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焄評《〈水經注〉通識》｜旁萃曲收，左摭右采

《〈水經注〉通識》，李曉杰著，中華書局，2025年6月出版，243頁，59.00元

清代學者劉獻廷推許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博極群書，識周天壤”，并稱道其《水經注》“誠宇宙未有之奇書”；與此同時，又感喟此書在后世流傳中的坎坷遭際，“千年以來，無人能讀?？v有讀之而嘆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為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廣陽雜記》卷四），大有珠玉蒙塵的痛惜與悵惘。倘若從讀者的角度推求個中緣由，想來首先是因為酈道元撰著此書，雖以載錄自然水道為要旨，可行文之際旁搜遠紹，涉及中古時期大量文獻，難免令人望洋興嘆而為之卻步；其次則是由于全書留存了大量疑難，雖遞經明清以來大批學者的深入研判，有些重要環節依然聚訟紛紜，讓人莫衷一是而無所適從。就我本人而言，盡管囫圇吞棗般披覽過全書，對相關研究也稍有涉獵，但未見廬山真面目的感受總是隱約縈繞心間。近日獲讀李曉杰教授的新著《〈水經注〉通識》，恰好借此梳理了不少紛繁的頭緒，更廓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認知，感到受益匪淺。前人議及酈道元辛勤搜求的工作，曾有“旁萃曲收，左摭右采”之論（黃省曾《刻水經序》），若借用過來評價本書，也相當貼切。全書雖僅有區區十二萬字，卻要言不煩，允稱精當，既能窮原竟委，對歷代考較成果加以裁定，又能發凡起例，就未來研究趨勢予以展望，對初學者頗具指引門徑之功。盡管因篇幅所限，作者無法逐一詳述其立論的依據，但稍事尋繹相關的學術淵源，就不難感知其間斟酌損益的嚴謹態度。

清乾隆刻本酈道元《水經注》

要系統詳備地介紹酈道元及《水經注》的各方面情況，顯而易見需要充分掌握前人探究的成果。圍繞歷代酈學研究的成果和得失，前人其實已經做過不少全面細致的總結。舉其要者，如鄭德坤撰《水經注引得序》（載《水經注引得》卷首，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汪辟疆撰《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連載于1940年《時事新報·學燈》第六十九、七十期），陳橋驛撰《論酈學研究及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收入《水經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歷代酈學家治酈傳略》（收入《酈學新論——水經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民國以來研究〈水經注〉之總成績》（收入《水經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吳天任著《酈學研究史》（藝文印書館，1991年）等，都堪稱條理清晰且內容翔實的上佳之作。只是對普通讀者而言，這些論著非但不易搜尋，而且也略嫌繁冗。有鑒于此，本書采取博觀約取、刪繁就簡的原則，在精煉的表述中盡量融匯整合各種不同意見。如關于《水經注》成書的確切時間，由于史籍闕載，迄今并無定論。本書第三章《〈水經注〉的成書與編纂》撮要介紹了胡適、賀昌群、陳橋驛、徐中原、張鵬飛、森鹿三等中外學者的意見，最后強調各家結論雖有出入，但所涉時代區間差異并不大，“倘認為《水經注》這部書撰成于酈道元被害之前的一段時間里，應該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相去不遠”，既提供了豐富多元的學術信息，又以圓融通達的視角來消弭彼此分歧，令讀者不至于過分糾纏在瑣碎的細節之中。又如《水經注》在流傳過程中卷帙多有顛倒錯亂，清初全祖望為此多次校訂過全書，“卷次俱有別裁”（《五校本題辭》）；戴震踵續其事，“取注中前后倒紊不可讀者，為之訂正”（《水經考次》）；今人王成組也懷疑“酈氏原稿可能稍有雜亂”，并嘗試調整卷第順序，以便讀者“認清本書所述水系分布的全貌”（《中國地理學史（先秦至明代）》第五篇《地理專著的典型——北魏至明末》第一章《酈道元著〈水經注〉——著述方法和重要貢獻》第二節《流傳情況和編次方式》，商務印書館，1988年）。本書充分吸取前人的意見而又加以匯總修正，特意通過大幅折頁的形式，列表展示調整前后的卷次變化，使得讀者一目了然，得以按圖索驥。

吳天任《酈學研究史》

遇到各家意見難以調和的時候，本書則會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審慎合理的甄別。如酈道元在《水經注序》中總結自己的工作，自稱“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王成組覺得酈氏所述“基本上只是綴集資料的紙上談兵，并非親自去訪問察看”（《中國地理學史（先秦至明代）》第五篇《地理專著的典型——北魏至明末》第一章《酈道元著〈水經注〉——著述方法和重要貢獻》第一節《作者身世和〈水經〉來歷》），并沒有給予過高的評價。與此相反，吳天任卻認為書中記錄多“親歷親見之例”，“非閉戶執筆，扣槃捫燭者，所可同日而語”（《酈學研究史》六《〈水經注〉撰述前之準備——實地考察與廣搜文獻》），陳橋驛更是強調“野外考察是酈道元治學方法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水經注》獲得如此輝煌成就的重要原因”（《酈道元評傳》第七章《酈道元的治學方法》第三節《野外考察》，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本書第三章在仔細玩索原文后，并沒有為了表彰酈道元的成就而右袒后出的吳、陳兩說，而是認定酈氏所云“不能單純理解為實地考察，而應當看作是他在眾多歷史資料中爬疏”，“脈其枝流”云云“便是他爬疏史料的具體方法”，全書記載“主要來源不是實地走訪而是各種文獻資料”，對此做了恰如其分的評價而并無浮詞虛美。又如《水經注》征引各類文獻數量頗夥，向來被視作輯佚淵藪，可是引錄典籍的確切數量卻言人人殊。明崇禎年間嚴忍公刻鐘惺、朱之臣、譚元春三家評點本《水經注》，卷首列有《水經注所引書目》，合計僅有一百六十七種。今人馬念祖《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中華書局，1959年）重新統計，共輯得書名三百七十五種。鄭德坤《水經注引得序》提出酈氏引書共四百三十七種；其后在《水經注引書考》（藝文印書館，1974年）中再經覆核，修正為四百三十六種（內有六種僅有撰者姓名而無書名），并依照四部類別編排順序以便檢索。陳橋驛《〈水經注〉文獻錄》（收入《水經注研究二集》）又在鄭著基礎上刪汰增補，著錄文獻數量增至四百七十七種，另據地理、歷史、人物、圖籍等名目分類。本書第四章《〈水經注〉的內容與價值》在介紹文獻學方面的情況時也沒有片面追求多多益善，經過一番權衡比較，最終在正文中采納了鄭氏的結論，而又以夾注的方式將陳氏的意見提供給讀者參考。究其原委，想必是因為鄭德坤在早年編纂《引得》時，就逐字逐句反復爬梳過全書，《引書考》又后來居上，對所列典籍均“詳考其著錄流略，作者卷帙，得失存佚，厘然咸具”（吳天任《水經注引書考序》）。陳橋驛盡管也做過類似的考訂工作，但或許暗存爭勝之心，有時不免貪多務得。其《文獻錄》開篇便將《山經》《西次四經》《中山經》《海外西經》《海內東經》《大荒西經》等出自《山海經》的篇章悉數作為獨立的典籍，不加區分地與《山海經》等量齊觀而納入統計，恐怕就有些考慮欠周。

陳橋驛《酈道元評傳》

在參酌前輩學者的研究時，作者并不亦步亦趨，而是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裁斷。《水經注》記錄的歷代政區地理資料極其豐富，有些內容在正史地理志中闕載，尤其值得重視。乾嘉時期的學者畢沅就已經指出酈道元在裒輯史料時“類皆搜采廣博”（《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序》），有裨于考訂史實。晚清王先謙也格外稱道酈注“于漢世郡縣，端委并包，曲折貫串”（《合校水經注序》），認為足以彌補《漢書·地理志》的缺漏。今人陳橋驛經過細致的文獻排比，同樣注意到“酈注記載的包括縣在內的各級行政區劃在補正各史地理志方面的價值”（《〈水經注〉記載的行政區劃》，收入《水經注研究》）。在編著《〈水經注〉地名匯編》（中華書局，2012年）時，他還為此特意設立“州、郡國、縣——《水經注》記載的行政區劃”這一門類，以便學者檢核覆按。本書第四章在考較書中地名問題時，盡管也肯定酈氏采摭史料頗豐，“最為集中地體現在對這一時期政區地理資料的收錄方面”，但更強調對此“尚應持審慎的態度加以鑒別”，而其關鍵則在于能否“正確區分與考訂書中所載政區資料的不同時代與準確性”。作者本人在這方面其實早已身體力行，在其專著《東漢政區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以及參撰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周振鶴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中，就有不少既酌取《水經注》史料而又續加考辨的地方。所以在書中提出這樣的主張，固然受到前人和師長的啟發——如錢大昕就曾批評酈氏“雖勤于采獲，未必皆可盡信”（《潛研堂文集》卷十二《答問九》），周振鶴也曾提到“考證地名和政區沿革本非道元所長”（《西漢政區地理》下篇《高帝十五郡及武帝新開郡地區沿革》第四章《嶺南諸郡沿革》第一節《象郡沿革》，人民出版社，1987年）——但毋庸贅言也和作者治學中的切身經驗息息相關。

陳橋驛《〈水經注〉地名匯編》

李曉杰《東漢政區地理》

作者近十余年來率領團隊致力于重新?？惫{釋《水經注》，并嘗試在此基礎上繪制新的《水經注圖》，已經先后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汾水涑水流域諸篇》，科學出版社，2020年；《洛水流域諸篇》，科學出版社，2021年），主撰《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匯考》（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目前又正在主持編繪《水經注圖集·汾涑渭洛卷》。這一系列最前沿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成果，也都取精用宏地融入《通識》之中。如引言《〈水經注〉是一部“宇宙未有之奇書”》和第五章《〈水經注〉的流傳與版本》先后擇要介紹了現存主要版本的概況和演變，幾乎就是《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匯考》一書具體而微的展現。而其中居然沒有論及王先謙的名著《合校水經注》，乍讀之下頗讓人費解。因為王著自問世之后就備受推崇，陳橋驛評價其“熔酈學各著名考據學派成果于一爐，以便后學，厥功甚偉”（《論酈學研究及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收入《水經注研究二集》），即可見一斑。不過本書對此略過不提，倒并非一時疏忽，而是因為作者正裒聚諸本開展《水經注》的匯校工作，對不同版本的淵源遞嬗和優劣得失均已了然于胸。在他看來，《合?！冯m然便于取用，但按語繁冗，不僅割裂原文，而且大多并無創見，“故整體來看，此書在校勘上的價值不大”（《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匯考》“今本系統·清本 殿本之后”），將其舍棄也就理所當然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章《〈水經注〉新研》，從文本校勘、史源探究、地理考釋、地圖新繪四方面著手，以平實曉暢的語言來陳述艱深的專業知識，融入了許多《水經注校箋圖釋》系列中的研究心得，通過典型個案呈現其團隊研究的最新進展。尤其是參考大量考古發掘成果，并借助GIS數據分析和3D制圖軟件等技術，對不少《水經注》所載的水系流域和水利工程做了精準細致的復原工作，顯現出迥異于傳統酈學的新氣象。

李曉杰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

王先謙《合校水經注》

稍作比勘之后，不難發現《通識》還融入了作者一些新發現，并非原封不動地照搬此前的研究成果。如在《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匯考》中，“古本系統·明本”部分只列有五種明鈔本（《永樂大典》本不計在內），而《通識》第五章的“古本系統”里又補充介紹了一部現藏于上海圖書館、鈐有“徐氏家藏”陰文印的明鈔本，認為“此書一般著錄為‘清鈔本’，恐非”，并指出該本與其他明鈔本一樣，對恢復古本《水經注》的原貌頗具價值。令人稍覺遺憾的是在第七章中配發的《〈水經注〉主要版本源流示意圖》，直接引自《古本與今本》而沒有作相應的增補，以致前后失據，未能相互照應。大概是考慮到這部徐藏鈔本的斷限尚未成為定讞，才不得不如此處理吧?！豆疟九c今本》中使用的部分配圖，也在《通識》中做了更換。其中嘉靖年間黃省曾刻本的書影，原用周一良主編《自莊嚴堪善本書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所收明末錢允治鈔配本，此次改用臺北“國圖”所藏原刻本；近人王國維批校本《水經注箋》的書影，原用趙萬里過錄的《王國維批校水經注箋》（中華書局，2014），此次替換成吉林大學圖書館藏王國維校本原稿。作者精益求精的良苦用心，通過這些細節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李曉杰、楊長玉、王宇海、屈卡樂《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匯考》

《水經注》內容相當豐富，涵蓋了多個學科領域，即便是專業研究者，也不可能悉數精熟通曉，要撰寫一部合格的“通識”之作談何容易。曉杰教授主攻歷史地理學，在這方面的介紹自是當行出色。而與此同時，他又能統攬全局，左右采獲，對其他領域的研究居然也非常熟悉。比如第四章在縷述《水經注》各方面的研究價值時，提到此書“是研究漢語史的珍貴材料”。酈道元的記錄確實如實反映了當時大量特殊的語言現象，清初顧炎武在《音學五書·音論下·南北朝反語》中就已經注意到了。只是事涉專門，研討非易。本書作者盡管并不諳悉此道，但很善于取長補短，在介紹時充分參考了張永言《〈水經注〉中語音史料點滴》（收入《語文學論集》，語文出版社，1992年），對書中所見反切、音變等音韻現象做了簡明扼要的說明。當然，如果求全責備的話，不妨再留意一下陳新雄的《酈道元水經注里所見的語音現象》（收入《鍥不舍齋論學集》，學生書局，1984年），該文鉤稽的材料略有超出張文范圍者，部分結論也與張氏不盡相同，足資比勘對照。

陳新雄《酈道元水經注里所見的語音現象》

通覽全書，確實多有宏通精審之論，但若吹求一番，也不無可商之處。本文最后不揣谫陋，擬提出幾點閱讀時的感受，謹向曉杰教授請教。

首先，書中內容略有重出，似乎尚待進一步修訂。本書的基礎原是作者應邀為袁行霈主編的某大型叢書撰寫的《水經注》（科學出版社，2022年）一冊的導論，在《結語：新時代〈水經注〉研究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中提到，“《水經注》現被納入大型文化傳播工程的《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叢書之中”，顯然還留有刪削未盡的痕跡。書中其余增補的內容，想必也各有依憑。這些原本相對獨立的內容在匯總結集時則稍欠剪裁，如在第三、六、七章中就反復出現過圍繞酈道元序言中“訪瀆搜渠”涵義的辨析，第四章詮釋酈道元所述“伏流”“重源”的內容又重見于第六章，有時甚至連遣詞造語也未做改換，讀來稍覺重復累贅。

其次，個別介紹不夠完備，或許還可以稍加補充。如引言中述及清代轟動一時的戴震、趙一清相襲案，提到“經相關學者的長期論戰，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終將這一學術公案劃上了句號”，卻未予明確說明。原以為這是作者預設的伏筆，目的是留下懸念以待后文揭曉。沒想到在第六章《傳統酈學研究》梳理歷代研究史時，也只提到由戴震主持其事的殿本“卷入到‘戴趙相襲’案的聚訟紛爭之中，令其學術價值打了不少折扣”，對其中詳請依然語焉不詳。戴、趙之爭不僅在酈學史上影響深遠，在整個傳統學術史上也極為引人矚目，楊守敬、鄭德坤、胡適、吳天任、陳橋驛等大批名家都曾撰文考論其事，而又各執一端，意見相左。本書若能對此事始末原委稍作說明，不僅可以替讀者釋疑解惑，對時下學界盛行的剿襲之風也當具有一定的儆戒意義。

最后，在使用個別術語時偶有舛誤，恐怕還需再加斟酌。比如第六章中說傳世的幾種明代鈔本“皆為影宋本”，就不夠嚴謹。所謂“影抄本”特指用輕薄透明的紙張覆蓋于底本之上，將原書文字乃至版框、欄線、魚尾等都逐一描摹下來?，F存的這幾種明鈔本雖然很可能都是依據宋本傳抄而來，但細審書中所附書影的字體、行款，大概都不能輕易地稱作“影宋本”。前人在鑒定這些鈔本時態度就相當謹慎，王國維在論及朱希祖藏本時僅稱“明抄本”，認為“蓋即從宋刊本抄出”（《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觀堂集林》卷十二《明抄本水經注跋》）；瞿鏞在描述其藏本時則謂之“舊鈔本”，考其來歷也是“從宋刻鈔出”（《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一）；陸心源介紹其藏本為“明藍格鈔本”，并推測系“從宋本傳錄”（《儀顧堂續跋》卷八《馮己蒼校宋本水經注跋》）；韓應陛在其藏本的跋語中也只說“書系舊抄本”，“系從別刻完善宋本未經脫簡者抄出”（鄒百耐纂《云間韓氏藏書題識匯錄·史類》），都沒有說是“影宋本”。尤其是瞿、陸、韓三家，均庋藏豐富而精于賞鑒，自家藏本若為影宋鈔本，在其書目、題跋中都會明確注明，絕不會如此疏忽大意。再舉一個相沿已久，以致作者也因此失察而致誤的例子。本書第一章中說起“《淮南子·地形訓》中，集中提到了三十七條河流的發源情況”，第六章中又提及“《淮南子·精神訓》中也有‘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的記載”，可與《水經注》相互印證。其實清人姚范在《援鶉堂筆記》卷五十已經對《淮南子》篇章名稱提出過質疑：“疑‘訓’字高誘自名，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訓也’?！兑浴窡o‘訓’字。（引者按：《要略》為《淮南子》全書最末一篇，內容系概述前二十篇要旨，在提到篇名時都無‘訓’字。）”今人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商務印書館，1923年）、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都曾援引姚說而深表認同。蔣禮鴻《續〈淮南子校記〉》（收入《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又從高誘注中搜集到大量內證，指出“注文凡引《淮南》篇名皆無‘訓’字”，即使偶有例外，“作‘訓’者，后人輒改之耳”，更進一步證成姚說。覆按上述的兩處內容，均出自《淮南子》原文而非高誘注，在稱引篇名時顯然都應該刪去“訓”字。諸如此類，盡管略嫌饾饤瑣屑，為讀者考慮，還是應該加以改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