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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一臺新的“情報機器”將在東京啟動。
日本政府將把現有的內閣情報調查室升級為“國家情報局”,負責整合來自各政府部門的情報;在其之上,由首相掛帥、主要閣僚組成的“國家情報會議”將作為最高決策平臺,確定國家情報工作的方向。
對于戰后長期依靠分散式情報體系的日本而言,這臺更強大的“機器”究竟意味著什么?為何偏偏在這一時間節點啟動?
反對者普遍擔心,這不僅是成立一個新機構的問題,也是日本軍事化進程的一部分,將改變戰后和平主義國家方向。
日本想打造什么?
日本過去并非沒有情報機構,而是長期處于“多頭分散”的狀態:警察廳掌握國內安全情報;防衛省情報本部負責軍事情報;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負責外交情報……
“二戰以后,日本沒有統一的國家情報機構。外務省、防衛省、警察廳各自為政,一些重要情報都是各部門直接向首相和內閣匯報,但部門間橫向溝通不足,最終進行綜合判斷時就存在缺陷。”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指出。
1986年,日本設立內閣情報調查室,承擔情報綜合協調功能。“但內閣情報調查室規模較小,最初只有幾十人,沒有要求各部門匯總情報的強制權力。”廉德瑰說。
換句話說,日本過去擁有多塊“情報拼圖”,卻缺少能把拼圖拼在一起、形成整體判斷的“情報大腦”。
這正是日本此次升級內閣情報調查室、成立“國家情報局”的核心目的。
按照制度設計,新成立的“國家情報局”負責把分散信息匯總、分析,成為情報“拼圖者”;“國家情報會議”則負責從國家戰略層面決定如何“看圖”,將在7月31日召開首次會議。
“這是二戰以后日本首次建立具有統一協調能力的國家情報機構。”廉德瑰指出,新機構被賦予更大權力,可要求各部門統一匯總情報,并將制定整體計劃,這是一個重大變化。
這臺新的“情報機器”具體由誰操作、怎么運轉,同樣受到關注。
首任“國家情報局”負責人原和也來自警察廳,曾擔任警察廳警備局長,2023年出任內閣情報官,定期向首相匯報國內外情報。“國家情報局”初始規模約700人,將統籌協調分散在各政府部門約3.3萬名情報工作人員的工作,未來還將擴編。
外界認為,情報體系集權化、集成化將為日本持續推動安保政策轉向、擴軍備武和對外軍事介入提供支撐,其危險性不容低估。
為何現在成立?
這項情報改革并非始于高市政府,而是日本安全政策長期調整的結果。
早在安倍晉三執政時期,日本就開始強化首相官邸對安全事務的掌控。2013年,日本成立國家安全保障局,加強外交和安全政策協調。
安倍政府后期開始將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框架,并強化關鍵技術、供應鏈和情報能力建設,為后來擴大情報體系職能打下基礎。
高市早苗上臺后,將這一方向進一步推進。她提出建設“更強大、更富裕日本”的愿景,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推動國防擴軍計劃,并加快情報體系改革。
按照日方說法,成立“國家情報局”的重要背景是外部安全環境變化。
一方面,俄烏沖突讓日本看到,現代競爭已經不僅發生在戰場,情報、網絡攻擊、輿論影響和經濟制裁同樣成為國家競爭的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半導體、關鍵技術、供應鏈、網絡空間,都被納入“國家安全”領域。因此,日本需要的情報體系不再只是服務軍事、外交,也要覆蓋政治、經濟和科技領域。
廉德瑰指出,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日本存在兩方面安全焦慮:一是擔心日美同盟未來是否越來越不可靠;二是基于自身戰略視角,將中國崛起視作地緣層面的壓力來源。但更深層看,日本推動成立“國家情報局”,與右翼長期以來強化所謂國家安全能力的目的密不可分,高市早苗就代表了右翼的意愿。
“軍事力量和情報能力是硬幣的兩面。沒有情報能力,軍事安全等各方面都無法展開;要想擴大軍事活動、增強軍事力量,就必須配套強化情報部門。”廉德瑰進一步分析,放在日本推動修憲、增加軍費、增強國防實力的大背景下,日本加強情報能力建設,是其國家發展方向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即重新軍事化。
值得一提的是,新情報機構的“誕生日”選在7月31日,“731”這個數字曾代表著慘無人道的日軍細菌部隊,也勾起了中國人的痛苦回憶。有評論認為,選擇“731”作為“國家情報局”啟動日,是日本右翼對戰后國際秩序明目張膽的挑釁,必然引起地區國家的普遍警惕。
產生哪些影響?
“國家情報局”雖未啟動,已在日本國內掀起爭議。
支持者認為,新體系有助于改變過去情報分散的問題,提高政府面對海外風險、安全威脅和技術競爭時的判斷效率。
但批評者擔心,情報能力增強后,如何防止權力失控。
一來,“國家情報局”的活動范圍、監督方式以及國會審查機制均不明確。如果未來進一步擴大調查權限,或出臺更嚴格的反間諜相關法律,個人隱私和社會自由可能受到影響。
二來,“國家情報局”勾起民眾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二戰前和戰爭期間,日本曾存在“特高課”等特務機構,以殘酷高壓手段監控社會、鎮壓異見,為全面實施軍國主義政策開道。因此,日本國內對國家擴大情報能力保持高度警惕。
廉德瑰指出,反對者擔心,這不僅是成立一個新機構的問題,也是日本軍事化進程的一部分,將改變戰后和平主義國家方向。
從歷史上看,日本情報能力的強化,往往與其對外侵略冒險相伴相生。從中日甲午戰爭到二戰,日本情報機構在日軍歷次軍事侵略行動中,都扮演了先頭部隊的角色。如今,高市早苗內閣未能深刻反省侵略歷史,反而復刻強化情報體系的舊有路徑,持續向“戰爭國家”方向推進。外界難免心生疑問:日本想要干什么?難道要重蹈軍國主義覆轍?
從國際影響看,廉德瑰指出,“國家情報局”的成立,可能改變日本與中國、美國之間的安全互動。
對美國而言,戰后,日本在重大政治、外交和軍事問題上長期依賴美國提供情報。如今,日本成立更強大的國家情報體系,一方面希望提升自身判斷能力,減少對盟友情報的依賴;另一方面,也會繼續加強與美國之間的情報合作。
對中國而言,過去,日本對華情報活動主要依靠外務省、警察廳等部門,尚未形成成熟、龐大的體系。未來,在應對所謂“中國威脅”的背景下,日本在中國方向的情報活動可能增加,可能給中日關系帶來負面影響。
(編輯郵箱:ylq@jfdaily.com)
原標題:《3.3萬人搞情報,卻缺“情報大腦”?日本此時啟動“國家情報局”意圖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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