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不斷加稅救不了根子上必然覆滅的秦制皇朝

資本的剝削和權力的掠奪都會對社會底層人造成傷害。有的社會，強大的資本操縱權力，這不是好事；有的社會，強大的權力任意蹂躪資本，這更不是好事。為什么要說個“更”呢？因為“權力的掠奪”比“資本的剝削”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的確更大。

資本的剝削是不具有強制性的。市場經濟，無論是商品的買賣還是勞動力的買賣，都是建立在雙方自愿基礎上的“自由交易”；只要你選擇不與對方進行交易，對方就剝削不了你。資本家沒有強迫你與其進行交易的權力。而權力的掠奪是強制性的，權力可以支配你，無論你愿意不愿意。

同時，資本的動機是為社會創造財富的，資本家想的是賺錢，既然是賺錢就得努力提高效率，打造出更有競爭力的生產能力；但權力的掠奪是消耗社會財富的，政府在本質上是寄生的，只消耗財富、分配財富，卻不創造財富。

秦制帝國就是“權力控制一切”的游戲規則，包括全社會的資本、勞動力都受到權力的支配。顯然，在秦制帝國，“創造社會財富”的力量跟“分配社會財富”的力量是割裂的，這種情況下，社會的精英人士肯定更愿意擠進“有權力分配社會財富”的群體，也就是官僚集團。在“創造社會財富”的集團里是憋屈的，很多時候會“辛辛苦苦創造財富但卻被別人奪走”，白白“為人做嫁”。

在秦制帝國，官僚集團會自發地不斷膨脹，為了擠進官僚集團而消耗的社會資源會不斷增加，資本根本發展不起來，因為資本家賺到錢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攀附權力，而不是把資本投入“擴大生產”。《金瓶梅》這部書寫的是宋朝的事兒，但其實反映的是中晚明的社會現實。西門慶賺到錢，先拿去東京向權臣蔡京拉關系、拜碼頭，獲得權力的庇護，甚至憑借攀附上權力而“尋租”，他并不會把賺到的錢優先用于擴大他家藥鋪的生產經營，因為沒有權力保護的資本是不安全的，權力只需一句話就能把資本家辛辛苦苦幾十年打拼下的偌大家業奪走。

所以，晚明看似有“資本主義萌芽”，但在秦制帝國這套規則已經運行到爐火純青的社會，根本發展不出資本主義。

所以，在秦制帝國，對社會創造財富更有作用的資本是注定了要不斷萎縮的；同時，官僚集團會自發地不斷膨脹，再加上皇族勛貴的后代人數在不斷膨脹，這些“不創造財富的純粹寄生集團”的膨脹會增加社會的供養壓力；為攀附權力、經營人際關系所消耗的財富也會不斷增加。幾方面因素綜合起來，社會總財富會不斷萎縮，社會總的財富消耗卻在不斷增加，此消彼長之下，秦制皇朝從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會走向滅亡，一定會走到無法持續的那天，這個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生活在明朝末期的崇禎皇帝，他是無法靠加稅拯救大明王朝的。崇禎時期官僚集團膨脹以及大明宗室人口的膨脹讓大明的社會財富供養他們已經“不堪重負”，崇禎又趕上了關外大清崛起需要大把花錢來應對。崇禎朝最好的機會是在崇禎十一年，朝廷剿滅農民軍大獲成功，張獻忠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李自成只剩下18人逃入商洛山，這個時候崇禎如果有足夠的魄力，應該削減官僚集團和宗室人口的供養，給社會“減負”；與皇太極講和，省下軍費，為社會“減負”，休養生息，挽救大明。

但崇禎這位爺非常好面子，拉不下臉與皇太極講和，而是決定再“加征遼餉”、“苦一苦百姓”，讓洪承疇率領大明最后的精銳之師出關與皇太極開戰。崇禎不?！凹淤x”，讓生產者的負擔越來越重，很多人干脆“退出生產”，大量田地被拋荒；而隨著很多人“退出生產經營”，朝廷的稅基萎縮，朝廷又要增更多的稅，只能提高稅率，于是造成更高的稅負，導致更多的人因為負擔更重而“退出生產經營”，朝廷的稅基進一步萎縮，就這樣陷入“惡性循環”的“死亡螺旋”，本來朝廷撲滅農民軍是對“造反”有震懾的，但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害怕殺頭也“不得不反”，被撲滅的農民起義的烈火再次燃起，并且更加猛烈。隨著洪承疇在關外失敗，大明最后一支精銳覆滅，明朝徹底“無力回天”，進入了只能等待滅亡命運降臨的“垃圾時間”。

崇禎的性格對大明王朝的覆亡起到了“催化作用”，但哪怕把朱由檢換成朱元璋，大明會延緩覆亡的時間，最后也還是會亡。

朱由檢自縊于1644年，英國查理一世被處死于1649年，中間僅僅隔了5年，但卻又隔了一個時代。查理一世死后，英國算是在克倫威爾領導下正式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更“自私自利”的資本家作為一個統治集團在英國走上歷史舞臺。英國憑借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優勢”在接下來的幾百年里“風生水起”。

發起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人，他們是為了抵制國王的征稅才起來革命的，他們不是國王的忠臣，但他們后來擊敗國王而掌權是英國的幸運。中國萬歷、天啟、崇禎年間的東林黨，代表中國東南工商階層的利益，他們千方百計維護他們的階級利益，想方設法讓朝廷“征不到他們的稅”，他們的所作所為和動機，跟在英國發起資產階級革命的人又有什么區別呢？

站在秦制帝國的角度，東林黨的確是大明的奸臣，是秦制帝國的蛀蟲；但東林黨代表的力量沒有像英國的克倫威爾那樣掀起“資產階級革命”，也是中國的不幸。當然，東林黨這些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人沒有英國資產階級政黨的覺悟，也跟大明帝國的“秦制帝國思維窠臼”有關。

避免大明滅亡，跟避免大唐、大宋滅亡完全是兩個概念。大唐和大宋的滅亡完全還可以在“秦制帝國”的思維范疇里找方法；但想避免大明滅亡，必須脫離“秦制帝國”的思維慣性，從新的時代潮流中找方法。這對崇禎皇帝的要求顯然比對唐、宋晚期皇帝的要求高得多?！罢却竺鳌痹诋敃r有新的歷史意義，真的“拯救大明”不再是拯救大明這個秦制皇朝，而是要讓大明脫胎換骨，不再是“秦制皇朝”，變成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從根本上“拯救大明”。

崇禎朝，世界已經開始邁入資本主義時代，“秦制帝國”的老黃歷該翻篇了。但“秦制帝國”這本老黃歷在當時已經用了近兩千年，形成了“范式依賴”和“思維窠臼”，這個時候需要真正有眼光、有魄力的人，拋棄舊時代，擁抱新時代。但可惜的是，朱由檢和朱元璋都不是那種人，這就是我說哪怕把朱由檢換成朱元璋也無法從根本上拯救大明的原因。他們帶著秦制帝國的思維慣性，他們懼怕，他們抗拒，但終究，時代的趨勢是抗拒不了的，無非是主動迎合時代趨勢還是付出巨大代價之后被迫卷入時代趨勢的洪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