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Blackie和我在那些寒冷的清晨有一種默契。我對它說話；它認得我的聲音，我確信它用它自己的語言回答了我，而我覺得自己能明白一些。我們之間有著全然的信任，這信任對我而言是歡樂之源，對它也必定是一種安慰。也許鳥兒比我們想象的懂得更多。”
寫下這段話的時候，Hockley Clarke已經六十多歲了。窗外是1962年歐洲最嚴酷的冬天——那場八十年一遇的寒潮，幾乎把整個英格蘭凍成一塊堅冰。接骨木樹的枝椏上掛滿霜花，而一只黑鳥，每晚都蜷縮在枝頭最低矮的那個分叉處。Clarke給它起名叫Blackie，從那以后，每個清晨第一件事、每個黃昏最后一件事，就是走去樹下的雪地里，放上一小碟食物。
這只黑鳥的到來，像一把小小的鑰匙，輕輕旋開了Clarke生命中所有關于鳥的記憶。
Hockley Clarke出生在十九世紀最后一年，英格蘭鄉間的風把他養大，也把他對自然那種毫無防備的愛，悄悄種進他的骨血里。他從未想過自己會端著槍，被塞進一條開往法國的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將十幾歲的他拋進步兵隊列，推進了泥濘、冰水和機槍晝夜不停的嚎叫。別人趴下躲避炮擊，他卻豎起耳朵聽——聽頭頂有沒有翅膀撲棱的聲響，聽遠處的灌木叢里，是不是藏著一聲怯生生的啁啾。
戰爭間隙，只要有一小段離開戰壕的休息，他就去找鳥。在一片剛剛結束廝殺、尸體還來不及清理的空地上，他聽見了夜鶯的歌聲。那不是某種模糊的、被炮火摁住過的聲響，而是清澈的、明亮的，像一道光直直穿透硝煙，在堆積如山的亡骸上方干干凈凈地亮起來。他后來在書里寫道：“雖然我并不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我一直把鳥類和所有的野生動物，看作是上帝顯現的樣子。”
他活了下來。1918年的槍聲停息之后，Clarke回到家鄉，辦了一本觀鳥雜志——一個人編輯，一個人組稿，一個人把對羽翼的迷戀一頁頁印刷出來，整整四十年。他還寫了許多關于鳥的書，一本接著一本，仿佛要將戰壕里被撕碎的那些年月，用鳥鳴和羽毛一點一點黏合回來。而他自己也一直觀鳥，觀到九十多歲，腳步雖然慢了，眼睛卻依然亮著——光是天空里掠過一個尋常的身影，就能讓他停住很久。
1962年的那場冰封，把世界壓得沉默。但Blackie來了，像從凍土層下迸出的第一顆種子。一開始，它只是安安靜靜地蹲在老接骨木樹上，用一種近乎倔強的方式，在暴風雪里找到自己的位置。Clarke開始送食物過去。最初，黑鳥還會怯怯地等老人走遠了才落下枝頭；幾天之后，它開始提前飛出來，立在一截低枝上，歪著腦袋看他走近，喉嚨里滾動出一串輕快的、斷續的咯咯聲，像在說“你來了”，又像在說“謝謝你”。
人與鳥之間，長出一種近乎透明的信任。Clarke后來反復描述這種感覺：“也許鳥兒比我們想象的懂得更多。”在那些呵氣成冰的清晨，他對著Blackie說話，聲音里的溫和比熱茶還管用。而Blackie每一次揚起小腦袋、快速翕動喉嚨發出短促笑聲時，他也真的覺得自己聽懂了它在說什么。這不是人類慣常講的那種“馴化”，而是兩個生命，在嚴酷的存在條件下，同時向彼此伸出手去——不是手與手的交握，是聲波與聲波，溫度與溫度，耐心與耐心。
這場友誼被Clarke寫進了一本書，書名很樸素：《Blackie & Co.：我花園里的黑鳥》。書里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卻藏著一整個冬天的溫存、每天的兩次會面，以及一個老人從黑鳥眼中重新確認過的關于生命的信念：無論活著的條件多么苛刻，最后救贖我們的，往往是無條件的——一種無需理由的照顧，一聲毫不保留的回應。
很多很多年后，這本書幾乎被人遺忘，安靜地躺在德克薩斯鄉間一間舊書店的書架上，封皮磨損，書頁發黃。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先生，他的女兒Andrea在自己的朋友Maria Popova經歷人生最黯淡的一個冬天時，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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