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二代的自我認同與超越

【留美學子】第3625期

12年國際視角精選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華二代的自我認同與超越

文 周怡彤

北京大學文學博士、河南工業大學教師, 鄭州

摘要：認同與超越，是人類尋找自我和生命意義需要面對的兩大重要人生議題，身份認同（Identity）以文化研究的路徑探究人類的自我認知問題，個體的自卑感與超越關乎人類的文明進步和美好世界的建立。

本文試圖從個案出發，將個人經歷問題化，通過剖析作者安娜以當事人口述歷史的訪談方式對知青赤腳醫生這一課題的研究動機，發現作者通過“英雄之旅”完成身份認同的有效途徑。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在把握宏觀視野和文本細讀之間，著重從“作者”主體出發，建立跨學科的分析框架，聯系人類學和心理學理論，挖掘作者對知青赤腳醫生研究的來龍去脈。

通過對作者的學術研究理路進行“客觀”解析，闡釋其看似偶然的研究背后必然的“主觀”意圖。本文通過細致考察得出結論，認為作者在意識和潛意識的交織中顯現了研究知青赤腳醫生的深層動機，完成了研究本身和書寫的同題并構，通過與歷史緊密聯系的文化記憶，建構未來的同時，還啟發我們重訪個體心理學研究的經典理論 “自卑與超越”，因此也借由梳理作者安娜三十多年以來的個人生活經歷，叩問個體的心理機制和行為的內外驅力。

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我們通過追溯作者安娜具有代表性的成長現象，介入到探討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

關鍵詞：身份認同; 文化研究; 赤腳醫生; 跨學科; 超越

一

研究背景

《青蔥歲月——知青赤腳醫生訪談錄》（以下簡稱《青蔥歲月》）是國內外一本較少的研究中國知青赤腳醫生群體的著作，作者是一名年輕的美籍華裔女孩，名叫安娜（Anna Quian），1993 年出生于美國德克薩斯州理查遜市，當她做這項研究時，還是一名就讀于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本科三年級學生。

安娜為什么“熱衷”于做有關知青赤腳醫生的研究，她的出發點是什么？

立場何在？

采用了哪種研究方法？

得出的結論是什么？

按圖索驥，這些問題在書中都有草蛇灰線的伏筆。

安娜在杜克大學學習的是腦神經學和東亞研究，這自然包含了同時對醫學和東亞歷史、文化的關切。如她本人在書中所言，一個偶然的機會當她在查閱醫學史相關資料時看到了 Barefoot Doctor（赤腳醫生）一詞，這讓第一次聽說赤腳醫生的安娜感到新奇，當她想繼續深入了解赤腳醫生這一指涉背后的關聯時，卻發現不管是西方還是中國國內的研究記錄都很欠缺，但有限的資料又顯示，知青赤腳醫生在中國特定歷史時期曾經是一個重要且龐大的群體，對中國農村的醫療改革產生過較大影響，他們一度得到西方少有的肯定，并試圖將這種經驗推廣到非洲等醫療落后的國家。

在其導師著名漢語文學文化研究學者羅鵬（Carlos Rojas）教授的建議和幫助下，安娜開始了對知青赤腳醫生這一群體的研究，這構成了安娜研究起初的外在驅動力。

在《青蔥歲月》這本書中，或者說，在對知青赤腳醫生這個項目進行方法論設計時，安娜采用了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即讓歷史現場親歷者通過記憶講述他們的故事，學者則通過文字筆錄或錄音保存下這些第一手資料，后期對此進行整理和內容提取，并和其它文獻資料進行對比，互為補充印證，試圖還原歷史最大的真實。

安娜在美國通過互聯網上的知青網站和聯誼會找到了當年親身當過赤腳醫生的中國各地的知青，并和他們約定見面訪談。

在 2014年的夏天，也就是在安娜大三的暑假，她一個人來到中國，足跡遍布北京、江蘇、山東、上海等地，見到了一百多位曾經的知青赤腳醫生，并用事先準備好的問題對他們進行了面對面的訪談。

這些知青赤腳醫生大多已是古稀之年齡，然而他們對安娜這位 90 后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籍華裔）卻表現出親切的熱情接待，以及他們對自身經歷的坦誠講述，這些都讓安娜非常感動。

安娜在訪談結束后按照法律規定征求了他們是否同意自己使用訪談內容做研究出書的意見，并由同意者簽訂了《知情同意書》。因此，我們在成書的《青蔥歲月》中看到了二十三個單獨成篇的知青訪談，

《青蔥歲月》的內容由兩大部分組成，首先是安娜英文論文的摘要《序：文革中的知青赤腳醫生》，這包含三個小標題的內容，即：

一、上山下鄉：無法磨滅的經歷及記憶；

二、赤腳醫生與農民：從理想到情感；

三、為人民服務：信念的堅持。

這三小節系統梳理了知青赤腳醫生現象當年在中國出現的社會政治背景，這包括毛澤東 1965 年 6 月 26 日發出的指示，批評醫生只為城市居民和官員看病，要求醫療資源向農村傾斜，改善當時農村醫療條件落后缺醫少藥的現狀。

因而當年在農村的知青中推薦選拔了一批年輕人接受醫療培訓，這些人既要像普通知青一樣務農，還要兼顧給當地老鄉看病開藥救死扶傷?！俺嗄_醫生”名稱的由來就緣于他們光著腳在田里干活時就被緊急叫去給老鄉看病，因而成為“赤腳醫生”，這在電影《春苗》中被生動地表現出來。

那時候在內蒙古、黑龍江等老、少、邊、窮地方的知青赤腳醫生行醫環境非常艱苦，在內蒙古草原需要騎馬幾天幾夜往返于老鄉家里，而在冬天零下四十多度的黑龍江，知青赤腳醫生在夜里也要步行十幾公里去給老鄉看病，漆黑的夜里還會遇到狼和蛇。

但是知青赤腳醫生確實醫治好了老鄉的病，解除了農民的痛苦，他們逐漸贏得當地人的信任，被接受，有的甚至被稱為“神醫”，按當時的政策，知青赤腳醫生行醫不收取任何費用，甚至可能還要自己貼錢為病人買藥，被幫助過的老鄉們心存感恩，給力氣弱的知青赤腳醫生送去柴禾，給他們送去家里最好的口糧，這都讓這群年輕人在赤腳醫生的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和自我實現。

回顧那段光陰，他們在訪談中對安娜說，自己的青春沒有虛度，知青赤腳醫生的吃苦經歷讓他們在以后的歲月中有了一種堅韌的精神，成為人生的一筆財富。

除去《序》，《青蔥歲月》的另一部分即是安娜對包括梁勁泰、冷明、王桂珍、陳文玉、翁永凱等二十多位曾經做過知青赤腳醫生現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老人的訪談篇章?？梢哉f，《青蔥歲月》結構清晰，對歷史的考察深入淺出，循序漸進，娓娓道來。

基于安娜整本書的研究背景和謀篇布局，作為筆者，則在生活經驗和邏輯分析的疑問的促使下不斷思考本篇論文的問題意識。在建構分析框架方面，試圖從批判理論中獲得啟發。

堅持這是一項文學的跨學科研究。采用人類學和心理學的理論，建構貼合研究對象的分析框架，把一個大寫的人作為整體的研究對象。而非局限在某一具體里的討論中。這樣做的目標是講述一個接近完整的故事，總結其中的個體經驗。

因此，深度的文本細讀和跨學科的理論互為補充，對這份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較為遺憾的是，受限于筆者的知識儲備，沒有將知青赤腳醫生這一歷史現象放在宏大而漫長的中國和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和醫療歷史脈絡中深入探討。

赤腳醫生制度在文革高潮時期被推行，是國家對醫療資源的重新配置，是毛澤東從特定意識形態和實際需要出發做出的指示。

赤腳醫生是人民公社下轄生產大隊的社員，在當時處于由縣、公社和生產大隊三級構成的國家醫療體系的最底層，他們在所居住的村莊為農民提供包括接生等在內的醫療服務和預防疾病等公共衛生工作。

他們的身份標識就是肩上的藥箱子，救治方法則被描述為“一根銀針，一把草藥”（即針灸和中草藥）。赤腳醫生制度主要存在于 196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1970 年代后，赤腳醫生不用再參加農業生產，而是在專門的醫療合作站為人看病，從赤腳醫生成為“穿鞋子的醫生”。

隨著西藥和現代醫療設施的加入使用，赤腳醫生的診療能力得到不斷提升，受到越來越多的信任和尊重，赤腳醫生群體在鄉村社會也形成特殊的身份認同和話語權。知青赤腳醫生則有著雙重身份體驗，他們既是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又被推薦選為當地的赤腳醫生。

安娜采訪了全國各地一百多位知青赤腳醫生，收集了生動豐富的口述史料。

據安娜的采訪，當年知青被村干部推選為赤腳醫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因為表現好，有的是原本有學醫的底子，或在偏遠地區，有些家庭出身不好或被村干部認為表現不好的知青就被故意安排去從事赤腳醫生這項艱苦的工作，而知青們一開始就無法抗拒歷史的潮流，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

因此，對赤腳醫生尤其是知青赤腳醫生群體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國鄉村的權力結構以及國家政策和基層社會潛規則之間的張力構成。

此外，我們還可以通過受訪知青赤腳醫生群體的生活經歷、生存環境、知識結構和行為方式，了解農民的生活習俗。

比如，多個知青赤腳醫生都提到，在醫治一些迷信鬼神因為心理作用身體不適的農民時，正常的治療方法是無效的，他們反而需要假裝為“巫醫”用“驅鬼”的方式幫他們治愈。

總體而言，赤腳醫生為改變中國農村醫療衛生狀況做出了巨大貢獻，這項中國特色的制度在 1970 年代后期被世界衛生組織（WHO）作為發展中國家衛生保健工作的典范進行推廣。

安娜圍繞她的問題意識對田野調查資料進行理解和闡釋，她的研究將宏觀歷史背景和微觀實證相結合，同時避免了宏大敘事的空泛化和微觀研究的碎片化。

《青蔥歲月》不僅有歷史敘事，在每篇訪談的開頭，我們也可以看到安娜對于不同人物的細膩刻畫。

在《青蔥歲月》中，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生存環境對個人生活的深刻影響。

然而也需要注意到的是，受訪者從不同的身份和視角講述了他們所經歷的那個時期的生活，但因為年代已久，加之受訪者的年齡和身體狀況，記憶的模糊和文化程度，都使得他們口述回憶的準確性和邏輯連貫性不能保證，以及每個受訪者的政治姿態也不同。

書中也講到，有些受訪者并不愿意透露姓名，因為擔心這些言論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因為安娜是一名美國年輕學者，國內的受訪對象有些沒有太多顧忌，但也因為安娜的外國身份，有些受訪者對外國采訪者采取謹慎的態度。因此，這些都提醒我們，有必要根據常識和直覺透過受訪者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口述‘事實“分析、判斷和發現其背后的真正信息。

為了證實知青赤腳醫生口述內容的真實，安娜也使用了回憶錄、歷史報告和文獻等文字資料和作為田野調查的口述史料進行對讀。

《青蔥歲月》既有個案研究，也拓寬了研究的地域視野，展現了歷史的厚重感。但也正如安娜所說，因為涉及地域廣泛、人數較多，她的個案研究無法深入，對每個人設立了同一套問題，和長時段、微觀史的在“大題小作”“小題大做”間來回穿梭的剖解一只麻雀的個案研究相比，攤子鋪得太大有可能導致浮于表面，淺嘗輒止。

但作為研究知青赤腳醫生的第一手訪談資料而言，安娜的研究仍具有較大價值。它不僅豐富了安娜的人生閱歷，成為她今后進行人生選擇的歷史參考。這也是筆者后文將談到的安娜與知青赤腳醫生研究課題的契合。

表面看是安娜選擇了這一課題，實則二者之間有相互吸引的秘密法則。安娜對知青赤腳醫生的研究，其實是把自己作為方法，未將研究對象本質化，在地的具身經驗——歷史、來源和局限，以一種國際學術視野呈現。

二

身份認同

那么針對安娜的這項研究，我們想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安娜作為一個 90 后美國華人二代為什么會對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知青赤腳醫生感興趣呢？

這也同樣是接受她訪談的當事人的疑惑，因為他們也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二十出頭的美國“香蕉人”（黃種人外表白種人內心）會不遠萬里關注到他們這群自以為已經被歷史遺忘的人。

對安娜的這項不平凡的舉動，曾任《北京青年報》專欄作者的陳屹在【留美學子】公眾號一篇題為《ABC 女孩對話百位赤腳醫生，見證他們的青蔥歲月》的文章中對安娜的行為做了報道。

陳屹將其視為“緣”（“緣分真是一個圓”），是安娜與中文、中國人和父母故土之間的情緣?！熬墶钡木辰缡侵袊说母行哉J識，是對未知的深刻聯想，也不可不謂恰如其分。

緣不知所起，一往情深，這也確實可以用來概括為安娜對知青赤腳醫生這一問題癡迷的內在驅動力。然而，就當今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領域的分析路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言，這似乎是一個有關移民二代“身份認同”（Identity）的問題。

身份認同指的是一個人或群體（尤其指具有流動和散居現象的群體，比如全球性的主動或被動的移居者，他們通常具有突出的身份認同危機）試圖在理論上追尋和確認自己在社會或文化上是“誰”（特質或本質）以及如何（途徑、方法和過程）和為什么追問“誰”的問題，這個“誰”包括性別、種族、階級、語言、民族、職業等方面，對這些身份的關注和研究就會涉及到特定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國家和文化等復雜領域，同時，研究者的立場和價值取向，也會影響到對這些復雜問題的看法。

個體或群體對某個身份的認同和歸屬通常反映了他們真實的自我，以及與這個身份之間共享的歷史經驗和共通的文化符碼，這是隱藏在變幻的歷史經驗下的穩定不變和具有連續性的意義框架，而文化研究的意義就是揭示這種隱藏著的文化身份，并且由當代文化研究的主潮看來，這種文化身份是建構性的，可看作一種身份“生產”，重視差異、遷移和流離。

安娜在美國出生長大，由于母親是外交官家庭出身從小說英語，安娜的生活中幾乎不接觸中文，大學到了杜克以后，安娜活躍于校園法律協會，她經常被同學問起“你是從中國的哪個城市來的？”中文不好的安娜則需要用英文回答說“我是美國人，我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p>

這種問題被問得次數多了，想必也給安娜帶來困擾，這種誤會是身份歸屬的被冒犯，安娜開始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是“誰”？由于家庭中文環境的缺失以及到大學后才偶然加入中文學習，對安娜而言，作為一個華裔，也許因此說中文這件事就成了安娜內心被壓抑、被遮蔽的欲望，被剝奪的說漢語的權利隔離了她和祖輩父輩之間的文化血脈，造成精神傳承的斷裂。

既然安娜能對與中國有關的 Barefoot Doctor 產生強烈好奇和濃厚興趣，這一詞條喚醒的也許是深藏在安娜心中的與家族父輩相處時的情感和記憶。

需要指出的是，安娜的父親1960 年生，成長經歷文革時期。而后安娜在沒有告訴父母行程的情況下獨自來到中國做研究，這與她的研究對象——知青赤腳醫生——既往孤身跋山涉水治病救人的行為如出一轍，這在采訪安娜的陳屹看來是美國孩子做事的思維方式使然，也源于杜克大學這所美國名校的教育，然而我們也可以將安娜的壯舉歸為坎貝爾（Joseph Campbell, 1904-1987）所言的“英雄之旅”（Hero‘s Journey）。

“英雄原型”是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提出的一種人類集體無意識模型，美國比較神話學家坎貝爾在其著名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書中進行了發展，“英雄原型”是自我成長與超越的象征，英雄們通常從平凡世界出發，經歷冒險，成長并最終回歸，這種故事模式被廣泛應用于文學和影視的敘事框架中，比如《奧德賽》《哈利?波特》，以及好萊塢電影《獅子王》《黑客帝國》等。這類英雄角色通常被設定為具有某種缺陷或心理陰影（自私、恐懼、自卑），受到某種使命召喚驅動，使其動機合理化，英雄一開始出于人性本能怯懦退縮，有時會在導師角色（比如《哈利?波特》中的鄧布利多）的指引下，經歷挫折與挑戰，最后蛻變成長并回歸，造福人類社會。

“英雄之旅”具有普適性，超越文化，反映了人類共同的心理成長歷程，而讀者或觀眾被代入與英雄角色產生情感共鳴，進而達到情感宣泄的功能。

然而針對“英雄”的模板也存在一些反思與批評，比如創作的公式化限制創新，東西方對集體與個人主義不同側重的英雄文化差異，以及榮格取向的心理治療師茉琳?莫德克（Maureen Murdock, 1945-）在《女英雄的旅程》（The Heroine’s Journey）中認為，女性“英雄之旅”更多是內在覺醒而非外在征服。但總體而言，“英雄”既可以是個體化象征，也有可能成為社會投射，反映一個時代的精神需求。

安娜小時候和兄弟姐妹來到過中國，但那時候的中國給安娜留下的是旅游不便和有語言障礙的印象，中美文化差異給童年安娜造成沖擊，也構成了安娜的“恐懼”。直到她大學做研究遇到“知青赤腳醫生”，承載著特定歷史的群體以及為了填補研究空白的意義充滿隱喻。

于是，安娜時隔多年在大三暑假又一次踏上這片曾經她在生存本能下遠離的土地。

一方面，日新月異發展的中國想必改變了成年安娜的既有認知，另一方面，在采訪遍布全國各個角落的知青赤腳醫生的過程中，她也深深破除了從前落后環境給她造成的心靈枷鎖。

在陳屹對安娜那篇采訪中提到，安娜行走中國的過程里最困擾她的是上廁所問題，有的偏遠地方根本找不到廁所，此時人們就建議安娜像他們一樣直接挖個坑解決，這對從小生活在西方現代環境中的安娜來說十分尷尬。

還有一次，通往和老知青見面地點的大巴車只剩當天最后一班次，當時排隊的已有幾百號人，而車上僅有四十個座位，想到老知青們都已經在那里等自己，安娜急的都快哭了，她試圖和前面的乘客解釋能否讓自己先上車，但彼時的情景根本無濟于事。等那最后一趟車來到時，開始排好的隊伍早已亂套，安娜也不顧一切地跨過欄桿沖上前去最終提前上了車。

事后安娜回憶，這簡直不可思議，從小受到的都是要守規矩的教育，她從來沒有這么不講秩序，安娜覺得自己似乎不是自己了。除了廁所、交通，還有覆蓋一層蒼蠅的飯碗，渾身被蚊蟲叮咬的住宿條件，安娜需要經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冒險和挑戰，最終完成所有訪談。可以說，安娜克服了童年時期留下的心理陰影（恐懼），也是對隱秘創傷的療愈。

當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安娜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就是美國人時，卻因為亞裔面孔被追問“你是誰？”當安娜終于開始反身自問“我是誰”，她需要尋求和確認的是自己的特質?！爸喑嗄_醫生”的訪談征途讓安娜挖掘了自身面對艱苦環境的潛力，這處理了安娜有關排斥和歸屬的潛意識沖突，釋放了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對亞裔身份的情緒，那是對中國這片父輩故土的認可和對華裔血脈的接納。

“知青赤腳醫生”是一個契合，他們當年正值青春卻遠離家鄉父母來到貧困落后的鄉村，當成為赤腳醫生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只有一個信念，就是治病救人。正如安娜在《序》的最后結論式地闡明，“赤腳醫生可以說填補了世界醫療歷史的一個空白，

不管最后史學家們如何定義這群人和這段歷史，最重要的是他們用青春實現了一個做人的最基本理念，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去幫助他人?！庇诖?，安娜可能借由“知青赤腳醫生”研究解決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危機，不管是作為美國人還是中國人，安娜找到了和這個世界的鏈接，即幫助他人。

也許每一個人不僅是安娜，如果不想蒙昧地活著，一生中都要經歷這樣的時刻，他們被迫或主動走出舒適區，走上尋找自我的旅程，也是自我放逐和遷徙，經歷前文所說的“英雄之旅”，完成自我救贖，塑造了心理完整和平衡，成長、轉變，而后帶著收獲的嶄新的知識、智慧和力量回歸，實現個人價值，造福社會。

這里必須提到被安娜采訪的知青赤腳醫生，安娜發自內心地對他們表示感謝，感動于他們的信任和無條件付出。安娜談到這群中國老人不明白為什么一個年輕人——一個美國大學生——會對他們過去的生活感興趣。彼時的安娜似乎還沒有辨別出自身“美國大學生”身份的差異，她在知青赤腳醫生群體身上看到的也只是“另一種人生和歷史”。

然而整個知青赤腳醫生研究項目卻揭示了安娜和這個群體共有的文化精神。

這種主體間性應是安娜體認到的本體論上真正的自我。值得探討的是安娜讀書時期的專業選擇。安娜在杜克大學修的是腦神經學和東亞研究雙學位，互文性在腦神經認知科學和東亞文化研究中形成。

后來安娜進入醫學院讀研究生，畢業后成為一名婦產科醫生，這是自我和社會主流價值的辯證，也許有關知青赤腳醫生的研究結論使得工具理性驅使下的職業選擇具有了合法性。《青蔥歲月》也可以看作是安娜對自我認知的“青蔥歲月”的命名。

歷史在知青赤腳醫生群體內心烙下難以磨滅的創傷，他們通過對安娜講述自己的故事得到敘事治療，即個體身份通過敘事得到重構從而被賦予新的意義。

打開他們塵封的記憶需要安娜共情地參與。此時的訪談是生產性的，共同再造了處于流動的、建構的采訪者和被采訪者的文化身份。

知青赤腳醫生的情感結構也是安娜尋根之旅的認知象征，這也許使安娜找到了身份的更多可能性，改變對身份差異的看法，重新審視自己的教育和職業選擇，發現自己的能力。對知青赤腳醫生的研究和書寫促使安娜對自己的行為、情感和經歷進行反思，產生心理距離，加深了對內心世界的理解。

安娜的研究和自我生命經驗連通，書寫也是自我探索、情感宣泄和文化表達，幫助作者發現自己的價值觀、目標和潛力，重建自信，更好地應對與他人先前的疏離關系。

巧妙的是，安娜的“知青”“赤腳醫生”研究選題從開始就顯示了一種雙重性的身份建構。這是歷史的必然，更關乎個體的選擇。

安娜對知青赤腳醫生的訪談是與自身文化、歷史、語言和精神尋根的對話。安娜在與知青赤腳醫生充滿細節和情感的訪談互動中找到了身份認同的平衡點，“幫助他人”不僅是中國儒家思想比如“仁”的理念的體現，也是西方自古希臘哲學如亞里士多德的“友愛論”以來所提倡的。

文化記憶得到延續，過去和現在，共同體視閾下的中西文化基因在安娜身上得到傳承。這啟發了她找到生活的意義和方向，也使像安娜這樣的移民二代成為文明互鑒的橋梁。

三

自我的超越

需要體察到的是，安娜是否也存有某種自卑情結，作為經濟水平落后地區的移民后代，但她最終以幫助他人實現自我，獲得超越。

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在他的經典個體心理學研究著作《自卑與超越》中為我們提供了有幫助的見解，阿德勒認為，人生有三大議題，即人與生存環境的關系，人與他人的關系，以及人與異性的關系。

可以看出，在愛情與婚姻和生態議題以外，人與他人也就是人際關系是非常重要的。而每個人的一生都在追尋生命的意義，一個人對生命意義的看法，并不在于他說了什么，在于他做了什么，他的行為，我們能從他的表達方式、動作、性格、習慣、喜好、抱負，和姿勢中，解讀出他有關生命意義的個人答案。

因為一個人的行為是他對生命意義的詮釋，他的行為在告訴我們，他眼中的自己就是這樣的，他眼中的世界就是這樣的，因此我們研究一個人的行為就可以發現他的世界觀，即對生命意義和自我意義的解讀。

在阿德勒看來，生命意義應該是“一個被普遍驗證的真實意義”，足以觸及人性本質，遇見真實。我們的行為是對人類生存現狀的呼應，表達了我們覺得必要的、合適的或可能的、希望發生的事情。

通過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研究，我們可以理解一個人的行為和人生方向，清楚他的價值觀、目標和行為之間的關系。安娜有關中國的記憶，那個因為交通不便產生的關于落后中國的印象，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實際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按照阿德勒的說法，只要這個記憶是存在的，它就代表了個體潛意識里想要記住的東西，它鐫刻著特定人生經歷對生命的影響，也是一個人借助經驗對生命意義的詮釋。

我們常常可以從個體的記憶中發現他對自己脆弱性和匱乏感的認知與所期望擁有的力量和安全感之間的對比。這就解釋了安娜內心的某種焦慮。小時候難以克服的困難——交通不便和語言障礙，抑制了安娜自由行走世界關于自身能力的想象，想要成長就要突破這一心理藩籬，耿耿于懷的記憶就像縈繞不斷的噩夢，想要克服恐懼就要直面恐懼。正如佛教《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所記，”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于是成年安娜這一次就像流行歌曲《孤勇者》所傳唱的一樣，在與知青赤腳醫生接觸的過程中，孤身走萬巷，不向困難低頭，用理想的光馴服心中的怪獸。

在《自卑與超越》的理論中，作者阿德勒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即生命的意義在于合作和幫助他人，人生在于奉獻。只有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才能解決人類社會中幾乎所有的困難，合作的目的在于裨益他人、社會和后代。

個體想要改變性格的唯一方法，就是訓練自己發展出更具合作性的人生觀。人只有明白了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這個真諦，才有勇氣面對困境，走出泥潭。

阿德勒期許人能心智獨立又樂于互助合作，那么人類的文明進步將攻無不克，生生不息。相信安娜也在找尋生命的意義，和平凡對弈，確認自我。

據陳屹的采訪，以安娜的家庭她可以“拼爹”“拼媽”，但安娜并不借父母的光，在廢墟之上努力建造自己的城邦。

這在阿德勒看來，個體的努力都是為了獲得安全感，個體有能力克服所有困難，內心悠然，被自身的成熟感包圍。而安全感是需要經由特定路徑才能享有的狀態，此時，個體的思想會指導其行動，將其到達安全感境界的目標具體化、清晰化，計算出到達目標的特定路線，進而調整行動順利抵達。

安娜曾經在厄瓜多爾戰亂時期跟隨教會去救助傷員，這是她自己的主意，并非父母鼓勵。這可見，安娜對社會，對他人充滿了興趣。

安娜的這些行為舉止反映出她對生命意義的解讀，大概人活著并非只是索取而要付出，要幫助他人。這種信念似乎已經根植于安娜的生活方式。

我們猜測，是否這樣做才會令安娜擁有優越感？阿德勒認為，一個人越是表現得比他人優秀，內心越深藏著強烈的自卑感。

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這是因為每個人都想要自己變得更優秀。自卑成為超越的動力，設定高目標，不惜一切去實現。不管是優異的學業成績還是超越常人面對危險困難的勇氣，安娜的行為既要適配白人社會對亞裔的學霸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安娜要自我實現。

安娜本來學的是法律，也許是在做完對知青赤腳醫生的研究項目后思想發生轉變，她轉而學醫。醫生和律師在美國都是收入頗高的群體，輕松支付小型直升飛機。

由此，我們大概可以通過安娜的行為進行判斷，她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是美國精英社會階層的成功人士，這背后是不斷地完善自己，追尋生命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也需要與人合作，互利共贏，共同創造充滿希望的人類未來。

既然自卑感普遍存在，這就造成人的一生其實都要追求屬于自己的獨特優越感。每個人的優越感目標不同，它取決于個體賦予生命的意義。

然而，人們對生命意義的表達常常是含蓄的，它隱藏在個體的生活方式中，意義復雜而深刻，需要我們通過它釋放的信號鉆研、拆解和捕捉。事實是，個體與不同具體目標之間存在內在一致性，我們必須找到這個內在一致性，它就是個體的人格，固定地呈現于個體所有的外在表達中。

而且，一旦個體制定出符合其優越感目標實現的具體目標后，他的生活方式也就隨之確定，那么，他的言行、習慣都會為實現此具體目標而服務，不會在乎他人的評判，他只考慮能否實現目標以獲得優越感。

但是，阿德勒指出，只有那些為了他人和社會而前進的人，才能獲得真正的優越感。而那些誤入歧途的人，他們忽視與人合作。認為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成功與自己無關，“他們脫離了生活的正確軌道，將自己置身于現實問題之外，投身于與自卑感的消極戰斗中，在不切實際的自我世界中維持假想的自大。”

為了避免如此，個體需將自己的優越感目標和社會興趣高度聯結。這讓我想到安娜的興趣，她在業余生活中是一名訓犬師，幫助收容所訓練流浪犬養成良好的大小便生活習慣，好讓它們有更大的機會被愛心人士領養。

最多的時候安娜家里有二十多只流浪犬，有時還會被發瘋的狂犬咬傷。

安娜也不愛好白人社會的傳統娛樂項目比如泡酒吧看球賽等，她的工作和生活都圍繞著社會意義而展開。

人類文明的進步需要不同領域卓越的人之間的合作，安娜實踐了這一點，她也順理成章實現了對自卑的超越。

安娜這種以幫助他人為使命的生命意義是如何養成的？根據阿德勒的理論看法，這要追溯到個體的身體、童年記憶、夢、家庭和學校影響、青春期、職業問題以及人與集體的關系。

阿德勒主張通過研究個體實實在在的生活碎片來探究其生命意義，需要通過一些微小而生動的細節來形成對個體的認識。

童年記憶作為最初的記憶能夠反映一個人關于生命的基本看法，可能影響個體的職業規劃，我們據此可以追蹤出其人生目標。

童年記憶的深刻影響在于，我們通常因為某個特定經歷形成刻板認知，又習慣于用這種認知解釋所有經歷。

“我們基于特定經歷得出結論，然后將結論奉為顯而易見的事實。”因此，如果不加反思，可能會因此形成貫穿一生的行為模式。

安娜有怎樣的童年記憶我們尚且不知，但它必然是客觀存在的。而在家庭的影響中，阿德勒的觀察是，父親對工作的態度決定孩子未來對工作的態度。

據了解，安娜的父親在事業上也是一位卓越的成功者。阿德勒并不認為基因遺傳就是全部，可能是父親對事業的投入、專注對安娜產生了良好的激勵，自己本身成功的父親也通常會保護孩子的興趣，給子女全力支持去實踐和鍛煉，以發展他們自己的興趣愛好，安娜的父親曾有接近死亡的經歷，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研究認為，一個人從出生以來有什么樣的遭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個體如何看待、解讀和利用這些遭遇。

與死亡對峙的經歷使安娜父親在以后的歲月中面對人生時永葆生命的自尊和勇氣，賦予他在生活中堅毅的品質。我們可想而知，在有這種精神的父親的影響和教育下，安娜大概也擁有勇敢樂觀的性格。

阿德勒也指出，一個人的行為動力最常來自于超越家庭成員，尤其是超越父母的成就。因此，安娜的努力是否也是在試圖超越她的父親呢？如果說安娜在父親的鼓勵下度過青春期，那么大學的自由給了安娜更大的進步空間，讓她找到了實現人生目標的清晰的方向。

安娜在杜克大學讀本科期間的東亞系教授是美國著名漢學家羅鵬（Carlos Rojas），他長期專注于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和文化研究、

港臺及海外華文文學和文化研究，以及性別研究、影像藝術、批判理論等領域，知青赤腳醫生的研究項目便是在羅鵬的支持與指導下進行的。

安娜在后來努力成為一名醫生追求社會認可的同時，也看到了能幫助他人的自身價值。婦產科醫生這個職業，能幫助他人迎接新生命，想必安娜在這份工作中享受到了最大化的自我實現和成就感。這也符合阿德勒的希望，當面對一個真實的世界時，我們每個人都應全力以赴，努力改善，在互利利他的精神下找到自己的生命使命，為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美好做出自己最大的貢獻。

需要補充的是，安娜不是獨生子女，她上有姐姐下有弟妹。安娜也是一個不婚主義者，至少目前依然是。這也都是阿德勒考量的重要維度，值得我們進一步探析。

自我的認同與超越，似乎是人類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只是每個人會經歷不同的細節。如果說這篇論文的探討有何意義，正如阿德勒所言，那應該是嘗試通過對個體進行分析來幫助作者及與其相似的群體識別出他們的潛在內驅力，弄清他們行為的動力，以及他們設立的優越感目標是什么，他們是怎樣將目標具體化的。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因此我們借由研究個體去關注、發現和解決社會問題。這是本次研究和寫作的價值和意義。

陳屹訪談鏈接

參考文獻

[美]安娜. 金朝, 譯.《青蔥歲月——知青赤腳醫生訪談錄》（Barefoot Docto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amining Educated Youth Experiences of Politicization and Remembrance. Anna Quian.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orth Carolina, USA）

微信公眾號【留美學子】陳屹. ABC 女孩對話百位赤腳醫生, 見證他們的青蔥歲月. 2022年 8 月 1 日

汪民安, 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修訂版）.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9

[奧]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馬曉娜, 譯. 自卑與超越. 北京: 人民郵電出版社. 2025.

微信讀書 方小平, 著. 王宜揚, 等, 譯. 赤腳醫生與中國鄉村的現代醫學.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4

項飆, 吳琦. 把自己作為方法.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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