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 | 吉林長春寬城區小城子古城的調查與初步研究

位于長春市北郊、伊通河西岸的小城子古城是長春市區內僅有的一座古代城址，地鐵八號線“小城子街站”即以此得名。按民國《長春縣志》記載：“小城子在縣北鄉三區十八里，因周圍土埂隆然，仿佛昔年之城址，故名之曰小城子。耕于是者亦時獲有古代之錢云。”[1]另據口述史料，小城子屯始建于嘉慶二年（1797年），來此墾荒的山東移民，因見有古城廢墟“其方圓約三百畝左右，內有房屋痕跡，四周有高土殘垣，便以古城遺址稱此屯為小城子。”[2]

盡管小城子古城規模較小，但對于探討長春早期城市史卻尤為重要。李健才先生認為，該城既然呈長方形，結合平面形制與相對距離，可推定其即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中所提到的“寬城子在廳北五十里，設廢年無考”[3]的寬城子古城，及至道光五年（1825年），長春廳從新立城遷治寬城子地方，借用其名而另建新城，因此小城子可視為寬城子地名之來源，即民間流傳的“先有小城子，后有寬城子”[4]。張博泉先生則進一步考證，將其定為金代的“斡母城”，即斡母謀克的治所（謀克相當于縣），元代沿用為驛站[5]。以上觀點自1990年代提出之后逐漸被學界采納，影響頗為深遠。

相比歷史地理方面的熱烈討論，對小城子古城的考古工作可謂寥寥。1987年出版的《長春市文物志》依據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的調查結果，對古城的平面、周長、遺物方面進行了簡略介紹。199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春市文物保護研究所對古城進行了小規模發掘，實際發掘面積354平方米，發現灰坑7個，出土了大量磚、瓦以及少量陶瓷殘片、鐵鏃、銅錢等遺物。此后將近30年的時間內，再未見有針對該城的調查、發掘和研究。

為了進一步弄清小城子古城的平面形態、使用年代以及性質問題，2026年4月，對古城進行了細致踏查，根據本次調查所采集的陶瓷標本，結合歷史衛星影像以及1998年的發掘材料，對上述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小城子現屬蘭家鎮管轄，城址東鄰伊通河、西臨北亞泰大街、北距繞城高速600米、南距長春站9.6公里，哈大高鐵高架橋從古城西北角穿過（圖一）。城址南半部被現代民居完全占據，北半部主要為耕地、林地和大棚。由于近、現代聚落的侵占和破壞，小城子城墻的保存狀態極差，南城墻已被完全破壞，東墻北段在衛星影像中尚有殘跡，但在地表上已經很難觀察，西墻同樣難以辨認。北墻因整體被疊壓在現代水壩之下而得以保存（圖二），該水壩高約3米，呈東西走向，與伊通河垂直，現已廢棄，水壩的中段有幾處取土形成的縱向剖面，其內部堆積松軟，未發現明確的城墻夯土，推測墻體應埋在更深處，尚未暴露。

圖一 小城子古城位置示意圖

（底圖來自天地圖）

關于古城的平面形態。《長春市文物志》中對城垣的描述如下：“古城平面呈長方形。據測量，該城東西長大約500，南北寬大約250余米，殘存城墻高1.5米左右，墻基寬10米左右。城門和城墻的附屬設施已無法辨認。城墻由黃褐色土夯筑而成。由于年代久遠，現在部分城墻和城內遺跡已不好辨認，尤其南墻的大部分已被壓在農民住房之下，北墻也被壓在土壩之下，現壩高達3米左右。墻外有寬10米左右的護城河一周，繞城后向東流入伊通河，現已干涸。”[6]1998年發表的《長春市奮進鄉小城子古城發掘簡報》則基本沿襲了前者的數據，認為“其東西寬500米，南北長約250米。古城址南墻、西墻被民房覆蓋，無任何跡象，北墻為堤掩埋，東墻殘存長30米，墻基殘寬約10米，殘高1.20米左右。”[7]

圖二 小城子北墻所在土壩的斷面(南向北拍攝)

從以上描述中可以發現，關于城墻的輪廓復原實際上存在矛盾之處，在北墻被水壩疊壓、南墻被村落覆蓋、西墻被民居破壞、東墻僅存殘段的情況下，如何測得南、北城墻的長度？

實際上，在民國《長春縣志》中，與小城子并列的庫爾金堆、偏臉城等十座古城均言明其各自周長，且多精確到丈，唯獨對小城子的周長語焉不詳。可以推測，大體在民國時期，小城子城墻的整體輪廓已不完整。1980年代的二普調查對城墻的長、寬應為估測，尤其是北墻的數據，很可能是將部分水壩的長度誤計入其中。通過觀察拍攝于1970年的鎖眼衛星照片（圖三），我們認為小城子古城應當還是一座方形城址，這也是分布于長春周邊農安、德惠、九臺等地的數十座遼金古城的最普遍的平面形態。

圖三 1970年美國鎖眼衛星拍攝的小城子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北墻在1970年已被水壩疊壓。東墻的輪廓最為清晰，起止點明確。西墻、南墻雖然不夠清晰，但仍然可以根據現代道路和院落的走勢來推測墻體的“遺痕”。在小城子屯中部，有一道南北向與東墻平行的村路，其走向應與城墻有關，其東側有一條深色陰影，可初步推測為西墻所在。小城子屯東南側的南起第一排民居與第二排民居之間存在一道規整的空地，與北墻平行，這里應當是南墻的位置，此處還有一道西北—東南走向的傾斜道路，很可能是連接古城的西門、南門而形成的。綜上，根據城內現代道路、院落的走向，我們可以大體復原出城墻的平面形態（圖四）：城址呈正方形，朝向東南，方向約156°，根據衛星影像測算，古城邊長約325米，周長約1300米，總面積約10.6萬平方米。

圖四 寬城區小城子城墻輪廓復原示意圖

（底圖來自天地圖衛星影像）

城內北半部現今仍有大片耕地，我們對其進行了踏查，盡管未發現任何建筑臺基，但整個城址的北半部的地表均發現有布紋瓦殘片，以西北隅、東北隅兩處最為密集，推測至少存在兩組大型建筑。北城的中部地帶瓦片稀少，從簡報所附現場照片來看，1998年的發掘區很可能布設在此，因此除了灰坑之外并未發現房址。

城內地表除了大量的瓦礫之外，只發現極其零星的陶片、瓷片，選取四件典型標本介紹。刻劃人物紋板瓦（CKX:1）泥質灰陶，內施布紋，外陰刻人物紋，殘存頭部，圓目，長鼻，無發，頭頂有兩道斜出線條，整體似為行腳僧的形象，殘長8.4厘米、殘寬6.5厘米、厚1.5厘米（圖五11、圖六）。布紋板瓦（CKX:2）泥質灰陶，系板瓦前段，端部抹圓，內側近端部有一道凹弦紋，應系工具痕，殘長5.8厘米、殘寬8.7厘米、厚1.7厘米（圖五1）。化妝白瓷罐類腹片（CKX:3）胎色灰黃，胎質粗疏，外施白釉，內施醬釉，殘長6.7厘米、厚約2厘米（圖五13）。化妝白瓷碗盤類腹片（CKX:4）灰白胎，胎質較粗，內外施白釉，殘長1.8厘米、厚0.5厘米（圖五12）。

圖五 小城子古城采集陶、瓷、瓦件標本

（1-4布紋瓦、5-10陶片、11刻劃人物紋板瓦、12-13瓷片）

圖六 刻劃人物紋板瓦及對比圖像

（1.寬城區小城子采集 2.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玄奘三藏像》 14世紀 3.開封繁塔磚雕西域牽虎行腳僧像 北宋 4.杭州靈隱寺石塔石雕行腳僧像 北宋）

關于城址的年代。《長春市文物志》認為“根據古城內外所出的遺物可以斷定，此城應為遼金時代所建”。1998年的發掘簡報同樣認為“此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具有遼金時代特征的青磚、布紋瓦建筑構件殘片和較多的生活用陶、瓷器殘片，不僅可以證明這里曾經存在過許多較大規模建筑址，而且證明這是一處遼金時代古城址。”1998年的發掘出土遺物較少，包括三件鐵鏃（其中一件附有骨質鳴鏑）（圖七2、4、6），一件瓷碗口沿（圖七1），一件銅簪（圖七3）和一枚唐代的“乾元重寶”（圖七5）。鐵鏃的形制變化遲緩，難以斷代。唐代銅錢在唐以后的歷史時期中仍在流通，尤其在東北遼金遺址中大量發現，斷代意義不大。銅簪的形制較為特殊，其端部的造型很像遼代契丹風格的帶有瘤狀突起的金屬耳飾，由于缺乏對比材料，此器也無法用于斷代。瓷碗口沿（H7:3）的年代最為明確，其胎體輕薄，外壁刻劃蓮瓣紋，應為金代中晚期定窯產品。H7為③層下開口，打破生土，是最早的遺跡單位（圖七7、8），僅從發掘情況來看，小城子古城的年代上限應在金代中晚期（判斷城址建立在金代遺址之上的可能性更大）。

從地表調查的情況來看，采集到的陶器口沿均為方唇口或者小折沿（圖五 5、6），未見金代中晚期吉林中、西部地區最為流行的半卷沿、大卷沿陶器，而與長春南郊的東照地遺址出土陶器更為接近，該遺址被發掘者定為元末明初。[8]小城子地表瓷片十分稀少，僅采集到兩片白瓷，從胎、釉、彩繪特征來看，均為元代晚期磁州窯產品，此外則是一些清晚期到民國時期的青花瓷片。綜上，城址的年代下限可定在元末明初。長春周邊的遼金元時期城址的地表遺存組合具有較強的時代和等級上的規律性，其中金代中晚期城址以九臺和氣古城、二道區房城子古城、雙陽區東營城子古城為代表，地表多見有大量的定窯白瓷和冮官屯窯化妝白瓷。小城子古城存在大面積建筑址，但地表完全缺失金代中晚期陶瓷遺存，與周邊金代城址的普遍面貌相差甚遠，與瓷器使用較少的元代城址更為接近。因此，對于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筆者傾向為元代。

圖七 1998年發掘出土的遺跡、遺物線圖

關于城址的性質。前文已探明小城子城垣為方形而非長方形，則“古寬城子說”無法成立，寬城子應另有其地。城址主體年代為元代，缺少與謀克級別城址相稱的金代遺存，則金代“斡母城說”也無法成立，早年呂一燃先生已經對此說進行過批駁，指出《全遼志》將龍安、賓州、斡木（母）三站順序顛倒，造成斡母站在長春附近的假象，實際上其應在西祥州站之北、肇州站之南，即前郭縣境內，此說甚是。[9]回到小城子本身，松嫩平原地區已知的元代城址寥寥無幾，而長春附近的伊通河、飲馬河中游區域是元代城址、遺址少見的富集區。根據我們以往的調查，伊通河流域主要有三座元代城址（即包含元代遺存），從南至北分別為伊通縣大營城子、寬城區小城子、農安縣庫金堆古城，此三城體量基本相當。筆者認為，包括小城子在內的以上三城，很可能與元末明初割據遼東的納哈出有關。

納哈出是名將木華黎后裔，元末曾為太平路萬戶，元亡后任北元遼陽行省左丞相、太尉，聚集部眾二十余萬屯駐金山（今雙遼境內）與明軍對抗，盤踞經營海西地區近二十年，其“人畜輜重富于元主”[10]，是東北地區最為強勁的故元勢力。納哈出分兵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11]。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命馮勝統二十萬大軍北伐，行過金山，納哈出遣使愿降，馮勝命藍玉往一禿河（即伊通河）受其降，可知伊通河一營是納哈出的牙帳所在。明軍最終在伊通河、飲馬河及附近的松花江北一帶收服其部眾二十余萬，隨后朱元璋親封其為海西侯，并賜鐵券。根據明軍從金山（雙遼）、信州（秦家屯）、亦迷河（飲馬河）的行進蹤跡來看，納哈出的受降地應當就在寬城區小城子古城至農安庫金堆古城附近。小城子的主體使用年代及所處位置與納哈出割據的年代及活動地域相符合，在伊通河元代諸城中等級最高，出土的各式鐵鏃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采集刻劃僧侶紋板瓦暗示佛教建筑的存在，因此該城很可能是納哈出在海西地區的核心城寨之一。

如果小城子并非寬城子，那寬城子古城究竟在哪？筆者認為，民國《長春縣志》既已言明長春寬城子“在設治之前即已有之，其為何代所建，已渺乎不可睹矣。”因此，我們傾向于《重修大清一統志》中的寬城子古城應當還是在長春舊城之下掩埋（圖一）。這種小型遼金城址被近現代聚落疊壓、破壞而僅存地名的情況在東北地區屢有發生，如清末靖安縣城（今白城市市區）俗名“白城子”，即是以小型遼代廢城得名，位置大體在鶴塔一帶，現今痕跡全無。實際上，要想對這種古今重疊型城址[12]進行考古工作以及地下文物保護，在當下都是極難開展的，而在民國、偽滿時期的城市建設中，將一座小型古城徹底夷平，對偶然挖出的殘磚斷瓦視而不見，這才是當時的正常現象。至于這座寬城子古城是否還有機會重見天日，只能寄希望于未來的長春城建中能對古代遺存稍加留意了。此外，還有一種較為新穎的觀點，即認為寬城子得名于河北寬城鎮（今寬城滿族自治縣）的移民，而非舊有古城[13]。實際上，長春地方原屬郭爾羅斯前旗游牧地，在蒙古語中是有對寬城子的專屬稱謂的，即“烏日根浩特（orgon hot）”，意為“寬廣之城”，與寬城子同義，由此可以確定寬城子是毫無疑問的城址，并非僑郡之名。

最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現存的小城子還是未發現的寬城子，與清代長春廳的建置均無關系，可作為歷史之追溯，不可視為城市之淵源。近年來，曾出現兩種偽說，即長春古稱“茶啊沖”，為肅慎國“喜都”。此兩說流傳甚廣，有必要予以駁斥。檢索文獻可知，“茶啊沖”最早見于1984年出版的《通化縣地名志》“長春溝條”，該村落位于通化縣光華鎮，原文如下：“長春溝……滿語地名，滿文語音‘茶啊沖’，口語‘長蟲’或‘長春’，是一種祭祀形式的稱呼，獵人出獵前，滴血酒祭天，是滿族人野祭的一種。”[14]此后有學者將其原封不動移植到長春地名起源中，這顯然是十分牽強的。且不論《通化縣地名志》中的滿語考證是否嚴謹可信，須知清代長春廳得名于長春堡，此村為漢族移民聚落，且地處柳條邊外的蒙古游牧地，顯非滿語地名，“茶啊沖”之說不可信。而“喜都”一說則純屬編造，在史料與考古實證中均找不到任何證據。該說大體出現于2000年初，具有網絡文學色彩，可能是將《遼史·地理志》中的信州（遼信州治公主嶺五家子古城）“本越喜故城”與唐代的“越喜都督府”合并捏造而成，也可能是根據網絡上臆造的“雙陽錫伯國”及其所謂“都城”—“錫都（喜都）”演繹而來，總歸是無可考據的。長春設治清晰明確，城市起源應以公認的清嘉慶五年（1800年）于新立城設長春廳為準。

[附記：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東北地區遼金元城址綜合研究”(21CKG018)成果。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所長億力齊老師為本文提供了寬城子的蒙古語發音，長春市民馬良同志陪同參與了田野調查工作，在此一并致謝。]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長春市文物保護中心

執筆：趙里萌 王海月

滑動查看注釋

[1]金毓黼撰，于涇校注：《長春縣志》，長春出版社，2002年9月，第456頁。

[2]寬城區地名志編委會編：《長春市寬城區地名志》，內部資料，1985年12月，第49頁。

[3]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卷68，吉林2，城堡，長春廳。

[4]李健才：《東北史地考略（續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97頁。

[5]張博泉：《談長春市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博物館研究》1997年第2期。

[6]吉林省文物志編委會編：《長春市文物志》，內部資料，1987年，第40頁。

[7]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春市文物保護研究所：《長春市奮進鄉小城子古城發掘簡報》，《長春文物》第10期，1998年。

[8]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吉林長春東照地遺址2022年度發掘簡報》，《邊疆考古研究（第38輯）》，科學出版社，2025年12月。

[9]呂一燃：《金元明三代斡母城站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

[10]（明）李贄：《續藏書?卷四　開國功臣?宋國馮公》，中華書局，1974年8月，第236頁。

[11]《明太祖實錄》卷182，洪武二十年六月丁未。

[12]嚴格意義上講，這是一種建立在荒野型城址上的古今重疊型城址，與連續沿用的城址有所區別。

[13]楊洪友：《長春城起源地“寬城子”名稱來源新解》，《東北史地》2016年第2期。

[14]通化縣地名委員會編：《通化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5年7月，第239頁。

（圖文來源于“中國文物報”，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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