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南京淪陷后堅守金陵校園的鄔靜怡

作者介紹

陸束屏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教授

內容摘要鄔靜怡1923年畢業于金陵女子大學，曾在燕京大學與美國深造，后回到母校生物系任教。1937年12月日軍逼近南京之際，為了自己傾注心血的研究項目不致中斷，她決定留在南京，成為大屠殺期間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唯一留在校園的中國籍教師。當校園成為庇護大批婦女和兒童的難民營時，她積極投入到救助難民的工作中，盡管她自己，一位時年38歲的年輕女子，也不得不面對一個普通中國婦女難民無法回避的日軍暴行的威脅。多年后，在自傳回憶錄中，她以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同時又是受難民眾一員的獨特視角，真實地記述了大屠殺時期及之后堅守校園的親身經歷。

關鍵詞南京大屠殺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鄔靜怡

鄔靜怡（1899—1985），原名鄔靜嫻，大學畢業后參加工作之際，其父建議改為鄔靜怡，而她的英文名自從就讀教會中學起，終其一生均為Blanche Wu。1899年3月12日，鄔靜怡出生于浙江寧波一個宗教氛圍濃厚的家庭，祖父和父親都是浸會教的牧師，她在父母的六個子女中排行第四。她早年在當地的教會學校讀書，1919年畢業于寧波的浸禮會學校圣模女校 ，后進入金陵女子大學，主修生物學，輔修教育學，并于1923年畢業。隨即她回到已與長老會辦的另一所教會女中崇德女中合并而成為甬江女中的母校教書。1926年，鄔靜怡的恩師科拉·戴絲·瑞弗斯（Cora Daisy Reeves） 邀請她回母校金女大生物系做自己的助手，并幫助她申請到洛克菲勒獎學金，于1928年前往燕京大學攻讀生物學碩士學位。1930年她獲得碩士學位后，開始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生物。1932年鄔靜怡赴美國深造，1934年在密歇根大學獲生物學碩士學位后，又前往密歇根州立農學院學習。1936年春鄔靜怡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生物、家禽等課程，開展家禽養殖研究項目，還在學生中組建家禽研究課外興趣小組。然而，1937年夏季卻是多事之秋與災難的肇始。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之后，戰事于8月又在上海爆發，11月上海淪陷后，日軍長驅直入向南京進軍，并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

淪陷后的南京

日軍在進逼南京與攻占城市后，在城市周圍的村落、長江沿岸，以及城內各個區域，大肆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和手無寸鐵的城鄉平民百姓，四處劫持、強奸婦女，肆意搶劫，縱火焚燒。毫無節制的日軍對南京城鄉及其民眾犯下的暴行，在中外官方文獻與親歷者的私人書信、日記，以及其他文字材料中均有翔實的記載。

1938年1月6日回到南京城的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副領事詹姆斯·愛斯比在1月25日發給國務卿的一份135頁的長篇報告《南京的狀況，1938年1月》中記述了他與留在城內親歷日軍暴行的美國和德國公民會談后獲得的信息，并做了概括性的敘述：

他們描述的南京是一幅日軍占領之際降臨并籠罩著全城的恐怖畫面。他們以及德國居民講述了這座猶如被捕獲的獵物而落入日軍手中城市的情況，不僅僅是有組織的戰爭過程中被占領，而且是被入侵的軍隊攫取的城市，這支軍隊的成員對戰利品猛撲上去，毫無節制地擄掠，施以暴行。更為完整的數據和我們自己的觀察并不能質疑他們所提供的信息。留在城內的中國平民猶如難民擁擠在所謂的“安全區”的街道上，他們中很多人都赤貧如洗。屠殺男子、婦女、兒童，闖房入舍，擄掠財產，焚燒、摧毀房屋建筑實實在在的證據幾乎無所不在。

數千日本兵蜂擁進城，犯下難以言說的擄掠與暴戾罪行。根據外籍目擊者對我們的敘述，放縱的日本兵猶如一群野蠻之徒蹂躪著全城。全城各處數不清的男子、婦女和兒童遭屠戮。還聽說有些老百姓并沒有什么明顯的緣由便遭槍殺或被刺刀捅死。

如果說上述概括是愛斯比在聽聞了美國、德國公民敘述的情況后形成的文字記錄，那么，以下是他記錄的美國外交官剛剛抵達南京城時目睹的情況：

我們抵達南京的那天，日本人告訴我們不得不在前一天清理掉很多尸體。然而，仍然可以在房屋內、池塘里和偏僻些的街道旁見到尸體。一位美國公民告訴我們，日本兵闖進城南一處住有14口中國人的房舍。他說見到11具尸體，其中婦女據說被先奸后殺。僅有兩個小孩和另一個人幸存。前些日子，在使館附近的小池塘里打撈尸體，撈上來二三十具身著平民服裝的中國人的尸體。

西方外交官還在外交電文中詳細描述了日軍在南京城肆意擄掠洗劫中立國房產的行徑。1938年2月28日，愛斯比編撰了一份長達165頁的報告《南京美國財產與權益的狀況》，詳細描述了城內每一所美國人開辦的大學、教會等機構，遭受日本兵擅闖、洗劫，婦女在美國房產內遭劫持、強奸，人員被殺害的情況。愛斯比在報告的開頭寫道：

隨著南京城的陷落，城內美國產業與這里所有的房產一樣遭受了擄掠破壞。本使館知悉的美國房屋，沒有一座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犯，這包括大使館館舍。房產上或許飄揚著美國國旗，院落的大門上或房門上張貼的大使館布告并不能避免房屋被闖入，以及通常所遭受的洗劫與盜竊。12月13日，五萬多名日軍進城，蜂擁闖入任何一座，或所有的房屋，全然不顧房產的性質或國籍。日軍占領城市后立即破門闖入美國人的房舍，這樣的行為時常發生，甚至持續到2月23日。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便是愛斯比在1938年2月28日報告中列出的美國機構之一。1911年末、1912年初，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傳教士會議上，八個美國教會董事會的代表，同時也是美國教會在長江中下游開辦的女子中學的校長， 提議在長江下游地區建立一所女子學院。會議最終決議，由數個美國教會聯合創辦一所女子協和學院，校址選在南京，定名為金陵女子大學。1915年春天租用李鴻章第五子位于城東南繡花巷的府邸——小李相府為臨時校園，并于同年9月17日正式開學。1917年選中城市西部的陶谷，建造永久校址，并于1923年秋季在新校園開學。 鄔靜怡1919至1923年在金女大求學的四年均在繡花巷校園度過。1930年，根據當時教育部對學校稱謂與規模的相關規定，金陵女子大學更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而其英文校名自始至終都是Ginling College。

1937年8月，隨著淞滬戰役爆發，日軍飛機開始空襲南京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決定不在南京開課，而是分三個部分遷往上海、武昌、成都。上海分部在1938年夏學生畢業后遷往成都；武昌的師生在1938年武漢保衛戰打響之前也遷往成都。全面抗戰期間，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主要在成都華西壩招生、開課，直至1946年6月。

雖然學院的主體決定西遷，南京的校園仍需要有人留守。當時有兩位教師愿意留下：教育系的美籍教師明妮·魏特琳、生物系的中國籍教師鄔靜怡。她們與其他一些職員、工人留守校園，守護校舍、財物、圖書、儀器等校產。

隨著日軍逼近南京，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提議成立安全區，以便戰火燒到南京時為中國難民提供保護。安全區內的大學、中學、政府機構以及其他公共建筑被辟為難民營。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處在安全區的范圍之內，被指定為專門收留婦女、兒童的難民營。工作人員在魏特琳的帶領下立即行動起來，將校園清理出來設為難民中心，為婦女、兒童提供庇護場所。他們把八棟樓清掃干凈，家具搬走，騰出地方給難民住。戰火燃燒到南京城門之際，大批婦女難民在12月8日搬進校園。

日軍進城后，在全城各處瘋狂屠殺、強奸婦女，大批難民蜂擁進入安全區。此后一連數日，驚恐異常的貧困婦女持續不斷地涌進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學院難民營的管理者義無反顧，熱情地接待了她們。在高峰期，校園里收留了一萬多名婦女、兒童。房屋里擠滿難民后，門廳、樓梯上，甚至走廊上、有屋頂的回廊里都睡滿了人。但是，難民仍然往里面涌。此刻，只要能夠讓婦女們進來，睡在露天，她們就心滿意足了，因為城里的情況實在太糟糕了。

對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來說，最為恐怖的日子是1937年12月17日。各國駐南京大使館在撤離之前，都向城內各自的機構、產業、房舍發放了本國國旗以及用多種文字書寫的告示供懸掛、張貼，以阻止日本兵的侵犯騷擾。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張貼了告示，醒目地懸掛了美國國旗。當時美國和日本沒有開戰，并不是敵對國，日軍理應尊重美國的機構與產業。但是，12月17日晚日軍闖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以搜查中國軍人為名，要求搜查幾幢住滿了婦女難民的大樓。他們的真實目的是尋找年輕女子供他們強奸。當魏特琳站在100號大樓前，拒絕打開樓門時，一個日本兵打了魏特琳一記耳光。在12月17日的日記中魏特琳做了如下的描述：

剛吃完晚飯，中大樓的一個小伙子來說，校園里有許多日本兵，正往宿舍樓去。我發現兩個日本兵站在中大樓前正在拉門，一定要把門打開。我說沒鑰匙。一個日本兵說：“這里有當兵的。日本的敵人。”我說：“沒有中國軍人。”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說了相同的話。然后，日本兵打了我耳光，又狠狠地打了李先生的嘴巴，并堅持要開門。我指了指邊門，帶他們進去。他們樓上樓下轉了轉，大概在找中國軍人。我們出來時，另外兩個日本兵將我們3個工人綁上帶過來，并說是“中國兵”，但我說，“不是兵，是苦力，花匠”，他們確實是花匠。日本兵把他們帶到前面去，我跟著他們。到前門見到一大群中國人跪在路旁——陳斐然先生、夏先生，還有幾個我們的工人。一名軍曹和幾個日本兵也在那兒，不久程夫人和瑪麗·特威楠也被日本兵帶到我們這兒。他們問誰是這所機構的負責人，我說是我。然后，讓我指認每一個人。

當日本人將魏特琳和其他工作人員扣留在前門口的時候，日軍借口搜捕中國士兵，最終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擄掠走12名年輕姑娘。

日本兵闖入校園劫持、強奸婦女不僅日復一日地發生，而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普遍認為情況有所好轉的1938年2月，日本兵仍闖進校園強奸婦女。1938年2月9日，魏特琳向美國駐南京的領事約翰·愛利生 報告了前一天發生的案件：

親愛的愛利生先生:

我知道您希望得到這樣的材料，現向您報告昨天上午10點發生的一件事。

一個工人到位于校園東南角上我的房間來叫我，并報告說一個日本兵從南面翻越籬笆進入校園。我立即趕去，并發現他正和一名難民姑娘在一棟教師宿舍后面，該宿舍位于校園內南山的半山坡上。沒有遇到困難就把他趕走，但是，不幸的是，我沒有注意他領章的顏色，以及肩章上有幾顆星。之后，那位姑娘給我講了以下的情況：

她和另外四個姑娘在校園南部的一個池塘邊洗衣服。日本兵翻籬笆進來，向她們走去。別的姑娘都逃掉，但是日本兵抓住了她，用匕首逼迫她到我發現她的那個地方。

我應該補充說明，在日本兵進入校園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兩面美國國旗，因此，他沒有借口說不知道這是美國人的財產。在附近的門上還有日文的布告，但是，也許他沒有見到布告，因為他是翻越籬笆進來的。

留守校園的鄔靜怡

雖然對日軍的暴行有所耳聞，有一定的思想準備，然而，日軍在南京肆意施暴瘋狂的程度、校園里如此恐怖危險的環境卻是鄔靜怡當初選擇留在南京時始料未及的。當時留守校園的魏特琳51歲，程瑞芳62歲。按照以往的經歷，一般認為老年婦女面臨的危險相對小些。如果說魏特琳是因為她年紀較長，富有行政管理經驗而留下主持應對戰亂可能帶來的復雜局面的話，鄔靜怡留下則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當時在南京的人們早已聽聞日軍在長江下游攻占諸如上海、蘇州、無錫、常州等地屠殺、強奸、擄掠、縱火等行徑，絕大多數人都選擇撤離。時年38歲、容貌姣好的知識女性留下來所面臨的危險可想而知。鄔靜怡留下來是因為她當時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多年后，她描述了當時面臨的情況：

我留下來的主要原因是特殊的情況。我的家禽實驗項目最近剛剛建好，供繁殖的家禽已在我們這兒。人員旅行都很困難，因此，搬運家禽是很不現實的。對這個項目所撥的有限的款項不能在南京這兒浪費掉。我們不能指望為了在另一個地點重新建立這個項目，再去購置雞舍與其余的設備。唯一合乎邏輯的想法與可行之事，便是我堅持繼續從事這一家禽項目，盡力而為地多做些，做好些。與此同時，我或許能夠在保護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財產、建筑與場地方面略盡綿薄之力。

在她的回憶錄中，鄔靜怡詳細介紹了她當時開展的家禽養殖研究項目：

這個家禽研究項目由C. D.瑞弗斯博士倡議，鄔靜怡開展，并由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與個人捐款資助。它的目的：1）從農業的角度，按照生物學的原理與家禽飼養的方法來協助為南京人民服務；2）以及通過a）喂飼料的試驗與b）繁殖的試驗來激發教師們的科學精神與興趣，并發展禽肉與禽蛋的生產。這個項目位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科學館后面到南山的半路上的一小塊地里，于1936年開始啟動。由于撥給這項工作的資金有限，我們盡可能地在房舍、設備與飼料各個方面節約。例如，根據經驗，我們發現空煤油桶不適宜做雞籠，因為夏天暑熱天氣中，對于母雞，鐵皮桶會變得太燙。

開始階段，雞的種類有白色萊亨雞、蘆花雞、羅德島紅雞和梅嶺雞，相互間隔排列著。我們有幾只北京鴨和本地的白鵝，作為附帶的研究。最初的任務是用本地商店能夠買到的飼料，采取某種定額分量來喂養家禽。在一天大的雛雞翅膀上扎帶子，在下蛋的母雞與育種公雞的腿上綁帶子。由我做記錄，并仔細保存。

日軍即將兵臨城下之際，鄔靜怡擔負起雙重的職責。除了一直從事的家禽研究工作，她也積極參與在校園組建難民營、照顧婦孺難民、組織學習活動、開辦女校等項工作。戰局惡化之際，大批市民涌入難民營。她和十來位工作人員一道負責照管婦女、兒童。“當戰事越來越逼近南京城之際，婦女、兒童開始進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營。1937年12月8日的人數為300，然后人數持續不斷地增加，直至超過原來計劃的上限人數2750。所有的建筑與閣樓都住滿以后，難民仍然在往里面涌入。”日軍剛剛進入南京城后的凌晨，她從住所的窗戶見到手持旗幟的日本兵在校園旁的山上走動，她迅速將情況報告給魏特琳，“我們一起觀察了這一情況，加以證實。確實看見了日本旗”。 以此確證南京城被日軍占領了。

此后，日軍在城內四處殺人、擄掠、強奸、放火。日本兵“不分晝夜，出其不意地來到我們的難民營”。很多年以后，鄔靜怡在回憶錄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所謂的“戰勝者”為所欲為地在南京全城進行諸如放火焚燒、擄掠搶劫、屠殺與強奸。在“恐怖籠罩”之下，婦女淪為無助的受害者。我們敞開大門，讓那些婦女、姑娘進來。然后在夜里，連門廊與有屋頂的走道上都擠得滿滿的。難民的人數不久增加到4000人，并持續不斷地增長至高峰期的大約10000人。我暗自忖度，“啊，天哪，戰爭殘酷而邪惡”。現代軍人的行為竟如同野獸。日本軍人的所作所為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聽說侵略軍在擄掠、屠殺后，鄔靜怡立即告誡家禽養殖場的工人，如果日本兵來搶雞、搶蛋，不要和他們爭論，也不要試圖阻止他們，因為畢竟人的生命比雞、蛋，或其他東西都更加重要，更有價值。鄔靜怡必須在雞房或家禽養殖場工作時，請工人留神注意，如果日本兵來，給她一個信號，然后，她立即往相反的方向逃離，去躲藏，或者加入難民的行列。

令鄔靜怡終生難忘的是日軍暴行與她近在咫尺的1937年12月17日晚。日軍沖進校園，搜索并劫持走12名難民姑娘時，她本人就在100號樓上，親身經歷了那個可怕的夜晚：

日本軍人似乎從四面八方而來，一伙日本軍人抓住幾個中國男子，指控他們為中國軍隊的士兵。魏特琳小姐在那兒竭力證明他們是平民百姓，而另一伙日本軍人強迫難民營的工作人員在小道上或站或跪著，還有一些日本軍人經邊門，或翻越矮墻，劫持走12個姑娘。曾勸告難民營年輕的工作人員混雜在難民之中。我當時正好在中大樓，靠近堆放鋪蓋與衣服的地方。我見到那些穿著沉重靴子的日本軍人，手持雪亮的，使我們刺眼的手電筒過來。我極度恐懼，因為有些日本軍人似乎注意到我，他們一次又一次來來回回走動時，不止一次，而是好幾次注意到我。于是，我不斷地改變我的外表，扎個頭巾或不扎頭巾，穿上毛衣或脫掉毛衣，希望他們沒有認出我是同一個人。當我改變位置，進一步和難民混在一起時，她們不歡迎我。我的出現會危及到她們，她們也很害怕。說老實話，我渾身在發抖。那幾分鐘顯得很長，猶如幾個小時。我一直在疑惑其他的工作人員在哪兒，他們發生了什么情況。幸好，夜深之際，這場風暴平靜了下來，日本兵沒有再進來。我肯定希望不要有一個日本兵留在我們校園。我們開始相互尋找。魏特琳小姐過來，猶如“牧羊人在查看她的羊群”。我們中的幾個人到以往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實驗中學宿舍的那棟建筑去，默默地相聚在一間屋子里，最終感謝上帝，并祈禱為最近的將來獲得神靈的保佑。第二天，12個被劫持走的姑娘中只有一個放回來。我們大家都默默地為她的回來而高興。當我們回顧那段經歷之際，我們都同意那個夜晚肯定是最最糟糕的。

鄔靜怡是位年輕的女子，在日軍暴行肆虐的南京城，她不會輕易冒險離開校園，再加上她在做救助難民工作的同時，也不能停下她的家禽研究項目，她無法從繁忙的工作脫身。因此，她沒有可能與機會目睹殺人放火的場面，但是她近距離親身感受到日軍暴行的恐怖氣氛。日本兵時時刻刻都會降臨校園是當時生活的常態。

由于日本兵頻繁地不分晝夜地闖進校園，魏特琳便派人在校園各處留神注意，日本人出現便報告給她。“因此，魏特琳小姐一直忙于巡視校園，將他們驅趕出去。有時，她在吃飯或休息之際，會突然將她招呼去，她便立即前去，以禮貌文雅的‘hello’來迎接日本兵，作為有人來了，或者生怕他們會突然開槍的信號。”

日復一日的勞累，精神上的巨大壓力，民眾在日軍暴行下遭受的苦難，而自身無能為力解救，對魏特琳的心理造成了嚴重傷害，精神難以長期支撐而崩潰。鄔靜怡近距離觀察到在這一暴行環境下生存而產生的悲劇：

哎呀！這個勇敢的魏特琳小姐在1940年的春天精神崩潰了。我們這些同事感到痛心，感到沮喪，都很關心她。沒有人知道確切的原因，那肯定是多方面，復雜的。她自己的日記給予我們一些線索，“在我思緒的深處總是軍人所受的苦難——殘破的肢體，缺乏醫療。他們在遭受可怕的苦難時，我們享受快樂似乎不對——然而，我也懂得，我們必須正常地生活，要不然，我們無法堅持下去”。

一天，她見到我時，突然跪倒在地板上，說她不想離開中國。然而，在我們學校一位老師，也是和她同一教會（基督會）的凱瑟琳?舒爾茲小姐的陪同下，她被送回美國，希望她在美國有更好的機會得到恢復。

一天，她見到我時，突然跪倒在地板上，說她不想離開中國。然而，在我們學校一位老師，也是和她同一教會（基督會）的凱瑟琳?舒爾茲小姐 的陪同下，她被送回美國，希望她在美國有更好的機會得到恢復。

回到美國后，通過治療和休息，魏特琳的身體狀況有所改善，但是精神上卻沒有好轉，最終于1941年5月14日下午在一座公寓中打開廚房爐灶的煤氣閥而自殺。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傳來，鄔靜怡無比悲痛，因為她在金陵校園讀書時主修生物學，輔修教育學，從學生時代起就和魏特琳關系密切，又在大屠殺期間協助魏特琳工作，感情非比尋常。鄔靜怡在回憶錄中做了這樣的評述：“在所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教授中，明妮?魏特琳小姐和瑞弗斯博士對我個人的人生來說，無疑有著最大的影響。其他教授肯定以別的方式影響著其他的學生。像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這樣的教會學校給予學生比學術教育更多的東西。” 鄔靜怡也表達了南京市民對魏特琳的深深緬懷與崇敬：南京的市民稱呼她為“觀音菩薩”。

因為尤其在恐怖籠罩時期她慈悲為懷與仁愛的行為，以及她在中國無私奉獻的生活，中國南京的市民就是這樣稱呼她的。她逝世的悲痛消息傳到我們在南京的人們之后，我們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上為她籌備并舉行了追悼儀式。各行各業的人們都在悼念她，為她流淚；她在大洋彼岸贏得了更多的兄弟姐妹；在那些認識她的人們的有生之年，她將一直活在他們的記憶之中。整個悼念儀式極度感人，也極為啟迪鼓舞人。

為劫后余生的婦女提供服務

金陵文理學院校園不僅為數以萬計的婦女、兒童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庇護，而且還利用自身作為教育機構的各種資源與人員，為難民開辦種類各異的學習班，使她們在充滿恐怖、苦難、極不正常的歲月里，仍然能夠接受教育，從而有可能獲得生存的技能與機會。

1937年圣誕節開始，學院為那些想學習的婦女開辦圣經學習班，一方面學習文化知識，一方面給予精神上的安慰與寄托。1938年二三月間，安全區內的難民營陸續關閉，但是，日本兵沒有受到應有的約束，殺人、強奸、擄掠的情況仍然在發生。其他難民營的婦女、姑娘回家后發覺遠遠不夠安全，于是，她們紛紛又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營，懇求住進來。校園里居住的難民，特別是年輕的姑娘們也懇求繼續住下去。到3月中旬，難民營中仍有3310名難民。

很多婦女的丈夫或兒子被日軍抓走下落不明，有很大一部分人已被屠殺，但當時認為是失蹤。難民營為這些婦女收集信息，填寫調查表。1938年1月，難民營向日本大使館呈遞了一份列有532名失蹤人員名單的請愿信，到2月份人數增加到738人。接下來，難民營為那些丈夫或兒子失蹤，失去生活來源的婦女開辦職業培訓班，傳授知識，并訓練數以百計的婦女如何謀生，還給極度貧困的婦女發放小額做生意的資金，使她們有可能、有信心去謀生而得以生存。在那幾個月里，難民營中有30個人死亡，40個嬰兒出生。鄔靜怡在需要時幫著燒水，為母親們提供幫助。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難民營最終于1938年5月底解散，然而，仍有一些年輕姑娘，因為感到回家不安全、家被日軍焚毀無家可歸、失去親人而無依無靠，繼續留在校園內等原因。1938年9月，校園內開辦了很多項目，為南京的婦女，特別是年輕姑娘提供盡可能多受教育的機會。

第一個項目—— “實驗課程項目”，為年輕姑娘辦的相當于中學初中三年與高中兩年的班級。開始入學的人數為149人，逐漸增加到171人。需要更多的教師。自然，我也在那兒作為一個自覺自愿的幫手。

她的第二個項目是從事編織的家政工藝項目，有大約70名貧困的婦女入學。程瑞芳夫人在那兒幫忙負責。

第三個項目是社區學校，幾個年輕的教師教大約80名小學生。第四個項目是幼兒園，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兩個是姐妹的年輕姑娘在教20個孩子。極度地需求各個層次的教育，因為在南京所有的學校或者關閉，或者遷往國統區。

我教生物課，根據需要，或多或少地修改課程，以便將家禽生產、養兔子、蠶桑與蔬菜種植包括進去。還增添了其他的教師：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36年畢業生林彌勵作為家政工藝項目的負責人，顧天琢小姐教音樂，海瑞亞特?惠特默小姐教自然科學，凱瑟琳?舒爾茲小姐教英語，瑟斯頓夫人負責財務。考慮到所處的環境，所有這些項目都非常地興旺成功。

這樣，她們實際上在校園開辦了南京當時極為需要的一所女子中學，使那些失學的學齡姑娘有機會接受教育。后來南京的社會狀況逐步趨于穩定。除了教課，鄔靜怡還忙于她的家禽實驗項目。生活似乎歸于平靜，工作也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幾屆學生從實驗課程項目畢業。然而，南京畢竟是日偽統治下的城市，時局的動蕩隨時會不期而至，人們無從掌控自己的命運。

1941年12月7日日軍突襲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戰爭，美日宣戰。之后不久，20多個日本軍人闖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搜查校舍建筑與財物，并從圖書館搶走圖書。同時，限制美國人的自由，將他們軟禁在室內，有些美國傳教士還被關進上海的集中營。此時，由于所有的美籍人員均被日軍扣押，鄔靜怡被推舉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緊急事務委員會負責人，以及被稱為“實驗課程項目”的女子中學校長，以取代瑟斯頓夫人。然而，她們也不能在校園久留。日軍將強行接管占領校園房舍，沒有任何協商的余地。

幸運的是，我們得以把那個學年持續到1942年6月15日，課程的教學有條不紊地結束。畢業班學生拿到了她們的文憑。那些師生的心中交織著歡樂與悲痛。每個人都含著淚水依依惜別。在那幾個星期里，我設法出售了大部分家禽，將一些良種公雞送給鄉村的農民，以改良他們的雞與蛋。我留下了最珍貴的種雞。我從朋友家租借了一輛私人人力車與車夫，在晚間幫助我。首先搬運余下未用的鐵絲網卷、鐵絲籠，小的木籠子已事先運走，粗略安置起來。最后，我每次將幾只繁殖種雞裝進麻袋，運到位于朋友家院子里的新場地，我的一個男親戚在那兒幫著照顧那些雞。家禽場及其設備就那樣留在那兒。在預定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人員搬走的那個日子，我幾乎沒有時間去處理自己個人的行李。那天白天，其他的人在日本衛兵的監督下，更確切地說，檢查下已經搬出去。家禽場我的幫手和我，遲至晚上6點或7點才最后離開。將整串鑰匙交給日本衛兵之后，我爬上由牲口及其主人拉的運貨車，心情悲哀地離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大門。日本人于1942年6月19日接管了整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并最終使之成為日軍衛戍司令部。

堅守南京迎接復校師生歸來

除了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任教、從事研究工作，鄔靜怡當時還在日本校長控制下的金陵大學教授植物學，因此，離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后，她獲準搬到金陵大學的住宅。此后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三年多時間里，盡管一直生活在南京，但她沒有再踏進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這段時間內，她騎著一輛舊自行車，來回奔波在金陵大學與她的親戚家之間，兼顧教學與研究項目。不久，她受邀擔任一所私立高中的教務主任，并從大學的住宅搬到自己租的房子里。這樣，在工作與生活兩方面可以脫離日本人的直接控制，心情不必過于壓抑。她很快發現私立高中的新工作非常值得去做，并使她有機會“去發現和幫助一些聰明、有才華的年輕學生；和志趣相投的訓導主任交往是一種快樂與榮幸。家中的家禽實驗項目的工作降到最低程度，只是在周末去檢查一下，日常的工作由家禽項目的工人經手處理”。 在這個崗位上，鄔靜怡一直堅守到日本人投降。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之后，我斗膽第一次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大門外，門口仍有兩名日本衛兵。衛戍司令部的主體已搬遷走。我告訴衛兵我的身份，想進去只是看一看。他們并沒有表示反對。下一步便是向留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人員報告我的見聞。然而，百聞不如一見。接下來該怎么辦？

與此同時，吳貽芳校長 從成都寄來信件，正式授權鄔靜怡、程瑞芳、顧天琢等人組成復校委員會，接管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及其財產，處理復校事宜。她們立即搬回校園。然而，那卻是個遭受戰爭創傷而面目全非的校園。日軍占領期間不僅疏于管理與維護，還增建了很多臨時性的丑陋棚屋，挖掘了壕溝，校園顯得骯臟、丑陋而奇怪。她們請金陵大學的建筑師齊兆昌 在1945年10月12日繪制了校園圖，顯示校園當時的狀況，向成都匯報。

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本部不可能立即從成都遷回南京，而校園空著有可能被其他團體、部門或軍隊占用，她們必須準備一個充分的理由來利用校舍與遺留下來的零星家具。經過深思熟慮與長時間的商討，她們一致投票通過開辦女子中學的提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女子中學于1945年秋季開學，推舉鄔靜怡再次出任校長，黃麗明 任教務主任，程瑞芳擔任舍監，顧天琢為音樂教師。黃麗明教體育，鄔靜怡教生物，其他課程由能夠找到的教師來教授。

鄔靜怡在女子中學擔任校長直至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46年6月從成都遷回南京。此后，她全力以赴為復校做了大量工作，因為日軍衛戍司令部占用所造成的破壞與損失過于嚴重。各類家具，包括床鋪，還有教學器材、實驗設備都得重新添置。周末時，她“騎上自行車到商業區去尋找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圖書館的書籍。經過適當的談判，找回來所有能在商家店鋪中發現的書籍，一卡車一卡車地運來，不加分類地傾倒在一間屋子里，讓圖書館員去整理分類”。1947年初，一切才基本回歸正常，鄔靜怡回到生物系繼續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

長期超負荷的工作，使鄔靜怡在體力及精神上都需要休息一段時間來改善她的身體狀況。學院準許她學術休假，1947年11月鄔靜怡匆匆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在她的姐姐家休息了一段時間，同時獲得再次赴美進修學習的機會。

1948年初，她再次踏上赴美進修的旅途。她在俄勒岡州立學院（Oregon State College）和位于肯塔基州的貝瑞亞學院（Berea College）、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哈特福德學院（Hartford Institute）等多所學校學習，并在一所教會中學任教。1952年她應聘到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的生物實驗室工作，直至1969年退休。她曾于1976、1980和1985年三次回中國探親訪友，到各地參觀訪問。1985年12月31日，鄔靜怡在加州洛杉磯逝世。根據其遺囑，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建立“紀念鄔靜怡研究生獎學金”（Blanche Wu Memorial Graduate Scholarship），獎勵該校學習優秀的中國研究生。1985年在她逝世前夕，曾自費出版英文自傳《東西方相會》（East Meets West），回顧了她的一生，其中第四部分敘述了大屠殺期間在南京的親身經歷。

結語

鄔靜怡在時局動蕩中度過了其漫長的一生。由于出生于浸禮會牧師的家庭，自幼接受教會學校的教育，因而使她有機會進入金陵女子大學，接受當時中國年輕女性難得的高等教育。在恩師瑞弗斯的提攜與關愛下，她能夠繼續到燕京大學和美國的高校深造，并回到母校任教，從事科研工作。她對自己的家禽養殖科研項目孜孜以求，絕不輕言放棄。這促使她在危急關頭，為使傾注了資金與心血的研究項目不致中斷，冒險留在即將遭受日軍暴行的南京城，成為大屠殺期間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唯一留在校園的中國籍教師。當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校園成為庇護大批婦女、兒童的難民營時，她積極投入到救助難民的工作中，盡管她自己，一位時年38歲的年輕女子，也不得不面對一個普通中國婦女難民無法回避的日軍暴行的威脅。

南京大屠殺時期的親身經歷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終身難以忘懷的記憶。部分知識分子通常會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記錄當時的環境與見聞，以及自己的心路歷程。她不僅全程經歷了大屠殺時期，還在南京城度過了日本人統治的八年。她肯定也對自己的經歷做了某些文字記錄，否則，她不可能在幾十年后，在撰寫自傳回憶錄時，能夠提供系統而具體的敘事。

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女性，完全融入中國民眾之中，因而她的觀察與文字記載有別于美國傳教士、德國商人、西方外交官的記述。后者以第三方的視角，非參與者的冷靜目光來審視、觀察與記錄。對中國受難民眾的內心感受，缺乏切膚的理解與發自肺腑的感同身受。而鄔靜怡則是中國民眾的一員，休戚與共，同呼吸共命運，她以參與者的獨特視角和思維方式進行的觀察、分析、思考，細致而真實，入木三分而又恰如其分。讀她的描述使人有身臨其境的感受，觸手可及的逼真。盡管她沒有機會到校園以外的場所去觀察、記錄日軍暴行，但在校園內及其周圍發生的事件是近在咫尺的現實，她也一定耳濡目染南京城內與周邊地區每天發生的日軍暴行。因此，雖然沒有殘酷暴虐場景的描繪，她的敘述卻讓讀者近距離感受到日軍暴行下恐怖氛圍在四處彌漫，令人驚恐不安地展現于眼前。鄔靜怡的描述非常珍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資料。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