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燈：電鉆聲里的時光流轉（外一篇）（附李苗苗與黃燈的訪談）| 天涯·新刊

天有際，思無涯。

《天涯》2026年第3期

點擊封面，馬上下單本期《天涯》

電鉆聲里的時光流轉（外一篇）

黃燈

這幾年來，我被一種巨大的、說不清的不安所籠罩，但落實到具體的日常，我的生活和以前并沒有太大的差異，依然緊湊而忙碌，甚至說得上豐富。與日常忙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不能否認，那種無以排遣的不安情緒，總是會頻率越來越高地在某個瞬間將人攫住。那么，我的不安又到底來自哪里呢？

此刻，敲門聲響起。預約好的櫥柜師傅拉著重重的拖車，經過復雜的折騰后，終于來到了我家。師傅戴著口罩，看起來應該是三十五歲左右，他沒有多說一句話，將石材擺放好后，就開始工作。

銳利的電鉆聲升起，熟悉而久違。這讓我突然回到了二十一年前的暑假，是的，我如此靠近一個聲音，確實是在二十一年前，嘈雜中內心立即歸于寧靜，我仿佛回到了2003年的夏季，回到了還在求學階段，獨自一人在中山大學廣寒宮318室寫作《細節》的場景。我記得那年暑假，因為宿舍樓大部分住的都是畢業生，學校決定裝修房子，我剛開始進入寫作狀態，一支裝修隊就來到了三樓，開始了持續將近一個月的翻新工作，我也由此近距離地與一群裝修工人相處了一個月。我還記得為此寫了《當下》一文，文中的第一句話如下：“多年以后，我還能夠記起今天嗎？記起此時此刻——公元2003年8月1日（星期五）15:54，這個在人的一生中平淡無奇但不可或缺的時刻嗎？”我從來沒有想到2024年11月28日，像是一場漫長的回應，我真的記起了“今天”。

仔細回憶，對于相處了將近一個月的裝修隊，印象深刻的有兩點：

第一點印象是裝修隊里的成員都特別年輕，除了領頭的隊長稍稍年長，但也不會超過三十歲，其他工人的年齡應該在十六歲到二十歲之間。很明顯，這群來自鄉村不同角落的面孔，有可能剛剛離開校園沒多久，有可能剛剛辦理好身份證，終于可以理直氣壯地找活干。他們的眼神充滿了對大學校園的好奇，對于僅僅一街之隔的新港新路的繁忙和喧囂，這也許是他們對廣州的最初印象。我叔叔的兩個兒子，我姑姑的兩個兒子，還有我滿舅家的獨子，在離開家鄉南下廣州時，都曾擁有這樣朝氣和神情。我突然想起，遙遠家鄉那群年輕人在離開校園走向社會時，南下幾乎是他們毫不猶豫的選擇，就如身邊這群裝修工人。當然，與年輕相關的還有他們的朝氣，身邊那群我叫不出一個名字的年輕人，臉上始終有燦爛的笑容，他們的生活肯定說不上有多好，但臉上的笑容卻讓我印象深刻。我突然想起，在堂弟最落魄、最讓全家人操心的日子里，我們內心始終沒有過絕望，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他們快點長大，能夠真正立足社會，在適合的年齡成家立業。

第二點印象是他們特別喜歡音樂。念博士期間，我去天河城買了一臺組裝電腦，除了方便寫論文，主要用來看電影和聽歌。開學期間，我不敢在宿舍大聲播放歌曲，但暑假期間偌大的宿舍三樓只有我一人，為了掩蓋當時此起彼伏的電鉆聲，我幾乎用到了最大的音量。2003年刀郎橫空出世，他戴著棒球帽的模樣透著那代人獨有的精氣神，我反反復復地播放著他的《2002年的第一場雪》《艾里甫與賽乃姆》《沖動的懲罰》《情人》《新阿瓦爾古麗》《雨中飄蕩的回憶》《祝酒歌》《新疆好》。那個時候沒有智能手機，對電影和音樂的享用，校園網絡提供了最大的方便。顯然，我身邊的裝修工人比我更喜歡刀郎的歌，他們在走廊晃來晃去，不時跟著吼幾句歌詞。那個時候，刀郎是真正的流行音樂的符號，他年輕，我也年輕，我身邊的裝修工人更年輕，朝氣蓬勃的氣息在任何群體身上都掩飾不住，每個人的生活可能都不圓滿，但日常中最不缺的就是活力和音樂。

2003年暑假，我來到廣州不滿一年。第一次去深圳，目睹廣深高速的車流，我第一次理解了“滾滾向前”的含義。每天晚上，我對面碩士生的宿舍，姑娘們穿著吊帶裙，在宿舍和水房之間穿來穿去，大聲討論著用Google搜索得到的最新信息，拿到手軟的offer，讓她們焦慮得不知如何做出選擇。當年的騰訊還停留在電腦右下角兩個跳動的企鵝階段，社交的模式還停留在用QQ添加好友的階段。我還記得一個師妹在我宿舍討論木子李的事情，討論她剃個光頭從中大南門走到北門。

今天，2024年11月的今天，刀郎歸來，青蔥的面龐早已滄桑，愛情的吟唱變成了《羅剎海市》《花妖》的旋律，再也沒有什么比刀郎的變化更能折射時代的轉身。二十一年來，世界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我突然想起自己在《細節》中的矯情：“我渴望活在一個可以盡情揮灑生命的時代。我渴望出生入死、渴望馬背上的赫赫戰功，渴望蒼山斜陽中燦爛生命劃出的耀眼軌跡，渴望目前陰柔而又缺乏詩意的時代能多一點陽剛和浪漫。我渴望的狂熱與現實的平淡構成了極大的反差，我不得不在最平庸的學生時代度過我最美好的花樣年華。”人到中年，這些讓人羞愧和臉紅的句子，讓我知道年輕時的矯情有多寶貴，讓我知道那個“陰柔而又缺乏詩意的時代”，其實并不會地久天長，很多年輕時候認為“理想當然”的事情，其實并不理想當然，拉長時光才能真正理解“人生如夢”那直白字眼背后的蒼茫。

趕在飯點，電鉆聲終于停止。櫥柜沒有安裝好，我們無法做飯，只得點外賣，順便也給師傅點了一份。他堅持將一扇門裝好后，我們便開始了午餐。聚餐果然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一個上午的忙碌中，我們沒有機會說一句話，吃飯時才發現師傅是一個健談的人。他來自廣西百色，初一時輟學，在家和父母干了兩年活以后，來到了廣東。“做過好多事，在工廠待過，在夜宵攤待過，在采石場待過，在工廠待不長，總是干幾個月就走。”十幾年前，師傅開始跟人學習安裝櫥柜，從此穩定下來，從他獨自幫我家安裝櫥柜可以看出，他的技術已經非常熟練。師傅出生于1987年，和我的小堂弟差不多，有意思的是，他的人生軌跡幾乎和我的小堂弟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小堂弟在廣州待了將近十五年以后，早已回到家鄉，在親人的幫助下，跟隨舅舅學習安裝櫥柜，總算安定下來。而師傅依然留在廣州，年邁的父母是他最大的牽掛，高鐵的便捷倒是解除了他不少后顧之憂。

師傅忍不住談起現在的經濟形勢，不停感慨：“學會裝櫥柜后，以前特別忙，尤其是下半年，在廣州根本忙不過來。”而今年下半年，他直言：“干一天活，歇幾天，比以前差了很多，甚至比疫情期間都差。”他還講起海珠區一個高檔小區的業主，櫥柜漏水后，他只是修了一截櫥柜，“要是放在以前，肯定是拆了重做”。師傅提到自己有一個遠房兄長在廣州跑出租，“生意也不好做”，有時為了搶單，就在車上睡覺，吃飯的時候，如果有單來，扒兩口就趕快去接單，“有時一天跑十六個小時，算起來一個月也不過四五千元，平臺扣得也多”。很明顯，失速的經濟波及了師傅從事的裝修行業，尤其是廣州房地產行業面臨的巨大挑戰，更是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生存。失速的經濟同樣波及了他的遠房兄長，滿街的出租車越來越擠，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但收入越來越低早已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我突然想到，根據年齡推算，二十一年前在我身邊裝修的年輕人，和今天叼著煙給我裝櫥柜的師傅，恰好是真正的同齡人，我不過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時空和他們遇見。

2005年，我博士畢業以后，進一所二本院校任教。無數的年輕人如流水般從我身邊經過，他們的命運軌跡，給了我觀察時代變遷的切口。我突然發現，多年來，年輕人的出路，他們過什么樣的生活，社會給他們提供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始終是縈繞我心頭最為重要的問題。和對我身邊的親人的注視一樣，我的學生，歸根結底都將匯入社會的洪流，變成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終究都要在社會的洗刷中，確立自己勞動者的位置，變成這個社會雖然不起眼但卻不能忽視的一部分。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是我確立對世界安全感邊界的來源。盡管在這種觀照中，更多時候，我錨定的坐標可能是我自己。

和師傅對現實的感知一樣，我身邊的那群年輕人，無論從現實的接觸還是社交媒體的傾訴中，我都能感受到他們的焦慮和沉默。二十多年前，我身邊那群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裝修工人呢，他們滿臉朝氣地南下廣東，對生活充滿了美好的向往；二十多年后，我身邊那群擁有大學文憑的年輕人，臉上卻沒有了青春的氣息，我想，這是我心頭籠罩不安的原因。

世間所有的人都彼此關聯

在非虛構寫作以前，我曾在論文營構的間隙，長期涂鴉隨筆。這種隱秘的寫作行為，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我排解個人困惑、對沖學術名義掩飾下心靈郁結狀態的重要方式，當然也成為我保全生活縫隙、保全情感充沛和保全生命活力的可靠屏障。以時光為尺度，這些斷斷續續的文字，其實一直在丈量兩件事情：一件是我的命運變遷，另一件是身邊人的命運變遷。

但我到底在以怎樣的標尺丈量自己和他人的命運？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希望能弄明白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當我重新翻撿和審視過去的文字，仿佛找到了一些提供答案的線索。我突然發現，如果只準用一個詞來描述自己，這個詞居然是“深情”。是的，我是一個“深情”的人，我知道說出這兩個字多么讓我羞赧和尷尬，但我無法否認，牽系自己最深的羈絆竟然是情感，作為幾乎是領受傳統養育方式的“最后一代”中的一員，在各類依然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結構、人際關系中，我所獲得的情感滋養正來自身邊的人，來自具體的親子、親戚、師生和朋友關系，他們用一種自然而恒久的方式對待我。在沒有任何宏大目標的牽引下，我所受到的教育首先是情感教育，它們來自現實和日常生活，來自一種自然而然的人際網絡，來自身邊人平靜而理所當然地相待，不同于當下過度強調知識灌輸的流水線狀態，這是一種出自本心完全放養的教育路徑，在一個置身劇烈轉型之前的貧瘠年代，物質的匱乏和情感的充盈在我身上形成了奇妙的對照。

我想從“成長史”的角度，說說那些從我童年走過的人，我在不同的年齡段，曾用不同的方式和語調反反復復敘述他們，我驚訝地發現，我一直牽掛這群人，一直牽掛那個叫大屋場的地方。每次返鄉探望父母，“走外婆家”依然是我不變的習慣，在外公外婆去世多年后，我和舅舅、舅媽、表兄妹的往來甚至比以前還要頻繁。每次置身熟悉的村莊，我總有瞬間回到童年的感覺，總能清晰感知到當年的氣息和味道。我發現，在同一個坐標，冬瓜佬的大兒子在荒廢了三十年的舊居建起了新房，他的媽媽五玲,那個多年前曾引起很大關注的女人，已回到村莊安心養育孫子，她一如從前干凈、清爽，老婦模樣中不掩年輕時天生麗質的底色。春節時分，我曾帶領孩子，在冬日紫云英遍布的田野中，穿過那條被硬化的鄉村路，回到童年時候讓人倍感溫馨、神秘的水爹舊居，我驚訝地發現，公山并不遙遠，當年讓我害怕的地方并無陰森恐怖之處。村莊真正讓我震驚的是另一件事，就在去年，那個我曾見證了初嫁時光的女人——娥妹子，她的丈夫和女兒因為家族糾紛被侄子殺害，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當地最大的刑事案件。這些細密的變化讓我意識到了時光的流逝，讓我感知到過去的一切終究會穿越幽暗的隧道，抵達今天的另一個時空。

當然，沿此追溯，我終究會觸及這個群體的核心人物——我的外婆，她是我人生堅定的錨點和起點，是我作為個體領受所有教化的開端，當然也是我丈量人世標尺溫柔而慈悲的預設者。我到現在都記得環抱外婆腰身、坐在她懷中背靠溫暖火塘的一幕，記得她每天早晨在灶臺給我蒸蛋、炒飯的情景，記得她給我掖緊藍色印花棉被的那份溫暖和踏實。那些愛的瞬間，耐心、從容、飽滿而充分，植根于記憶深處，枝繁葉茂、勃勃生機。除了給予所有孩子毫無保留的愛，外婆同時以一個鄉村老人的質樸信念，教會后人感知、懂得悲憫。是的，悲憫并非天生，可以來自熏染和傳承，而我不過是那個幸運的人，有機會在漫長童年獲得外婆長久而溫和的陪伴。在無數個夜晚，我很有安全感地躺在外婆身邊，聽一個老人翻來覆去地細數村里哪個老人幾個月吃不上一頓肉、哪個媳婦沒有爹媽撐腰、哪個女人不幸失去了襁褓中的孩子、哪個流浪漢在村里被野狗咬傷，她無人傾聽的擔憂和無法排遣的嘆息，讓文伯伯、冬瓜佬、水爹、冬爹、夢龍、乜平、四保這些被反復叨念的名字深深植根于我腦海，并讓小小的我跟著外婆在無能為力中牽掛揪心、輕拿輕放，由此獲得情感方向的充分滋養，外婆自然生發的對同類和周圍物事的體恤，在我內心植入了原初的情感底色，并讓我懂得了基本的與人相處之道。這個陪伴我長大的老人，秉承千百年來中國鄉村傳統的觀念，在祖孫的代際傳遞中，讓我有勇氣面對腳下大地此后必將來臨的劇烈轉型，讓我懂得在紛繁、復雜的沖撞中保持內心的篤定，并在真實的日常面臨糾結時，總能憑直覺和信念做出堅定的選擇。

現在想來，和外婆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一幅真實的生命成長圖景，在后來的日子里，我一直追問，這種滲透進日常生活的生命教育從何時開始消失？是什么原因，讓一個孩子的鮮活肉身，被理所當然地框定在各種規范和約束中，以至他們的成長和日常生活越來越遠？對我而言，一個確定的結局是，在外婆離開后，當我用她傳遞的謙卑之尺去丈量蕓蕓眾生時，那充盈的愛終于變為了無盡的思，我從一個深情的人蛻變為一個深思的人。

《今夜我回到工廠》一文的誕生純屬偶然，它銘記了我生命中不期而至的覺醒時刻，到今天，我依然記得2003年7月到8月，我躲在康樂村廣寒宮318室寫作的秘密時光。那些跨越漫長時空的文字，最初的源頭就來自二十三年前的那次奔涌而出，而我在這種奔涌中，終于滌蕩各類板結觀念對我感官的堵塞，任由情感的沖撞在看到他人的路徑中，奔向一種理解世界的直接方式，這種隱秘的思維活動，讓我清晰看到“深情”和“深思”既互相糾纏又彼此召喚，意識到情感在教育的路徑中，對個體思考能力的滋養和暗中護佑。今天，我依然對文中提到的同齡人汪立新、小玉的命運唏噓不已，在文憑紅利溢出的年代，如果拿顯微鏡來透視，聚焦到個體，可以發現，時代的洪流中，文憑并不具備保全擁有它的人免于陷入困頓的魔力。我在時代的裂變中和他們一樣，1997年4月，當我遭遇到時代洪流的急浪——讓我刻骨銘心的下崗經歷時，我的人生第一次被一種不確定的結局懸置，在一種殘酷、赤裸的生命狀態中，工廠成為我理解世界的重要補充。作為一個出生在鄉村、通過念書進入城市的求學者，工廠是我鄉村生活經驗以外打開城市世界的開端。這段寶貴的經歷鏈接了城鄉，鏈接了我對同代人理解的起點，讓我學會看到他人、理解他人。

我還想說說我的叔叔，在《對五個日常詞匯的解讀》中，我第一次書寫家族中一直作為失敗者的叔叔，武斷地認定他“壓根就沒想到還有告老還鄉的那天，在依舊年輕的時候，他根本就沒有像黃沙灘人那樣想到終有老去的一天”。2023年年底，叔叔去世，不到六十，對比我在二十多年前對他的理解，這個親人口中一直被認定為不想擔事的男人，卻在最有尊嚴的“晚年”和病痛中，安靜地度過了生命的最后時光。現在想來，二十年前的我，對叔叔的理解充滿了偏見，他在時代的搏擊中沉浮、流浪，走過的路和中國絕大多數農民并無不同，鄉村成為其最終的歸宿，安葬的墳地就在祖宅的周圍，我一回到家，就會去他和嬸嬸的墳邊逛逛，宛如年幼時代和他們的日常相處，我糾結的地方在于，和爺爺奶奶相比，我的叔叔甚至遠沒有活到他們的歲數。

這些都是過去的人和事，我在一種相同的感知中，總能察覺到身邊始終存在和他們一樣的面孔。外婆給予我的情感滋養，讓我那顆從未變硬的心，總能在對身邊人的敘述中，更易觸碰到暗處的掙扎和憂傷，并讓我在一種似曾相識的氛圍中，依然能感知到身邊那個確切而真實的人群。事實上，在過往線性的期待中，這是一個我難以想象的群體：曾經體面的的士司機早已被平臺和過量的網約車擠壓，這些因生活困頓不得不轉行開網約車的人群中，有大廠失業的中年人，有一直猶豫要不要離開的老司機，當然更有找不到工作但又不甘躺平的大學生。好幾個司機和我聊起，為了一單原價僅僅三四十元最后落到手中屈指可數的微薄收入，他們會選擇睡在車中，提前五六個小時去排隊搶單。當然，更讓人揪心而又沉默的群體，是那些因害怕房價瘋漲在高位接盤的剛需人群，卻隨著房價暴跌及工作上的變動所導致的種種悲劇，伴隨一種線性期待崩塌后的心碎，這種氣息、情緒和昨天如此接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國企下崗大潮，也曾這樣斷崖式地將人拖入谷底，但在隨即融入世界所帶來的機遇中，又讓很大一部分人逃出困境，今天，我們還有這種機會嗎？今天，我還能像二十多年前堅信的那樣，“只要有夢哪里就有幸福的源泉。只要有夢，在每一個無名的角落，我們都可以好好地走完自己的人生”嗎？今天，我還會像二十多年前那樣，一動筆就篤定地用上“永遠”這樣的矯情詞語嗎？

在撿拾舊日散落的文字時，我企圖在混沌中看清是什么力量讓自己變成今天的模樣，我是我們這代人中的一員，我們歷經共識的重構、共享躁動和狂熱，在墜落中不甘，但也同樣在墜落的夾縫中抓住某個支撐，憑借時勢給予的力氣悄然爬起。我們以為的奇跡帶有偶然和歷史的不確定性，我們在正向的反饋中堅信某些趨勢一定會延續，但形勢的變化讓人措手不及，有些人群幾乎以超出我想象的速度下墜，那些隱匿的人與事，那些講臺下年輕身影暗處的彷徨和無奈，仿佛在用另一種方式回應：時代何以變成今天的模樣。而我對學生聚焦的觀察和思考，不過從職業的便捷中，對日常生活的一種敘述和表達。因此，在以往關于這個群體的敘述中，有不少零散的表達不便出場，而我還想利用重新翻撿的機會，讓那些無法亮相的文字，擺動胳膊，力圖在縫隙中找到一個透氣的姿勢。

時光悄然流逝，今天的一切都和昨天有關，這是我人到中年，作為一個時代的在場者，最為平靜的認知。隨著年月的增長，我越發感受到，每個人的成長不但會帶上歲月的印痕，也會帶上他人生命的蹤跡，歸根結底，世間所有的人都彼此關聯、心心相系。

那么，就讓這些記錄精神隱私的文字，在過去與今天的映照和鏈接中，悄悄賦形并勇敢呈現。

參證文本：

鄉村是討論中國文化不可回避的一個母題

——黃燈老師訪談

黃燈 李苗苗

李苗苗：很開心可以邀請到黃燈老師做關于“返鄉書寫”“文化研究”和“鄉村”議題的訪談。“返鄉書寫”歷經了以梁鴻為代表的“梁莊系列”發軔，到王磊光博士的博士返鄉日記成為第一波高潮，《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打響了第二炮，緊接著持續發酵為“返鄉體”，到后來的“新返鄉書寫”這樣一個看似條理清晰又簡單粗暴的過程。但“返鄉書寫”的文化時間其實是在中國“非虛構寫作”的基礎上來展開的。那么厘清“非虛構寫作”的文類發展脈絡及其在中國的發展狀況，對討論“返鄉書寫”就是一個很有必要的前提了。

黃燈：這個話題比較復雜，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非虛構寫作”在中國的發展，如果非要說一個確切的標志性事件，《人民文學》2010年第2期“非虛構”欄目的開設，可以說是一個關鍵節點，因為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一家文學刊物，明確開設“非虛構”這個欄目。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否認其他期刊的非虛構意識，比如《天涯》的“民間語文”欄目，從1996年改版以來就有，一直是該刊的一個鮮明特色，“民間語文”本質就是“非虛構寫作”，是真正意義上的非虛構寫作，但它并沒有提出“非虛構”這個概念，所以，將《人民文學》“非虛構”欄目的設置，作為“非虛構寫作”的一個起點，是有道理的。因為文學雜志在中國語境下，始終是作品生產的極為重要的載體，加上《人民文學》的特殊地位，“非虛構”欄目的設置，完全可以看作“非虛構寫作”作為一個文類在中國的出場。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起點，這為后來中國非虛構作家群體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像梁鴻，她就是從這個欄目走出來的一個有代表性的非虛構作家，也有一些作家，由此也介入了“非虛構寫作”。整體說來，“非虛構寫作”在中國的所有文體分布中，專業寫作的人不算太多，但它的群眾基礎好，在新媒體語境下，如果將網絡平臺也算進來，那作者也不少。換言之，文學期刊和網絡平臺，構成了非虛構寫作兩個極為重要的陣地，除了傳統期刊，諸如“真實故事計劃”“界面”“網易人間”“澎湃鏡像”等等，給很多作者提供了陣地，激發了很多普通人說話的愿望，也給他們提供了表達的機會。但從作家、作品的成熟度和經典化程度而言，非虛構和小說、詩歌、散文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還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中國需要更多的梁鴻、袁凌、閻海軍，需要更多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寂靜的孩子》《青苔不會消失》《崖邊報告》這樣的代表性作品。

有意思的是，我觀察到，近十幾年來，非虛構寫作幾乎算得上最為熱鬧和最容易出圈的文體，不少作品都引起了很多社會關注。這和它的文體特點有關，因為很多非虛構寫作和現實聯系極為緊密，也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共鳴和討論。不管是梁鴻、袁凌、閻海軍，還是王磊光和范雨素，他們的作品都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力，這成為一個需要探討的現象。至于為什么會這樣？我也會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去思考這些問題，盡管到現在還沒有想清楚，但背后肯定有它的原因。

李苗苗：那在您看來，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催生了寫作者作品的巨大社會影響力呢？

黃燈：我從兩個方面說說。

其一，從媒體的變遷的角度來看，由于讀者對真實社會的關注算得上是精神上的剛需，傳統媒體經過各種各樣的轉型，“深度調查”記者群體減少，非虛構作家的寫作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這一部分缺失，這也導致中國當下的非虛構作品相比別的文體，更容易在公眾領域引起討論。更重要的是，當下的非虛構作家，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從“深度調查”記者轉型過來，比如袁凌、閻海軍就是記者出身，就算一些學院派的寫作者，諸如梁鴻，也特別注重田野調查，寫作建立在親歷現場的基礎上。這批非虛構作家對真相的重視，對田野調查的重視，保證了他們作品的質地，因為他們的每一篇作品，都經過大量的實地考察，建立在事實根據上，寫作的過程就像記者親歷現場，因此作品所蘊含的真實力量，天然保證了它們更容易獲得社會影響力。

其二，從作家的寫作動力的角度來說，我觀察到，一部分非虛構作家一開始并沒有抱著當作家的愿望去從事非虛構寫作。比如我熟悉的幾個朋友，像梁鴻啊，一開始都不是沖著當作家去寫東西的，她本身在高校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但在做學術的過程中，意識到了很多問題，感覺到有很多話要說，一不小心就走上了創作這條道路。我自己也是這樣，盡管年少的時候，也有過作家夢，但進入高校后，也安于做做研究，上上課。但在生活中，我觀察到了很多東西，有很多話要說，不吐不快，而論文的寫作形式，并不能滿足我的這種表達愿望，所以也借助非虛構的形式，說了一些自己非說不可的話。我的意思是，這種相對純粹的寫作初心，不是為了寫而寫，沒有作家身份的包袱，反而更有可能寫出原初的、富有力量感的東西。

李苗苗：“非虛構寫作”“返鄉書寫”已不僅僅是文學層面的書寫和記錄，已經遠遠溢出了文學的邊界，可能早已涉及文化層面。返鄉書寫對中國文化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層面有哪些推動？

黃燈：這種寫作有利于大家把眼光聚集在一個問題上，因為文學的東西有著天然的傳播力，它不像社會學、人類學等一些偏理論的學術著作，在大眾傳播層面，天然受限。如果說有貢獻的話，我覺得無非就是在這個方面吧。比如說，《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出來之后，大家好像猛然回頭，發現當下確實有這種情況，媒體的目光都關注985、211大學，清華大學的一件小事都能上熱搜，而占據大學生群體大多數的二本學生，仿佛沒有太多的關注度。當有一個作品旗幟鮮明地亮出了“二本學生”這個群體后，討論問題就有一個聚焦點，有了一個談論的載體。我2016年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也是這樣，很多讀者和我說，他們的情況和我一樣，但他們沒有從“農村兒媳”的角度表達出來。

李苗苗：2019年“故鄉紀事·愛故鄉非虛構寫作大賽”獲獎作品精選集——《應知故鄉事——返鄉者眼中的中國鄉村圖景》，于2020年11月由上海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您作為編者之一也寫了《書寫就是力量》一文，在您看來，文化研究的“鄉村”議題意味著什么？

黃燈：“鄉村”議題是一個母題，它是中國文學、文化不可回避的一個母題。這是由中國的社會結構決定的，在沒有現代化轉型以前，中國社會從本質上而言，就是一個鄉土社會，但近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將整個社會推進了現代化轉型的軌道，中國從此多了城市化這個維度。從這個角度看，現在的鄉村議題，天然和城市這個維度相關，不能將兩者割裂開來。我在《大地上的親人》里面也寫得很清楚，鄉村問題和城市問題是一體兩面的，只不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后果，更多由鄉村在承擔，比如鄉村的人才被抽空了，資源被抽走了，環境被破壞了，各種不利的后果，其實是鄉村在承擔，從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多一個城市化視角，鄉村的議題會看得更清晰。

李苗苗：根據您的說法，本身“鄉村”就是自然而然的應該被書寫、被記錄的，但是吊詭的是，現在對“鄉村”議題的討論反而變成了一種有意為之的“被強調”。

黃燈：也沒有吧，我覺得鄉村議題一直是被關注的重點，很多作家也更多堅守這個議題，諸如莫言、韓少功等。

李苗苗：對于這些大家來說那當然是這樣了，可是現在，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韓少功先生等作家的寫作好像僅僅是一種文學史上的，甚至是有些久遠的歷史上的書寫，而并非一種“自然而然”。產生一種“書寫鄉村”反而是一種不正常。望向都市、望向現代化才是正常的，鄉村的議題變成一個似乎是“遲早會消失”的偽命題討論。

黃燈：也許，站在年輕人的角度，的確是這樣。我突然意識到，對你們90后這一代而言，從一出生開始，整個社會的轉型已經差不多了，這確實容易帶來代際的錯位理解。年輕人最關心的話題，已經不是鄉村了，這個角度特別好，由此看來，不同代際的人關注的話題確實會不一樣。農村出來的孩子，甚至更可能關心城市，對城市的了解甚至比自己的故鄉還要多。當然，鄉村也不可能消失，如果真的消失了，中國會遇上很多麻煩。事實上，鄉村并不代表落后，我們城市的現代文明病，需要在鄉村中化解掉，不能把鄉村看成落后、遲早要消滅的存在。我很喜歡溫鐵軍老師的一些觀點，我們現在的一些發展觀強調盲目的、單向度的發展主義，以破壞為代價，盲目地強調競爭、效率，社會變得愈來愈單一，價值觀變得越來越趨同。為什么現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感覺越來越壓抑，越來越艱難，因為社會衡量一個人價值的維度越來越單一，越來越工具理性了，很多事情，完全變成了經濟行為而不是創造行為，只有經濟一個維度，年輕人越來越沮喪，看不到出路，但是如果價值觀更多元一些，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發展目標，整個社會就會協調和豐富很多。我將年輕人更多望向都市、望向現代化視為正常的現狀，看作目前單向度發展的后果。

李苗苗：那在這樣的現實中，“返鄉書寫”這樣文章的文化建構意義體現在哪里呢？文學書寫對城鄉和社會弱勢者生存圖景的展現意味著什么？

黃燈：如果說“返鄉書寫”有建構意義的話，也是非常有限度的建構。有意思的是，“返鄉書寫”的這批學者，大多也是文化研究學者，所以本身的關注點，有共同的地方。比如，你為什么這樣提問？因為我們關注的東西，有共同的敏感點。你參加的鄉建工作，和我在高校從事的教學工作，其實都差不多。但我要承認，我企圖通過寫作建構一些東西的愿望肯定是有的，但這種建構不是一天兩天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個人的努力就能做到的。

“返鄉書寫”最直接的價值，至少讓被遮蔽掉的家鄉、時代重新顯現出來，用一種突兀的方式進入年輕人的視野，進入更多人的視野，通過介入現實有限度地將真相告訴別人。看見是改變的開端，也是討論的開端，文學能做的無非就這樣。

李苗苗：《應知故鄉事——返鄉者眼中的中國鄉村圖景》里面有不同身份的不同寫作者記錄了自己的成長經驗或者說都是自我的生命體驗，在我們文化研究中，“情感結構”“活生生的生命體驗”都構成了很重要的研究基礎視野，在您看來，這樣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文學、文化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黃燈：這個也不太好談，因為我們的觀念里，總是有“詩與遠方”這樣的概念，“日常生活”與“詩與遠方”可以相互對照理解。很多人總覺得奮斗的目標在遠方，但事實上，在我的理解里，任何一個人最普通的生活，其實對自身的成長都有意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近幾十年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任何一個人的普通生活，都能和時代產生共振關系。一個人身上發生的很普通的事，都可以和時代獲得關聯性理解，所謂的“日常生活”，并不僅僅指涉個體的私人領域，在當下的語境中，具有明顯的公共價值和意義。所以我的寫作，不會直接去說一個很宏大的命題，而是會從身邊的、日常的切口進入，我認為寫出一個人的生活，就是寫出了一群人的生活，寫出了一群人的生活，實際上就是在討論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有一個觀點：“日常即田野。”前幾年我在上海大學作過一個講座，就是建議大家去觀察身邊的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當作我們的“田野”，不要覺得田野在遠方。我特別不喜歡“體驗生活”這個說法，因為作家這個群體，總是被教導、被要求去“體驗生活”，但如果生活只是停留在“體驗”層面，那肯定是不走心的，是一種表演性的存在，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群體、任何一種生活都值得被書寫，不存在體驗不體驗，城市的生活也有寫作的價值，有錢人的生活也有寫作的價值，農民的生活、公務員的生活、窮人的生活、富翁的生活，在題材上完全平等，就看我們用什么樣的眼光，去審視這些對象。普通的蕓蕓眾生，構成了完整的人類社會，也是人類歷史的底座，他們身上的日常生活，蘊藏了社會真正的建構力量。

李苗苗：剛才我們也有提到文學史上悠長的鄉土書寫慣性，那么“返鄉書寫”與鄉土書寫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書寫者如何在“返鄉書寫”中呈現自身的主體性？如何看待“返鄉書寫”中“書寫者”的特定社會文化身份？

黃燈：其實兩者之間也沒有直接的關系吧。這屬于不同時代的人對同一時代的不同理解，其實很難說二者有什么關系，但也不能說完全沒關系。寫作不是一個界限特別清晰的行為，我沒法還原寫作行為的具體過程，所以很難條分縷析地講清楚其中的關系。

書寫者對自身的主體性建構，在讀者看來比較明顯，但對書寫者而言，并沒有那么明顯的主體性訴求。我寫作的時候，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什么者，就是有話要說，只不過恰好我是一個博士，恰好我在大學里面教書，這些“恰好”可能無意識成了主體性建構的一部分。盡管寫作并非有意為之，回過頭看，字里行間的態度，事實上確實有某種主體性姿態。所以站在讀者的角度，我特別理解他們的一些批評，總覺得返鄉書寫者高高在上啊，不接地氣啊，這個也挺正常的，每個人的角度不一樣，生活經驗不一樣，敏感點就會不一樣。

李苗苗：那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返鄉書寫”對于喚起新時代鄉村振興背景下的鄉村主體有哪些價值？

黃燈：鄉村振興有很多維度，既有政治的維度，又有經濟的維度，更有文化的維度，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外在環境也有了很多變化。像我們以前做鄉建的時候，在社會上不是很受待見，多少有點偷偷摸摸的感覺，但這兩年大環境好了一些，國家也在提鄉村振興，應該說外部環境改變了很多。但也要看到這種有利條件背后的風險，介入的力量多了，也會帶來弊端，容易在結果導向的作用下，忽略鄉村建設內在的節奏和規律，變成一場鬧哄哄的表演，鄉建參與者也可能在資源的轟炸下，喪失本來的初心，變得浮躁和急功近利。

從這個角度來看，“返鄉書寫”的主要價值，體現在文化層面對鄉村振興的反思和記錄。它更多體現在文化層面的介入，不可能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它從情感上呼喚那些通過受教育離開鄉村的人，重新審視自己的故土，重新審視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關系。離開故土的人與堅守鄉村的人，都是鄉村社會的主體，但在現代化進程中，隨著城鄉關系的深度融合，這兩者之間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系？這個問題值得審視。換言之，返鄉書寫企圖通過個體的角度，去重新審視和反思城市與鄉村的關系，去重新理解并看見鄉村人和進入城市的鄉村人的個人生存。

李苗苗：最后跟黃老師討論一下《我的二本學生》一書，書中的“二本學生”對個體的分類是否存在本質主義嫌疑？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結構模式中，一本/二本（部分原三本）學生之間的社會分層是否如此涇渭分明？

黃燈：我在書寫的過程中，沒有本質主義傾向。因為站在我的角度，我就是一個二本院校的老師，我說“我的二本學生”這不是很正常嗎？但是，一旦變成社會關注點之后，大家就會覺得有點把它定型了。這本書確實引起了很多討論，質疑的人，也大多是從這個層面進入，他們提問的方式，通常是“二本學生都這樣，那我們專科生怎么辦？社會上沒有讀過高中的人怎么辦？打工的普通人怎么辦？”我只能說，世界上所有的寫作都有限度，我也不可能窮盡所有的經驗，我沒有辦法涉及所有群體，我熟悉的就是二本學生，從非虛構寫作倫理而言，我只能寫我的二本學生。作品出版后，就不僅僅屬于我自己，就變成了一個公共產品，讀者怎么理解它都很正常。站在讀者的角度，我不否認“二本學生”有本質主義的嫌疑，因為這確實是一個很清晰的、劃界限的稱呼。就我的觀察，在中國現有的語境下，不同層次的學校，確實涇渭分明，這種界限不是“二本學生”這個稱呼帶來的，“二本學生”只不過是我將自己觀察到的情況說出來的一個載體。

黃燈，學者、作家，現居廣州。主要著作有《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等。

李苗苗，青年教師，現居南昌。已發表作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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