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女子賣淫遇查跳窗身亡，丈夫索賠120萬，法院這么判

山西大同，一女子在6樓賣淫窩點內，為躲避警方突襲檢查，竟用床單綁住管道，試圖從窗戶爬出逃跑，結果不幸墜樓身亡，其丈夫將組織者與房東告上法庭，索賠120余萬元，法院最終判決卻令人深思。

（案例來源：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王某以6500元每年的價格從陳某處租下一棟房子，并迅速開始他的生意，他通過隱秘渠道聯系了多名失足女，其中就包括33歲的張麗。

王某的運作模式很清晰，他在多個地點租賃房屋，作為交易場所，他掌握著失足女的聯系方式，有客人需要時，他就通知失足女到指定地點，交易完成后，他從中抽取30%的傭金，每次大概100元左右，短短幾年，他通過這種方式獲利十余萬元。

張麗是王某的“老員工”之一，從通話記錄可以看出，在那段時間里，都是王某主動聯系張麗，通知她到興同里小區的出租屋“上班”，張麗則隨叫隨到，把這當成一份“工作”。

事發當日中午12點左右，警方接到群眾舉報，某小區7號樓3單元603室疑似存在賣淫嫖娼活動，派出所立即指派民警前往處置。

大約13時，民警到達603室門外，他們敲響了房門，表明身份，此時屋內，王某和張麗正在里面，聽到警察的聲音，兩人瞬間慌了。

王某的第一反應不是開門，而是沖到門口，用身體頂住門，還試圖反鎖，他對著門外喊：“等等，馬上來！”但明顯是在拖延時間。

張麗更是驚慌失措，她在這個行當里不是一天兩天了，知道被抓的后果，她環顧四周，最后目光定格在南側臥室的窗戶，603室在6樓，離地面約20米。

張麗推開窗戶，探出頭往下看，又縮了回來，恐懼驅使著她做出瘋狂決定：爬窗逃跑，王某看到了張麗的舉動，他壓低聲音喊：“不能跳樓！不能跳樓！”

但王某的身體卻仍然頂著門，沒有去阻止張麗，事后王某在筆錄中說，他以為張麗只是嚇唬嚇唬，沒想到她真敢爬出去。

張麗從床上扯下床單，迅速撕成條狀綁在一起，一端系在窗戶旁的排水管上，另一端拋向窗外，她踩上窗臺，小心翼翼地將身體挪出窗外，雙手緊緊抓住床單擰成的繩子，試圖慢慢下滑。

樓下的鄰居看到了這驚險一幕，一位大爺正在小區里遛彎，抬頭看見6樓窗戶探出個人影，接著那個人開始往外爬，他趕緊喊：“姑娘，別跳！危險！”但為時已晚。

由于床單沒有系牢，或者張麗體力不支，在下滑到5樓左右時，她突然脫手，整個人直墜而下，“砰”的一聲悶響，張麗重重摔在樓下水泥地上。

鄰居們驚呼著圍上來，有人趕緊撥打120，但一切都太晚了，救護車到達時，張麗已無生命體征，警方破門而入，將王某控制，經現場勘查，確認張麗系高墜死亡。

在隨后的刑事偵查中，王某因容留、介紹賣淫罪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對于張麗的死亡，警方認定系其為逃避檢查自行攀爬窗戶導致，沒有立為刑事案件。

最痛苦的莫過于張麗的家人，她丈夫曹某接到通知時，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育有兩個孩子，曹某將王某和房東陳某一起告上法庭，索賠121萬余元，理由如下：

1.王某長期組織賣淫，在此次事件中，他明知張麗要跳窗卻不制止，存在間接故意，應承擔主要責任；2.房東陳某將房屋出租給王某從事違法活動，未盡到管理責任，且房屋窗戶可能存在安全隱患，也應承擔連帶責任。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張麗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明知6樓攀爬窗戶有生命危險，仍選擇以此方式逃跑，應自行承擔主要責任。

王某作為組織者，在警方檢查時拒不配合，存在一定過錯，酌情判令其賠償5萬元；房東陳某，無證據證明其知曉王某的違法活動，且張麗死亡系其自身行為導致，與房屋設施無關，陳某不承擔責任。

曹某不服上訴，二審維持原判，曹某仍不甘心，向山西省高院申請再審，他堅持認為，法院忽略了死亡賠償金這一重要項目，且王某的責任認定過輕，陳某作為房東難辭其咎。

法院會如何判決？

首先，張麗自擔主責是法律的必然。

我國《民法典》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同時，被侵權人對同一損害的發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

張麗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在警方依法檢查時，本應配合調查，卻選擇攀爬6樓窗戶逃跑，她明知該行為有生命危險仍為之，存在重大過錯，應承擔主要責任。

其次，王某的“補充責任”有法律依據。

王某組織賣淫系違法行為，在警方檢查時又拒絕配合，確實存在過錯，但這種過錯與張麗的死亡之間，并非直接因果關系。

法院判決其承擔5萬元“補充責任”，而非按比例承擔直接侵權責任，是因為：張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其自身攀爬行為；王某雖未制止，但無證據證明其希望或放任死亡發生；5萬元賠償更多是基于人道主義考慮和其違法行為的懲罰性。

再者，房東無責體現過錯責任原則。

曹某主張房屋窗戶存在安全隱患，但未能舉證證明，相反，現有證據表明：陳某出租時不知王某的違法用途；張麗系攀爬窗外致死，非正常使用窗戶時發生意外；公安機關未追究陳某責任，反證其無過錯。

最終，法院裁定駁回再審申請，對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