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禍起荊州承天院

作者：周斌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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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自古便是赫赫有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其古城墻位列全國“七大古城墻”之一，歷經千年風雨依舊巍然屹立。荊州之名，源起城北荊山，即今湖北南漳一帶。荊山自古蘊玉藏珍，春秋時楚人卞和于此得璞玉，兩度獻寶卻被楚王視作頑石，慘遭刖足之刑；直至第三次抱璞泣于荊山之下，方得楚文王識為曠世珍寶，便是流傳千古的和氏璧。正因荊山產玉之典故，曹植于《與楊德祖書》中寫下“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讓荊山美玉的美名傳遍后世。

湖北簡稱“鄂”，世稱荊楚。“楚”源自先秦楚國，“荊”為楚之別號，而荊州正是楚國核心腹地，昔日楚國的都城——郢都便坐落于此，即今荊州區紀南城遺址，荊楚之名亦由此肇始。荊州枕倚長江，既是東西往來、南北通衢的水陸要沖，也是沃野千里、物產豐饒的魚米之鄉。可于黃庭堅而言，這片鐘靈毓秀之地，卻是他貶謫宜州（廣西宜山縣）禍端的緣起，是命運劫數悄然萌發的青萍之末。

紹圣二年（1095），黃庭堅因參與編修《神宗實錄》，遭新黨羅織構陷，被貶為涪州（今重慶涪陵）別駕、黔州（今重慶彭水）安置，踏上流放西南的漫漫長途。途經江陵，他寓居承天禪院，暫作休整。彼時寺院住持智珠正率眾拆除傾頹殘破的僧伽舊塔，瓦木磚石堆積如山。智珠和黃庭堅約定，待新塔落成，懇請其提筆撰文為記。黃庭堅淡然一笑：“作記易，成塔難。”

此后六年，黃庭堅輾轉黔州、戎州（今四川宜賓）貶所，親眼目睹民生凋敝、災荒頻仍，飽覽民間疾苦，于流離困頓之中，對時政得失、生民疾苦、儒佛教化生出深切思索。

建中靖國元年（1101），宋哲宗駕崩，宋徽宗即位，新舊黨爭短暫趨緩，黃庭堅遇赦東歸，再度途經荊州。昔日傾頹的舊塔已然重建，七級浮圖巍峨凌云。應智珠之請，黃庭堅一踐前諾，爽快地揮筆寫下《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

縱觀歷代，一篇碑記、一句詩文，便招致無妄之禍，輕則罷官遠謫，重則身首異處、株連親族，古來并不鮮見。黃庭堅落筆之時，全然未曾察覺，自己正重蹈前人覆轍，更未料到，這篇尋常塔記，竟會成為斷送余生的禍根，自最后一字落筆，他的人生便步入倒計時。

細讀《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全文，通篇無過激之語，亦無謗訕朝廷之意，可偏偏，他遇上了陰私小人，撞上了黨爭傾軋的亂世。

彼時碑記成文，依當時慣例，黃庭堅于文末署上相關主事者姓名：“買石者鄒永年，篆額者黃乘，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瑊。”鄒永年無史料詳載，應為當地鄉紳，主持購石刻碑；黃乘為荊楚本地書法家，擅長篆體題額，與分寧雙井黃氏并無宗族關聯；馬瑊時任承議郎、荊州知州，是立碑主事之人。

彼時黃庭堅雖剛脫貶謫之困，但其詩文書法早已名動天下，聲名遠播。若能與其姓名同刻碑石，便可借其盛名流芳后世。荊湖北路轉運判官陳舉、李植，提舉常平官林虞，便借機懇請黃庭堅將三人之名一并錄入記文，鐫刻碑上。黃庭堅生性耿介孤直，清傲不俗，不攀附權貴，堅守文人風骨，素來鄙夷趨炎附勢、沽名釣譽之輩。面對三人攀附之請，他以“非有功者不書”的立碑準則，斷然拒絕，不留情面。

李植、林虞二人見狀悻悻作罷，事過便忘。唯獨心胸狹隘的陳舉，將此番羞辱深埋心底，怨懟如種子悄然蟄伏，只待時機成熟，便要伺機報復。

崇寧二年（1103），陳舉終于等來復仇之機。此時他昔日的上司趙挺之，已官至中書侍郎兼門下侍郎，躋身朝廷核心，執掌臺諫監察、官吏黜陟大權。趙挺之之子為金石大家趙明誠，兒媳便是才情絕代的李清照，可他本人，卻因黨爭傾軋、睚眥必報，在史上留下奸佞之名。

二人積怨由來已久。元豐年間，黃庭堅任職德州德平鎮，趙挺之為德州通判，作為新黨骨干，強力推行市易法，盤剝百姓。黃庭堅直言“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公然抵制苛政，二人自此結下私怨。蘇軾素來厭惡趙挺之，斥其為“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身為蘇門四學士之一，黃庭堅天然與趙挺之道不同不相為謀。趙挺之屢次彈劾蘇軾、黃庭堅，恨意難平。新舊黨爭愈烈，黃庭堅屬元祐舊黨，趙挺之為鐵桿新黨，徽宗朝新黨掌權后，他便將黃庭堅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宋史》亦明確記載：“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陳舉）承風旨。”

彼時黃庭堅寓居鄂州，遠在京城開封千里之外。但趙挺之還是張弓搭箭，瞄準了黃庭堅，苦于黃庭堅滿身鎧甲，不知射正哪里才能一箭斃命。恰在此時，一封告狀信，非常明確地告訴黃庭堅的命門死穴在哪里。趙挺之手松箭飛，黃庭堅應聲而到。若非宋太祖立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黃庭堅恐早已殞命，后世便再無《宜州見寒梅》、《乙酉家乘》等傳世。

這封置黃庭堅于絕境的奏章，正是陳舉所上。自荊州承天院作記，至崇寧二年發難，兩年間陳舉官職未遷，怨恨未消。他反復研讀塔記全文，逐字逐句吹毛求疵，執意從尋常議論中羅織罪證，最終將目光鎖定在文中談及時政災荒、儒佛教化的文字：“儒者常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谷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于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真何理哉？”

這番體恤民生、辨析儒佛的議論，竟被曲解為“幸災謗國”，正是千古以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真實寫照。宋人洪邁于《容齋隨筆?四筆》中抄錄此文片段，不禁慨然長嘆：“其語不過如此，初無幸災諷刺之意，乃至于遠斥以死，冤哉！”

回望黃庭堅的宦海浮沉，元符三年（1100）五月，五十六歲的他于戎州貶所遇赦，官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建中靖國元年（1101）三月，行至峽州，又改知舒州；四月抵達江陵，朝廷召其為吏部員外郎，他上書懇請出知太平州，遂留荊南待命，便是在此期間寫下這篇惹禍的塔記。不久朝廷授其太平州知州，崇寧元年（1102）六月初九赴任，僅九日便遭罷免。彼時蔡京、趙挺之入朝主政，大肆清算元祐黨人，司馬光、蘇軾、晁補之、黃庭堅等人盡遭貶黜。九月，蔡京定元祐奸黨一百二十人，刻石立碑，黃庭堅名列其中。八月，詔令其管勾洪州玉隆觀；九月，黃庭堅遷居鄂州。自離戎州東歸，兩年間朝廷任命朝令夕改，黃庭堅輾轉奔波，終究淪為新舊黨爭的犧牲品。而陳舉致命的一擊，尚在其后。

崇寧二年（1103），陳舉彈劾奏章抵達朝堂，趙挺之、蔡京順勢定黃庭堅“幸災謗國”之罪，經徽宗準許，將其除名，編管宜州。貶謫詔令十一月傳至鄂州，十二月初，黃庭堅攜家眷自鄂州啟程，遠赴廣西宜州，開啟人生最后一段流放生涯。

2026 年 5 月 16 日

附：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

紹圣二年，余以史事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以補紉春服。時住持僧智珠方徹舊僧伽浮圖于地，瓦木如山，而囑余曰：“成功之后，愿乞文記之。”余笑曰：“作記不難，顧成功為難耳。”

后六年，余蒙恩東歸，則七級浮圖巋然立于云霄之上矣。因問其緣。珠曰：“此雖出于眾力，費以萬緡，鳩工于丁丑，而落成于壬午。其難者既成功矣；其不難者，敢乞之。”余曰：“諾。”

謹按：承天禪院僧伽浮圖，作于高氏在荊州時；既壞，而主者非其人，枝撐以度歲月。有知進者，住持十八年，守舊而已。而智珠初問心法于清源奇道者，而自閩中來，則佐知進主院事，道俗欣欣，皆曰：“起廢扶傾，惟此道人能之。”于是六年，作而新之者過半。知進歿，眾歸珠而不釋，此浮圖遂崇成耳。

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寶祠遍天下，其道化乃溢于異域，何哉？豈釋氏所謂愿力普及者乎？儒者常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谷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

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耶？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于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真何理哉？

因珠乞文記其化緣，故并論其事。智珠清儉，不妄取一錢，而能以善心感召眾人，成此勝事，可嘉也。故為之記。

【作者簡介】

周斌，1962年6月出生，江西修水人。江西書院研究會會員、東華理工大學修水創新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顧問。作品散見有關平臺及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