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怎么活著？”：他用人生最后十年，譯出百萬字巨著《約翰·克里斯朵夫》

羅曼·羅蘭雖是諾獎得主，但在當下遠非“熱門”作者，其代表作《約翰·克里斯朵夫》長達百萬字，通讀也不易。然而，這部作品及其靈魂閃光，曾照亮不止一代對生活有真切追求的人，魯迅、茅盾、巴金，當然還有翻譯家傅雷……他們生命中都有約翰·克里斯朵夫的身影。《約翰·克里斯朵夫》對他們的生命產生影響，或許有時代因素，或許因個人困境，或二者兼有，但根底大概都是羅曼·羅蘭困惑的起點：“我應該怎么活著？”

羅蘭因此尋求多年，最終敞開心靈，獲得啟悟，繼而創作，把自己所得以作品的形式呈現給“必有一死的一切”。某種意義上說，《約翰·克里斯朵夫》是羅蘭對“怎么活”這一問題的鄭重回答。

“我應該怎么活著”，是每個人或早或晚都要直面的核心問題。羅蘭在《約翰·克里斯朵夫》中展演了一個鮮活靈魂的世間軌跡，從出生到死亡/重生，苦悶、迷惘、反抗、戰斗，憤慨暴躁、狂喜博愛，生命之河自然流動，內心豐盈而又駁雜，當一切沉淀如泥沙，最終等待克里斯朵夫的，是一切的“和諧”，一切的“融合”，如羅蘭所說，“念念不忘的始終是融合。人與人之間的融合，人與宇宙的融合。”這是一個漫長、不確定，卻又暗合某種超越人類測度的更高規律的流動過程，就如每個人的生命。

也許是因為《約翰·克里斯朵夫》的這些特質，克里斯朵夫的命運又在一定程度上契合著自己的生命，《巴黎圣母院》譯者管震湖選擇在垂暮之年翻譯它，及至當下譯稿出版，他已去世十五年。關于為什么主動選擇這部作品，譯者女兒管可風說：“再也沒有比這部巨著更能讓一個飽經滄桑的老知識分子通過翻譯，實現對自己曲折漫長卻已來日無多的生涯的回顧、自省與宣泄了。”此一譯事，蘊含著譯者的生命領悟。

管震湖（1924—2011），1946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歷任中學教員、新華社國際部編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法語系教授。翻譯了大量法語哲學、文學作品，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于2002年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

《約翰-克里斯朵夫》

作者：[法]羅曼·羅蘭

譯者：管震湖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6年2月

“《約翰·克里斯朵夫》的

最后一個譯者”

新京報：先從您父親管震湖先生（1924年－2011年）聊起。他在垂暮之年翻譯百萬字之巨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據您所知及猜測，是出于什么原因？

管可風：這次到北京，此書的責任編輯也給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她說：為什么管先生要在遲暮之年去挑戰一部被認為是不可逾越的經典？這個問題讓我感觸頗深。因為此前我沒有太糾結這個“為什么”，也許是因為無意中有一個不言自明的答案，即：再也沒有比這部巨著更能讓一個飽經滄桑的老知識分子通過翻譯，實現對自己曲折漫長，卻已來日無多的生涯的回顧、自省與宣泄了。

翻譯雖然不同于原創，在構思和表達上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在對象的選擇上，在執著和投入的程度上，必然反映了譯者的思考和意志，反映了他們的內心世界。楊絳先生翻譯《堂吉訶德》，季羨林先生翻譯佛教經典，我想應該也有類似的動機，包含了他們個人的生命感悟。感悟來自人生經歷。

我父親和約翰·克里斯朵夫，相隔了百年時空，一個是汲取了羅曼·羅蘭思想脈絡的英雄，一個是對自己的人生總結為“渺小”的一介知識分子。但是他們之間并非沒有共同點，尤其是青年時期的管震湖，在追求“真理”、反抗社會不公方面，在熱愛藝術和古典音樂方面，甚至在血氣方剛的性情方面。父親那一代知識分子繼承了五四青年的一些特質：革命+抒情+戀愛+音樂和藝術，父親亦如此。比如他自由奔放的戀愛，寫抒情詩，演話劇，特別是對古典音樂的熱愛，一度使他在考大學時苦惱于英國文學和音樂指揮。而地下黨活動，在追求對世界的認知的同時，對青年學生來說，又充滿了浪漫、驚險和英雄主義。可以說那一代左翼青年以青春的激情投入革命、藝術、愛情，又從革命、藝術和愛情中汲取激情的源泉。

所以說，《約翰·克里斯朵夫》是非常容易引起父親這樣知識分子的共鳴的。這本書不僅是他熱愛的法國文學，更是他年輕時相信過、追求過的人生。克里斯朵夫的所有特征中，精神獨立，追求自由，反抗社會不公、忍受孤獨、堅持信仰等，父親可能更傾倒于“堅持信仰”。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父親有一個近乎宗教式的宣言：“如果這個世界上只剩下一個共產黨人，那就是我。”記得有一天，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父親隔著茶幾走過來，突然道出這句話，我一時無言以對。后來我在他的回憶錄中再次讀到這句話。

管震湖，上世紀40年代末。

新京報：您父親的回憶錄和這本書的翻譯是平行進行的嗎？大概有什么樣的內容？

管可風：回憶錄的撰寫始于二十世紀90代后期，在著手翻譯《約翰·克里斯朵夫》之前，時間的橫軸上，回憶錄的后期與翻譯克里斯朵夫的初期是重疊的。從出生寫到右派獲得改正，大約20萬字，重點涉及了人生的兩次重大轉折。首先是高中時接觸到《共產黨宣言》，其次是在反右過程中，既坦白了自己三番五次的自我批判，也記錄了勞改期間被判定為“抗拒改造”因而延長了大半年的勞改時間。

從內容和時間上，我把回憶錄和翻譯克里斯朵夫看作同一系列的精神勞作，它們是父親與自己一生的對話，一種艱難的反省和自我認同。在經歷了太多波折和不得已之后，在望得見生命的終點、以回憶錄的形式回顧人生之時，潛心于《約翰·克里斯朵夫》的翻譯，是父親傾其所能做出的最具自由意志的選擇。這一選擇，較之經典可否被挑戰等現實考量，更是“完成自我”的選擇。回憶錄亦可作如是說。當然，回憶錄也是留給我的遺書。

新京報：您父親及那一代人經歷了一個波瀾起伏的時代。

管可風：是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想把我父親稱作《約翰·克里斯朵夫》的最后一個譯者。這不是我驕妄，因為他是消失的一代，是的，消失了的一代。也許我說得有些偏頗，今后一定會有后來者翻譯此書，會翻譯得更貼近同一時代的讀者。但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理想主義知識分子，受過良好教育，相信文學的力量，有過轟轟烈烈的愛情，從事過危險的活動，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有“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反右”和“文革”。這一代人的經歷和精神結構和當今以及以后的知識分子必然是不一樣的，在翻譯過程中的“代入感”自然也是不一樣的，這些必然滲透在字里行間。所以今后可能不會有人像父親這一代人一樣，在《約翰·克里斯朵夫》中尋找自己的青春，證實自己的信仰。

《約翰·克里斯朵夫》插圖，“黎明”。

“不燃燒，毋寧死”

新京報：翻譯過程中，有沒有哪些事情或細節讓您記憶深刻？

管可風：記得那時候家里有一間非常小的書房，6平方米，一張大桌子頂在墻邊，上面放著一臺大電腦。父親個子小，人埋在高背轉椅里，從后面看，除了稀疏的頭發，幾乎看不到他。地上堆著打印出來的稿子，桌子上也都是紙，紙上落了不少灰塵。這情景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對于我，提起父親的《約翰·克里斯朵夫》，腦子里就會出現這一無聲無息的定格畫面。另外，還有一個動態的情景：書房里有一個左右轉動的電暖器，發紅發熱的那種，紙堆如果散落下來可能引起火災。一天父親不小心蹭到紙堆，上面的幾張紙片飄落下來，很危險的，我要父親整理一下紙堆，他回答：“不燃燒，毋寧死。”

新京報：這個反應或許可以反映您父親某一方面的性格。約翰·克里斯朵夫這個人物，大致上也是燃燒型的，尤其是年輕的時候，對社會有很強的批判，心地純凈、熱烈。

管可風：大概因為在翻譯《約翰·克里斯朵夫》，所以這句話脫口而出，它也是父親時而表現出的幽默。另外，我父親還說過，自己不過是大海中的一滴，自己的一生是渺小的。后來我在他的回憶錄中看到類似的表述，除了“大海中的一滴”和“渺小”之外，他進而稱自己的一生為“卑微的一生”。讀到“卑微”，我感到凄涼，其中該包含了多少自省與悔恨。總的來說，從他平常的言談話語中也可以感覺到，他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一生。雖然他燃燒過、追求過、努力過，但是有太多的無奈和不得已。

不過我父親的最后歲月，有一件事聊以慰藉。大約去世前五六年他被診斷為肺癌晚期。我姑姑是醫生，我和姑姑商量后決定不告訴本人，雖然我通常認為絕癥是應該告知本人的。沒有告知父親，一是因為他的癥狀不明顯，更主要的是，我不想用我的意志去干預他的人生的最后階段，雖然我不信教，還是決定聽由上天的旨意，如果上天假以他時日，就讓他按照本來的習慣活下去，工作下去。據我姑姑說，老年人的反應可能不是那么劇烈，余命或許比醫生預測的長一些。姑姑還說，肺癌最典型的癥狀是轉移到大腦和骨頭，轉移到骨頭會非常疼，轉移到大腦人會昏迷。幸運的是，應該說父親人生中最大的幸運是，癌癥雖然轉移到了大腦和骨頭，但是他不大疼，也沒有長時間昏迷。我認為，這是上天對他坎坷人生的最大的補償，也是我們每個人未必能夠求得的。

管震湖，上世紀60年代。

新京報：現在這套書出版，距離翻譯完已經十幾年了，當時為什么沒有及時出版？您父親有沒有對他的譯稿可否出版、何時出版有自己的預想？

管可風：在翻譯的最后階段我找了出版社，出版社也和我父親簽了出版合同。之后我對譯稿進行了整理，花了一些時間。此間出版社編輯辭職換了工作，結果我又另找出版社，前后因差不多的原因換了幾家社。現在出版社是編輯與利潤掛鉤，編輯一走，稿子就懸空無著落了。加上疫情又耽誤了不少時間。另一方面，我一直做出版工作，所以這部譯稿和回憶錄是全權交由我處理的。

另外，有出版界的朋友問我為什么是生活書店出版的，因為從三聯的傳統來說，他們不大涉足小說，何況是百萬字的巨著。但是也正因為他們的這個傳統，才更讓我感到編輯們對此書的“反傳統”的熱情。所以我在“后記”中說：“我在年輕編輯們的眼中看到他們對約翰·克里斯朵夫的向往。”

新京報：您父親的第一外語是英語，法語其實是第二外語，是什么契機讓他使用法語，并進行翻譯的？

管可風：法語陪伴他走完人生，但契機卻是偶然。抗美援朝回來之后，父親轉道北京回武漢，之前到新華社去見他的拜把大哥（大學期間，包括父親在內的十個青年結為拜把兄弟，旨在更好地革命），大哥在新華社當干部，邀他到新華社工作。當時新華社缺法語人才，于是我父親就開始使用法語，1954年隨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用的也是法語。就是說1953年抗美援朝回來之后一直用法語。回想起來，小時候他給我講的故事，像《悲慘世界》《基督山伯爵》《海底兩萬里》等，都是法語書。甚至他的回憶錄的一部分也是用法語寫的，可見他對法語的執念。至于翻譯工作，在新華社主要是翻譯新聞稿，經過20年的沉寂后開始了遲來的文學翻譯，在大學教的是翻譯課。

《約翰·克里斯朵夫》插圖，“反抗”。

“因心靈而偉大的人”

新京報：接下來聊一聊羅曼·羅蘭創作《約翰·克里斯朵夫》的時代背景。您在序言中也提到當時十九世紀末的“世紀末”病癥。

管可風：普法戰爭后歐洲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為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條件。1900年前后的巴黎被稱為世界文化的中心，新藝術運動、象征主義、印象派蓬勃興起，法國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羅曼·羅蘭從意大利留學歸來，看到的卻是繁榮表象之下被忽視的或者說是被隱藏的東西，比如虛無主義、享樂主義、文化的庸俗化。這促使他要創造一個英雄，以對抗虛假的繁榮，尤其是對抗文學藝術創作方面的矯飾和虛偽。這些在《約翰·克里斯朵夫》第五卷《廣場上的集市》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也反映出羅曼·羅蘭深邃的時代洞察力。

新京報：說到創造一個“英雄”，羅曼·羅蘭說，“我只稱那些因心靈而偉大的人們為英雄。”

管可風：他是這樣說的。羅曼·羅蘭界定的英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征服世界的人，而是創造精神價值者，是克服苦難，征服自我，照亮他人，承擔時代痛苦的人。為此，必須經受苦惱和孤獨的考驗，在失敗中保持理性和尊嚴。面對時代的大潮不隨波逐流，不向庸俗妥協，追求真實與真理。面對生命，保持執著的愛。總之，英雄首先是精神的強者。當然，同時也是行動的強者。

新京報：羅蘭筆下的英雄，有怎樣的行動？

管可風：羅蘭早年熱衷于莎士比亞，他從哈姆雷特洞察一切卻遲于行動的悲劇中領悟出，只有行動者才有權繼承思索者的權利。此書第4卷、第5卷比較集中地描述了克里斯朵夫在反抗社會不公，對抗藝術平庸和人性虛偽方面付出的巨大犧牲和采取的一系列行動，這里暫且不細說，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始終沒有停止使其成為一個英雄的行動。

作為凡人，他有偏頗，有激越，有迷惘，有因情欲喪失自我的瞬間，但是所有這些失敗，都因他最終堅守了自己的信念，遵循自己的良心行事而得到了克服。精神獲得了不斷的升華，行動也日趨理性和寬容。在第7卷《家居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克里斯朵夫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誠實地對待自己，對待他人的。他和一群平凡的人們生活在一個屋檐下，他觀察他們，努力理解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幫助他們。這種幫助也許談不上是改變世界造福人類，卻體現了對每一個生命的執著的愛。愛自己，愛他人，抗拒頹廢和虛無主義，這正是英雄主義的一個側面。羅曼·羅蘭通過這些細節告訴我們，英雄主義對于我們普通人并不是遙不可及的。

《約翰·克里斯朵夫》插圖，“廣場上的集市”。

新京報：歸根結底，這些問題可以回溯到羅曼·羅蘭年輕時極為嚴肅思考的一個問題：“我應該怎么活著”。這大概是每個人都要自問的一個核心問題。羅曼·羅蘭對此專心求索，也獲得了他自己的答案。他的答案是什么？

管可風：羅蘭的“怎樣活”，最早源于對死亡的恐懼。妹妹4歲夭折了，小羅蘭過早地目睹了一個鮮活生命的逝去。確實，人類因為有了超乎所有動物的死亡意識，才更加思考有限生命的價值，繼而產生“我應該怎么活著”的問題，所謂“向死而生”。在羅蘭，他早熟，體弱多病，總是被父母關在家中，使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囚徒，渴望尋找身心獲得解放的途徑。他向上帝求救，可是上帝沒有回應他。這里有一點，也許是生活在不同于西方文明、從小接受唯物主義教育的我們不太容易理解的，那就是羅曼·羅蘭的宗教觀。羅蘭從小就深刻感到自己活著不能沒有信仰，如他日后表白的：“我的靈魂生來指向上帝。”但是他又難以接受教堂里的上帝、人們告訴他的上帝。其結果是少年時代的羅蘭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自己。他為此而苦惱。在第3卷《青春》中，小克里斯朵夫為失去上帝感到痛苦，向周圍的人尋求答案，得到的不是似是而非的回應，就是矛盾百出的虛偽的說教，這一情節可以看作來自羅蘭自身的體驗。

羅蘭渴求信仰，絕不是為了遁世，正相反，他需要依靠信仰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身心，克服死亡的恐懼，有意義有尊嚴地活下去，為此他尋找上帝。多年后，他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上帝——大自然。在這個過程中，他獲得了三個啟示，羅蘭稱之為“三道閃光”。第一道閃光發生在他16歲的時候，他在緊鄰瑞士的費爾內看到遼闊的大自然，感到自己和大自然融為了一體，大自然是他“活著的上帝”。第二道閃光來自托爾斯泰。羅蘭在《戰爭與和平》中讀到被俘的彼埃爾透過月下的原野凝視遠方放聲大笑：“你們抓住了我不死的靈魂？哈，哈……”“我無所不在，我就是萬物”時，不禁心頭顫抖，因為羅蘭曾被困在一個黑暗的隧道中，也發出過同樣的笑聲。順便說一句，我年輕時讀這一章節，邊讀邊在內心描繪月夜下的彼埃爾。后來在電影銀幕上看到這一場景時依舊十分感動。可是我沒有發出“我就是萬物”的笑聲。平庸與天才的區別就在于此。

新京報：其實中國傳統中，比如老子講的“道”，與羅蘭獲得的切身體驗或說獲得的啟示，某種意義上不無契合之處。那第三道閃光來自哪里？

管可風：前兩道閃光，如果說有賴于個體的生命體驗的話，那么第三道閃光則是一種哲理性的啟迪，來自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原來，上帝即自然，自然即上帝，萬物皆神性，自己也在永恒的上帝之中。通過這三道閃光，羅蘭獲得了自己的信仰，一種內在的、泛神論的人道主義信仰，相信人的內在的良知、自由意志、愛和藝術創造力都是神性的體現。在這一信仰的支撐下，22歲的羅蘭為自己制定了行動的準則，也就是規定自己應該怎樣活著，準則包括：確立生活目標，朝著目標努力，堅定意志，采取行動，幫助他人，行善。最后一條可以說是所有準則的基點：絕不停止尋求真理。我們可以看到，此后的羅蘭，不管社會和自身的環境如何變化，歲月如何侵蝕他的肌體，他始終遵守了這些準則。

新京報：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羅曼·羅蘭說過一句話，“念念不忘的始終是融合。人與人之間的融合，人與宇宙的融合。”這句話正中要害。無論是羅曼·羅蘭創作的年代還是當下，人與人之間充滿隔閡，乃至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都無一例外。隔閡帶來沖突與對抗，乃至戰爭。羅曼·羅蘭的“融合”具有怎樣的含義，又有怎樣的當下意義？

管可風：羅曼·羅蘭對生命的思考，比如剛才講的，他信仰上帝即萬物，任何一個個體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因而是神性的，他由此獲得了一種被他稱作“大洋般”的感覺，一種個體消融于萬物的體驗。個體如同一滴水，雖然小，卻終將融入大洋，成為永恒的大洋的一部分。這種“大洋感覺”讓他意識到，每個生命不是孤立的，是整體的一部分。當有限的個體融入整體，就超越了時空的限制，走向永恒。那么當一個人體驗到自我與萬物相連，所有個體都是一個整體時，他自然會產生對所有生命的關注和愛，對所有弱者的憐憫和責任。

總之，對于羅曼·羅蘭，大洋感覺是一種感官和靈魂的體驗，永恒是羅蘭對生命的形而上的理解，博愛是現實生活中的倫理。由此，在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充滿隔閡乃至沖突和戰爭時，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戰爭，呼吁民族間的平等和友愛。在這部小說的結尾，他讓克里斯朵夫背負全人類的苦惱，跨過湍流，走向與宇宙融合的彼岸。至于融合在當下的意義，作為普通的生活者，我們個人有可能做到也意義重大的，是愛自己身邊所有的生命。

管震湖，上世紀80年代。

“獨立自由的靈魂”

新京報：就此書還有一個問題。《約翰·克里斯朵夫》已經有了幾個版本，您覺得管先生的譯本和其他譯本有什么不同？

管可風：其實也有讀者問及和傅雷譯本的異同。我年輕時讀過傅譯，但是后來沒有重讀過，所以無法做對比。不過在此書出版后的一次活動中，主持人念了全書結尾同一段法文的兩個譯文，那是達到彼岸前圣嬰在湍流中對克里斯朵夫的呼喊。傅譯是“走吧”，管譯是“前進”。我覺得兩種翻譯反映出兩位譯者對原文的詮釋和心境上的微妙區別。另外，我在管譯中感到一種節奏，一種時而阻隔平鋪直敘的節奏，這個節奏可能來自譯者內心的波動。傅譯在20世紀50年代初全面修訂過，我猜測那時的譯者心情要平和得多。如果再舉一個管譯的特點，那就是譯注了。此書根植于以基督教和希臘哲學為基石的西方文明，有些地方對中國讀者來說是生疏或者難解的。因此書中配有相當詳盡的注釋，以幫助讀者進一步的理解。另外，我編寫了60頁的《羅曼·羅蘭年表》，希望通過對時代背景的介紹和羅蘭自身的文字，比如日記和書信，把羅蘭的思想脈絡和78年生涯中采取的主要行動展現給讀者，向讀者提供一個透過羅蘭看他的偉大伙伴約翰·克里斯朵夫的視角。

新京報：您在“后記”中說：“《約翰·克里斯朵夫》問世以來激勵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早期，我們可以追溯到魯迅、郭沫若、梁宗岱、茅盾等人對此書或者對作者的介紹與褒揚。

管可風：確實，許多事例是廣為人知的。比如巴金多次提到《約翰·克里斯朵夫》對自己的影響。與巴金同時代的傅雷自不必說了。繼他們之后有錢理群先生等。不過更觸動我的是身邊的例子。比如參與了管譯的一位編輯，大學時期在圖書館遇到一位不知名的女生，通過《約翰 ·克里斯朵夫》，他們相識、相知，乃至定終身。所以我在“后記”中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都有一部“我與克里斯朵夫的青春記憶”。

《約翰·克里斯朵夫》被稱為“成長小說”，常常被看作是年輕人的讀物，我們大多數人確實也是在年輕的時候讀的。但有一個例子給了我另一個視角：這本書出版后我把樣書送給一位做文藝評論的朋友，他回復說，為了重讀此書不久前剛買了不同的版本。可這位朋友已不年輕，60歲，這讓我意識到，《約翰·克里斯朵夫》是值得有了一定人生閱歷之后重讀的。事實上，我在此書的編輯過程中發現自己年輕時未必讀懂了它。當然，現在也不敢妄自說真的讀懂了，但是在生命過了大半的今天，在理解了父親那一代人的痛苦和奮斗的今天，我確實讀出了與年輕時不同的意味，無論是在思考人生方面，還是在吟味文學意境方面。

新京報：最后，如果一語概括約翰·克里斯朵夫，您會怎么表達？

管可風：獨立自由的靈魂。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采寫：張進；編輯：張進；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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