒子們修好馬車。從此,父親每次路過必去探望,認了干親,老母親視父親如己出,她的孩子們都喊他“阿卡”。
我十五六歲時,曾隨父親去看望那位維吾爾奶奶,她抱著我左右親貼,滿是皺紋的臉笑得像朵波斯菊。后來奶奶走了,再后來父親也走了,只剩下最小的兒子一家,還和我們年年走動。這份情,像杏樹的根,不聲不響,卻扎得極深。
周六清晨,我們三代二十一口人,跟著八十五歲的母親,浩浩蕩蕩駛向東麻扎。車里裝著野餐的家什,孩子們興奮地問著“杏樹高不高”。導航將我們引到叔叔家院門前,院里早已鋪好榻榻米,風扇呼呼轉著,桌上擺滿馓子、瓜果、自制的點心。
維吾爾叔叔全家迎出來,大人孩子依次握手、貼面,額頭碰著額頭,笑意像陽光一樣晃眼。我們說好不打擾,直接去果園,可話音未落,熱騰騰的羊肉納仁已端上桌——大塊肉鋪在寬面上,澆著滾燙的皮牙子湯汁,眾人吃得汗流浹背,卻酣暢至極。
飯畢,在小院里合影,兩家人簇擁著母親,她坐在中間,被維吾爾嬸嬸攬著肩,像回到六十年前那個寒夜的火爐旁。隨后車隊駛向果園,二十畝的園子,核桃樹、蘋果樹、棗樹錯落,而主角是那片杏林。新栽的樹上干杏正值初果,枝頭掛著黃澄澄的果子,摘一顆,輕輕一掰,甜汁便淌出來。
孩子們在樹下追逐,曾孫輩的小不點夠不著樹枝,便騎在爺爺肩上仰頭去咬,惹得眾人笑作一團。母親坐在帶來的布單上,看著滿園熱鬧,看著摘杏的兒孫。如果我們的老父親還在,那該多好,他一定非常高興。風吹過杏葉,沙沙的,像是應答。
太陽偏西時,我們收拾行裝,準備回愉群翁吃火鍋。不料叔叔的兒子一把“劫持”了母親,將她塞進自己的車,揚言非要去他開的餐廳再吃一頓。我們只好跟著,來到鎮上的“辛勤快餐廳”,空調涼絲絲的,碎肉面上桌,配著刨冰酸奶,一身暑熱頓消。臨別時,女人們每人收到一對繡花枕巾,孩子們都有紅包,維吾爾叔叔拉著母親的手,再三叮囑:“八月桃子熟,一定再來。”
回程的車上,母親靠著窗,手里攥著枕巾,嘴角帶著笑意。夕陽把路邊的白楊染成金色,我想起兒時那些裝在壺里的桑梓,想起曲魯海山上遙不可及的野杏,想起父親趕著馬車消失在土路盡頭的身影。
原來,吃杏兒從來不只是吃杏兒——它是女人們苦日子里的一口甜,是父親寒夜里的一碗熱飯,是跨越半個世紀、兩個民族、幾代人的牽掛。如今,杏兒更甜了,情誼也更沉了。我們帶回家的,不止是滿車的果香,還有被歲月反復擦拭過的、溫潤如初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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