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還剩下什么？只剩下語言
作者丨漢娜·阿倫特&Günter Gaus
↑阿倫特
1964年10月28日，漢娜·阿倫特與Günter Gaus下面的談話在西德電視臺播出，當時Günter Gaus是一個非常著名的記者，后來他成了維里·勃蘭特（WillyBrandt）[1]政府的高官。這次訪談被授予Adolf Grimme獎（Adolf Grimme Prize），并于翌年以“Was bleit? Es bleit die Muttersprache”為題發表在Günter Gaus的《人物》上（ZurPerson,Munich,1965）。英譯者為瓊·斯坦博（JoanStambaugh）。
Gaus這樣開始他的訪談，他說阿倫特是參加他進行的系列訪談的第一位女性；之后立即解釋說她有一種“非常男性化的職業”，也就是哲學家的職業，從而對他的陳述作了一個限定。這導向了他的第一個問題：盡管她受到別人的贊譽和尊敬，但“她在哲學圈子里的位置”的與眾不同或者特殊，是否是因為她是一個女性呢？阿倫特回答說：恐怕我必須抗議。我不屬于哲學家的圈子。如果人們確實想要談到我的職業的話，它應該是政治理論。我既不想是一個哲學家，我相信我也并沒有被哲學家圈子所接受，這只是你的一個過于善良的猜想。但是說到你在開場白中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你說，哲學被普遍認為是一個男性化的職業。它不必然永遠是一個男性化的職業！完全有可能有一天女性也可以是一個哲學家……[2]
Gaus：我認為你是一個哲學家。
阿倫特：哦，這個我沒法阻止，但在我看來，我不是。在我看來，我已經斷然地告別了哲學。如你所知道的那樣，我研習過哲學，但這并不意味著我一直呆在里面。
Gaus：我很想聽你更明確地說說，在政治哲學與你作為一個政治理論教授的工作之間有什么差別。
阿倫特：“政治哲學”這一表達，我一直避免這一用法，它承載了太重的傳統。當我談論這些事情的時候，不管是學術地還是非學術地，我一直都提到在政治和哲學之間存在著一種極其重要的張力。也就是說，比如在人作為一個思想的存在與人作為一個行動的存在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這在自然哲學中不存在。像任何一個別的人一樣，哲學家在關于自然的思考上可以是客觀的，當他談論他關于自然的思考的時候，他可以以全人類的名義來談論。但是在關于政治的思考上，他不可能是客觀的，或者不偏不倚的。自柏拉圖以來就是如此。
Gaus：我理解你的意思。
阿倫特：在大多數哲學家那里都存在著一種對所有政治的敵意，鮮有例外。康德是一個例外。這種敵意對于整個問題極其重要，因為它不是哪個個人的問題。它存在于對象自身的性質之中。
Gaus：你不想加入這種對政治的敵意，因為你相信這種敵意會妨礙你的工作？
阿倫特：“我不想加入這種對政治的敵意”，非常正確！可以說，我是想用沒有被哲學蒙蔽的眼睛來看看政治。
Gaus：我理解。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婦女解放的問題。這曾是你的一個問題嗎？
阿倫特：嗯，當然。永遠存在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我一直都有些守舊。我一直認為有那么一些職業是不適合婦女的，它們與她們不相稱，如果我可以那樣表達的話。這不只是說當一個女人在那里發號施令不怎么合適。而且，如果她進入到這樣一個位置的話，她就不再有什么女性特質了。在這一點上我是對是錯，我不知道。不過，我自己一直都是按照這一點來生活的，這或多或少是無意識的——或者讓我們更正確地說，這多少是有意識的。就我個人而言，這個問題并不重要。簡單來說，我一直在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Gaus：你的著作——我們在后面還會詳細地談到——在很大程度上關注的是對政治行動和行為得以產生的條件的認識。你希望通過這些著作獲得廣泛的影響嗎？或者，你認為這樣的影響在這些時期不再可能了嗎？或者，它對于你來說完全不重要？
阿倫特：你知道，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要我坦率地講，我會說：在我工作的時候，我對于我的著作會在多大程度上對人們產生影響沒有興趣。
Gaus：那么當你完成工作之后呢？
阿倫特：在我完成之后。對我重要的是去理解。于我而言，寫作就是尋求理解，是理解過程的一個部分……某些事情得到了清晰表達。如果我的記憶可以把我所思考 的東西真正地保留下來，我很懷疑我還會寫任何東西——我知道我自己很懶。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思考過程本身。一旦我成功地想通了某個問題，就我本人而言是非常 滿足的。如果之后我在著作中也成功地充分表達了我的思考過程，那同樣讓我感到滿足。
你問我的著作對別人的影響。如果我可以反諷的話，我可以說這是一個男性化的問題。男人總是想對別人具有非常的影響，但我認為這有些表面化。我會想象自己具有影響力嗎？不會。我想要理解。如果別人理解——在與我同樣意義上的理解——這就給了我一種滿足感，有一種在家的感覺。
↑阿倫特
Gaus：你能夠輕松自如地寫作嗎？你能夠輕松自如地表達你的觀點嗎？
阿倫特：有時可以；有時不行。但我可以告訴你，一般我只有在我能寫的時候才寫，可以說，是從我自己那里聽寫。
Gaus：就是說你已經把它想通了。
阿倫特：是的。我非常清楚我要寫什么。在我沒有想清楚之前我決不會寫。通常我一次就把它全部寫了下來。那是相當快的，因為這完全取決于你的打字速度。
Gaus：你的興趣是政治理論、政治行動和行為，它處于你現在工作的中心。在這方面看來，我在你與肖勒姆（Scholem）[3]教授來往的信件中所 看到的就特別引人注意。你在那里寫到，這里是對你的話的引用，你“在[你的]青年時期對政治和歷史都不感興趣”。倫特小姐，由于你是猶太人，你在 1933年從德國遷移出去了。那時你26歲。你對與這些事件相關政治感興趣嗎？——你是否開始關心政治和歷史？
阿倫特：是的，當然。在1933年，不關心政治已經不可能。甚至在這之前就已經不可能了。
Gaus：對你也一樣嗎？
阿倫特：是的，當然。我專心閱讀報紙。我有自己的看法。不過我不屬于任何一個黨派，我也無需一個黨派。在1931年，我就確信納粹黨會掌權。我一直都在跟別人談論這件事情，但是一直到我遷移之后，我自己才真正系統地關注這些事情。
Gaus：關于你剛才所說的我還有另一個問題。如果你確信不能阻止納粹黨掌握政權，難道你就沒有覺得要主動去做些什么來阻止這一趨勢嗎？——比如說，加入一個黨派——或者你覺得那樣不再有什么意義了？
阿倫特：我個人不認為那樣還有什么意義。如果我那樣想了——在回顧過去中說這些很困難——也許我會做些事情。我認為沒有希望。
Gaus：在你的記憶中，有沒有一件明確的事件標志著你轉向政治？
阿倫特：我想說是1933年2月27日，國會大廈縱火案，以及當晚隨之而來的非法逮捕。所謂的保護性監禁。你知道的，人們被帶往蓋世太保的地下室或者被帶往集中營。當時發生的事情非常恐怖，但如今已經被后來發生的事情遮蔽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直接的震驚，從那一刻開始我覺得自己有責任。也就是說，我不再僅僅是一個表達看法的局外人。我設法在多方面進行救助。而且實際上把我帶出德國的正是這些救助活動——如果我要說到這一點的話；我從來就沒談過這一點，因為它沒有什么價值——
Gaus：請給我們講述。
阿倫特：我想無論如何我也要移民。我當即認為猶太人不能再呆下去了。我不想在德國到處都被當作一個二等公民，可以說，無論什么形式的都不想。此外，我覺得事情只會變得越來越糟。然而，最終我沒有以這樣一種和平的方式離開。我必須說這給了某種滿足感。我被逮捕了，必須非法地離開這個國家——呆會我會跟你講我是如何離開的——這給了我瞬間的滿足感。我想至少我做了一些事情！至少我不是“無辜的”。沒有人可以這樣說我。
是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我跟一些領導人物是親密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與當時的主席，庫爾特·布魯門菲爾德（Kurt Blumenfeld）。但我不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也沒有哪個猶太復國主義者試圖說服我。不過在某種意義上我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尤其是受到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猶太人之間傳播開來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影響。我受到它的影響，而且影響很深，但政治上我與猶太復國主義沒有關系。當時，就是1933年，布魯門菲爾德和一些你不認識的人向我提議說：我們想要搜集整理一本日常環境中的反猶言論的小冊子。比如俱樂部中的言論，各種專業協會中的言論和各種專業雜志上的言論 ——簡單說，就是國外不知道的事情。在當時，組織這樣的一個冊子在納粹黨人看來是在從事“恐怖宣傳”。這件事沒有哪個猶太復國主義者可以做，因為如果他被發現，那么真個組織都被暴露了……他們問我，“你愿意干嗎？”我說，“當然愿意干”。我非常高興。首先，這是一個需要我動腦筋的想法，此外，它給了我一種這樣的感覺：畢竟有一件事可以做。
↑阿倫特
Gaus：你的逮捕是與這份工作有關嗎？
阿倫特：是的。我被發現了。不過我非常幸運。八天之后就被放了出來，因為我跟逮捕我的官員成了朋友。他是一個可愛的小伙子!他剛從刑警提升到政治部。他對 于要做什么不知所措。他應該做什么？他一直對我說，“平時我面前有個人，我只要核對文件就可以了，我知道在做什么。但是我該對你做些什么呢？”
Gaus：那是在柏林？
阿倫特：是在柏林。不幸的是，我必須對他撒謊。我不能把組織暴露出來。我向他說大話，然后他一直說，“我把你帶到這里，我也應該把你從這里放出去。不要去請律師！猶太人現在沒有什么錢。省下你這筆錢吧！”與此同時，組織已經給我請了一個律師。當然是通過成員請的。我把律師支走。因為這個逮捕我的人有一副開通、正派的臉。我信賴他，而且我認為這是比有一個本身就感到害怕的律師更好的機會。
Gaus：然后你就出來了，能夠離開德國嗎？
阿倫特：我出來了，但是必須非法地跨越邊境……我的名字還沒有刪除。
Gaus：阿倫特小姐，在我們提到的信中，你明確地把肖勒姆（Scholem）的警告——他說你不應該忘了你跟猶太民族的一致性——當成多余的加以拒絕。你寫到——我又要引用了：“作為一個猶太人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容置疑的生命事實，而且我從未想過要絲毫改變這樣的事實，甚至在我童年時期也沒有。”我想就這點向你提一些問題。你1906年出生于漢諾威，是一個工程師的女兒，之后在哥尼斯堡長大。你還記得在戰前的德國，對于一個來自猶太家庭的孩子是個什么樣的情況嗎？
阿倫特：我無法代替所有人來真實地回答這個問題。就我個人的回憶而言，我家人并沒有跟我說我是猶太人。我的母親是完全非宗教的。
Gaus：你父親很早就去世了。
阿倫特：我父親去世得早。所有這一切聽起來非常奇怪。我的祖父是自由猶太人團體的主席，同時還是哥尼斯堡的文官。我來自一個古老的哥尼斯堡家族。然而，在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孩童時，“猶太”這個詞從未出現過。我第一次遇見這個詞是通過反猶言論——它們不值得重提——就是大街上孩子的反猶言論。可以說，從那以 后我被“啟蒙”了。
Gaus：那對你也是一個震驚嗎？
阿倫特：不是。
Gaus：你有沒有這樣的一種感覺，現在我是一個特殊的事物了。
阿倫特：那是一個不同的問題。它對我根本就不是一個震驚。我自己想：那是怎么回事。我有沒有感到我是一個特殊的事物？有！但是我今天不再能夠向你說清楚這一點。
Gaus：那你在什么方面感到異樣？
阿倫特：客觀地講，我只有這樣一種想法，這與作為一個猶太人有關。比如，作為一個孩子——一個稍微大一點的孩子——我知道我長得像猶太人。我看起來與別的 孩子不同。我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不是讓我覺得自卑、低人一等，而只是覺得這是怎么回事。可以說，當時我還覺得，我母親，我的家庭跟平常的家庭也有點不一樣。關于這一點的異樣就只那么多，即使與其他猶太孩子的家庭相比也是這樣，或者與我們有來往的孩子相比也是這樣，對于一個孩子來說，領會到這些異樣是什么太難了，甚至不可能。
Gaus：我想知道關于你的家庭的異樣的一些解釋。你說，你母親認為向你解釋你與猶太人的一致性是沒有必要的，直到你在大街上遇到它。你母親沒有一種作為猶太人的意識嗎？這一點你自己在給肖勒姆（Scholem）的信中提出來了。猶太意識在她那里完全沒有一點位置嗎？她成功地被同化了嗎？或者至少她相信是這樣的嗎？
阿倫特：我母親不是一個非常有理論的人。我不相信她有什么關于這一點的具體觀念。她自己是來自于社會民主運動，來自于一個《社會主義者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ashefte）[4]的圈子，我父親也是。這個問題在她那里不重要。當然她是一個猶太人。她從未給我洗禮！我認為，如果她要是發現我否認自己是一個猶太人的話，她一定揪著我的耳朵團團轉。可以說，這是不可思議的。那時沒有這個問題。但是在我20歲的時候，這個問題自然就變得比它對于我母親更為重要了。而且，在我長大之后，這個問題對于我母親來說，變得比她早年的時候更為重要。但那完全要歸于外在的環境。
比如，我自己從來就沒有認為自己是一個德國人——在被認為屬于一個不是公民的民族的意義上，如果我可以做這樣的區分的話。我記得大概在1930年與雅斯貝 爾斯談論過這個問題。他說，“你當然是一個德國人！”我說。“人們可以看到我不是！”但是我并不為此而煩惱。我沒有感到這是什么卑下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再次回到我的家庭的異樣是什么這個問題上來：所有的猶太孩子都遇到過反猶主義。這敗壞了許多孩子的靈魂。我們之間的不同在于，我母親一直使我確信，不要讓它影響到你。你必須保護你自己！當我的老師說出一些反猶言論時——大多數不是針對我的，而是關于其他猶太女孩，尤其東部的猶太學生——我就會立即站起來，離開教室，回家把這些事情清楚地告訴家人。那時我母親就會寫一封由官方批準的信，對于我來說事情就完全解決了。我就有一天的休假，那太了不起了！但是，當這些言論是來自孩子的時候，我就不會把這些告訴家里。因此這些問題對于我而言從來就不是問題。我有保持我的尊嚴的行為規則，可以說，我在家里是受到保護的，完完全全的保護。
Gaus：你分別在馬堡、海得堡和弗萊堡跟隨海德格爾、布爾特曼和雅斯貝爾斯學習過；主修了哲學，另外還輔修了神學和希臘語。你為何會選擇這些科目呢？
阿倫特：你知道，我經常思考那些問題。我只能說我一直知道自己會學習哲學。自從我14歲以來。
Gaus：為什么？
↑康德
阿倫特：我讀了康德。你可能再問，你為什么讀康德？對于我來說，這個問題可以表現為這樣的方式：可以說，要么我學習哲學，要么就麻痹自己。但不是因為我不愛生活！不是！如我前面說的那樣——我有去理解的需要……這種理解的需要很早就存在在那里。你知道的，就像所有的書都在家里的書房；你只要從書架上拿取就可以了。
Gaus：除了康德，你還記得什么特殊的閱讀經驗嗎？
阿倫特：當然。首先，我想是雅斯貝爾斯的《世界觀的心理學》（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它出版于1920年[5]。那時我14歲。之后我讀了克爾凱郭爾，并把它們結合在一起。
Gaus：就是在那里，神學進來了嗎？
阿倫特：是的。對我來說他們彼此相屬，他們以這樣一種方式結合在一起。如果一個人是猶太人，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只是在這上面上我有一些疑慮……一個人如何前行。你知道的，我沒有任何主意。之后，我的這些難題就自行消解了。希臘語是另外一個問題。我一直喜歡希臘的詩歌。而且詩歌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個很大的位置。因此我另外選了希臘語。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我可以用任何方式來閱讀它。
Gaus：這一點我印象深刻！
阿倫特：不，你言過其實了。
Gaus：阿倫特小姐，你理性才能很早就表現出來了。這有時候會把你作為一個女學生和作為一個年輕學生從這種普通的日常關系中分離出來嗎？也許還很痛苦。
阿倫特：就我對它的了解，一直是這樣的。我認為每個人都會那樣。
Gaus：你什么時候發現自己搞錯了？
阿倫特：很晚。我不想說有多晚。我覺得很為難。我的幼稚簡直難以描述。這部分地歸之于我在家里的教育。從來就沒有談論過成績。那被認為是次要的。所有的抱負都被認為是次要的。無論如何，這種情形我根本就不清楚。我有時候把它感受為在人們之間的一種陌生性。
Gaus：這種陌生性你認為是來自你自己嗎？
阿倫特：是的，完全來自我自己。但是這與天資沒有關系。我從來沒有把它跟天資聯系在一起。
Gaus：在你的青年時期，你會不會有時因此而蔑視別人。
阿倫特：是的，有這樣的事。很早的時候。而且我經常感到難過，因為我感覺到了這樣的蔑視，就是說，認識到了一個人真不應該，真的不可以這樣，等等。
Gaus：在你1933年離開德國之后，你到了巴黎，在那里，你為一個給巴勒斯坦的青年人提供幫助的組織工作。你能跟我講講這方面的事情嗎？
阿倫特：這個組織把13歲到17歲之間的猶太青年從德國帶到巴勒斯坦，并把他們安置在合作農場。從這一點來看，我確實認為這些安排是非常好的。
Gaus：在一個非常早的時期。
阿倫特：一個很早的時期；那時我很敬重他們。這些孩子接受職業培訓和再教育。有時我也會偷偷把一些波蘭孩子帶進來。這是正常的社會工作，教育工作。在這個國家有為準備帶往巴勒斯坦的孩子安置的帳篷，他們也在那里上課，學習耕種，當然首先必須增加體重。我們必須從頭到腳給他們換洗衣服。我們必須為他們做飯。最重要的是，必須為他們弄到證件，我們還必須應付他們的父母——而最最當務之急的就是，我們必須為他們弄到錢。那大部分也是我的工作。我跟一些法國婦女在一起工作。那差不多就是我們所做的事情。你想不想聽聽我是如何承擔這份工作的？
↑阿倫特
Gaus：請講。
阿倫特：你知道的，我來自于一種純粹的學院背景。從這一點來看，1933年給了我持久的影響。首先是一個積極的影響，然后是一個消極的影響。也許我應該說首先是一個消極的影響，然后是一個積極的影響。今天，人們經常認為德國猶太人在1933年受到打擊是因為希特勒攫取了權力。就我以及我的同代人而言，這是一個，一個奇怪的誤解。自然，希特勒的興起是非常糟的事情。但它是政治的。它不是個人的。我們在希特勒攫取權力之前，就知道納粹黨是我們的敵人！對于那些不是沒有判斷力的人來說，至少在四個年頭之前，這一點已變得完全明顯。我們也知道在他們后面還有數量更多的德國人。1933年的這些并不讓我 們震驚或者讓我們感到驚訝。
Gaus：你的意思是，1933年的打擊來自于這樣一個事實，事件從普遍政治的專向了針對個人？
阿倫特：不止是那樣。或者更有甚之。首先，當一個人離開的時候，普遍的政治問題就成了個人的命運。第二……朋友們的“一體化”或者站隊。問題是，個人的問題是，不是我們的敵人做了什么，而是我們的朋友做了什么。在一體化（Gleichschaltung）[6]的浪潮中，他們是相當自愿的—— 無論如何，是還沒有在恐怖的壓力下——就好像在他們身邊形成了一塊空地。我生活在一個知識分子的環境里，但是我也了解其他人。可以說，在知識分子中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是幾乎是一致的。而別的人不是。我從未忘記這一點。我離開德國時心里就一個想法——當然有些夸張：決不回來！我不會再涉及到任何種類的知識分子的事務中去了。我不想跟那個領域再有任何關系。我也不再相信在他們自己的環境變得不同時，猶太人和德國猶太知識分子的行動有任何不同。那不是我的看法。我認為它肯定與這個領域有關，與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有關。我是用過去的語氣說的。如今我了解得更多了……
Gaus：我只是想問你，你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阿倫特：不再有那么強烈了。但我依然認為給一切事物編造觀念是知識分子的本質。沒有人譴責過一個“一體化”了的人，因為他必須照顧他的妻兒。最 糟糕的是有些人確實相信納粹主義！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很多人有那么一段時間相信納粹主義。但那意味著他們虛構關于希特勒的觀念，部分是因為這是非常好奇的事情！完全幻想的、好奇的、復雜的事情！這是些完全超越了平常水平的事物！[7]我覺得非常可笑。今天，我會說他們是被自己的觀念坑害了。那就是事實。不過，在那個時候，我沒有看得那么清楚。
Gaus：這就是你為什么走出知識分子圈子，開始一種實踐性質的工作的特別重要的原因？
阿倫特：是的。下面要說的就是積極的一面。我認識到了我反復表達在這個句子中的東西：如果一個人是作為一個猶太人而受到攻擊，那么他就必須以一個猶太人來為自己辯護。而不是作為一個德國人，一個世界公民，或者作為一個人權的支持者，或者別的任何什么。但是：作為一個猶太人，我能夠特別地做些什么 呢？第二，現在，我才清楚我是在給一個組織工作。第一次跟猶太復國主義者工作。他們是唯一有所準備的人。加入那些已經同化了的人是沒有意義的。此外，我就跟他們沒有任何關系了。甚至在這次我關心猶太問題之前也沒有。關于拉爾·范哈根（RahelVarnhagen）的書在我離開德國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了[8]。其中主要談的是猶太人問題。我寫這本書是帶著這樣的一個觀念，“我要去理解”。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從未談論過我個人的問題。但是現在，屬于猶太人成了我自己的問題，而且我自己的問題是政治的。完全政治的！我想進入實踐的工作，只是猶太人的工作。帶著這一想法，之后我就在法國尋找工作。
Gaus：一直到1940年？
阿倫特：是的。
Gaus：之后在二戰期間你到了美國，在那里你現在是一個政治理論教授了，而不是哲學教授……
阿倫特：謝謝。
Gaus：……在芝加哥大學。你住在紐約。你的丈夫，你跟他在1940年結的婚，在美國也是一個教授，哲學教授。你再次身在其中的學術團體——在1933年的幻滅之后——是國際性的。但是我想問的是，你是否會懷念前希特勒時期的歐洲，這個歐洲已經不再存在了。當你來到歐洲的時候，在你的印象中，還剩下什么，以及什么已經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阿倫特：前希特勒時期的歐洲？我告訴你，我不懷念它。還剩下什么？只剩下語言。
Gaus：這對你而言這已經太多嗎？
阿倫特：太多了。我一直有意識地保留我的母語。我一直與法語保持一定的距離，那時我法語已經說得很好了，就像我今天用來寫作的英語一樣，我也與它保持距離。
Gaus：我剛好要問到這點。你現在用英語寫作嗎？
阿倫特：我是用英語寫作，但是我從未失去一種與它的距離感。在你的母語和其它語言之間存在著一種巨大的差異。對我而言可以非常簡單地表述如下：我知道通過德語我心里記下了很多德國詩歌；這些詩歌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支撐著我的精神。我現在再也無法這樣了。我用德語能做到的事情，我不會讓自己用英語去做的。有時我也會用英語去做，那是因為我太冒失了，不過總體上我與英語保持著某種距離。德語是剩下來的最基本的東西，我一直在有意識地保存它。
Gaus：即使在艱難的時期也是如此？
阿倫特：一直都是。我自己想，一個人要做些什么？不是德語變得瘋狂。而且，第二，沒有可以取代母語的東西。人們能夠忘記他們的母語。那是真的——我見過。也有人說一種新的語言比我說得好。我說話時依然有很重的鄉音，而且我經常不說習慣用語。他們能夠很好地做到這些。他們能夠一個習語緊跟一個習語地用一種語言說話，因為，當一個人忘記了母語時，他也就斷絕了用自己的母語表達的能力。
Gaus：這就是忘記母語會產生的情形：你有沒有這樣的一種想法，那是壓制的結果？
阿倫特：是的，而且是經常壓制。在很多人那里，我看到這是震驚的結果。你知道，決定性的不是1933年，至少對我來說不是。決定性的是我們知道奧斯威辛的那天。
Gaus：那是什么時候？
↑阿倫特
阿倫特：那是在1943年。最初我們還不相信——盡管我丈夫和我一直都認為那幫人可能干出任何事情。但是我們不相信這個，因為這在軍事上沒有必要，也不值得。我丈夫以前是一個軍事歷史學家，他懂得一些這方面的問題。他說不要被騙了，不要在表面上看這些傳聞。他們不可能那么恐怖！然而在半年之后我們確實相信了，因為我們有證據。那才是真正的震驚。之前我們說：嗯，人是有敵人。那時完全自然的事情。為什么一個人就不應該有敵人呢？但是這一次完全不 同。就好像打開了一個深淵。因為我們有這樣的觀念，補償能夠以某種方式適宜于一切別的事情，就像補償能夠適宜于政治中的一切關鍵的事情。但是不適宜于這個。這不應該發生。我不只是說有那么多的受害者。我說得是方式，尸體的生產等等——我不需要去探究它。這不應該發生。在那里發生的一些事情我們自己都無法讓自己接受。我們之中沒有誰能。關于發生的別的事情，我必須說有時候非常困難：我們很窮，我們被追趕，我們必須逃，我們必須通過某種不正當的手段，無論什么手段。那就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年輕，我甚至覺得有點開心——我不能否認這一點。但不是這個。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個人可以接受別的一切。
Gaus：阿倫特小姐，我很想聽聽你關于戰后德國的看法，你經常訪問德國，而且你最重要的著作都在那里出版了，1945年之后，德國已經變了。
阿倫特：我第一次回到德國是在1949年，我為一個挽救猶太文化遺產（大部分是書籍）的猶太組織工作。我是帶著良好的愿望去的。在1945年之后，我是這樣想的，與1933年之后發生的事情比較，1933年發生的事情確實不重要。當然，老實說， 朋友的背信棄義曾讓我失望……
Gaus：……你個人經歷了什么……
阿倫特：當然，要是一個人確實成了一個納粹，而且寫了納粹的文章，那么他個人就對我不忠誠。我無論如何也不想再談到他。他也不要再跟我聯系，因為在我看來他已經不再存在。那非常清楚。但是他們并不都是兇手。正如我今天說的那樣，他們是一些掉進自己的陷阱的人。后來他們不再期望什么了。因此在我看來，在奧斯威辛這個人間地獄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有一個準確交流的基礎。這就是許多個人關系上的真實情形。我跟人們爭論；我既不愉快，也不很客氣；我說了我 所想的。但是在有些事情上，不知怎么地就跟許多人直接對立。正如我說的那樣，所有這些人都是在最糟糕的一些年里，曾經效忠于納粹幾個月；他們既不是兇手，也不是告密者。正如我說的那樣，人們為希特勒“編造觀念”。但是一般來說，當一個人回到德國時，他的最大體驗——除了認同的體驗之外，這在希臘悲劇中一直是情節的關鍵——就是一種強烈的情緒。之后，就是聽德國人在大街上說話。這對我來說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
Gaus：這就是你在1949年來到德國的反應？
阿倫特：差不多就是這樣。今天，既然事情都走上了正軌，我感到的距離比我之前的要大得多，當時我是在一種非常情緒的狀態中來體驗這些事情的。
Gaus：因為走上正軌的情況在你看來太快了？
阿倫特：是的。而且經常是一種我不能贊同的正規。但我不覺得對它有什么責任。現在我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的。這也就意味著我不像那時那樣置身于其中。那可能是因為時間流逝的緣故吧。注意，十五年啦。
Gaus：你現在更加漠不關心了。
阿倫特：疏遠……漠不關心太極端了。但是有一種疏遠。
Gaus：阿倫特小姐，你關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審判的書今年秋天已經在聯邦德國出版了。自從在美國出版以來，這本書就一直處于非常熱烈的討論之中。尤其是在猶太人那一方，提出了很多反對意見，你認為這些反對意見部分是建立在誤解的基礎上，部分是建立在一個有目的的政治運動的基礎上。重要的是，人們被你提出的問題激怒了，你認為對德國大屠殺的被動接受，在某種程度上猶太人自己要受到譴責，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一些猶太人委員會的合作差不多也構成了一種他們自己的罪行。無論怎樣，可以說，由于漢娜·阿倫特的描述，這本書提出了許多問題。我是否可以以這樣一個問題開始：你書中的批判是否表明你缺乏對苦難的猶太民族的愛？
阿倫特：首先，我必須以我全部的友善聲明，你自己已經成了這一運動的一個受害者。在我的書中，沒有哪一處譴責了猶太人的不抵抗。其他人在艾希曼的審判中倒是這樣做了，也就是以色列檢察官豪斯勒先生（Mr.Haussner）。我認為，向耶路撒冷的證人提出這樣的一些問題，既愚蠢又殘酷。
Gaus：我讀了這本書。我知道這些。但是有一些批評認為，其中有許多節你是以一種調侃的語氣寫的。
阿倫特：哦，那是另一個問題。我能說什么呢？此外，我也不想說什么。如果人們認為只能用一種嚴肅的語調來寫這些事情……嗬嗬，你們不要見怪——在某種意義上我能理解——比如，我還能夠笑出來。但是我的確認為艾希曼是一個小丑。我告訴你：我看了對他的調查的副本，有三千六百頁，我看了，而且看的非常仔細，我看的時候不知道笑過多少次——是大聲地笑！人們會把這種反應當成精神失常。對此，我沒有任何辦法。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哪怕我快要死了，我可能還 會笑出來。他們說，那就是我的語氣。那種語氣完全是反諷的，這點完全正確。在這件案子中，這種語氣是真正人的語氣。當人們譴責我非難了猶太人時，它什么也不是，只是惡意的謊言和宣傳。不過，這種語氣是對我個人的一個反對。而我對此無能為力。
Gaus：你準備忍受這一切？
阿倫特：是的，心甘情愿。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對人們說：你們誤解了我，實際上這個或那個一直在我心里。那非常可笑。
Gaus：關于這一點，我想回到你的一個個人陳述上。你說：“在我的生命中，我從未‘愛過’任何人或者集體和群體，既沒有愛過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也沒有愛過工人階級或者任何類似的組織。我真正愛的是我的朋友，我知道和相信的唯一一種愛就是對具體的人的愛。此外，這種“對猶太人的愛”我也 有，因為我自己是一個猶太人，不過這是令人懷疑的事情。”[9]我可以問一些問題嗎？作為一種政治地積極的存在，難道一個人不需要對一個組織奉獻嗎？這種奉獻在一定程度上被稱為愛。你不怕你的態度在政治上無結果？
阿倫特：不怕。我覺得另一種態度才是政治上的無結果。首先，屬于一個群體是一種自然狀態。當你一出生，你就永遠屬于某種群體。但是在第二種意義上，即你意味的方式上屬于一個群體，那就是要加入或者形成一個有組織的群體，那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這樣一種組織必須與這個世界有一種聯系。那些有組織的人們的共同的東西，平常稱之為利益。直接的個人關系，在那里我們才能談及愛，才存在著真正的愛，當然是最重要的愛，這種關系在某種意義上也存在于友誼之中。在那里，一個人直接地發表演說，而與這個世界無關。因此，最為不同的組織中的人們也能夠是私人朋友。但是如果把這些搞混了，如果你把愛帶到談判桌上，直接 地把它表達出來，那將是致命的。
Gaus：你覺得它是非政治的？
阿倫特：我覺得它是非政治的。我覺得它是無世界的。而且我確實覺得它會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我承認，猶太民族是一個典型的無世界的民族，他們維持自身數千年……
Gaus：“世界”在你的術語的意義上被認為是一個政治空間。
↑阿倫特
阿倫特：是的，政治的空間。
Gaus：因此，猶太民族是一個非政治的民族？
阿倫特：我不能完全這么說，它曾經是，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政治的。猶太教是一種民族宗教。但是政治這個概念要有很大保留才有效。猶太民族是在被分散中經歷著非世界性，這——與所有的賤民一樣——在那些歸屬于其中的人之中產生了一種特別的溫暖，以色列國建立之后則變了。
Gaus：那么，有些東西失去了，一些你覺得惋惜的東西失去了？
阿倫特：是的，自由的代價太昂貴了。他們的無世界性標志的這種特殊的猶太屬性，是一種非常美好的東西。你太年輕了，沒有體驗過這樣的東西。但是它是一種非常美好的東西，它處于所有的社會關系之外，完全的開放心態，毫無偏見，尤其是在我母親那里體驗到了，她在與整個猶太共同體的聯系中也是這樣的。當然，隨著這一切的消失，很多東西失去了。為了解放給付出了。在我的萊辛演講中我曾經說過……[10]
Gaus：1959年在漢堡……
阿倫特：是的，在那兒我說“這種人性……在解放，在自由的那一刻再也無法幸存了，哪怕一瞬間也不能。”你看，那已經發生在我們身上了。
Gaus：你不想失去它？
阿倫特：不想。我知道人必須為自由付出代價。但是我不能說我愿意付出這一代價。
Gaus：阿倫特小姐，你是否覺得你有責任把你通過政治的、哲學的思考或者社會學的分析認識到的東西發表出來？或者覺得你有理由對你認識到的東西保持沉默？
阿倫特：的確，這是一個非常難得問題。實際上在關于艾希曼的這本書的所有爭論中，這是唯一我感興趣的問題。但是，它一直到我提出來才成為一個問題。這是唯一重要的問題——別的一切純粹是宣傳的迷霧。因此，寧可讓世界毀滅，也要講出真理[fiatveritas，et pereat mundus]？[11]但是關于艾希曼的書實際上沒有觸及這些問題。這本書確實不危害任何人的合法利益。只是被認為會如此而已。
Gaus：你一定要讓什么是合法的這個問題進行公開討論。
阿倫特：是的，那是真的。你對了。什么是合法的這個問難題依然需要討論。我所說的“合法的”與猶太組織所說的可能有些不同。但是讓我們設想，真正的興趣，甚至我也承認，處于危險之中。
Gaus：那么一個人對于真理可能沉默嗎？
阿倫特：可能我一直沉默嗎？是的！固然，我可能寫出過它……但是，聽我說，有人問我，如果我預料到什么，我會不會以不同的方式寫作艾希曼這本書？我回答說：不會。我會面臨這樣的選擇：寫或者不寫。因為一個人可以保持沉默。
Gaus：是的。
阿倫特：一個人不需要一直必須說話。但是現在我們涉及到在十八世紀所謂的“事實真理”。這確實是一個事實真理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大學里的歷史科學就是事實真理的守護者。
Gaus：他們并不一直是最好的守護者。
阿倫特：不是的。他們萎縮了。他們被國家控制。人們對我說，有一個歷史學家在評論一些關于一戰的起源的書時說：“我不想讓它損害這樣一個處于上 升的時代的記憶！”這是一個無人知道的人。但是那是令人厭倦的。實際上他是歷史真理，事實真理的守護者。而且我們知道，這些人在布爾什維克的歷史中有多么重要，比如，在那里，五年重寫一次歷史，但是事實依然不為人知：例如，那里有位托洛茨基先生。這就是我們想要的？那就是政府感興趣的東西？
Gaus：他們可能有那種興趣。可是他們有那種權力嗎？
阿倫特：他們有沒有那種權力？他們似乎自己都不相信——此外他們完全不能忍受大學的存在。因此，即使國家也對真理感興趣。我不是說軍事秘密；那是別的事情。但回到大約二十年前，談這樣的事情。為什么一個人不應該講述真理？
Gaus：或許因為二十年太短了？
阿倫特：許多人那樣說；另外一些人會說，二十年之后沒有人能夠指出真理。無論如何，存在著一種對掩飾的興趣。不過，那不是一個合法的興趣。
Gaus：在懷疑的情形下，你更喜歡真理。
阿倫特：我寧愿說公正——它在荷馬……時進入到這個世界。
Gaus：對于被征服者也是如此……
阿倫特：是的！
如果歌聲沉寂
只因他被戰敗，
我也要為赫克托見證……
[Wenn des LiedesStimmen schweigen
Von dem überwundnenMann,
So will ich fürHectorn zeugen....[12]
那難道不對嗎？那就是荷馬所做的。接下來的是希羅多德，他講述了“希臘人與蠻族人的偉大事跡。”所有的科學都是來自于這一精神，甚至現代科學和歷史科學也是。如果一人沒有這樣一種公正，因為他總是假裝很愛他的人民，以致于自始至終給他們表示奉承的敬意——那么，好，什么事也做不了。我不相信熱衷于此的人民會是愛國者。
Gaus：阿倫特小姐，在你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人的境況》中，你得出這樣的結論，現時代已經廢黜了一切人所關心的事情的意義，也就是，政治的首要重要性的意義。你指出，現代的社會現象是大眾的拔根和孤獨，是那些僅僅在勞動和消費過程中感到滿足的那一類人的勝利。這里我有兩個問題。第一，這類哲學知識在何種程度上依賴于開始其思考過程的個人體驗？
阿倫特：如果沒有個人的體驗，我不相信還會有任何思考進行的可能。任何思考都是事后的思考，也就是說，是對某個問題或者事件的反思。難道不是這樣？我生活在現代世界之中，很顯然我的體驗在現代世界之中，或者與現代世界相關。畢竟，這個是沒有爭議的。但是對于一種無世界性在那兒確定其自身而言，只有勞動和消費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沒有人還再關心這個世界像個什么樣子。
Gaus：“世界”總是被理解為政治能夠發生的空間。
阿倫特：我現在在更廣的意義上理解它，認為他是事情成為公共性的空間，人們居住于其中的、看起來很像樣的空間。當然，在其中也有藝術。在其中各種各樣的事物都能顯現。你知道，肯尼迪為了擴大公共空間，十分堅決地把詩人和其他一些無用之人邀請到白宮。因此，所有這些都能夠屬于這個空間。不過，那些 在勞動和消費中的人們完全把自己擋在這一空間之外。
Gaus：在于他們的生物性。
阿倫特：在于生物性，也在于他自己。在那里你會感到孤獨。一種特有的孤獨在勞動過程中產生了。現在我不能去探究它，因為它會讓我們走得太遠。但是這種孤獨存在于對自身的回溯中；可以說，在這種事務中，消費取代了所有真正有關聯的活動。
Gaus：第二個問題說的就是這種關聯：在《人的境況》里，你得出這樣的結論，“以體驗為導向的真實世界”——你指的是最有政治意義的見識和體驗——“越來越從平常人生活的經驗范圍中退了出來。”你說，今天“行動的能力只限制在一些人那里。”阿倫特小姐，根據實際的政治，這意味著什么？在何種程度上，至少理論上講，這種建立在所有公民的相互責任基礎上的政府形式在這些環境中成了虛構？
阿倫特：我想稍微限定一下。聽著，這種現實導向的無能不僅僅適用于大眾，而且也適用于其他社會階層。甚至政治家也是如此。政治家被一群專家包圍著。因此，現在行動的問題在于政治家和專家之間。政治家必須作出最后的決定。然而，他實際上幾乎無法作這樣的決定，因為，他自己不可能知道一切事情。他必須采用專家的建議，而這些專家們實際上在原則上總是相互矛盾。難道不是這樣嗎？任何一個理性的政治家都是把專家們相反對的觀點聚合在一起。因為他必須從各方面來看問題。那是真的，不是嗎？他必須在他們之間作出判斷。而這一判斷是一個非常神秘的過程——于是，在其中共通感[13]非常明顯。關于大眾，我會這樣說：人們無論在哪里走到一起，無論有多少人，公共利益就開始活動了。
Gaus：永遠如此。
阿倫特：這樣，公共領域就形成了。在美國還有自發的聯合會，現在又解散了——這種聯合會已經為托克維爾描述過——你能夠看得很清楚。一些關注特殊群體的共同利益，它們存在于鄰里關系之中，或者只是存在于一棟住宅之中，或者一個城市之中，或者一些其他種類的群體之中。那么這些人就會集會，而且在這些問題上他們能夠公開地行動——因為他們有關于他們的全面看法。你的問題所針對的目標只能適應于在最高的層次上的偉大決定。而且，相信我，政治家與大街上的任何一個人在原則上的差別并不是那么大。
Gaus：阿倫特小姐，你與你以前的老師，卡爾·雅斯貝爾斯，一直有密切的聯系，一直在進行著對話。你覺得雅斯貝爾斯教授對你的最大影響是什么？
阿倫特：唔，只要雅斯貝爾斯自愿談及的東西，都會變得很清楚。他有一種我在別人那里從未找到的言談的坦誠，信任和絕對性。這一點甚至在我年輕的時候就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此外，他有一種與理性連在一起的自由概念，這個概念當我剛來到海德堡的時候是完全陌生的。盡管我讀了康德，但是我對它一無所知。可以說，我看到了這種理性在運轉。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我是在沒有父親的情形中成長的——我是通過理性受教育。我不想讓他對我負責，務必這樣，但是如果說有某個人成功地給了我這樣的感覺，那就是他。當然，如今這種對話是不同的。那確實是我最強烈的戰后體驗。有這樣的對話！一個人可以這樣說！
Gaus：請允許我問最后一個問題。在給雅斯貝爾斯的獻辭中，你說：“人性從來就不能在孤獨中獲得，也從來沒有通過把自己的作品給與大眾而獲 得。它只能通過把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投入到‘公共領域的冒險’中才能獲得。”[14]這種“公共領域的冒險”——它出自雅斯貝爾斯——對于漢娜·阿倫特意味著 什么？
阿倫特：公共領域的冒險在我看來非常清楚。作為一個人，在公共場合中表達其自身。盡管我認為，一個人不一定要有意識地以一個公共自我出現和行動，但是我依然知道在每個行動中，正是以人的行動來表達自己。言說也是行動的一種形式。那是一個冒險。另外一個是：我們開始某事。我們把自己的線織入關系的網絡之中。我們不知道會引起什么。我們一直都知道：上帝會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的是什么。那就是所有行動的真實。十分簡單和具體的真實，因 為一個人無法知道。那就是冒險的意思。我現在會說，當在人們之間存在著信任的時候，這種冒險也只是可能的。信任——它難以形成但很根本——在所有的人之間 對什么是人性的信任。除此之外，這樣的冒險不可能形成。
注釋：
[1] Willy Brandt（1913-1992），一譯威利·布蘭迪，德國政治家，1969-1974任聯邦德國總理，曾獲1971年諾貝爾和平獎——譯者。
[2] 這里以及其它地方的省略號是原來就有的；它們不意味著做了省略——Jerome Kohn。
[3] Gershom Scholem (1897—1982)，德裔猶太復國主義者，歷史學家和猶太神秘主義著名學者，漢娜·阿倫特的老相識。1963年6月23日，他就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給她寫了一封激烈批評的信；見“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信件交流”，《交鋒》（Encounter）22，1964年。這里的引文摘自阿倫特的回信， 日期是1963年7月24日——Jerome Kohn。
[4] SozialistischeMonatashefte（《社會主義者月刊》）是當時一家著名的德國雜志——Jerome Kohn。
[5] 卡爾·雅斯貝爾斯，《世界觀的心理學》（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1919年在柏林第一次出版——Jerome Kohn。
[6] 一體化，或者政治一體化，指的是在納粹時期開始時，人們通過改變政治風氣來保住自己位置或者得到就業的普遍屈服。此外，它也描述了把傳統組織——青年組織和各種俱樂部和協會——轉變為專門的納粹組織的納粹政策——Jerome Kohn。
[7] 1933年后，不止是一個德國知識分子試圖把納粹主義“合理化”。關于這個問題的更為充分的論述，見這本文集中阿倫特的論文“地獄的影像”——Jerome Kohn。
[8] 除了最后的兩章，它們是在法國的1933年到1936年的某個時候寫的。參見：《拉爾·范哈根：一個猶太婦女的一生》，修訂版，紐約，Harcourt BraceJovanovich，1974年， xiii——JeromeKohn。
[9] 阿倫特致肖勒姆(Scholem)，1963年7月24日——Jerome Kohn。
[10] 阿倫特在接受漢堡自由市頒發的萊辛獎時的演講以“論黑暗時代的人性：關于萊辛的思想”為題重印于《黑暗時代的人們》之中，紐約：Harcourt，Brace & World，1968年——Jerome Kohn。
[11] 阿倫特這里套用了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寧可讓世界毀滅，也要讓正義實現（fiat iustitia，et periat mundu）參見《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紐約：Viking出版社，1968年，228頁——Jerome Kohn。
[12] 引自席勒的《凱旋日》(Das Siegesfest)——Jerome Kohn。
注：譯者未能找到這幾行詩的中譯文，只好勉為其難地直譯了——譯者。
[13] 關于共通感（Gemeinsinn），阿倫特不是指每一個正常人不斷在運用的那種不加思考的審慎，而是如康德表述它的那樣，它是“一種所有人共同的感 覺……是一種評判能力，在它自己的反思中，考慮到……所有人的表象方式，”伊曼努爾·康德，《判斷力批判》，40節，引自阿倫特的《康德政治哲學講 演》，R.Beiner編，芝加哥，1982年，70—72頁——JeromeKohn。
[14] “卡爾·雅斯貝爾斯：一個贊美”，《黑暗時代的人們》，73—74頁——Jerome Kohn。
作者阿倫特、Günter Gaus，陳高華｜譯
本篇短文譯自Hannah Arendt,Essays inUnderstanding 1930-1954,Edited by Jerome K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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