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知青的上海情結(jié)：我心目中的上海，不應(yīng)是這樣的

一位老知青的上海情結(jié)：我心目中的上海，不應(yīng)是這樣的

我應(yīng)該算是本鄉(xiāng)本土的上海人了。我們范姓家族是清朝末年從浦東召稼樓遷至上海虹鎮(zhèn)老街的。這大致接近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五口通商、上海開埠之際，一直到1949年，也是海派文化形成的時期。

我的曾祖父育有三男四女。我祖父排行老二，取名范根桃。那是一個大家庭，購置了不少土地，并在街面上擁有一長排二層三層的樓房，或自住或出租；曾祖母管理著龐大的家庭開銷，一大把鑰匙每時每刻掛在腰間不離身。開飯需要白天扯旗傍晚點(diǎn)燈，因?yàn)楣蛡蛄嗽S多長工的緣故。

大家庭生活難免雞爭狗斗，日子過得還算豐衣足食。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日軍從吳淞、寶山登陸，一路向西打來。那時還是上海外圍的虹鎮(zhèn)老街，首當(dāng)其沖，遭到了炮火的重創(chuàng)，民房悉數(shù)毀滅，居民大多離散。日軍將虹鎮(zhèn)老街全都劃入日海軍勢力范圍：周邊拉起了鐵絲網(wǎng)，強(qiáng)迫老百姓修筑工事、挖掘壕溝。現(xiàn)和平公園假山里還埋有日軍遺留的大量水銀。一個大家庭就這樣在日本人的鐵蹄下土崩瓦解、四處飄散了。但我們這個范姓大家庭還是在上海的各個角落里生存了下來。

嬸嬸（前排中）已是范姓家族里最年長的長輩了

1950年代，我們合家跟隨父親去過西安、福州，雖然地域差距明顯，但由于是生活在一群群外遷的上海人中間，所以才有條件將上海人的習(xí)慣頑強(qiáng)地保持下來。

記得1957年在西安，當(dāng)時大鳴大放搞得如火如荼，也無法阻擋周末在食堂舉辦的舞會。組織者是上海人，參加者大部份也是上海人。男士西裝或毛料中山裝，女士爭奇斗艷的各色旗袍長裙，讓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燙起卷發(fā)、畫上眉毛、涂上唇膏，腳登高跟鞋，讓大西北黃土炕上的女人們驚訝又嫉妒，有的竟憤憤然道：“這些妖娘們都是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統(tǒng)打成右派分子才解氣哩！”那年，高劍琳、姚月紅領(lǐng)銜的越劇團(tuán)也從上海派到了西安，那一出出熟識的《碧玉簪》《沉香扇》等，都給遠(yuǎn)離上海的上海人以驚喜和溫馨。

1958年到了福州。新街口百貨大樓頂層有露天茶座，大熱天的夜晚幾乎全給上海人包了。上海人到這里是滿足一下久違的納涼霄夜。可惜的是，赤豆湯不像上海那樣沁人心脾的冰凍，而是滾燙滾燙的，大煞了上海人的風(fēng)景。

同樣，以越劇皇帝稱號的尹桂芳的越劇團(tuán)也長駐福州，解了上海人的心愿。上海的滬劇、滑稽戲也常來演出，丁是娥主演的《雷雨》竟然一票難求。

業(yè)余時間，上海人也會排演越劇《樓臺會》《十八相送》。那時眾多的香港片引得上海人瘋狂。曾是上海人或曾在上海出名的電影明星夏夢、石慧、龔秋霞、陳思思等更是經(jīng)常掛在上海人的嘴邊上，在難懂的閩北方言包圍之中的街巷里，還能時不時地聽到上海人“薔薇薔薇處處開”的歌聲呢……

上海人對吃十分講究。喜歡的炸豬排也原汁原味地帶到了外地。那是特地從上海寄來了黃牌辣醬油，沒有現(xiàn)成的面包粉，就將蘇打餅干碾碎再拍打在一片片豬排上，炸出來的效果金黃脆香，沾上酸滋滋辣蓬蓬的辣醬油，那味道正像上海人說的“打耳光都不肯放的”！自己還裹正宗的上海菜肉大餛飩；用雞蛋黃加熟油自制色拉醬，那黃澄澄的土豆色拉，儼然像上海“紅房子”西餐館里端出來的一般。

網(wǎng)絡(luò)配圖

記得樓下當(dāng)?shù)馗Ｖ萑丝吹醚垧挘蚕胱錾瞄T問母親：“拉薩是怎樣做的？”“你說的是什么？”“就是你們上海人經(jīng)常用土豆、蘋果切成小塊，上面拌了雞蛋和油的那個菜。”母親恍然大悟：“哦，是色拉，哪里是拉薩啊？”他們將“色拉”說成了“拉薩”，一時傳為笑談。

上海人在外地，穿戴打扮照樣要顧及到上海人的體面。每家每戶備有一只“烙鐵”（在爐子上燒燙后熨衣服）可是不能少的。我長春的阿姨告訴我：她也是五十年代初去的長春第一汽車廠。那時居住的廚房是幾家共用的，煤氣也是一個廚房間里統(tǒng)算的。她的東北鄰居每每看到上海人將“烙鐵”放在煤氣上燒，不知道是為了熨燙衣物，以為是燒塊鐵在白白浪費(fèi)煤氣，心里就窩火。你燒鐵，我就揀塊磚頭放在煤氣上燒：氣死你上海人！

對于生活，上海人總想翻出些新式花樣來。他們尊崇“有條件，要品位生活；沒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還是要生活品位”的宗旨。這就是有見識的上海人作派。不管風(fēng)吹浪打，哪顧得說三道四，上海人就是要過上海人的生活。

可惜，有些東西是骨子里的，你奪不走，也學(xué)不來。于是，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屢屢在外地人眼里既顯得“另類”、又不失時尚風(fēng)范。

闊別上海卅載后重新回到了上海。傳統(tǒng)的上只角、下只角的差別，歷經(jīng)了數(shù)十年，距離拉近了多少呢？剛跨入新世紀(jì)。那時上班在長壽路上的智慧廣場，所以就借宿在石泉路的成功大廈里。

上海歷來是我心中的一個美麗的夢。不曾想周圍的一切讓我大跌了眼鏡。那是大熱天。清早五點(diǎn)鐘，樓下就有叫倒馬桶、刷洗馬桶的聲響；半夜里，三五成群的人在露天乘涼，或坐板凳或躺草席，搖著扇子大聲地說話。

每天上班都要經(jīng)過這條石泉路。路邊的民居開門就是人行道，每家的馬桶痰盂都敞著大口斜靠在門邊；吐痰擤鼻涕隨處可見；蓬頭垢面的女人抱只小狗倚著門楣對行人傻望著；脖子上掛著鐵鏈般金子的大男人卻一身花睡衣在街上大搖大擺；更有甚者，一條躺椅橫貫人行道，上面躺著赤膊的老爺子呼呼大睡，儼然不顧來往行人的不便。

上下班擁擠的公交車上，時常遇到為了一點(diǎn)雞毛蒜皮而大動肝火的人。這一切，完全顛覆了我兒時對上海的美好印象。有一次我外出回來見一老奶奶坐在自家門口熨燙襯衫。我朝她身后望進(jìn)去，飯桌前面一張床，飯桌后面一張床，只留出一個人走路的空間。后門口一部木梯接近90度的角度，直挺挺地伸向閣樓。我上前搭訕：“老阿奶，介熱的天還燙衣裳啊？”老阿奶回答我：“大兒子在大公司工作，衣裳穿出去總是要挺括體面些的哦。”

家里再寒磣，出外還是要體現(xiàn)上海人的光鮮來。我好奇地問：“這樓上樓下住幾口人啊？”“九口。”“怎么有這么多人啊？”老阿奶板著指頭算給我聽：“大兒子一家三口；小兒子插隊(duì)落戶帶回來了老婆孩子三口；大女兒的孩子新疆來上海讀書也住在這里；再加上我和老頭子，不就是九口了？”

我望著這鴿子籠似的房子，不相信能夠住下這么些人：“這房子總共有多少面積啊？”“不算閣樓24點(diǎn)2平米，算閣樓27點(diǎn)34平米（閣樓大部頂高在2米2以下不算面積）。

詫異于老阿奶能夠精明地算到小數(shù)點(diǎn)后面兩位數(shù)字的同時，我也十分糾結(jié)：算閣樓勉強(qiáng)達(dá)到每人3平米，不算閣樓每人還不到3平米呢。這段對話讓我有了一種自責(zé)，直面了另一群上海人的生活，這里本來就是傳統(tǒng)的下只角，要比我剛從外地來的上海人還困難許多。

這就是上海區(qū)分出來的上只角與下只角里的生活困境。讓我直觀地感受到了他們生活的不易。

是啊，在過去了的幾十年的困難時期，上海作為共和國的長子承擔(dān)了工業(yè)化的重任，城市改造無從談起。由此造成蘇州河的臭黃浦江的黑，對上海人的身體與心靈的損傷，無疑是老上海人的一種默默奉獻(xiàn)。

直至新世紀(jì)初，上海尚有60萬只馬桶，這不是上海人的羞辱，這是上海人的窘迫，從風(fēng)格上講，也是上海人的胸懷。因?yàn)椋@座城市把大量的資金送給了別的城市。

日后，不論清晨的倒馬桶、半夜的乘風(fēng)涼，還是街上的花睡衣、赤膊老爺子，甚至公交車上的叫罵，我都能夠一一承受。但內(nèi)心仍然有一種聲音在提醒我：心目中的上海不應(yīng)該是這樣的；心目中的上海人也不應(yīng)該是這樣的；心目中的上海男人更不應(yīng)該是這樣的。

作者父親的外公

父親的外公在1906年參與建造身后的外白渡橋；廿年后他的外甥（即我的父親）也參與建造他身后的那幢上海大廈。

本文作者（右）

作者簡介： 范文發(fā)，上海控江中學(xué)68屆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邊琿春插隊(duì)落戶，1977年考入吉林大學(xué)中文系。當(dāng)過大學(xué)教師，干過企業(yè)管理。業(yè)余喜愛創(chuàng)作，出版多部紀(jì)實(shí)文學(xué)原題重做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