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層級抑或專業更重要？——中國高等教育水平分層與優勢階層地位獲得

劉欣

復旦大學

社會學系

教授

覃文晶

復旦大學

社會學系

研究生

大學層級抑或專業更重要？

——中國高等教育水平分層與優勢階層地位獲得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 | 劉欣、覃文晶

責任編輯 |趙夢瑤

本文整合再生產論和人力資本論提出，在轉型社會的二元分層體系里，高等教育水平分層通過贊助性流動再生產公職優勢階層，通過競爭性流動再生產市場優勢階層。對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大學層級越高越有助于畢業生進入優勢階層，尤其是公職優勢階層；非實用專業有助于畢業生進入公職優勢階層，實用專業有利于畢業生進入市場優勢階層。入黨在大學層級、專業與公職優勢階層之間具有中介效應，其在大學層級、專業與市場優勢階層之間則無此效應。上述發現表明，中國高等教育系統以不同機制維護著公職—市場二元分層體系及優勢階層的再生產。

一、引言

高等教育水平（horizontal）分層，即大學層級及專業差異，對個體的職業階層地位獲得具有重要影響（Gerber & Cheung，2008）。然而，在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目前尚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探討這一影響是否因就業所有制部門不同而存在差異。既有關于高等教育與優勢階層地位獲得的研究，或著重關注高校層級（葉曉陽、丁延慶，2015），或聚焦于專業的影響（賀光燁，2018；楊帥、孫明，2020）。盡管有研究已注意到高等教育水平分層可能影響管理職位的獲得（Hu & Vargas,2015），而這種影響還可能因所有制部門不同而異（劉保中、張月云，2022），但對于這種差異形成的機制，仍有必要結合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安排進行更深入的闡明。

學界對高等教育水平分層的概念化可歸納為兩種更抽象的理論思路。一是將其視為通過再生產而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類的過程和結果（Bourdieu，1988/1984，1996/1989）。二是將其概念化為人力資本差異（Becker，1964），或視為人力資本質量的信號（Spence，1973；Weiss，1995）。與這兩種概念化思路相對應，關于高等教育水平分層何以影響職業階層地位獲得的解釋，形成了側重點不同的兩種理論觀點，即再生產論和人力資本論。前者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相關理論為代表，后者則以貝克爾（Gary S. Becker）的相關理論為代表。然而，二者的理論前提均與中國現實的制度安排相去甚遠，其適用性面臨挑戰。

在中國高等教育普及率已較高的背景下，探討高等教育水平分層對階層地位獲得的影響，為理論拓新提供了契機。2020年，約2.17億人受過高等教育，其中20~34歲人口中約40%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中國高等教育已進入普及階段，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垂直分層已不足以充分解釋高等教育對階層分化的影響，高校層級、專業等水平分層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視。

中國的大學體系深深嵌入在政治經濟結構之中。本文從轉型社會的二元分層體系論（劉欣，2007，2018，2021）出發，基于所有制部門分割的制度前提，整合再生產論和人力資本論，拓展關于高等教育水平分層與階層地位之間關系的解釋，并由此推演出研究假設。本文采用準實驗設計的思路，先使用基于傾向值的逆概率處理變量權重（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簡稱IPTW）加權數據，繼而運用二項及多項邏輯回歸、KHB（Karlson-Holm-Breen）法分析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簡稱CGSS）2018年和2021年的合并數據，用自助法（bootstrap）對回歸和中介效應的結果作穩健性檢驗。通過綜合運用以上方法檢驗研究假設，本文提出并討論相關研究結論。

二、再生產論、人力資本論與階層地位獲得

（一）再生產論與階層地位獲得

布迪厄的再生產論認為，大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場域，能夠生成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并具有獨立于經濟與政治場域的相對自主性（Bourdieu，1988/1984，1996/1989）。不同高校因其所擁有的經濟或文化資本量不同，在高等教育體系中處于不同地位，由此分化為重點高校和一般高校。前者的學生主要來自精英階層家庭，他們在入學時便已具備精英階層的慣習和文化資本，因而更傾向于選擇純知識、純科學或純文化類的專業，畢業后則主要進入教學科研機構、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藝術團體等職業領域。后者的學生則多來自非精英階層家庭，他們在入學時所承襲的家庭文化資本較少，并帶著非精英階層的慣習，在專業選擇上更偏向應用知識、應用科學、應用文化類方向，畢業后主要從事技術和應用性職業。布迪厄由此認為，高等教育體系如同一個自主運行的分類機器，不僅在入學時根據學生的家庭階層背景將其分流至重點或非重點高校、學術性或應用性專業，還在學生畢業時，為他們進入與大學層級和知識場域（學科專業）對應的社會階層位置提供條件。高等教育系統因而發揮了維持和再生產社會不平等的作用。

布迪厄的再生產論雖是基于法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提出，但其論斷在其他國家也獲得了經驗支持。對中國、韓國、美國等國的研究發現（Sandefur et al.，2006；劉玉君、張濟洲，2018；李荷、鄭印皙，2022），優勢階層的子女更有可能進入重點大學并更傾向于選擇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等理論性、學術性更強的專業（Goyette & Mullen，2006；Hu & Wu，2017）。此外，來自高質量大學的畢業生在就業時也更容易獲得管理類職位（李荷、鄭印皙，2022）。

在中國，雖然已有一些研究間接依托布迪厄理論探討高等教育水平分層與階層地位獲得之間的關系，但直接進行系統探討的文獻尚不多見。與此同時，這些研究往往未能充分重視布迪厄再生產論的一個重要前提假定，即教育系統是相對獨立于經濟與政治場域的特殊知識場域。由于該前提的設定與中國大學所處的結構位置存在顯著差異，再生產論在中國社會的適用性面臨挑戰。

（二）人力資本論與職業地位獲得

與再生產論不同，人力資本論認為，相較于一般院校，名校畢業生因人力資本更為豐富，從而能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更高回報（Becker，1964）。對雇主而言，大學層級傳達了畢業生人力資本的信號（Spence，1973；Weiss，1995），這有助于降低招聘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給雇主帶來的不確定性，進而幫助其作出雇傭決策（Spence，1973；Connelly et al.,2011）。從專業角度看，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專業畢業生所獲得的人力資本更為稀缺，因此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往往能獲得更高的經濟回報（Paglin & Rufolo，1990；Thomas & Zhang，2005）。

基于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主要關注教育與收入回報之間的關系。相關研究發現，就大學層級而言，美國名校畢業生在職業生涯早期具有更高的收入增長率（Thomas & Zhang，2005）。韓國首爾地區的大學質量更高，其畢業生收入也高于地方大學畢業生（Park，2015）。在中國，重點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也普遍高于一般大學畢業生（楊中超、岳昌君，2016；周揚、謝宇，2020；劉保中、張月云，2022；李逸飛等，2024）。從大學專業來看，在美國、荷蘭、挪威等國家，工程專業的回報高于其他專業，商科、自然科學和數學類專業的回報高于平均水平，而人文學科的回報則低于平均水平（Gerber & Cheung,2008）。對中國的研究同樣發現，STEM專業的收入比非STEM專業的收入高（Hu & Hibel，2015），理工類、經管類專業的收入也比人文社科專業的收入高（楊中超、岳昌君，2016；楊帥、孫明，2020；劉保中、張月云，2022）。

然而，基于人力資本論的研究較少關注高等教育水平分層與階層地位之間的關系，針對中國情況的研究更為有限。為數不多的幾項研究表明，中國排名靠前的大學的畢業生更可能擔任管理職務（Hu & Vargas，2015），并進入體制內工作（劉保中、張月云，2022）。專業則影響畢業生進入的所有制部門：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專業的畢業生更可能進入體制內，工程技術、金融和管理專業的畢業生則更可能流向體制外（Yao & Han，2024）。盡管這些研究注意到高等教育水平分層對畢業生進入體制內、外的影響，卻并未直接探討這種水平分層與階層地位獲得之間的關系，也未分析這種關系在所有制部門間的差異。

人力資本論的適用前提是存在自由開放的勞動力市場，且教育系統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具有直接的對應關系。然而這些前提在當前中國的轉型經濟中，尤其是在公有部門里并未完全成立（劉欣，2018，2021）。因此，該理論的適用性既需要在理論層面上結合轉型社會的制度安排加以澄清，也有待在經驗層面上進行檢驗。

三、二元分層體系下的優勢階層地位獲得

將再生產論和人力資本論用于解釋中國高等教育水平分層與階層地位之間關系時，二者的前提假定都面臨挑戰。然而，它們對高等教育水平分層的概念化和解釋仍具有借鑒價值。再生產論的前提假定雖與中國大學系統嵌入黨政體制的制度安排不盡一致，但它將高等教育水平分層概念化為文化資本差異所區分的重點與非重點、學術性與應用性知識場域，并將高等教育視為社會成員的分類過程，從而闡明大學層級、專業與階層位置之間關聯機制的做法，及其所蘊含的贊助性社會流動（Turner，1960）邏輯值得借鑒。人力資本論的前提雖不完全適用于公有部門，但對市場部門而言卻是合乎邏輯的。

我們認為，對于二元分層體系并存、大學嵌入國家權威結構之中的中國現實而言，再生產論和人力資本論并不構成競爭性解釋。本文嘗試將二者整合進二元分層體系的理論框架，以闡明高等教育水平分層在不同所有制部門中對優勢階層地位獲得的影響機制。參考劉欣（2021）的精英類型學，本文將階層地位劃分為公職優勢階層（包括公有部門的社會上層和中產階層）、市場優勢階層（包括私有部門的社會上層和中產階層）以及非優勢階層（包括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自雇者、農業勞動者等）。

（一）贊助性流動與公職優勢階層地位獲得

二元分層體系論認為，行政協調在公有部門中占主導地位，形成了權威型支配—服從結構，在這種結構中進而形成了由支配者階層、中間階層和被支配者階層構成的分層體系（劉欣，2018，2021）。在這一體系下，居于支配地位的公職優勢階層在成員遴選中以價值理性為導向，強調政治忠誠資格；忠誠者更有可能通過贊助性流動機制進入公職優勢階層（劉欣，2021）。

顯然，再生產論所強調的高等教育在社會成員再生產過程中的分類功能，通過劃分重點和非重點高校、學術性和應用性知識場域，以及這些高校、場域與社會分層結構中相應位置之間的平行對應關系（Bourdieu & Passeron，1979/1964，1990/1970），闡釋了高等教育通過贊助性分層機制所發揮的作用。這一分析思路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重點與非重點大學在政治和文化資本分配上的差異。

我們借鑒布迪厄將高校和專業劃分為重點與非重點高校、學術性與應用性專業的分類思路，將中國的大學層級區分為部屬、省屬和地區所屬院校，并將專業劃分為實用專業與非實用專業。實用專業指那些能夠直接應用于實踐并產生經濟收益的專業，其學習內容與勞動力市場中某些職業的工作要求具有較直接的對應關系，如經濟、管理、工學、農學、醫學等專業大體屬于此類。非實用專業則主要指那些與現實應用無直接關聯的專業，其研究成果往往難以直接轉化為經濟收益或政策實踐，價值不易以經濟標準衡量，學習內容與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缺乏直接對應關系，如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社會科學、理學等專業大體屬于此類。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對專業的區分不同于STEM與非STEM的分類方式。后者強調的是專業之間的人力資本差異，并假定STEM專業能賦予學生更為稀缺的人力資本（Paglin & Rufolo,1990;Thomas & Zhang,2005）。這種將學校教育簡化為以經濟回報為核心的市場投資行為的視角，忽略了非STEM所賦予的文化資本對階層地位獲得的影響。實際上，技能性人力資本并非STEM專業所獨有；而STEM中的數學和理學也并不具備工程技術那樣的直接實用性，反而更接近布迪厄所指的純科學專業。同時，職場除了對從業者的知識技能有人力資本需求外，還對其思維方式、溝通能力、組織協調能力等方面有所要求，而非STEM專業在這些能力的培養上往往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李娜等，2019；張青根、沈紅，2022）。由于軍事院校不屬于普通高等教育范疇，本文的大學層級劃分和專業分類不包含軍事院校及相關專業。

中國的大學系統是國家通過行政級別設定、資源配置與質量評估等機制建構而成的，由不同層級的高校組成的體系。國家通過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管理大學，從校領導到職能部門再到院系，均在黨組織領導下開展工作。學校各級管理人員由黨組織任命，“黨管人才”是基本人事制度（常亮、楊春薇，2022）。除少數民辦院校外，大學經費主要來源于政府撥款。政府通過設立重點建設項目、開展評估等方式，引導大學發展，確定人才培養目標，并影響學科布局和方向設置（郭秀云、黃恒學，2019；毛建青、陳文博，2021）。因此，大學層級越高，其所肩負的“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使命也越重大。重點大學被視為培養國家高層次人才和領導者的搖籃，其學生被賦予了接班人的使命（姜德學，2020）。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提出假設1。

假設1：相比地區高校畢業生，部屬和省屬高校畢業生更有可能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

培養學生政治忠誠的重要途徑之一是發展其加入黨組織（謝桂華、張陽陽，2016）。黨和國家更加重視在重點大學中發展政治忠誠、綜合能力強的學生黨員，在制定黨員發展目標時往往向高層級大學傾斜（吳曉剛，2016）。同時，重點大學在教學設施、資金投入、師資力量、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等方面具備的相對優越條件，也使其在政治吸納和黨員發展上更具優勢，更容易完成甚至超額完成黨員發展目標。此外，重點大學的畢業生常常被等同于國家精英人才，這促使學生更加重視獲得黨員身份，從而為日后成為公職精英積累政治資本。顯然，與低層級大學相比，大學層級越高，其通過贊助性機制培養人才方面的優勢就越明顯。

現有研究也發現，高層級大學的學生擁有更多的入黨機會。“首都大學生成長跟蹤調查”結果顯示，15所“985”“211”大學的學生成為黨員的幾率是非“211”大學的2.6倍（吳曉剛，2016），“985”大學的學生入黨的幾率比非“211”高校高1倍（謝桂華、張陽陽，2016）。北京3所“985”大學的學生入黨申請成功率超過55%，而其他“211”大學或非“211”大學的學生入黨申請成功率則低于45%（李丁、唐承祚，2016）。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提出假設2a。

假設2a：高層級大學的學生更有可能在讀書期間入黨。

黨員身份是政治忠誠的信號（Li & Walder，2001），而政治忠誠者更有可能獲得贊助性流動的機會（劉欣，2021）。有學者對黨員身份有助于提升社會經濟地位表示質疑，例如戈伯（Theodore P. Gerber）對東中歐轉型社會的研究發現，在控制選擇效應后，黨員身份并未帶來明顯收益（Gerber，2000）。不過，羅納塔斯（Akos Rona-Tas）和古塞娃（Alya Guseva）指出，戈伯的模型存在遺漏變量問題，一旦補充這些變量，選擇效應的解釋便不再成立，即黨員身份確實能帶來回報（Rona-Tas & Guseva，2001）。針對當前中國社會的研究支持了黨員身份對社會經濟地位獲得具有獨立效應的結論。馬欣欣（Xinxin Ma）和巖崎一郎（Ichiro Iwasaki）對71篇相關文獻進行的薈萃分析（meta-analysis）發現，黨員身份對工資具有穩定的正向影響，且這一效應在國有企業中尤為顯著（Ma & Iwasaki，2021）。為回應選擇效應的質疑，麥克勞克林（Joanne Song McLaughlin）運用傾向值匹配和工具變量等方法重新估計黨員的經濟回報，結果表明，在當前中國社會，黨員身份能夠獨立帶來收益（McLaughlin，2017）。因此，在控制人力資本的情況下，黨員身份的效應可被視為政治忠誠的體現。

在進入公有部門時，黨員畢業生被認為比非黨員畢業生具有更高的政治忠誠信任度。同時，黨員身份作為一種擔保，使得既有公職優勢階層的成員在識別新成員時，不僅能降低甄別政治忠誠的成本，還能降低因遴選決策失誤所承擔的風險（Zhou，2000；劉欣，2021）。顯然，在經過高層級大學贊助性培養的畢業生中，政治忠誠且業務能力突出的“又紅又專”者比例更高。相較于其他大學的畢業生，他們更可能成為公職部門的新成員。由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b：與非黨員相比，在讀書期間入黨者更有可能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

假設2c：在讀書期間入黨，在大學層級與公職優勢階層地位之間具有中介效應。

學界關于中國大學專業與社會經濟地位之間關系的研究結論尚存分歧。一些研究發現，STEM專業畢業生比非STEM專業畢業生的收入更高（Hu & Hibel，2015）；理工類、經管類專業相較于人文社會科學專業具有更高的收入回報（楊中超、岳昌君，2016；楊帥、孫明，2020）；相比于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理工類專業的畢業生更容易進入體制內工作（劉保中、張月云，2022）。另一些研究則發現，具有高市場能力的金融、商科、工程、計算機等專業的畢業生更可能進入私營企業；而市場能力較低的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畢業生則更傾向于在國有部門就業（Yao & Han，2024）。盡管這些研究發現存在分歧，但它們都將專業視為人力資本的衡量指標。

我們認為，對于能否進入公職優勢階層而言，專業領域與其說是對人力資本的衡量，不如被理解為布迪厄意義上的文化資本分類和慣習養成的場域（Bourdieu & Passeron，1979/1964，1990/1970）。相較于實用專業，非實用專業的畢業生通常積累了更多的文化資本，更可能進入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從事組織管理、教學科研、藝術等相關職業，從而躋身優勢公職階層。慣習作為內化于個體身心之中的習性（Bourdieu，1990/1980），受家庭養育方式的影響（Lareau，2003）。若將慣習概念延伸至大學專業對學生的影響，則不難理解，相較于實用專業，非實用專業更重視培養學生對文化、藝術、學術等領域的理解力以及在這些領域的對話能力，使其形成高水平的閱讀、寫作及理解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慣習。而這些慣習恰恰契合公職機構對其成員在政治素養、社會問題與文化現象上的理解能力、表達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因此，通過大學非實用專業培養所獲得的慣習，為畢業生進入公職優勢階層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基于此，我們提出研究假設3。

假設3：相較于修讀實用專業，修讀非實用專業的畢業生更有可能成為公職優勢階層的成員。

如前所述，非實用專業培養所賦予的慣習為畢業生進入公職優勢階層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僅具備這些條件尚不充分，他們還需符合公職優勢階層對候選人政治忠誠的要求。因此，非實用專業的學生為增加進入公職優勢階層的機會，更有可能申請入黨。一些研究也發現，相較于其他專業，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提交入黨申請的意愿更強（苗紅娜、余泓波，2022）。2009—2012年“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數據也顯示，社會科學專業學生申請入黨的幾率顯著高于其他專業（謝桂華、張陽陽，2016）。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a：與實用專業的學生相比，非實用專業的學生更有可能在讀書期間入黨。

假設4b：在讀書期間入黨，在專業類型與公職優勢階層地位之間具有中介效應。

（二）人力資本、競爭性流動與市場優勢階層地位獲得

大學教育對人力資本的數量和質量具有重要影響（Becker，1964）。通過提升學生的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大學教育使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相比中學生更具競爭力，并獲得更高的收益（Becker，1964）。顯然，人力資本論強調的是大學畢業生在競爭性勞動力市場上所能提供的勞動能力及其效用，該理論的邏輯在公有部門情形下缺乏自洽性。

然而，人力資本論的基本解釋邏輯卻與二元分層體系論中關于市場部門存在績效主義與競爭性篩選機制的觀點（劉欣，2021）相一致。二元分層體系論指出，在轉型社會的私有部門里，產權可自由交易，以此為基礎形成了科爾奈（János Kornai）所說的市場協調機制（Kornai，1992）。在市場協調機制主導的制度環境下，任何自愿并有能力參與交易的主體，只要以實現經濟效用最大化為目標，皆有資格依據績效能力原則參與競爭，并在市場型支配—服從關系中獲取相應的階層地位（劉欣，2021）。因此，大學教育賦予畢業生的知識和技能，為其通過競爭性流動（Turner,1960）機制在市場型支配—服從關系中脫穎而出、獲得市場優勢階層地位提供了有利條件。

大學層級越高，其所獲得的行政和財政支持通常越多，這些資源保障了學生接受更高質量的教育，積累更豐富的人力資本（Becker，1964；Hu & Vargas，2015）。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即對高校進行了重點與非重點的區分。1954—1963年，中央先后指定68所高校為全國重點高校，實行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恢復了重點大學制度，所劃分的國家部屬院校、省屬院校、地區所屬院校，以及后續實施的“985工程”“211工程”“雙一流”建設等，均可視為對中國高校的重點與非重點分類（陶威、沈紅，2022）。國家部委所屬、省市所屬及地區所屬院校在所獲得的行政和財政支持上呈現明顯的資源遞減趨勢（吳曉剛，2016）。由此，我們提出假設5。

假設5：相比地區高校，部屬、省屬高校的畢業生更可能成為市場優勢階層的成員。

在市場協調發揮主導作用的領域，競爭性流動是競爭參與者獲得市場優勢階層地位的主要途徑。在市場競爭性社會流動中，若在任何時刻給予某些競爭參與者特殊優勢條件，則有悖公開競爭的原則（Turner，1960)。因此，市場競爭參與者依據其知識、技能、體力等人力資本，或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界定的基于個人特質的市場能力，在普遍主義競爭規則的約束下自由參與市場交易。那些人力資本豐富或市場能力突出者，無論是否具有黨員身份，都更有可能通過競爭性流動獲得市場優勢階層地位（劉欣，2021）。由此，我們得到假設6。

假設6：相較于非黨員，在讀書期間入黨并不會增加畢業生進入市場優勢階層的機會。

修讀實用專業的學生相較修讀非實用專業的學生，擁有與私有部門開放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上某些職業更為對口的技能，甚至可與特定工種直接對應。此外，技能與職業的高匹配度有助于畢業生在職業生涯中獲得晉升（Jiang & Guo，2022），進而成為市場優勢階層的成員。相對而言，非實用專業因其非職業導向性，難以與具體職業直接關聯。非實用專業畢業生的技能—職業低匹配度使其在求職過程中不易被市場部門接納，因而更傾向于通過“考編”“考公”等途徑進入公有部門（方潔、翁馨，2023；Yao & Han，2024）。因此，我們提出假設7。

假設7：相比于成為公職優勢階層的成員，修讀實用專業的畢業生更有可能成為市場優勢階層的成員。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

本文使用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2018年和2021年CGSS的合并數據。這兩期調查詢問了受訪者的受教育經歷、工作經歷、政治面貌、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等信息，符合本研究的需求。CGSS采用多階段分層與規模成比例概率抽樣（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簡稱PPS）相結合的方式抽樣，樣本具有較好的代表性。我們將接受過高等教育（包括技校、大專、本科及以上，不含海外留學）且于1978年及以后參加工作的城鎮居民作為研究樣本，剔除變量存在缺失值的個案后，最終得到的有效樣本量為1781人。

（二）變量

1.因變量

本文采用劉欣（2018，2021）提出的二元階層分析框架。根據劉欣（Liu,2020）文中提供的Stata代碼，本文對數據中的職業（ISCO-08編碼)、單位所有制、雇員規模、管理權限、下屬人數及工作年限等變量進行處理，生成了一個包含16個階層位置的分類框架。隨后，本文通過將階層與所有制部門進行交叉分類，最終得到公職優勢階層、市場優勢階層和非優勢階層三個類別。此外，在進行因果機制分析時，部分模型也將“是否在讀書期間入黨”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

2.自變量

（1）大學層級通過問卷中的問題“若您上過大學，請問您所上大學的學校等級是什么？”測量，回答編碼被分為部屬院校、省屬院校、地區所屬院校三類。（2）專業類別依據布迪厄提出的知識場域分類，問卷中“若您上過大學，請問您最后所學專業（學科大類）是什么？”的回答被分為實用專業（經濟、管理、工、農、醫學）和非實用專業（哲學、文學、歷史、藝術、法學、教育、理學等），編碼為1=非實用專業，0=實用專業。該分類已被多項研究驗證有效（Biglan,1973;Walsh & Hardy,1999；Gordon,2000;Helland &Stromme，2024）。（3）是否在讀書期間入黨（1=是，0=否）根據“最高學歷獲得年份”與“入黨時間”判斷，本研究剔除了畢業后入黨的樣本，以盡可能避免黨員身份與當前職業地位間的逆向因果問題。

3.控制變量

本研究還包括如下控制變量。（1）性別（1=女，0=男）。（2）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期，按歷史階段劃分為三個時期（1=1978—1991年，2=1992—2001年，3=2002年及以后）。因樣本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跨度較大，控制這一變量可以截斷由其形成的后門路徑（back-door-path），從而盡可能避免由這一路徑帶來的辛普森悖論問題(Pearl,2014)。（3）成人高等教育（1=是，0=否）。（4）父親階層，取值與因變量本人階層分類相同。（5）父親政治身份（1=黨員，0=非黨員）。（6）父親受教育程度（1=初中及以下，2=高中及中專，3=大專及以上）。（7）調查年份（1=2021年，0=2018年）。

（三）資料分析方法

為盡量減少大學層級或專業可能帶來的選擇性偏誤，以及可觀測變量可能導致的混淆性偏誤，本文采用準實驗設計的策略對數據進行分析。具體步驟為：首先使用IPTW對數據進行加權，隨后運用二項邏輯回歸、多項邏輯回歸以及KHB法分析數據，并使用自助法對模型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而言，我們首先計算各處理變量的傾向值，然后計算出處理變量逆概率的權重。對于大學層級，我們采用線性回歸估計了廣義傾向值（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簡稱GPS）及其對應的IPTW權重；對于專業，我們使用logit回歸估計傾向值及其對應的IPTW權重；對于同時包含大學層級和專業兩個處理變量的模型，我們則基于以上兩個傾向值計算聯合概率傾向值（joint GPS）及其對應的IPTW權重。以上三個權重均經穩定化處理，并在99%分位被截尾。在考察中介變量“是否在讀書期間入黨”的效應時，本文通過IPTW加權使樣本在可觀測協變量條件下的分布趨于平衡，從而盡可能滿足KHB法所要求的順序可忽略性假設。為檢驗KHB法所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一步采用自助法與傾向值加權相結合的方法對因果中介效應進行分析。

五、研究發現

（一）大學層級與優勢階層地位獲得

表2報告了多項邏輯斯蒂回歸分析的結果，各模型均基于傾向值的逆概率處理變量權重對數據進行了加權處理。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政治身份（中介變量）及其他協變量。模型1為基準模型，納入了大學層級變量；模型2將其替換為專業類型變量；模型3則同時納入了二者。三個模型的擬合優度χ2在相應自由度下均具有高度的統計顯著性，表明預測變量整體上對因變量具有顯著的解釋力。

控制變量并非本文關注的重點，此處僅簡要說明其效應。相較于男性，女性在進入兩類優勢階層方面均表現出更大的可能性。與改革初期相比，后續兩個時期的樣本進入市場優勢階層的相對風險比更大且呈上升趨勢，而進入公職優勢階層的相對風險比則有所下降。與普通高校畢業生相比，成人高等教育畢業生進入公職優勢階層的效應不顯著，但其進入市場優勢階層的可能性則顯著更低。父親政治身份和受教育程度對子女進入優勢階層的影響未呈現統計顯著性。父親屬于公職優勢階層有助于子女進入公職優勢階層，但父親屬于市場優勢階層對子女進入市場優勢階層的效應則不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3表明，在控制大學專業的情況下，大學層級各虛擬變量的系數因納入專業變量而發生微小變化，但其方向、相對大小及顯著性水平均保持一致。我們以模型3為依據，報告大學層級的效應。模型3顯示，部屬院校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是地區院校畢業生的約2.44倍（P<0.001），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是地區院校畢業生的約1.76倍（P<0.05）。進一步比較可見，部屬院校畢業生進入公職優勢階層的可能性是其進入市場優勢階層可能性的約1.39（2.44/1.76）倍，且該相對風險比具有統計顯著性（P<0.05）。這些發現表明，盡管部屬院校畢業生在公有部門和私有部門都更有可能成為優勢階層的成員，但他們在公有部門中的優勢更為突出。

模型3還顯示，省屬院校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是地區院校畢業生的約1.63倍（P<0.01）；其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是地區院校畢業生的約1.18倍，雖顯示出一定優勢，但該系數未達到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比較相對風險比可以發現，省屬院校畢業生進入公職優勢階層的可能性是進入市場優勢階層可能性的1.38（1.63/1.18）倍（P<0.05）。這表明，相較于地區院校，省屬院校的畢業生同樣在公有部門比在私有部門更有可能成為優勢階層成員。

表2中模型1和模型3所報告的研究發現，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設1和假設5，還進一步表明，在轉型社會二元分層體系并存的背景下，重點大學的分級制度在“為黨育人、為國育才”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專業與優勢階層地位獲得

表2中模型2和模型3的結果顯示，在控制大學層級后，模型3中專業變量的系數與模型2相比雖有微小變化，但其方向、相對大小和顯著性水平均保持一致。我們仍以模型3為依據，報告專業的效應。模型3顯示，在控制大學層級的情況下，相較于非優勢階層，修讀非實用專業的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的相對風險比是修讀實用專業畢業生的約1.48倍（高出約48%），且該相對風險比具有統計顯著性（P<0.05）。修讀非實用專業的畢業生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相對風險比是修讀實用專業畢業生的1.10倍，該值接近1，且不具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比較修讀非實用專業的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與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相對風險比可以發現，其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是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可能性的約1.34（1.48/1.10）倍，且此相對風險比具有統計顯著性（P<0.05）。這表明相較于修讀實用專業，修讀非實用專業的畢業生更有可能進入公職優勢階層；反之，相較于修讀非實用專業，修讀實用專業的畢業生更有可能進入市場優勢階層。這些發現支持了假設3和假設7。

（三）政治身份與優勢階層地位獲得

模型1至模型3均顯示，在讀書期間入黨對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具有正向效應且具有統計顯著性，而對其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效應則不具有統計顯著性。模型3同時納入了大學層級和專業變量，對在讀書期間入黨效應的估計更為嚴苛，我們以此模型為依據，報告該效應的大小。模型3顯示，相比于成為非優勢階層成員，在讀書期間入黨者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是非黨員的2.75倍，且具高度的統計顯著性（P<0.001）；而在讀書期間入黨者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只比非黨員高17.7%，且不具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比較在讀書期間入黨者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與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相對風險比可以發現，其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是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可能性的約2.34（2.75/1.18）倍，且此相對風險比具有高度的統計顯著性（P<0.001）。這些結果表明，相較于非黨員，在讀書期間入黨提高了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但并未增加其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這些結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設2b和假設6。

（四）大學層級、專業與在讀書期間入黨

表3報告了在讀書期間入黨（虛擬變量）對大學層級、專業以及控制變量的二項邏輯斯蒂回歸分析結果。所有模型均基于傾向值的逆概率處理變量權重對數據進行了加權處理。模型4的預測變量包括大學層級及控制變量；模型5則將學校層級替換為修讀專業類型，其余變量保持不變。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χ2在相應自由度下均具高度的統計顯著性，表明預測變量整體上對因變量具有解釋力。

模型4的結果顯示，相較于地區院校，部屬院校和省屬院校的學生在讀書期間入黨的幾率比分別約為3.40和2.37，即他們入黨的可能性分別比地區院校學生入黨的可能性高出約240%和137%，且兩項結果均具有高度的統計顯著性（P<0.001）。這些發現較為有力地支持了假設2a，即高層級大學的學生更有可能在讀書期間入黨。模型5顯示，相較于修讀實用專業，修讀非實用專業的學生在讀書期間入黨的幾率比約為1.28，即其入黨的可能性比實用專業學生入黨的可能性高出約28.4%，該系數具有邊緣統計顯著性（P<0.1）。這一發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設4a，即非實用專業的學生比實用專業的學生更有可能在讀書期間入黨。

（五）在讀書期間入黨的中介效應

表4和表5分別報告了經IPTW加權后，使用KHB法分析在讀書期間入黨在大學層級與優勢階層地位之間，以及在專業與優勢階層地位之間的中介效應結果。為驗證結果的穩健性，本研究還采用自助法分別對在讀書期間入黨在大學層級、專業與優勢階層地位間的中介效應進行了分解。所有模型的控制變量均與前文各模型保持一致。兩種分析方法所得結果一致。由于篇幅所限，且KHB法的結果更易于闡釋，此處僅報告KHB法的分析結果。

表4的結果顯示，相較于地區院校，部屬高校對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而非非優勢階層成員）的總效應約為1.150（P<0.001），其中在讀書期間入黨所產生的中介效應約為0.193（P<0.01），相對中介效應占比約為16.77%。此外，部屬院校對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而非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總效應約為0.528（P<0.001），其中在讀書期間入黨所產生的中介效應約為0.157（P<0.001），相對中介效應占比約為29.68%。相較于地區院校，省屬院校對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而非非優勢階層成員）的總效應約為0.647（P<0.001），其中在讀書期間入黨所產生的相對中介效應約為0.117（P<0.05），相對中介效應占比約為18.06%。省屬院校對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而非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總效應約為0.444（P<0.001），其中在讀書期間入黨所產生的中介效應約為0.095（P<0.05），相對中介效應占比約為21.42%。這些結果支持了假設2c，即在讀書期間入黨在大學層級與公職優勢階層地位獲得之間具有中介效應。具體而言，學校層級對公職優勢階層地位獲得的影響，部分是通過培養黨員這一贊助性流動機制實現的。學校層級越高，這種贊助性流動的中介效應就越大。

表4還顯示，在讀書期間入黨在部屬院校、省屬院校對畢業生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影響中，中介效應分別為0.036和0.022（P>0.05），均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這一結果在進一步支持了假設6（在讀書期間入黨并不增加進入市場優勢階層的機會）的同時，表明在讀書期間入黨并非大學層級與市場優勢階層地位之間的中介變量。市場優勢階層地位獲得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競爭性的社會流動過程。

表5結果顯示，相較于實用專業，非實用專業對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而非非優勢階層成員)的總效應約為0.449（P<0.01），其中在讀書期間入黨所產生的中介效應約為0.039，具有邊緣統計顯著性（P<0.1），中介效應占比約為8.58%。非實用專業對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而非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總效應約為0.334（P<0.01），其中在讀書期間入黨所產生的中介效應約為0.032，具有邊緣統計顯著性（P<0.1），中介效應占比約為9.71%。而在讀書期間入黨在專業對畢業生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的影響中，中介效應約為0.006，且不具統計顯著性。這些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設4a，即非實用專業的學生較實用專業的學生更有可能在讀書期間入黨，與此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設4b，即在讀書期間入黨在專業類型與公職優勢階層地位之間具有中介效應。具體而言，非實用專業的畢業生在積累了公職機構所重視的政治、文化和學術慣習后，若進一步滿足政治忠誠方面的條件，則更有可能進入公職優勢階層。與此不同的是，實用專業對市場優勢階層地位的影響并不以政治忠誠為中介。這意味著，市場優勢階層地位的獲得更側重于實用專業技能，而無需附加政治身份條件，是一個具有競爭性的流動過程。

六、總結與討論

本文揭示了高等教育的水平分層（大學層級與專業差異）在中國轉型社會的公有部門和私有部門中，如何通過不同機制對優勢階層地位獲得產生影響。我們以二元分層體系、大學系統嵌入國家權威結構為前提，指出再生產論和人力資本論在前提假定上各自面臨的挑戰，進而借助二元分層體系論（劉欣，2007，2018，2021）整合這兩種理論視角，使其形成互補性解釋。

再生產論（Bourdieu，1988/1984，1996/1989）隱含著高等教育通過贊助性機制培養優勢階層成員的思路，這與二元分層體系論關于公有部門通過贊助性流動機制遴選優勢階層成員的邏輯一致。我們從二元分層體系論出發，將慣習概念延伸至大學知識場域中的專業劃分，使用實用—非實用專業分類；提出非實用專業所賦予學生的慣習更契合公職機構作為特定場域對其成員在學術與政治素養、關于社會問題與文化現象的理解能力及表達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而這些專業的畢業生一旦具備政治忠誠條件，便更可能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的候選人。

人力資本論（Becker，1964）主張，高等教育通過賦予畢業生更豐富的人力資本而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更高收益，這一觀點與二元分層體系論關于市場部門通過競爭性流動機制實現階層分化的觀點相符。因此，我們提出在市場部門中，高等教育水平分層通過競爭性流動機制影響優勢階層地位獲得的觀點，并闡明了大學層級與實用專業對市場優勢地位獲得的作用。在市場競爭中，參與者憑借自身的人力資本，在普遍主義的競爭規則下自由參與競爭，無論是否具有黨員身份，只要人力資本更豐富、實用專業技能與職業匹配度越高，其在晉升為市場優勢階層時就越有優勢。這與非實用專業因其基礎性、非職業導向性而通常難以與具體職業直接對應，進而在市場部門中不易找到準確職業定位的情形形成對照。二元分層體系論通過整合再生產論與人力資本論，使兩者在該理論體系中形成互補性解釋，進而構建了一種適用于中國轉型社會的理論觀點，用以闡釋高等教育水平分層與優勢階層地位獲得之間的關系。這一觀點連同本文的研究發現，不僅進一步揭示了制度論的階層框架（劉欣，2007，2018）與經驗現象之間的關聯機制，支持了其經驗適用性，同時也通過闡明高等教育水平分層在階層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機制，豐富了轉型社會二元精英地位獲得的雙重路徑命題（劉欣，2021）的理論內涵，并將該命題的適用范圍擴展至優勢階層地位獲得領域。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雖然部屬院校畢業生在公有部門和私有部門中都更有可能成為優勢階層成員，但他們在公有部門中的優勢更為明顯。這表明，在轉型社會的二元分層體系中，重點大學分級制度在“為黨育人、為國育才”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相較于修讀實用專業，修讀非實用專業的畢業生更有可能進入公職優勢階層；相反，實用專業的畢業生則更有可能進入市場優勢階層。

研究結果還表明，在讀書期間入黨可以顯著提高畢業生成為公職優勢階層成員的可能性，但對其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卻無顯著影響。高層級大學和非實用專業的學生更有可能在讀書期間入黨；在讀書期間入黨在大學層級、專業類型與公職優勢階層地位之間均具有中介效應；但在二者與市場優勢階層地位之間則無此效應。這些發現進一步揭示了大學層級和專業如何因所有制部門不同，而影響畢業生成為不同類型優勢階層成員的作用機制，從而為本文提出的理論觀點和主要假設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我們的理論觀點和專業類型劃分，對理解中國轉型社會具有經驗適用性。

本研究也回應了“大學層級與專業何者對成為優勢階層成員更為重要”的問題。對進入公職優勢階層而言，在專業相同的情況下，學生就讀大學的層級越高，越有可能進入優勢階層；同時，在大學層級相同的情況下，學生修讀被視為“無用之學”的非實用專業，相較于修讀“有用之學”的實用專業，對其進入公職優勢階層也具有一定優勢。然而，對于進入市場優勢階層而言，大學層級與專業的效應則呈現不同模式：在專業相同的情況下，學生就讀的大學層級越高，越有可能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但是，相較于進入公職優勢階層，學生修讀實用專業比修讀非實用專業更有可能成為市場優勢階層成員。同時，對于畢業生能否成功步入市場優勢階層（而非非優勢階層）而言，學校層級的影響比專業選擇更為關鍵。此外，雖然大學層級對畢業生進入公職和市場兩類優勢階層均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對于進入公職優勢階層的效應遠大于進入市場優勢階層的效應。

本文模型中部分控制變量的效應值得進一步探討。例如，女性在進入兩類優勢階層上都比男性更具優勢，其背后的原因與機制有待深究，我們將另文分析。又如，父親的公職優勢階層地位有助于子女進入公職優勢階層，而其市場優勢階層地位對子女進入優勢階層則無顯著影響，這一發現支持了本文關于市場優勢階層地位的獲得是一個競爭性社會流動過程的判斷，但其中隱含的深層社會機制仍有待挖掘。此外，大學層級和專業對個人優勢階層地位獲得的影響及其機制，在公有部門和市場部門之間表現出的差異如何隨時間變化，也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然而，受數據所限，本文未能就此展開分析，我們將在后續研究中予以探討。

本文基于布迪厄的知識場域概念所采用的實用—非實用專業分類展開分析，雖具有社會學的理論內涵，但在具體測量上，囿于資料，只能依據問卷中的學科門類對專業進行劃分，而無法基于更詳細的專業信息進行分類，這可能掩蓋了部分學科內部的異質性，未來需要根據更細致的專業信息進一步完善分類。此外，限于資料，我們只能將學校層級劃分為部屬院校、省屬院校和地區院校，而無法識別中國大學體系所特有的行政級別，或如“985工程”“211工程”、普通高校等更具區分度的層級。若有此類信息，不僅可提升操作測量的精度，而且能深化大學層級這一概念的社會學理論意涵。另外，由于缺乏任職時間信息，我們無法使用事件史或其他縱向模型進行分析，也未能通過工具變量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這些都有待未來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