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數智經濟學——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與西學為用的融合創新

引言

經濟學正在經歷一場范式革命，這場革命的根源不在理論內部，而在現實世界。如余政在《數智經濟的十大基本理論問題》中所揭示的，AI算法深度介入資源配置、智能決策重塑微觀主體行為、區塊鏈分布式記賬重構產權與契約邏輯——價值理論、主體假設、要素理論、市場理論、治理理論出現了系統性解釋失效。數智經濟已形成“數據信息價值+AI智能增值+區塊鏈可信價值”的三維價值體系，“自然人、法人”的單一主體假設被徹底顛覆。

面對這場變革，任何一種單一理論傳統都無法獨自完成解釋任務。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和均衡分析框架，無法解釋AI代理的自主決策和算法共謀；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需要回應“智能勞動”的價值測度難題；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則缺乏對現代數智技術的系統理論化表達。

全球數智化實踐正在呼喚一種新的理論綜合。IDC預測，全球日活智能體數（DAA）預計從2025年的2860萬個躍升至2030年的22.16億個。Gartner預測，到2026年底，40%的企業應用將集成專屬AI代理，AI正從認知工具演變為集規劃、決策和執行于一體的“行動主體”。這些實踐已經走在理論前面太遠。

構建新的數智經濟學理論體系，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時代賦予中國學人的重大使命。本文嘗試以“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方法論指引，探討融合創新的基本路徑。

一、何以必要：單一理論框架的系統性失效

1.1 數智經濟對傳統理論的沖擊

數智經濟的核心特征是“智能決策+可信流轉”的雙輪驅動。一方面，AI讓經濟系統具備了自感知、自決策、自優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區塊鏈讓數字資產第一次獲得了可信的確權和流轉機制。這兩者疊加，使得傳統經濟學的幾乎所有基本范疇都面臨重新定義。

價值理論首當其沖。當AI可以在無人干預的情況下自主生成內容、優化決策、創造價值時，“活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這一命題需要新的闡釋。主體假設同樣被顛覆——AI代理和鏈上自治體正在成為新型的經濟決策單元。要素理論、定價理論、競爭理論、生產組織理論、增長理論、分配理論、核算理論、治理理論——無一幸免。

1.2 單一理論傳統的解釋邊界

西方主流經濟學擅長分析個體決策和資源配置，但其“理性人”假設在面對AI代理時失去了根基。AI的決策邏輯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目標函數優化”——這聽起來相似，實則截然不同。更關鍵的是，西方經濟學缺乏對技術社會后果的價值追問。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供了鋒利的社會批判工具——勞動價值論追問價值來源，資本有機構成理論分析技術對人的替代，壟斷理論剖析資本集中——但對區塊鏈、智能合約等具體技術機制缺乏分析框架。

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整體性思維和價值定向——“天人合一”的整體觀、“義利兼顧”的倫理觀、“民惟邦本”的政治觀——但缺少對現代市場經濟的系統理論化表達。

三種傳統各有優勢，也各有盲區。單一理論都無法獨立應對數智時代的理論挑戰。

二、何以可能：三大思想源流的互補性

2.1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供“魂脈”與批判方法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穿透力在于其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它追問的不是“技術能做什么”，而是“技術在什么生產關系下運行、為誰服務”。在數智時代，這一追問方式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鋒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提供的分析工具——勞動價值論、資本有機構成理論、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異化勞動理論——構成了數智經濟學的“批判性骨架”。

以“一般智力”范疇為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前瞻性地指出，一般社會知識和科學勞動的歷史性積累將日益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并物化在以自動化機器體系為代表的固定資本之中。這一洞見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當AI大模型成為核心生產力時——獲得了驚人的當代解釋力。

2.2 中國傳統文化：提供“根脈”與價值定向

中國傳統文化為經濟學提供了西方傳統所缺乏的整體性思維和價值定向。

整體性思維方面，有學者將復雜系統理論與東方太極智慧相結合，提出“太極經濟學”，突破傳統經濟學在“局部均衡”“線性因果”“要素疊加”方面的認知局限。老莊哲學的整體、平衡與和諧思想，為數智經濟的生態性發展提供了獨特視角。

價值定向方面，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懊裎┌畋尽钡拿癖舅枷搿ⅰ傲x以為上”“見利思義”“義利統一”的儒家義利觀，為數字時代的數據確權、算法公平提供了倫理坐標。人文經濟學繼承“富民”“養民”等中國古代民本經濟思想，堅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這些思想資源可以幫助數智經濟學回答一個根本問題：技術發展的目的是什么？

2.3 西方各流派經濟學：提供“術”與分析工具

西方經濟學的價值在于其分析工具和模型方法。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在AI將交易成本推向零的背景下獲得了新的解釋力——“公司為什么存在”這個經典問題，在“一人公司”和DAO時代需要被重新回答。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可以解釋AI和區塊鏈作為“創造性破壞”力量如何重塑產業結構。復雜性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則為理解數智經濟的自組織、自演化特征提供了方法論資源。

關鍵在于，不能“食洋不化”，而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西方經濟學提供的是“術”——具體的分析工具和模型方法，而“道”——根本的價值立場和制度方向——必須由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來提供。

三、何以建構：融合創新的理論框架

3.1 “一個根基”：以碳基人為本

這是整個理論體系的價值基石。在硅基智能日益強大的時代，堅持“以人為本，進而是以碳基人為本”——一切技術、一切算法、一切智能系統，都是人的工具和延伸，而不是人的替代和終結。

這一根基來自馬克思主義“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想，也來自中國傳統文化“民惟邦本”的智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六個必須堅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將“人民至上”置于首位。人文經濟學的核心就是以人民為中心——既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作為理論主線，又賦之以具體的文化和經濟含義。

“以碳基人為本”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它有著深刻的制度含義：價值創造的歸宿是人的發展而非資本的增殖；重要決策權必須保留在碳基人手中；分配正義必須以碳基人的福祉為標準；技術發展的方向必須由碳基人共同決定。

3.2 “兩個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理論融合創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個結合”要求理論創新必須立足中國數智化實踐。從“東數西算”國家工程到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從全國一體化算力網建設到數字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中國實踐為理論創新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素材。

“第二個結合”要求將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精華——民本、義利、整體和諧、天人合一——轉化為現代理論語言。習近平經濟思想通過創造性結合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經濟倫理和價值追求，弘揚了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傳統智慧，形成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現代經濟倫理與價值追求。

3.3 “三重維度”：生產力、生產關系、文明形態

在理論架構上，數智經濟學應從三個層面展開：

生產力層面，研究“算法-算力-數據”融合驅動的智能生產方式。智能經濟的理論源頭可追溯至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疇。以智能體為代表的新型勞動資料歷史性地將一般智力理論轉化為能動的生產力。這一層面需要建立“智能勞動”的價值測度體系。

生產關系層面，研究數智時代的所有制形式、分配關系和交換方式。“數據二十條”明確提出要建立“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數據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健全數據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數字平臺資本將數據所有權轉化為“類土地私有權”，使數據要素租金成為壟斷性定價的核心構成。這些問題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框架下進行創造性分析。

文明形態層面，追問數智技術的終極目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AI可能成為強化剝削的工具；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人工智能可突破資本增殖的工具局限，轉化為“解放生產力、優化社會關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戰略支點”。數字文明的演進路徑出現分野——分化為加劇經濟失衡的數字資本主義，與強調生產資料共享、有效規制資本、促進人全面發展的數字社會主義。

3.4 核心理論命題

基于上述框架，新的數智經濟學理論體系應圍繞以下核心命題展開：

價值論：在堅持“活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的基礎上，發展“智能勞動價值論”——將AI的“勞動”理解為“總體工人”社會勞動的凝結與再釋放。

主體論：從“自然人-法人”二元結構擴展為“自然人-法人-AI代理-鏈上自治體”四元結構。

要素論：確立“數據為原料、AI為算力動能、區塊鏈為制度保障”的三元要素體系。

分配論：推動“按勞分配與數據貢獻相結合”，探索數據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化路徑。

治理論：探索“政府+市場+代碼”三方共治的現代化治理體系。

結語

數智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不是對某一種理論傳統的簡單延伸，也不是對多種理論的機械拼接，而是在“以碳基人為本”的價值根基上，實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各流派經濟學的創造性融合。

建構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具體實際，建構具有主體性、自主性、原創性的經濟學概念、命題、理論、方法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繼續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賦予經濟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有學者提出，應從“汲取傳統經濟思想精華”入手，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突破西方資源配置理論，弘揚經世致用傳統，挖掘傳統概念寶庫。這一路徑與“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法論高度契合。

這一理論體系的構建，既是對全球數智化實踐的理論回應，也是構建中國自主經濟學知識體系的重要契機。它不僅是“中國的”，也應是“世界的”——為全球數字文明貢獻融合東西方智慧的原創性理論方案

（作者 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