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面饅頭管夠，民國時期北平城內，高等車夫的飲食遠超鄉下的富農

我們先來了解民國時期，北平人力車夫的情況。

根據史謙德教授的《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的市民與政治》記載：

1930年，一戶地主家庭為了躲避土匪來到北平城里逃難。地主在一座四合院租了間房子。

這院子里還住著三戶底層人家，分別是洋車夫、聽差和賣水的。

這院子里的洋車夫的收入來源主要是靠拉車而來。去掉車份兒和上工的餐費，每月還能給家里帶回15元以補貼家用。

洋車夫家的餐桌上除了有包子外，每天還有吃上用油炒過的蔬菜或者用醋、芝麻油拌過的泡菜來調口味；

每個月家里能開兩到三次葷；孩子們每天能得到幾個銅板去買瓜果零食。

這使得原先瞧不起鄰居的地主一家，在見識過鄰居家伙食之后，略顯驚訝地說：

“咱街上劉財主家有十幾頃地，才終年吃白的（指麥子面饅頭），他們（指賣水的、洋車夫、聽差的）沒一畝、沒一隴的，到一年一年吃白的。”

這院子里的洋車夫顯然是車夫群體里混得比較好的一類。

每月15元的純收入，能讓他們享受到略微像樣的食物、穿著和住房，甚至可能有閑錢去看戲或者參加娛樂生活。

老舍先生筆下的高等車夫“祥子”，屬于年輕力壯派，也是北平車夫群體的“佼佼者”。

他靠拉車三年，就能攢下一百塊錢。

自從有了屬于自己的人力車之后，祥子既不用為每天的車份兒擔心，又有劉四爺提供的免費宿舍。

每月光靠拉散座兒，大概能掙15至18塊現大洋。

根據原文描述：自己拉，每天好歹一背拉總有五六毛錢的進項。

而當時的物價，根據《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提到： 1929年，每塊銀元兌換兩三百個銅板，一兩個銅板可以換一只雞蛋。

就以每月15元收入算，祥子一年大約能掙180元。

那么這份工資高不高呢？

按民國《交通史路政編》統計，北洋時代的北京鐵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資約為127塊大洋。

祥子的收入比北洋時期的鐵路工人的工資還要高出許多。

根據原著的描述，祥子的生活質量放在當時并不算太差，幾乎天天開葷：

婚前，一日三餐有保障。像燒餅、油條、甜漿粥、小焦油炸鬼之類的食物，時常都能吃到；

包月遇到好人家，還有好菜好飯好住宿；趕上好日子，就在最好的飯攤上買熱燒餅夾爆羊肉犒勞自己；

偶爾還會去買些零食小吃，如落花生、餛飩、老豆腐等。

另外，人力車夫之間普通的請客吃飯，食物是甜漿粥、馬蹄燒餅和小焦油炸鬼。

婚后，因為妻子是富婆的原因，祥子的生活質量就更好了。

住房是干凈衛生的兩間小北房，日常伙食是妻子做好的熱飯熱菜，比如餾饅頭、熬白菜加肉丸子，虎皮凍、醬蘿卜等；

妻子還經常買零嘴解饞，像羊頭肉、熏魚、硬面餑餑、鹵煮炸豆腐之類的小吃。

不過這樣的生活質量，一般僅限于單身或者身體條件好的洋車夫。

再看看農村中小地主的生活情況。

清末民初時期，戰亂頻繁，加上苛捐雜稅和匪患災害，中小地主日子一樣艱難。

如果說貧農是沒飯吃，那么小地主就是有一口飯吃而已。

在《紅星照耀中國》記載：湖南韶山沖的富農毛貽昌，資產大約有三千多元。包括了：二十二畝地，年收八十四擔谷，農舍十三間半，還有若干投資。

作為富農的兒子，早晚都要下地干活，吃的飯菜是最差的，沒有雞蛋沒有肉。

富農只有在每月十五那天給自家的雇工們雞蛋下飯，但不包括給家人。

富農的日子都過得如此艱難，就別說佃農和雇農了。

清末民初時期，四川省儀隴縣的佃農朱邦俊，原本繼承了家中一畝多祖業田和祖屋，但由于人丁興旺，這些地養活不了一大家子。

所以，他將土地和房子典了300吊錢，作為啟動資金，帶領全家人搬到其他地方生活。

從此，朱家開始了貧苦的佃農生活。

一家人靠租地主約16畝薄地為生，每年大約要交納五十擔的租糧；住房是光線昏暗的倉庫改造的，原本是地主用來存放糧食的地方。

由于朱家一家人的勤勞能干，家里勉強能過下去。

朱家很難吃到白米飯，一年到頭吃的是豌豆飯、菜飯、紅薯飯和雜糧飯，把菜籽榨出油放在飯里做調料。肉更是難見。

每年過年的時候，朱家才會宰一頭豬，留著一家二十多口吃一年，只有在過年過節才能吃到。

庚子年左右，朱家的生活更苦了。因為連年旱災和地主加租，導致家里人僅僅吃些小菜葉、高粱，通年沒吃過白米。

民國四年左右，山東省臨清市的一個貧民家庭——季家，家中只有半畝多地。

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偶爾有親戚接濟一下家里。

根據他家孩子的回憶，小時候家中過得不好，吃得極壞。

一年到頭吃“白的”（麥子面）次數屈指可數，“黃的”（小米面或者棒子面餅子）次數也是有限，終日為伍者只有又苦又澀的“紅的”（紅高粱面餅）。

季家沒錢買鹽，就把鹽堿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子里煮水，用來腌咸菜。家里餐桌上整年的菜，就是這種咸菜。

在這個村子能吃上“白的”，也僅有幾人，其中一位是舉人太太。

她的兩個兒子，各有幾十畝地，也算是大戶人家。

作為地主的兒子們，每天特別孝敬老母親的食物是白面饅頭。

家有幾十畝地還只是孝敬白面饅頭，是當時的白面饅頭無比珍貴呢？還是其他原因呢？大家可想而知。

“洋車夫”和“祥子”是車夫群體里的特殊例子，他們屬于高等車夫那一類。

而一般洋車夫，根據史德謙的記載：

1920年左右，一般洋車夫都要在街上平均呆9至12小時。如果減去等客和攬客的時間，實際只花了4至6個小時用在拉車上。

車夫們平均每月能掙10元至12元。

這和警察、學徒工、傭人以及大部分店員差不多。

如果拼命工作，且家眷負擔較輕或者根本沒有，一般車夫不必像乞丐“到粥廠喝粥”或“吃不飽穿不暖的貧民”那樣遭罪。

如果大多數乘客只能算小康而不富有，那么大多數車夫只能算貧窮而非一貧如洗。

個人覺得民國時期人力車夫的命運，很符合老舍先生的這句話：

“窮人的命，是棗核兒兩頭尖：幼小的時候能不餓死，萬幸；到老了能不餓死，很難。只有中間的一段，年輕力壯，不怕饑飽勞碌，還能像個人兒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