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畢業后，我自由而無用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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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藍花楹即將盛開的時節來到昆明。那是2024年的春天，結束了一年多在路上四處游蕩的生活后，我決定在昆明落腳，重新開始一段安穩生活。

此時，距離我離開北京到大理、過著不上班的生活，已經快十年了。這十年，我不屬于任何公司或組織，只是以自由撰稿的方式活著。沒有領導，沒有同事，沒有考勤，沒有KPI，當然也沒有每個月定期打到銀行卡里的固定收入。

我自由選擇居住的城市。最初五六年，我待在大理；隨后又搬到成都兩年；接著，有一年多時間在路上游蕩，在曼谷、清邁、吉隆坡和熱帶海島四處輾轉。然后來了昆明。

細碎的日常也是相對自由的。早上沒有鬧鐘，但作息早已規律：總是在八點半到九點左右醒來。工作上沒有緊迫的deadline，今天未能完成的工作就明天繼續。工作地點是自由的：通常是家里，時而需要去咖啡館換個環境透口氣，吸收一些身處人群的活人氣息。

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會萌生想要去別處的渴望。于是我時常說走就走，離開昆明，去往云南的地州，蒙自、個舊、大理、沙溪、巍山，還有更遠的德欽、梅里、怒江，直至穿越滇藏線前往拉薩……

自由自在，走走停停。我以這種方式過了十年。

撰文 | 祁十一

編輯 | 晨仔

美國作家戈爾尼克在她的書《怪女人和一座城》中有這樣一句話，“仿佛它猛地跨了一大步，從堅定的中心走到了疲憊的邊緣。”盡管她用這句話形容一段給人力量的友誼走到了盡頭，卻以意料不到的方式擊中我。

這不正是十多年前我剛大學畢業時的處境嗎？

那時我剛從一所名校的新聞系畢業三個多月，在國內最好的財經媒體工作。那是一個看上去不錯的開局：在上海，一個有著名校背景的女生，在傳統媒體擁有極大權威性與話語權的時代，就職于有國際聲望的媒體，人生似乎充滿很多可能。

我至今記得，在雜志社編輯的一條短信聯絡后，我獨自去往南京，對一家大公司的老總做了兩個小時的專訪。現在想來有些可笑，一個20歲出頭的女生懂什么呢？我對企業如何運作、現實的復雜與深邃幾乎一無所知，竟然還是完成了這件事。但我知道，那只是紙面上的思維與邏輯游戲，重要的是最后出現在報道中的“知名媒體專訪知名公司CEO”這件事。

而在表面的光鮮之下，煎熬通常只有自己知道。從那年三月以實習生身份入職到十一月離開，我度過了極痛苦的大半年。我想要采訪和報道鮮活的人，卻每天都在梳理上市公司財報，和枯燥的、我不甚敏感的數字打交道，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這些我不懂也沒興趣的名詞逐漸成了噩夢。

做自己不喜歡且不擅長的事是極大的折磨，這種錯位逐漸變成肉身可感的痛苦，三四個月后我便常常在出租屋里毫無征兆地嚎啕大哭。

壓力也許來自更多層面。我仍未適應大城市的生活、四處彌漫的功利主義氛圍、人際關系的現實，仍然是一個滿腦子“詩與遠方”的文藝青年，念大學時就無法和周圍人一樣——考級考證、去銀行外企實習，卻會在暑假獨自坐著綠皮火車在云南漫游一個月。

我向往的是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氛圍，人們對知識本身充滿渴望，秉燭夜談、討論文史哲和自然科學；對世界充滿好奇心，愿意不帶功利心地去探索它的寬廣。但現實卻是：去一個有名的外企實習更被向往和羨慕，考一個商務英語口語證書似乎能允諾更多的工作面試機會，拿下更高的托福和GRE分數則是通往新世界的入口……每個人都在早早為前途考量，一切似乎也無可厚非，我只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無所適從。

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尖銳的內心沖突，注定一切終將無以為繼，那根緊繃的弦總會在某個時刻斷掉，以一種悄無聲息的方式。

十一月的一天，冬日的陽光透過樹枝照進房間，打在書桌上，光影斑駁，明暗晃動。溫柔的午后陽光似乎具有魔力，我盯著光影發呆，突然之間好像聽到了心里斷裂的聲音，就像碎掉的瓷器撒了一地。

鬼使神差地，我在電腦上打開了國際青年旅舍的網站，瀏覽分布在國內不同城市的旅舍，廈門、拉薩、大理……遠方的城市就像一個個遙遠的鑲嵌著彩云邊的夢，召喚出我在云南漫游時的自由。眼下的困境好像突然有了答案：既然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身處其中萬分痛苦，為什么不放棄它，奔向此刻唯一能帶給你愉悅和希望的生活？那種在路上四處游走、隔段時間換個城市的生活。

隨后，在那個裸辭、Gap year并不普遍的年代，我開啟了此后近一年在路上的漫游，也挽救了即將精神崩潰的自己。

多年后回看，那是我離開主流道路的開始。它看似突然，是一個大跨步從中心走向邊緣，卻是我長久以來對現實感到不適的結果。主流生活提供可遵循的道路和安全感，卻也可能成為剪除自由與個性的牢籠。

我至今對2010年在路上的生活感到慶幸與懷念。一邊在路上打工，在廈門的青年旅舍當前臺、在拉薩的咖啡館當服務員、擺地攤賣小商品，一邊四處游走欣賞祖國的大好山河，學習“無所事事”這門難度極高的學科。

打工的經歷讓我走出象牙塔，開始以現實的眼光發現這個世界。我看到自己的局限，即便你有很好的學歷，也不會比一個大專畢業的女孩更會挑選擺地攤時的暢銷商品，更學不會她將商品推銷出去的伶牙俐齒。當我隨心所欲選擇的披肩成為滯銷商品時，她的多功能魔術頭巾因其用途廣泛而脫銷。兩個月后，我結束地攤生涯去報社工作，她已經能靠擺地攤養活自己。

而在拉薩一家本土商務咖啡館當服務員，讓我看到自己的笨拙和任性，以致給客人點單時犯錯，別人想要一杯蜂蜜柚子茶我卻上了一壺，被質問時還頂嘴還擊，幸得另一位大花臂客人解圍……

這段四處晃蕩、打工旅行的經歷，讓我看到世界的光怪陸離，人的形形色色，道路的千千萬萬。自己的不合時宜、格格不入，似乎也變得正常。尤其當我嘗試“無所事事”地生活后，與自己的和解便達成了。

那是在拉薩停留兩個月后的事。此前，我要么在路上行走，要么停在某地找個事做，從來沒有“停在某地卻什么也不做”的空白。作為一個從小到大的優等生，我所受的教育里沒有“無所事事”這個選項，它就像一種罪惡，讓人無比焦慮。就像作家王爾德所說：“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事。不僅困難，而且非常需要智慧。”

在拉薩的那段日子，我第一次粗淺地學會了“無所事事”。有時出門走走，有時租輛自行車在老城區轉轉，有時癱在出租屋里什么也不干。那段日子持續了近一個月，我開始學著接受這一切，活著不再是從A到B再到C的趕路，不是完成一項項任務、通關人生必經點的工具式生存。你開始真正“活在當下”。

隨后，沉穩的內心底色開始出現，某種“自我”從空白中生長。有點像老子的“無”：陶罐的用處，正是因其內里“無”的部分。有了“無”，才有了裝東西的可能。

之后不久，關于“人生下一步如何走”的打算像天啟般突然降臨。那天，旅行至甘南小鎮郎木寺，我聽說鎮上的白龍江就是流至重慶的嘉陵江的源頭，便約了青旅的小伙伴徒步去看看源頭長什么樣。走了一個多小時，泥土路拐了個彎，就在那一剎那，我突然被一個念頭擊中：還是繼續去媒體做記者吧，我對此依然懷抱熱情。只是不再做與數據打交道的財經新聞，而是關注社會關注人。

一個月后，我去了北京，進入一家財經媒體做法治與社會新聞，趕上了紙媒最后的繁榮。以興趣和內心渴望為導向的職業選擇，讓我內心不再分裂，整個人保持平衡。

它甚至讓我擁有了巨大的抗壓能力，去面對在北京之初的艱難。初到一個陌生的大都市，什么人也不認識，卻要在一份全國性報紙找到合適的選題，采訪國家級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的工作人員，必然會有極大的壓力與焦慮，但我從未想過放棄。當一個人能夠真正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選擇，她便可以承受因此而來的代價、艱難與犧牲。

她還可能展現出極大的爆發力與可能性。在北京一年后，我成了那個看見線索便緊追不放、通過種種方式調查真相的記者。

我在某個小型會議看到稅務部門人士，便想到個稅起征點調整是近期重大新聞，于是一直盯著他直到在廁所門前“偶遇”聊天，獲得信息。報道發出后，這項關乎每個人利益的政策成為網絡討論熱點，民意沸騰或許也推動了政策的改變，讓個稅起征點從原本計劃的2500元提高到3500元。

我還遇到了因“郭美美炫富”而引發的慈善機構腐敗丑聞。通過對不同關鍵字進行大量網絡搜索，泡在工商局對相關公司進行工商資料調查（那時沒有智能手機和“天眼查”、“企查查”等app），我查到了指向利益關聯的證據，寫出推動事件調查的報道。那時我也很感嘆：一個人，只要做了某件事，就一定會留下痕跡。而只要有心，并掌握方法，另一個人也大概率能查到這些痕跡。這個世界就是充滿了這樣有趣的規律與閉環。

如今，當我回首望去，這些報道也就是我作為記者留下的痕跡，讓我無愧于這份職業和那段時光。

此刻，我在昆明。又一年的藍花楹開了，又謝了。人們說，今年是藍花楹的小年，所以它開得并不盛大。或許是因為天氣偏冷的緣故。

植物的世界就是這樣，向人類揭示著許多的規律與道理。需要合適的土壤、氣候、時機，可能才會有一場盛大的花事。也可能一個人一生都等不來它，那又何妨？人與植物都是宇宙的渺小造物，受著眾多宇宙法則的支配，存在本身已經夠了。

而我看著媒體的起落興衰，就像目睹花事的盛放與凋零。智能手機出現，紙質媒體失去生存空間。每個人都能發短視頻，媒體的權威性與話語權被解構，文字信息也失去了曾經的廣闊。

我看著曾經涌現的“新聞系”開始消失，“張雪峰痛批新聞系”成為新聞，“媒體人的生存困境”也成為報道本身。直至大學校長宣布縮減整個人文學科，“文科無用論”從未像今天這樣被大張旗鼓地宣揚。

無用嗎？我不知道，我倒是在“自由而無用”的道路上狂奔。那時，我恰好在傳統媒體衰落前選擇了離開。數年高強度工作讓人疲憊，我也完成了自己進入媒體之初的展望。新的不滿開始滋長，我需要給它找到落地的土壤。

這一次，我走得更遠，從北京到了大理，成為徹底的自由職業者。

北上廣深是適合野心家的。在這里，你即便不夢想著成為富豪、明星、名人，也要有進大廠搗騰一番的渴望，再不濟也要有對金錢名利的強烈欲求，才可能收獲較體面的生活（除非土著）。而我，總抱著些“沒用”的幻想：不想上班，自由自在，云游四海。還有，自由寫作。這一切，顯然無法讓我在一線城市好好活下來。

于是我去了大理，2008年第一次去旅行就被迷住的小城。我喜歡綿延不盡的蒼山，蒼山下平整的壩子和琉璃藍的洱海，蒼山上變幻莫測的晚霞和云。在這個相對低成本的小城，我也不用擔心房租和收入，可以盡情地做點想做的事。

那是始終存在于心底的朦朧又強烈的愿景：書寫具體的人，普通人，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活著，擁有屬于自己的生存智慧與哲學。人的命運讓人著迷，語言與敘事也是有魔力的，就像織布者用針與線鉤織一張花紋獨特的布，用文字去鉤織點什么也始終讓我興趣盎然。

但以自由的身份活著也不容易。那時自由職業還不普遍，前方沒有多少經驗與榜樣可以效仿。最初總是艱難的。

業務和收入的不穩是肉眼可見的事實，有時一兩個月都顆粒無收。好在此前工作數年，尚有積蓄支撐。但焦慮與孤獨仍會偶爾涌上心頭：你獨自一人，沒有同事，家人朋友也大多遠在天邊。你一時找不到歸屬，也不知道這種境況要持續多久，甚至會深刻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

我至今記得大理的一個雨天，天色陰郁，雨淅淅瀝瀝地下個不停。我獨自呆在租住的村里民房三樓，躺在床上，陷入不可抑制的悲涼和凄惶。“30多歲了，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孤獨，和世界失聯，一切真是糟透了。”如此這般的自我懷疑涌上心頭，導致我躺了很久一動不能動。直到天氣放晴，太陽出來，情緒才慢慢好轉。那是自由職業前三年里最低谷的時刻。

但總歸得活著，現實問題也總有現實的解決辦法。比如主動爭取，向此前工作過的媒體報選題，和心儀的自媒體建立聯系，成為他們的撰稿人；比如在社交媒體上貼出自己的作品，讓更多人看到。就這樣保持寫作、保持勞動，不知不覺一切竟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三四年后，很多媒體、出版社、國際學校、公司看到我的作品后主動找我合作，我開始有了忙不過來的時候。

似乎是這樣，當你跨過了你的那道檻，生活就會變得有趣起來。你不知道前方將會發生什么，什么人、什么事會突然出現，帶來風暴或者漣漪、回響或者可能。

就像五月初的傍晚，一位女生Ping從清邁來到昆明，出現在我的面前。我們繞著翠湖、蓮花池一圈圈散步，她講述著這些年的經歷：“一開始，每份工作我都想著要干一輩子，但做著做著想法就變了。最初從濟南一份很穩定的工作離開，就是看了你寫的在路上打工旅行的帖子，然后我看完了所有你寫的文章，堅決要走，誰都攔不住。”她說。

我心里一驚，自己多年前的行為與書寫，竟會在某個地方對某個人帶來影響嗎？那么，“然后呢？”

“然后，旅行結束，我去了北京，一個月后就找到一份工作先干起來。那時我27歲了，覺得年齡很大，要盡快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就跳到一家國企，也是想干一輩子的，直到2021年公司開始裁員。”

“我就想著不能那么被動，萬一裁到我了不知道該怎么辦，于是開始搞副業，研究社交媒體，一個月后有了一萬粉絲，一年后粉絲漲到13萬，可以靠副業養活自己，我就不怕啦。后來主動選擇了被裁，拿賠償金，準備不上班了。”她說，那段時間，同事說她的眼睛都變亮了。

此后，她去清邁旅居一年，最近剛回國，于是有了我們在昆明的相遇。真神奇啊！冥冥之中和你有了關聯的人來到現實，你看到她是一個自在、快樂、有能力按照自己心意去過生活的人，在很多方面比你更厲害。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這幾年，我時而會遇見這樣的人與事。有做獨立開發的程序員，看了我寫的東西后去了大理，成立了大理第一個數字游民共享辦公空間，隨后幾年在時勢環境的影響下大理成了國內的“數字游民”之城；有熱愛寫作的女生說，受我啟發她也開始嘗試自由職業，后來成了月入數萬的10萬粉博主，也能做喜歡的事、過喜歡的生活；還有女生，成立了自由職業社群并發展壯大……

噢我不想說自己有多厲害帶來了多大的影響。他們大多是90后，強烈的意愿、直面艱難和挑戰的品質、做成一件事的能力，本就存在于他們身上。我只是一個比他們年長幾歲的85后，在社會結構開始松動和變革的時候，更早一些走上了追尋自我與自由的道路。在這條路上，曾有人點燃光亮照到了我，讓我看到主流生活之外、不那么安定地活著也是可以的。于是我又做了點什么讓這道光繼續燃燒，恰好照亮了別人。

或許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這樣薪火相傳，將一些希望與可能傳遞了下去，也因此才有變化發生：裸辭，Gap year，自由職業，數字游民，這些事情不再是天方夜譚，職業與生活的選擇多了些可能，對人生的體驗與感受、對幸福的定義也變得更多元。

就像Ping在那個傍晚說，不上班的這三年，她曾有許多次感到太幸福而哭了起來。比如呆在北京的小屋里，不用再考慮工作上的計劃安排，可以沉浸式看書，哪怕看到凌晨一點；比如在小飯館吃完飯，慢悠悠地散步回家，路上和賣風箏的大爺聊會兒天，再在岔路口選擇路程更遠但風景更好的路，然后在那里遇見賣花人，買一束鮮花帶回家……

“是真的哭了哦，因為太幸福而哭了。”她一邊笑，一邊說。是呀，帶來幸福的是自主自由，也是這些看似無用的小事和瞬間。

我也常常因為天邊的晚霞，山茶花綻放時的姿容，森林里無邊的綠意，傍晚在公園散步的愜意，在寺廟的玉蘭花樹下喝茶摸貓的安詳寧靜，以及許許多多這般無用的時刻而感到活著的幸福與快意。

就這樣，自由地活著，有喜歡的事做著，有錢掙著，有自己的房間住著（無論租的還是買的），可以自由安排每天的行動與生活，幾點起、幾點睡、吃什么、穿什么、買什么、去哪里、做什么，不用顧慮任何人的目光與臉色。

盡管也會有孤獨的時刻、感到虛無的時刻，那好像是隨著年齡漸長必然會有的東西。于是也就理解了為什么大部分人都會走向家庭，以生養孩子這種具體而實在的事務來抵抗虛無。但這依然無法沖淡我對此刻擁有的自由感到慶幸和幸福。如果有對“自由”需求的基因測序，我大概是那個需求量超高的人。

但我也深知，能夠身處今天這樣的局面，也是一種幸運。我有雖不能完全理解但尊重和接納我的父母、可以互相支撐的姐姐和可愛的小外甥女，整個大家族也多是善良溫厚的人。我有持續深交30年、20年、10年、5年的朋友，哪怕不在身邊，哪怕會有某些時刻的孤獨，你仍然能感受到和他們、和這個世界深入的連接。“自由”或許就是這樣，你有深深扎進地下的根基，才有四處游蕩、滿世界飛翔的快樂，也不至于感到空洞與無根。

這就是我“自由而無用”的十年。我不知道這是否算我們這個時代的娜拉的故事：150年后，出走的娜拉們不必回去，更不會墮落，她們建造了屬于自己的生活。

本文原載于公眾號：天使望故鄉。

本文作者：祁十一，現居成都，一個晃晃悠悠的寫作者，喜歡寫作和體力活。

本文配圖均來源于插畫師Yeonju Choi作品，版權屬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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