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收緊外國人永居許可條件，新方案公布：要求年收入超過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且預計領取的養老金金額要達到加入厚生年金30年的水平

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4日公布了外國人永居許可條件的新指南方案。許可條件較之前更為嚴格，原則上要求年收入超過日本家庭的平均水平，且預計領取的養老金金額要達到加入厚生年金30年的水平。這是高市政府以“有序共生社會”為口號推進的外國人政策之一。

高市早苗講話畫面

新方案將在征求公眾意見后于明年4月實施，年收入標準從今年4月的申請開始適用。

據入管廳介紹，現行指南規定的永居許可條件為品行善良、能夠獨立維持生計、符合日本國家利益。新方案將“能夠獨立維持生計”改為“與日本人同等或以上的經濟條件”，并要求持續達到超過日本家庭平均值的年收入水平。該標準將參考總務省的家庭收支調查、厚生勞動省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以及國稅廳的民間工資實際狀況統計調查。

此外還要求預計領取的養老金達到以該年收入工作30年并加入厚生年金情況下可領取的金額。在無法達到時，若有可補充的金融資產也可視為滿足條件。

在“符合日本國家利益”一條中新設了被認定為“自立語言使用者”的日語能力等標準。

獲得永居許可原則上需在留10年以上。對于日本人或永居者的配偶，此前作為特例規定“結婚3年”“在留1年”可以獲準永居，但今后將提高至結婚5年、在留3年。

入管廳還公布了撤銷永居許可的指南方案。2024年修改后的《入管難民法》加入了故意欠稅等情況下撤銷永居許可、改為其他在留資格的規定，入管廳據此制定了撤銷永居許可的方案。

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底，日本永久居留資格持有者約94.7萬人。此次修訂旨在加入收入要求和其他更為具體的標準。

日本政府也正著手就引進外國人制定基本方針，預計將于明年3月出臺。一個專家小組將綜合考量日本的整體人口戰略及其他因素，探討是否對引進外國人設定目標人數。

7月24日，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開了外國人政策相關閣僚會議，透露稱將創設專家會議，討論應如何接納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并在本年度內制定基于人口戰略的基本方針。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在聯合執政協議中提及有必要限制接納外國人，預計將討論管制舉措，例如對特定的在留資格設定人數上限等。

2026年7月起，訪日外國人簽證手續費提高至原來的5倍。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請的單次有效簽證費用將從約3000日元（約合人民幣126元）上調至約15000日元；有效期內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簽證費用將從約6000日元上調至約30000日元。這將是自1978年以來首次上調簽證費。來源：中國僑網B48

延伸閱讀

媒體：日本"新特務頭子"即將就任 背景披露

日本情報特務機構，新版“特高課”真的來了。

據共同社報道，由首相高市早苗親自主持的日本首次國家情報局會議，將于7月31日正式召開，此次會議的一項核心議題，是敲定日本首份國家情報戰略。

這場會議的舉行，意味著高市內閣籌備已久的“國家級情報中樞”正式成型，而執掌這一核心機構、被外界視作日本新版“特高課”頭目的首任局長,也徹底走到臺前。

他是原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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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后八十余年時間里，日本受和平憲法約束，不得不規避二戰時期那種集中化強力情報機構——“特高課”，因為情報是發動軍事行動的“鋪路石”。

日本戰后情報體系長期分散在各省廳，高市早苗政府上臺后，極右翼勢力一直鼓噪設立“國家情報局”。

從制度層面看，將成立國家情報局置于日本近年來持續推進所謂安保政策“正常化”、防衛能力擴張以及修改“和平憲法”討論持續升溫的大背景下觀察，此舉絕非正常的國家安全制度完善，而是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徹底掙脫戰后國際秩序約束，全面重建軍國主義情報體系集權化、軍事化的標志性事件。

原和也在日本警察、情報體系任職三十年

現任內閣情報官原和也（Kazuya Hara），作為新版“特高課”掌舵人，絕非日本普通官僚。他不僅在日本警察、情報體系任職三十年，而且還綁定安倍晉三與高市早苗的政壇人脈，早已注定他將成為日本安保體系尋求突破的“關鍵推手”。

不同于日本政壇擅長造勢的政客，原和也算是典型的“隱形核心官僚”。

他行事低調、極少公開發聲、無公開著作，很多年都處在日本情報警務一線，是日本警察與情報體系錘煉多年的“專業型骨干”。

今年58歲的原和也，1967年8月出生于兵庫縣，在一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后，于1990年正式入職日本警察廳，自此扎根日本最核心的涉外安全與反間諜領域。

他的職業軌跡高度貼合日本情報體系的核心需求，聚焦外事情報、反間諜、涉外安全管控等關鍵領域。入職后不久，他便躋身警察廳核心外事系統，先后擔任警察廳外事課課長等關鍵職務，長期對接外國情報活動監測、國際反恐協作、跨境涉密風險管控等工作。

他還在日本外務省和防衛省情報本部工作過，這些經歷讓他了解了各國情報運作模式，也積累了涉外情報研判與處置能力。

此后，原和也出任日本警察廳警備局局長，執掌日本國內最高規格的安全警備、重大安保防控與核心涉密安全工作，全面統籌日本國內反恐、重點安保、涉外滲透防控等事務，成為日本國內安全防線的核心掌控者。

2023年，他躋身日本情報權力核心，出任內閣情報官，直接對接首相官邸，統籌全國情報匯總、分析與上報工作，正式進入日本頂層安保決策圈層。

2

相較于日本戰后情報體系的“制度設計者”北村滋，原和也更偏向“實戰型執行者”。

他曾先后派駐俄羅斯、美國工作，熟悉情報運作規則，兼具一線經驗。2026年5月，他專程到訪美國FBI總部，與美方敲定網絡安全、反間諜、跨境反恐等領域的深度合作方案，推進美日情報無縫對接。

原和也和FBI局長合影

可以看出，層層進階，讓他成為唯一兼具警察執法、國內安保、涉外情報、頂層統籌全鏈條經驗的人選，為執掌全新國家情報局奠定了絕對基礎。

在日本政壇，核心官僚的任用從來不止看能力，更看政治立場與派系綁定。

原和也能夠脫穎而出，成為首任國家情報局局長，核心原因在于他深度綁定日本右翼核心圈層，是安倍晉三“安保遺產”與高市早苗“改革路線”的忠實執行者。

日本安保情報體系的重構，始于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時期。安倍為突破戰后體制束縛，一直希望打造“集權化安保機制”。例如，2013年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出臺《特定秘密保護法》，徹底改寫了日本分散化的情報格局。

而原和也正是在安倍執政的黃金時期，快速晉升、站穩核心崗位，全程參與安倍時代涉外反間諜、涉密安全管控、情報體系整合等關鍵工作，深度契合安倍“擺脫戰后體制、強化自主安保”的核心理念。

與此同時，作為安倍政治理念的“頭號繼承者”，高市早苗上臺后，延續并加速了右翼安保擴張路線，設立國家情報局、推進反間諜立法，成為其核心施政綱領。原和也憑借過往的豐富履歷、貼合右翼的安保立場，成為高市早苗最信任的情報官僚。

二人的合作邏輯清晰且穩固：高市早苗負責頂層政治推動，突破制度與國會阻力，落地情報機構改革；原和也負責專業落地，統籌體系搭建、機制完善與實操落地。

今年7月24日，日本內閣緊急敲定人事任命，正式任命原和也為國家情報局首任局長，這充分說明了高市對他的絕對信任。縱觀日本政壇人事邏輯，此次任命并非臨時抉擇，而是右翼圈層長期布局的結果。

高市早苗需要一位低調、專業、無派系爭議的嫡系，承接其“情報強軍”戰略，而原和也正是最合適的人選。

3

正如前面所說，戰后日本刻意設計成“去中心化”情報體系，各省廳情報部門各自為政，杜絕單一強力情報機構誕生。

結合日本近代侵略歷史，其對外擴張的固定路徑，從來都是情報先行、間諜開路。

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到全面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日本每一次對外軍事冒險，都以大規模、無孔不入的間諜情報活動為先導，提前竊取相關國家的軍政機密、測繪地形、收買內應、制造矛盾、炮制戰爭借口，為武裝侵略做各種準備。

可以說，集權化的對外情報體系，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先行軍”。

高市早苗政府設立的“國家情報局”，被外界視作戰后日本最接近戰時“特高課”的集權化情報機構。執掌這一機構的原和也，很可能從三個方面重塑日本安保與情報格局。

圖為日本國家情報體系架構圖一覽

一是統籌整合日本全國情報資源。未來日本國家情報局人員規模可能達到約700人，核心人員來自內閣情報調查室，同時吸納警察廳、防衛省、外務省、公安調查廳多部門骨干，形成集權化的國家情報機構。

原和也將會依托自身跨部門工作經驗，搭建統一情報匯總、研判、上報機制，為日本政府提供“更精準、高效的”情報支撐，落實內閣秘書長所謂“以高質量情報賦能政策決策”的核心目標。

二是全力推進反間諜立法。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抱怨，因缺乏所謂專項反間諜法案，在商業機密保護、境外勢力滲透管控、關鍵技術保密等領域存在巨大漏洞。實際上，是借機打擊日本國內與極右翼立場不一致的人士。

原和也作為反間諜領域資深專家，上任后一個核心任務，很可能是配合內閣推動反間諜立法落地，完善涉密信息保護、跨境情報滲透防控、關鍵技術安全管控等制度，為日本強化情報管控、收緊安全邊界提供法理支撐。

三是助力日本實現“情報先行”，服務安保擴張野心。原和也主導的國家情報局，將聯動國家安全保障局，對接日本所謂“反擊能力”建設，為自衛隊戰略部署、區域安全研判、境外情報布局提供全方位支撐。

同時，他也會依托美日情報深度合作，持續完善海外情報網絡，推動日本情報職能從被動防控向“主動搜集、主動研判、主動干預”轉型，徹底擺脫戰后防御型安保定位。

值得警惕的是，集權化情報機構的落地，正在撕開日本和平體制的裂痕，讓日本重回“監視型國家”。而原和也的上位，意味著日本右翼的“情報強軍、安保擴張”之路，很可能將進入常態化、制度化推進階段。

日本戰前集權特務情報體系，對內制造恐怖統治，對外助推侵略戰爭，給日本自身、亞洲各國都帶來了巨大災難。

因此，復活“特高課”的日本，也將變得越來越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