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家里死人，不要臨時請假”，當了醫生，連請假的資格都沒有了？院方：不當言論，正在調查

“醫生為什么還需要上廁所？還需要吃飯？”

這個聽起來近乎荒謬的問題，卻是不少醫生都曾遇到過的、來自患者的真實責問。最近，北京某三甲醫院口腔科醫生向筆者“吐槽”：她前不久就被這么問過，當時整個人傻在那里，哭笑不得。

看來，“醫生為啥還要請假/休假”之類的問題，更在“情理之中”。

問題是，來自患者的刁難或許還能接受，而來自同行的“坎兒”就難免讓人心寒。請假，是所有職場人最基本的權利，為什么到了醫生這里，卻成了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近日，網傳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某急診科室工作群聊天截圖引發全網熱議。截圖顯示，涉事醫師分別在 4 月、7 月兩度發布相關管理要求，明確提出“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臨時請假”，后續補充規則將準許臨時請假的情形限定為至親離世、重要公務、突發緊急意外三類。目前，醫院相關部門已經啟動核查工作。

社交平臺上流傳的聊天記錄截圖（圖源：紅星新聞）

一位受過完整醫學訓練、日常與生死打交道的急診科醫生，為什么會把“家里死人”設定為同事請假的最低門檻？這句話的爭議在哪里？

而它能夠出現，又說明了什么？

真實的急診科：查房不可中斷，崗位空缺不是簡單“找人頂班”

仔細回看這個事件的時間線會發現，那句引發眾怒的狠話，并非憑空出現的霸凌式發言，而是出現在管理者追問“為何沒來查房、病歷是否交接”之后。

這個細節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著這場沖突的核心，原本是一個嚴肅的、具有充分制度依據的醫療質量管理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批不批假”之爭。遺憾的是，一個本可以依據制度妥善處理的管理問題，最終被一句情緒化的極端措辭徹底帶偏了方向。

• 查房并非科室的“內部慣例”，而是國家層面的制度

在公眾的認知里，查房常常被理解為醫生“到病房走一圈、看病人一眼”，然而在醫療質量管理體系中，查房的分量遠比這沉重。三級查房制度是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療質量安全核心制度要點》（國衛醫發〔2018〕8號）所列十八項核心制度之一，其定義是“患者住院期間，由不同級別的醫師以查房的形式實施患者評估、制定與調整診療方案、觀察診療效果等醫療活動的制度”，該文件對查房周期作出了剛性要求：工作日每天至少查房2次，非工作日每天至少查房1次，三級醫師中最高級別的醫師每周至少查房2次，中間級別的醫師每周至少查房3次，術者必須親自在術前和術后24小時內查房。與之一同列入核心制度的，還有值班和交接班制度。它們共同構成住院患者診療連續性的制度保障。

三級查房制度定義與要求（來源：國家衛生健康委官網）

之所以要如此嚴格，是因為住院患者，尤其是急診留觀與急診病房患者的病情隨時可能發生變化，查房是醫護人員持續捕捉病情演變信號、及時調整醫囑、避免觀察遺漏的基本手段，制度釋義文件明確指出，患者住院期間病情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變化甚至惡化，而單個醫師的知識與觀察難免存在片面與疏漏，多人、多級別的反復查房正是為了對沖這種風險。

• 交接紀律必須堅守，但語言門檻必須規范

管理者對“未經交接的臨時離崗”提出嚴格要求，方向上沒有錯，錯的是表達與執行的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明確將休息休假列為勞動者的基本權利，《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也對帶薪年假作出了強制性規定，請假從來不需要用“家里死人”這樣的極端事由去“夠資格”，任何科室內部的排班紀律都不能凌駕于勞動者的法定權利之上。規范的做法，是通過書面請假流程、標準化交接清單與機動備班機制，把“如何請假、如何交接”制度化，而不是用帶有羞辱色彩的極端措辭進行公開威懾，用“死人”作為管理語言，暴露的不是管理的嚴格，而是管理的粗陋，它無法解決任何實際的排班問題，只會侵蝕團隊內部的信任與心理安全感。

• 狠話背后，是長期緊繃的急診人力現狀

憤怒之外，更需要追問的是這句話生長的土壤。中國醫師協會《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我國三級醫院醫師平均每周工作51.05小時，能夠完整休完法定年休假的醫師不足四分之一；2025年發表于《BMC公共衛生》（BMC Public Health）、納入133項研究共193,866名中國醫生的系統評價與Meta分析顯示，中國醫生職業倦怠總體合并發生率為61%，其中急診科醫生高達91%，居所有專科之首；國際數據顯示，急診醫學的倦怠率超過60%、遠高于醫生群體38%的平均水平，Medscape 2024年全美醫師調查中急診科亦以63%的倦怠率位居榜首。換句話說，這句狠話固然失當，但它背后急診人力長期緊張、休假長期得不到落實的系統性問題，更值得整個行業正視。

圖源：《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

醫生的疲憊，最終會變成患者的風險

不少人形成一種固有認知，想要保障患者安全，就必須最大限度限制醫護人員請假，保證崗位隨時有人值守，但大量循證醫學研究已經推翻這種簡單的邏輯。堅守不等于無休止犧牲，強行把身心瀕臨極限的醫務人員綁定在崗位之上，長遠來看反而會損害醫療質量。

持續超負荷工作、長期情緒耗竭引發的職業倦怠，會顯著提升給藥失誤、病情評估疏漏、文書差錯的發生概率；針對急診科醫師的隊列研究進一步提示，急診崗位長期高壓力、缺乏彈性休假通道，醫務人員情緒耗竭風險顯著高于其他科室。如果科室依靠不斷壓榨在崗人員、杜絕合理臨時請假維持運轉，短期可以穩住排班表，長期會持續加速團隊倦怠。

真正保障患者安全的，是狀態良好、思維清晰、情緒穩定的醫生，加上有余地、可替補、能兜底的排班系統，而不是一群被透支到極限、卻不敢請假也不能請假的醫生。急診崗位具備連續救治的特殊運行要求，科室管理不應依靠限制人員離崗實現靜態值守，而應建立完善保障體系，確保醫務人員在符合規范的前提下臨時離崗時，診療工作能夠持續有序開展。

醫學是一門需要奉獻精神的職業，但奉獻從來不應以透支自己為代價。堅守是醫者的職業底色，但堅守絕不等于犧牲健康、家庭乃至生命的一切，要求醫生無休止犧牲的，或許不是醫學本身，而是失當的管理。

用制度替代道德綁架

這些年來，我們的社交媒體上流傳著一類“正能量”畫面：打著點滴仍堅持坐診的醫生、連續手術后累倒在手術室地板上席地而眠的醫生、拄著拐杖查房的醫生……這類內容往往能夠獲得大量正面評價。

但與此同時，醫療行業內部逐步形成共識：持續宣揚帶病在崗的行為，會潛移默化形成行業輿論導向，抬高醫務人員提出休假申請的道德門檻。一些醫療管理實踐與實證研究案例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 一位18歲患者的死亡，改變了美國住院醫師的工時制度

1984年3月，18歲的Libby Zion因發熱、躁動被收入紐約一所教學醫院，入院數小時后不幸死亡。其父親、資深媒體人Sidney Zion此后數年持續追責，大陪審團調查最終將矛頭指向一個此前無人正視的系統性問題：接診她的住院醫師連續工作時間過長、處于嚴重疲勞狀態，且缺乏上級醫師的充分監督。

Libby Zion的父親Sidney Zion（圖源：Tablet Magazine）

1988年《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JM）專門刊文討論此案所暴露的畢業后醫學教育缺陷，紐約州隨后成立專門委員會展開調查，并于1989年率先以州衛生法規形式將住院醫師每周平均工時限制在80小時、連續值班不超過24小時，同時強制要求主治醫師層面的現場監督，這套被稱為“Libby Zion規則”的改革，為此后2003年美國畢業后醫學教育認證委員會（ACGME）在全國推行住院醫師工時標準提供了直接的政策范本。

• 斯坦福“時間銀行”的啟示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急診科曾推行“時間銀行”管理制度，相關試點研究成果發表于《學術醫學》（Academic Medicine）。該機制建立了標準化的貢獻積分體系，醫師可通過承擔臨時頂班任務、指導青年醫師、參與科室委員會工作等額外履職行為積累專屬積分，積累的積分可兌換居家保潔、便民送餐等生活配套服務，用于緩解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壓力。

試點數據顯示，參與該機制的醫師，工作與生活平衡滿意度顯著高于未參與人員，科室內部主動互助頂班的頻次也明顯提升。該模式的核心價值，是將以往依賴個人人情、私人情面的臨時頂崗協作，轉化為可量化、可積累、可回饋的制度化常規工作機制，徹底規避了非正式互助模式無記錄、無回饋、難以持續的弊端。

由此可見，改善臨床人力運轉、減輕醫護壓力，關鍵在于優化制度體系，而非單純要求醫務人員提升個人抗壓能力。面對“醫生被透支”的問題，成熟的系統選擇不是靠歌頌犧牲來消化它，也不是靠更嚴厲的管理語言來壓制它，而是用立法與制度把人力冗余剛性化，患者安全與醫生休息權，并不是二選一的對立項。

結語：請允許醫生做一個會生病、會悲傷、有家人的普通人

我們習慣要求醫生在患者面前永遠專業、冷靜、不知疲倦，卻常常忘記他們也會發燒，也會焦慮，也有躺在病床上的父母和等著他們回家的孩子。“除非家里死人”之所以如此刺痛人心，是因為它道破了一種長期被默認的職業文化，醫生似乎只有在至親離世時，才被允許做一個普通人。

期待更多醫療機構正視臨床人力結構性短板，搭建彈性排班、應急備班機制；期待科室管理者厘清管理目標，區分規范流程與情緒施壓；也期待公眾理解醫生崗位的特殊性，看見一線醫護持續承受的壓力。如果我們希望醫生用專業和溫暖去對待每一個患者，我們首先要用溫暖去對待每一個醫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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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Lasting Legacy of a Case that was “Lost”, By Steve Cohen*, Published September 28, 2014

[5]Crusading NYC Journalist Sidney Zion Dies at 75, PostedMonday, August 3, 200912: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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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醫學論壇網

編輯：薄荷

審核：梨九

排版：藍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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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部分圖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