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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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的年份相比，1879年實在沒有什么特別之處：莊稼人繼續種他的莊稼，生意人繼續做他的生意，讀書人繼續考他的科舉。

當然咯，說起科舉，舉不上的人照樣還是舉不上。

這已經是 袁世凱 第二次考場折戟了。

▲袁世凱（1859-1916）。圖源：網絡

雖說袁世凱一向不喜歡章句之學、經史大義，但在那個人人科舉的年代，小袁同學還是做過科舉夢的。

他曾對人說過，如果“不能博一舉人，則不能瞑目”。

對這一年的科舉考試，有過落榜經歷的袁世凱十分重視。早在1877年，在給自己二姊的信里，他就表決心，要專心備考：

因下科將至，如再碌碌，弟何以面見人也……所以不敢誤了功夫。

當時袁世凱身體不好，老是生病，但他卻“不敢自棄”：

每當病臥思己之功名不就，無不攘背而起，展書味誦。

抱病復習，可以說，是非常刻苦、非常用功了。

在袁世凱的愿景里，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只為換老天開一次眼：

但不知老天負我不負我乎！

然而老天終究沒開眼，狠狠地負了他。而再度科舉失敗的袁世凱，原地爆炸了。

他把自己所做的詩文全倒在地上，付之一炬，還憤憤地說：

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

那意思就是：垃圾科舉誤我人生。

沒有人知道假如袁世凱中舉，他將會有怎樣的人生軌跡。1879年這出歷史劇里，只有一個名落孫山的微胖袁書生。

感到被舉業拋棄的袁世凱，沒有像蒲松齡等歷史著名老考生一樣，選擇復讀三戰：他也果斷地拋棄了舉業，改投軍旅。

袁世凱自幼喜歡讀兵書。以前讀書的時候，老師不讓他看兵書，逼他學詞章，他就白天跟老師學詞章，晚上再一個人研究兵法。

如今告別了令自己痛不欲生的舉業，來到了軍隊，可算是找到自己的地盤了。

1882年，年僅24歲的袁世凱隨清軍入朝平亂，頗有軍功。兩年后，憑借在甲申政變中的力挽狂瀾，袁世凱被帝國政界大佬李鴻章看上，從此紅得一發不可收拾。

27歲時，袁世凱當上了“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成了帝國三品大員，總督朝鮮事務，成了這個大清藩屬國的“太上皇”。

37歲時，在天津小站，袁世凱主持編練新軍，創立帝國的精銳。

41歲時，由于在戊戌政變中站了太后的隊，袁世凱被賞封為山東巡撫，成為封疆大吏。

43歲時，隨著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過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指揮棒。

誰還記得1879年科舉的狀元？但如今天下無人不識袁世凱。當年的落榜小子，一步步摸爬滾打竟成為帝國柱石。

1900年庚子國變，慘敗深深地刺激了清廷上下。面對這危局，老佛爺娘倆決定對“祖制”動刀子了。詔書里說了：

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于大易，損益可知著于論語……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難議更張……

要改制是嗎？袁世凱“報仇”的機會來了。

在20世紀最初的那幾年里，“中不如外”是社會上下普遍的認識。換句話說，那會兒流行崇洋媚外：

只要是洋人有而我們沒有的，那就是先進的、需發展的；那些我們有而洋人沒有的，則必然是落后的、應棄的！

本著這樣的認識，在中國延續千年，而外國并沒有的科舉制度，不幸中槍。

兩廣總督陶模最先上書，請求以“減額漸停”的方式廢科舉，興建學堂。聞此，社會輿論一片叫好，呼吁廢停科舉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儼然戊戌年的事從未發生過一樣。

對此，老袁同學當然喜不自禁。

1903年4月9日，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給帝后上了《請遞減科舉中額專注學校折》。在折子里，他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學校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于各國。

一句話，科舉是萬惡之源，科舉是罪魁禍首。科舉不廢，國將不興。

兩年后的1905年，老袁同學又親自執筆，寫了一封奏折，與張之洞、岑春煊等另外五個封疆大吏一同聯名上奏：

現在還不廢科舉，過十年再廢就晚啦！

過了兩天，清廷答復，準了：

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隨著一道詔書頒布，盛行1300多年的人才選拔制度驟停。

科舉制度在自己的推動下給廢了，曾經的落榜考生老袁同學當然得意。

對此，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曾回憶說：

我父親以后經常談論這件事，他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事。他說，他是從小就痛恨這種科舉制度的。

然而，隨著科舉被驟然廢除，還有一件讓老袁同學意外的大禮，在清末深刻的社會變革中開始醞釀。

1905年10月15日，清末舉人劉大鵬在他的日記里寫道：

下詔停止科舉，士心散渙，有子弟者皆不作讀書想，別圖他業，以使弟子為之，世變至此，殊可畏懼。

10月23日，劉大鵬又寫道：

昨日在縣，同人皆言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托，將如之何？

兩個月后，劉大鵬的日記里又出現這樣的文字：

頃聞同人失館者多，家有恒產尚不至于凍餒，若籍舌耕度歲者，處此變法之時，其將何以謀生乎？

簡單來說，戊戌年倉促廢除科舉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1905年廢除科舉的時候，再次出現了：

年輕人不再讀“書”，而讀書人不僅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現實”。

弊端遠不止于此。

由于配套的政策沒有跟上，科舉制度的廢除在清末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宛如地震一般。

沒了科舉，私塾便失去了存在意義。私塾倒閉后，城里的孩子尚能進新式學堂學習，而鄉里的孩子卻落到無書可讀的境地，文盲率竟因此大幅提高。

1915年，梁啟超便評論說“辦現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識字”。

而那些讀了學堂的孩子，由于學堂風氣西化，他們竟能“議論毫無忌諱，指斥政治得失”，甚至敢言“排滿”二字。

一時間，社會上的革命風氣日日漸濃。這大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科舉廢除6年后，當年12歲的孩子長到了18歲，當年18歲的少年長到了24歲。

童年、青春，他們人生中最寶貴的一段時光，由于卸掉了科舉的枷鎖，變得自由奔放，無形無拘。

1911年10月10日，一群年輕人在武昌舉起了反旗。一瞬間清廷的統治土崩瓦解。

次年，老袁同學帶人逼宮。

滅亡清廷的社會基礎已經廣泛形成。無奈之下，曾經的科舉狀元張謇，代清廷寫下了遜位詔書。而老袁同學則搖身一變，成為共和第一功臣。

在這里，歷史似乎恍惚了一下：

如果1879年的考官能預知未來，他們在提筆欽點舉人的時候，會不會猶豫一下呢？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