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慶武: 多年前第一次領到稿費，惹了點小麻煩

說起稿費，喜愛寫作的人都有一點自己的故事。特別是對于第一次領到稿費，都會記憶猶新。

自己從小喜歡文學，練過書法，因此從初中開始就經常辦黑板報，而且時常在上面寫點小稿子，寫點打油詩啥的，不足掛齒。當然，更談不上有什么稿費。

1974年我插隊當知青以后，經常寫一點知青勞動方面的宣傳稿件，偶爾也在縣廣播站被采用，那時候也沒有什么稿費。記得當時縣廣播站獎勵過幾本稿紙。

我們鄰村的一位民辦教師，也是廣播站通訊員，經常為縣廣播站提供稿件，采用的很多。聽他說年終曾由縣廣播站獎勵過一個小的無線電收音機。在70年代，那是很稀缺的一個產品，值得吹幾年牛了。

1976年我招工進了山東拖拉機廠，當了車工。空閑時間經常去縣文化館找趙鶴翔老師請教。趙老師是一個有文化的老革命家，也是個作家。曾經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那時候剛剛從下放勞動的地方回到兗州文化館，想創辦一個文藝刊物。

在他的鼓勵和輔導下，我和同學王艷秋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試車》，發表在《兗州文藝》的創刊號上。自然也沒有什么稿費。當時憑借這篇文章，我們被邀請在縣招待所參加了一次“文藝創作座談會”。這是自己第一次免費住招待所。吃上了不用自己花錢的桌餐，倒是感到十分榮耀，極大地激發了自己的寫作熱情。

第一次領到稿費已經到了1981年。1978年我從工廠考到了曲阜師范學院讀書。但是沒能上自己心儀的中文系，而是被分配到政治系。在大一時如饑似渴地讀了大量的外國文學名著后，大二時興趣開始轉向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

當時教我們《世界史》的李永采老師講課風趣幽默，很有學問。他對馬克思主義分工理論很有研究，在山東大學讀書期間就發表了一些論文。在他的影響和鼓勵下，我也開始從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學和社會學不同的角度，對分工問題進行研究。

在研究的過程中有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就嘗試開始寫論文。我的第1篇論文的發表有點兒意想不到。因為在1980年代初期，剛剛改革開放，大學恢復招生。那時候的刊物很少，很多大學的青年教師要發表論文也不容易，何況我是一個在校學生。

1980年我寫的第一篇論文，是用分工理論來闡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論文的題目是《生產力運動形式的靜態考察與動態考察》。當時并沒有奢望發表，只是寄給了當時在全國生產力研究方面頗有影響的學者，黑龍江大學的熊映梧教授。請他指教。

盡管與熊老師素不相識，但是熊老師不久就給我回了一封信，熱情鼓勵我深入研究，并告知我文章頗有新意，已推薦到當時的黑龍江大學學報《求是學刊》。

沒有想到的是，半年以后《求是學刊》還真的發表了這篇論文，是在1981年的第二期。一共是4個頁碼，約有6000字。作為一個在校的大三學生，能夠在大學學報上發表論文，不僅自己十分高興和激動，而且也得到了老師和同學們的贊揚。

（通過AI查找到兩篇論文）

當時我對稿費還沒有什么概念。但是文章發表后不久，我不僅收到了該學報寄來的三本樣刊，而且還意外的收到了40元的稿酬。當時一個版面約有1500字，可能是一個版面 10元稿費。這在當時對我這樣一個年輕的學生來說，無疑是一筆巨款。因為那時候工廠的二級工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也就30多元。

收到這批稿酬以后，有同學開玩笑說要我請客。那年頭我對請客吃飯沒有什么概念。覺得有這么多同學老師，請人家吃飯喝酒恐怕是很難。而且這點錢也請不起。于是就到學校的商店里買了兩包比較好的塊糖，放進書包或者口袋里。遇到哪個同學聊天的時候，說起發表論文的事情，我便拿出幾塊糖來給人家，算是請客了。

沒有想到的是，這筆稿費還引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

當時作為政治系的大學生，大家都有一個愿望就是能夠入黨。因為入黨是積極要求進步的表現。當時我們班有70多位同學，其中年齡大的老三屆同學占了約1/3。因為這些同學很多都經過了社會歷練，已經有20多位同學，上大學前就已經在農村、部隊或者單位入了黨。當時班內有自己的黨支部，系里有黨總支。

班里我們這些50年代以后出生的同學，當時屬于比較年輕的，都是20歲出頭。絕大多數人不是黨員。因此基本上都寫了入黨申請書，我也不例外。由于當時入黨的名額有限，控制很嚴，誰能當入黨，誰不能入黨，就形成了激烈的競爭。那時候已經有了“黨票”之說，誰能入黨，除了自己的表現之外，都是取決于系黨總支的領導和輔導員。

當時很多同學都很積極，無非是多做些好事，積極表現。我在班里不是班干部，也不是團支部委員，僅是一個課代表。從來沒有把入黨作為目標，只是想去多學點東西，多發表點論文。目標是要當一個學者，而不是領導干部。

比較意外的是，有一天一位同學捎話過來，說是系總支劉書記讓我去一趟。我不敢怠慢，下午下課以后就去了劉書記的辦公室。見到劉書記以后，他一開始和顏悅色。說“聽說你發表了論文，值得鼓勵”。

但沒說上幾句話，他的表情就已突然嚴肅起來。說是我們班有同學向他反映，我為了入黨，有專門向黨員同學用稿費行賄的表現。這使我大吃一驚。我確實是買了兩斤塊糖，給祝賀我的同學吃不假。但確實沒有刻意用這幾塊糖，作為讓同學幫我的企圖。

我急忙向劉書記解釋，說給同學發幾塊糖，這事兒是有的。絕不是只給黨員班干部。更多的是給了比較要好的、聊得來的普通同學。劉書記聽后倒也沒多說什么，只是告誡我以后要注意。

剛回到宿舍以后，我難以入睡，反復回憶，是否有過某些暗示，被人家告發了？并且第一次感到這個社會太復雜，也許是某個同學怕我由于發表論文，而增加了入黨的籌碼，阻礙了他的進步？

后來也就不再多想了。既然是大家都積極要求進步，自己也就別在這個賽道上與別人競爭了，專心做好自己的學問，多發表兩篇論文，比入黨更重要。

這一年的秋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一篇征文啟事。這件事將要召開第一次全國《資本》論學術研討會，并公開向社會征集論文。那兩年我正在刻苦攻讀《資本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就不揣冒昧，寫了一篇1萬多字的論文：《試論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與生產方式》，參加了征文。

沒有想到的是沒有多久，組委會向我發來了入選通知。我的這篇論文居然入選了。而且告知當年冬天將在無錫市舉辦全國性的會議。我也可以出席。

當時作為一個大三的學生，我還是頭一次參加這類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當時系里破例為我免費打印了200多份論文帶到了會上。我隨同系里教授經濟學的陳志安老師參加了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我算是大開了眼界。不但見到了許滌新、于光遠這樣的大家，和全國各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的頂尖經濟學家，聽了他們的報告，而且也對無錫這個經濟發達、風景優美的城市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山東大學的馬家駒老師，還和我一塊兒留了影。

1982年夏天我大學畢業了，終于沒有在學校入黨。聽說入黨的同學沒有幾個，而且還付出了一定的代價。當然，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還算是比較正常的。

最近聽說了一件事情，讓我大吃一驚。一個某縣的重點中學，一位學習很好的班干部想入團，班主任就暗示他要拿出5000塊錢來。這事兒想起來都有點可怕。

1982年的大學畢業季，我的大部分同學都被分配到了原來所在縣的教育系統去教中學。我的興趣在搞科研，對分配到縣中學去教書不太甘心。因此便通過努力，以發表幾篇論文作為敲門磚，以人才引進的理由，被跨省分配到了無錫市委宣傳部理論科工作。

到了無錫工作后不久才了解到，在市委各個部門里，幾乎全部是黨員。如果不是黨員，就很難開展工作。因此工作后沒有多長時間就被宣傳部發展入黨。在這里入黨基本上沒有競爭，可以說是水到渠成。而且我還因為能力突出，代表新黨員在人民大會堂發了言。

從第一次收到稿費這個回憶，我覺得在大學的這段經歷挺有意思的。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些你覺得很難的事，如果你換一個思路，或者換一條路徑，也可能會變得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