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轉對精英階層提出更高要求，孫玉良：精英失德是一個大問題

文｜孫玉良

當今社會，在道德層面出現了許多令人反感的負面現象，比如“老人倒了扶不扶”成為社會問題，傳銷行當親人騙親人、同學騙同學、戰友騙戰友，企業經營假貨、劣質產品泛濫以及不講誠信等等，這讓許多人回憶起當年的“青山綠水”，回憶起唱著“學習雷鋒好榜樣”的日子。那時候窮是窮點，但心靈相對純凈，沒有這么多亂七八糟的怪現象。你扶起了一位老人，老人會說聲“謝謝”，而不是反過來“碰瓷”?，F在倒好，物質倒是極大豐富了，但某些人的人心大大地壞了。

有評論稱這是一些貪官污吏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這話不無道理。臺上冠冕堂皇，背后男盜女娼，確實起到了引導層面的壞作用。其實何止貪官污吏，他們的“污染”已蔓延至整個精英階層。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一個組織或社會中，居于高位者的行為舉止，往往決定著整個群體的價值取向與精神風貌。精英失德，絕非個人私德有虧那么簡單，而是一個足以動搖社會根基的大問題。當精英階層在道德上率先“塌方”，其破壞力將如漣漪般擴散，最終侵蝕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與價值根基。

為何“上梁”必須正？任何社會要實現有效治理，對社會精英必然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鬃佑醒裕骸捌渖碚?，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不從?！鄙硖庮I導崗位和公眾視野的精英群體，天然承擔著“風向標”的功能。他們的言行，會被下屬和公眾解讀、效仿，形成“風成于上，俗化于下”的傳導效應。我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應是“諂媚權貴型”或“搖尾乞憐型”，而應具備獨立人格與社會擔當。然而，現實中部分精英卻走向了反面，有的高學歷者淪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精于計算個人得失，卻對社會責任視而不見；更有甚者，如北大畢業的石平，從“最高學府才子”墮落為“鐵桿漢奸”。這類現象令人深思：當頂尖學府培養出的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背叛者，我們的精英教育是否在“塑造靈魂”這一環出了問題？

君不見，在政治領域，某些女貪官大搞“權色交易”、“帶病提拔”，暴露出組織考察機制形同虛設，在制度層面引發“破窗效應”，形成惡劣的示范與傳導。當“日后提升”成為潛規則，當干部選拔淪為走過場，失德的“上梁”便會帶歪整個系統的風氣，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在經濟領域，那些坑蒙拐騙的“富人暴雷”現象層出不窮，從許家印的爛尾樓到各類金融騙局，這些曾被視為“精英榜樣”的資本大佬，成為“穿著高定西裝的金融土匪”。他們的致富邏輯卑劣至極，成本由國家擔，風險由社會扛，利潤卻盡歸自己囊中。這種“偽精英”的成功，是對誠實奮斗者的褻瀆，嚴重扭曲了社會的價值觀：如果年輕人眼中只有捷徑與忽悠，誰還愿意坐冷板凳搞科研、守機床？

到了重建道德體系的時候了，精英階層的每一根“梁”都應端正，才能防止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塌方。必須從制度與文化雙管齊下，遏制“上梁不正”的蔓延。一方面，要完善監督機制，讓失德者付出代價。對于坑蒙拐騙的“首騙”式富人，不能讓他們一跑了之或洗白上岸，必須依法嚴懲，讓“傾家蕩產、牢底坐穿”成為震懾。對于帶病提拔的官員，不僅要追究當事人，更要倒查組織部門的考察責任；另一方面，要重塑知識分子的良知與風骨。真正的知識分子應像魯迅那樣，“不媚權、不媚俗”，敢于為底層發聲，勇于承擔“社會改良”的責任。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應主動站在窮人的隊伍里替他們說話，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存困境，而非只替富人唱贊歌。

有網友問：到了哪一個層面才算“上梁”？我的答案是：上梁與下梁是相對的，每一級干部、每一個黨員，在下一層級面前都是“上梁”。不能把責任都推給上面，而把自己當成純粹的“下梁”看客。道德建設不能只要求普通人，而必須從掌握權力和資源的精英做起。精英失德絕非小事，而是關系社會公平、國家治理與民族未來的大問題?！吧狭骸币坏┩嵝?，整個社會的道德大廈便有傾覆之險。防止“上梁不正下梁歪”，需要每一根承重的“梁”都自我審視、端正位置。因為在這個時代，沒有誰是純粹的旁觀者，每個人都可能是他人眼中的“上梁”。唯有精英階層重拾道德自覺，社會風氣的凈化與凝聚力的提升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