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王虹鄧煜摘得數學大獎的再思考

中國人首奪數學大獎啟示與教訓

中國內地公眾在7月中下旬的股票市場波動下情緒普遍低落，恰好遇上一個特大喜訊而振奮起來，菲爾茲數學獎頒發給兩位原來是北京大學本科畢業的青年數學家王虹和鄧煜。如果這兩位出國多年的學者繼續保留中國國籍（據說一位保留了），那就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公民獲得這個大獎。內地知識界一片歡騰之際，也不失時機地再思考這意味著什么？迄今尚未被關閉的討論空間里面，有一些嚴肅的論述，試圖從本科教育、研究生訓練、青年研究人員的工作環境、資深教授和專家與出道不久的新秀之間的合作、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管理體制、一個國家對純粹科學探索的支持，等等方面，梳理出正面的或負面的啟發和教訓。可惜有些議論已經被刪節了，包括鄧煜講的鼓勵出國留學的一段話。

忽視抽象理論后果嚴重

盡管這些論述的措詞仍然相當的含蓄收斂，卻也揭示出諸多富有深意的要點。這些論述恰恰與眾多學子在內地學習和海外留學的長期經歷遙相呼應，而且特別呼應了我們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在香港高教界和內地大學里鼓吹的理念、嘗試做的推陳出新改革，前后基本上都對得上號。鑒于這些理念和嘗試在最近十多年里，很多被漸漸地淡忘，在內地許多單位甚至被批評和拋棄，有必要趁著這屆菲爾茲獎的春風，重溫那些寶貴的經驗。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希望能夠為今后內地再出發的教育改革和香港高教及研究的拓展，提供一些參考。

當然，純粹數學具有它的特殊性質，其奧妙不是我們這些非專業人士能夠理解的，但作為一種探索真理的學科，它也分享了與其他學科的某些元素。插一句，在西方的主流學科分類里，數學不是屬于科學的范疇，而是自成一類。所以目前流行的STEM的學科大框架里面，開頭的S是科學類，后面的M是數學類，二者不能歸于同一塊，這里面有至少根源于兩千年前古希臘文明的傳統認知。

本屆菲爾茲獎得主最明顯的一點是，這兩位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的本科生。許多教育界人士都知道，自從有了現代大學誕生于中國本土，1949 年前內地數學系最強的是浙江大學。1950 年代全盤學習蘇聯高教體制，對大學院系進行重組，內地大學從事純粹數學教研的系，重鎮變成了三個，復旦大學（幾位資深教授原是浙江大學的，比如我讀書時的校長蘇步青）、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外加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但它只做研究不從事教育。

最近幾年，內地大學的政府資助政策，愈來愈急劇偏重于工科為主的院校。上海兩所最著名的大學，復旦大學每年的政府資助，比它的競爭對手大學獲得的總額少相當大的一個百分比。累計十年下來，差額巨大。同樣的狀況在北京的兩所著名大學身上也體現出來，北京大學的政府資助，比它的競爭對手大學也是相差巨大。原因都是后者是工科應用型為主，前者則是偏重于抽象理論學科。借助本屆菲爾茲獎，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能不能向政府決策層建言，你們的資助政策不能夠太偏重于應用學科，對我們從事抽象理論研究的科系盡量縮減款項。忽視抽象理論研究和教學，長遠的后果嚴重。菲爾茲獎的項目馬上并無應用價值，若干年后，它能夠開辟很多應用分支。

長期主義助日本成功

類似的情形我們在香港多年里也經歷過。香港科技大學創校一代的某資深管理者在1990年代尾幾次向我們感嘆，說他最大的愿望是在香港開啟生物工程的項目，它能造福人類，醫治很多種疾病。但是生物工程的前階是基礎科學研究。每年申請研究經費的時候都會被政府官員問道：這個項目在本財政年度你們能夠期待產生什么樣的成果？這位資深教授搖搖頭說，基礎科學研究的成果哪能以財政年度來度量？

本屆菲爾茲獎公布以后，內地數學和基礎科學研究界人士的首條感嘆是，這兩位得獎者能夠獲得的研究資助長達5至10年，使他們能夠潛心探索純粹數學的奧秘。而我們每年都要匯報研究成果，只能夠找一些急功近利的課題做。目前香港也在規劃在北都高校科技創業園開啟大項目，希望規劃者牢記這些教訓，有長期主義的視界。長期主義幫助日本歷年來獲得多項諾貝爾獎，緊挨著我們的這個榜樣，提供的啟發多多。

本屆菲爾茲獎的兩位得主在本科畢業后（也有傳言說其中一位未畢業），就去了西方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這是一個關鍵的選擇。我們在內地重點大學畢業的人，都體會過基礎訓練的嚴謹繁瑣，每日每時都在訓練之中。然而對于如何超越這個階段，所知稀缺。1987 至 1988 學年在我們哈佛大學研究生宿舍里，新來了一位北京大學數學系的王姓高才生，他被認為是北大數學系那兩年的尖子。送他來上學的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兼副所長。他對我們說，中國數學界指望王同學未來能夠攻克純數學的尖端問題。所以我們宿舍一層的幾十位室友對王同學很崇拜，幾乎每個周末都要約他座談一兩個小時，請教數學的進展，因為我們所有學科的研究都離不開數學的應用。

王同學告訴我們，中國內地高校最好的數學系，強項是訓練學生解題的能力，欠缺的是關于數學的深層 concepts 概念。所以北大送他來哈佛大學數學系讀博士，是給他機會，著重學習關于數學的概念，而不是技巧。

雖然我不懂數學，推測本屆菲爾茲獎的兩位得主，也是被北京大學數學系送到西方名校去參透數學某些分支的概念。所以過去30多年里，我在香港和內地的討論會上，一直鼓勵優秀的本科生到西方研究型大學攻讀博士，因為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大學很難提供相同水平的教育和訓練。如果他們是追求與職業市場掛鉤的實用專業進修，香港和內地的高校已經足夠好了。如果他們中的少數人追求本學科的更高境界，應該奔赴西方名牌大學和研究機構。

留在本土難望獲殊榮

許多西方著名大學的研究生宿舍，也是學習的一個特別場所。校方有意把不同系科的研究生安排住在同一樓層，讓他們在課余時間有機會相識乃至深交，談話內容大部分是與各人的課程尤其是研究目標相關的。漫無邊際的交談中，能夠讓室友們對平時自己不接觸的學科之進展獲得新鮮的知識，從而也可能刺激本人的學習，萌生出靈感。

我最早獲得關于艾滋病的起源、傳播、預防和相關研究的知識，就是在宿舍里與印度來的一位留學生交談時得到的。這位印度室友告訴我們，目前（指1980年代前半葉）全世界投身于艾滋病研究的青年人太少，一方面是怕被病毒感染，一方面研究工作太辛苦，沒日沒夜要呆在實驗室。從一位韓國室友處，我了解到韓國與日本的工業化異同，以及二者與臺灣經濟發展的區別。

法國社會學家和教育家涂爾干Emile Durkheim說，一個人上大學，特別是上好大學，他的收獲并不僅僅來自于名教授，還來自于他的同學和校友，而且后者給予他的教益不會少于前者。著名大學的研究生來自世界各地，每人身上的素質和文化傳統都有特點。匯集一起，成為多元和普世文明之表征。這樣的群體在內地大學里是缺乏的。

本屆得獎者王虹談到她對法國留學經歷的懷念，我能體會到其中的韻味。本屆兩位得獎者參與的美國和法國研究團隊，也引發內地許多年輕專業人員的感慨。這樣的國際化團隊里，不至于有嚴重的等級制和官本位，官大一級壓死人。研究經費的申請和分配，不至于受到行政權力的蠻橫干涉。資深研究員不至于濫用自己的位置，讓年輕研究員老做些專業價值低下的工作，也不至于自己在外面開公司，讓后者當廉價僱員。歷年來我們聽到過許多傳言，內地高校和研究機構里的資深人士，有些會讓研究生和年輕研究助手為自己干免費家務活，比如購物、清掃、洗車、搬家之類。在美國高校里，教授會偶爾請自己的學生做短時間的baby sitter照看孩童，但那是要按照市場價格付費的，而且不可以經常做。

本屆菲爾茲獎公布后，內地舉辦慶祝會，有的變成「認領關系」活動，主講單位要與得獎者攀上特別關系，遭到聽眾譏笑。但清醒者的再思考是有意義的，深圳一位海歸數學博士用「元寶」做搜索：「對于王虹、鄧煜若一直留在中國，是否還能獲得菲爾茲獎這一問題，一個負責任的答案是：我們很難斷言他們一定無法獲獎，但從現實和概率上講，難度會大得多」。這個答案尚可接受。*（據“棱鏡望遠鏡”）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

菲爾茲獎得主王虹專訪 l Quanta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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