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改革暗藏禍心 中日關系再添陰霾

6月25日，日本東京，日本民眾冒雨在首相官邸前集會，抗議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黨近期的一系列軍事擴張政策。視覺中國供圖

5月3日，日本東京，民眾手持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玩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畫像，及寫有“武器出口 監控社會 走向戰爭的國家”的標語牌，抗議高市早苗政府相關軍事擴張政策。視覺中國供圖

　　日本正以罕見的急促節奏，推動二戰后首次國家級情報統合體系的構建。7月24日，日本政府決定將于7月31日設立旨在整合強化情報力量的“國家情報局”。被定位為“情報活動司令部”的“國家情報會議”由首相高市早苗擔任主席，也將于7月31日首次開會，著手制定首份情報活動指針“國家情報戰略”，并討論旨在防范間諜活動的法律完善工作。

　　從3月13日創設“國家情報局”的法案提交國會審議，到5月27日國會參議院表決通過、6月3日正式公布，再到7月24日敲定實施安排，日本此番情報改革流程僅耗時4個多月。因推進節奏倉促，直至今日，日本主流媒體對此事的報道仍停留在制度設計的技術層面解讀。此次情報體系重組未設置任何監督與制衡機構，權力高度集中，也引發國際社會及輿論對日本情報權力集權化、軍事化擴張的普遍擔憂。

　　“高市政府推動較為激進的情報體系重構，核心邏輯是其在大國博弈加劇與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背景下，將情報從傳統政策參考工具，升級為強化地緣博弈、加速強軍路線的重要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朱清秀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表示，日本強化情報體系建設，積極推進日美情報合作，將給本就脆弱的中日關系增添新的不穩定因素。

　　“國家情報局”并非憑空而降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國家情報局”在原內閣情報調查室基礎上設立，承接“國家情報會議”秘書處職能，負責整合外務省、防衛省、警察廳等政府各部門收集的情報，統一分析研判。日本政府計劃最快在今年夏季設立“專家會議”，為在明年例行國會提交反間諜法案推動相關工作，同時研究推出“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該法將要求在日本國內為外國政府開展游說活動的主體必須進行備案登記。

　　“高市政府此次把網絡攻擊、認知戰、外國影響活動以及能源和供應鏈沖擊一并納入‘威脅’范疇，將情報工作覆蓋對象從傳統軍事安全延伸到經濟、科技和社會領域，推動日本安全概念持續擴張。”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吳奇聰認為其背后戰略意圖有三：一是強化首相官邸對外交、防務和經濟安全政策的統籌；二是為所謂“反擊能力”、外資審查等政策提供情報支撐；三是以提高本國整合能力為條件，爭取在日美合作中獲得更多高等級情報。

　　戰后日本國家安全政策長期受憲法“專守防衛”原則約束，但日本政界謀求整合情報力量、突破安保限制的企圖由來已久。早在2007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便首度嘗試搭建國家級綜合情報機構，最終因日本各情報部門利益割據、內部阻力重重而擱置。安倍晉三二次執政后，先后于2013年、2017年強行推動《特定秘密保護法》《有組織犯罪處罰法》落地，為日本對內管控社會輿論、監控民間動態，對外渲染安全威脅、制造緊張氛圍提供了所謂法律依據。

　　事實上，通過思想監控壓制國內社會運動、防止所謂“赤化”思想流入，正是二戰期間臭名昭著的“特高課”的?核心職能。吳奇聰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歷史上的“特高課”即“特別高等警察”擁有獨立偵查、逮捕等強制權力，監控范圍從共產主義者逐步擴大到工會、宗教、出版和一般社會運動。此次新設的“國家情報局”隸屬于日本內閣，核心職能為情報統籌與分析研判。若直接將其視為“特高課復活”，并不嚴謹，其真正的危險來自情報活動定義寬泛、缺失政治中立和隱私保護條款等一系列制度漏洞的疊加。

　　“情報外交”或成為日本對外重要工具

　　高市早苗曾指出，這套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決策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主體的全新情報體系，是日本“情報改革的第一步”。“當前改革主要解決誰來提出需求、誰來統籌部門的問題，下一階段則會補足海外收集和國內反情報能力。”吳奇聰認為，日本即將出臺的“國家情報戰略”預計會圍繞對華、對朝、俄烏局勢、經濟安全、網絡和關鍵技術等議題確定優先次序，并據此配置人員和預算。

　　朱清秀認為，高市政府在完成情報體系的“頂層設計”后，將全面推進情報體系的落地和實戰化部署。他預計，高市政府將推動反間諜法案加快落地，通過擴大間諜罪的定義、賦予情報機關搜查與監控權限，把安全審查制度全面向大學、科研機構及高科技企業延伸，全方位強化對日本國民和社會的管控。同時日本將加快構建“海外情報網絡”，大概率會在部分關鍵國家和地區重點設置情報分支機構。

　　朱清秀同時指出，日本與“五眼聯盟”的情報合作或將加速推進，“情報外交”很可能成為日本深化同盟關系的重要工具。據美國《紐約時報》7月13日報道，日本政府曾圍繞設立“國家情報局”相關事項，向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西方盟友尋求建議與合作。

　　二戰后，美國長期主導日本國家情報體系的建設，日本此次推進設立“國家情報局”也以對標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為方向。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擬出任首任“國家情報局”局長的日本現任內閣情報官原和也今年5月曾赴美會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帕特爾，雙方確認合作意向。“日本此次情報體系改革既服務于日美同盟一體化，也反映出日本希望減少單向依賴、提升自主判斷能力與對美議價能力的意圖。”吳奇聰說。

　　中日正常交往恐被“過度納入”安全審查

　　當前中日關系持續承壓、陷入僵局。朱清秀認為，中國將成為日本此次重構情報體系的重要目標，中日之間的猜疑與對立或將進一步加劇。

　　吳奇聰也擔憂，未來日美涉華情報研判會更快相互流轉，東海、臺海相關危機決策時間很可能會被壓縮，正常的中日學術、媒體、企業及民間交往也可能被“過度納入”安全審查，發生誤判、沖突升級的潛在風險將隨之上升。

　　針對日本此次情報體系改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早在5月28日就明確表示，歷史上，日本情報機構曾經為日本全面推行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鋪路，對亞洲鄰國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日本為政者應當深刻汲取歷史教訓，慎重行事。

　　極具諷刺的是，自詡“法治國家”的日本，在推進情報擴權立法時雷厲風行、效率極高，卻在涉及他國主權的惡性事件上拖延推諉，大搞“雙標”。今年3月24日，日本陸上自衛隊三等陸尉村田晃大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涉嫌危害使館安全，日方卻拖延數月，直至7月27日才正式對其提起訴訟。這種選擇性高效、針對性“雙標”的操作，充分暴露日本急于推進“再軍事化”、肆意漠視他國主權安全的真實面目。

　　近期，有日方輿論炒作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東盟系列外長會期間與中國外長王毅“接觸”，中方第一時間對此說法明確駁斥。朱清秀分析，高市政府此舉意在制造“主動管控對華關系”的虛假表象，試圖安撫國內輿論、緩解社會焦慮。中方快速辟謠、堅決否認，直接戳破日方政治炒作，明確釋放絕不配合日方輿論表演、不接受虛假外交敘事的清晰立場。

　　針對后續中日關系應對，吳奇聰建議，中方應持續敦促日方嚴格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兌現自身對華承諾，保障中日外交溝通渠道、海空聯絡機制直通電話暢通穩定。同時持續維系雙方地方交流、經貿合作、青年互動、學術往來等務實交往，讓日本社會清晰感知陣營對立的負面代價與中日合作的現實紅利，壓縮日本右翼勢力炒作對立、煽動對抗的輿論空間。

　　本報北京7月30日電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