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避稅天堂到新興市場：全球資本如何重塑邊緣國家的政商關系？

談及跨國公司的避稅手段，英屬維京群島與開曼群島上的空殼公司，早已不是什么能夠挑動公眾神經的大新聞。無論是歐美明星層層套疊的避稅框架，抑或蘋果公司的“雙重愛爾蘭”結構，這些由精英與跨國公司創造的精巧設計，都在幫助他們規避風險。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金伯莉·黃將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公司網絡比作“蛛網”，構成了她所稱的“蛛網資本主義”。那些來自發達國家的幕后出資人，是蛛網中央的“主導蜘蛛”，他們通過離岸公司、基金架構和法律工具等“蛛絲”，控制著投資顧問與職業經理人。而這些依附于他們的“從屬蜘蛛”，則在中國香港、越南等地奔波運作，通過層層嵌套的公司架構，為主導蜘蛛在東南亞的新興市場投資經營，將蛛網織就到邊緣國家內部。

與邊緣國家和新興市場聯系起來時，蛛網的意義便不止于避稅的需求。它更處在道德與法律的灰色地帶，承擔著為主導蜘蛛規避風險的作用。一方面，這些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者看中了新興市場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往往伴隨著腐敗與政治不穩定，甚至由一些在西方輿論中形象并不正面的集團與個人統治。為了從事行賄等違法行為，也為了隔離風險，這樣一張資本蛛網便在中間地帶被作為中介與代理的從屬蜘蛛編織出來。

關于FDI和離岸公司，學術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定量實證研究，對它們的成因和作用加以描摹刻畫。《蛛網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在于，作者金伯莉·黃采取了在地民族志的書寫方式，試圖展現那些被宏觀數據遮蔽的一手現實。蛛網資本主義不僅存在于經濟數據、財務報表與法律文件中，也存在于投資機構的路演現場、政客與商人的酒會上，以及送給上層家族子女的愛馬仕手包里。

不同于一般的對于離岸公司的討論，作者聚焦在“蛛網”同新興市場的接合處，將視角從主導者的資本運作前移到了經濟活動的前線。相較于輿論中更受關注的“大蜘蛛”，蛛網中占絕大多數的是那些為資本在世界各地奔波忙碌的代理人，以及蛛網觸及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官僚。

這也讓我們看到了，蛛網資本主義中除了市場之外的另一個重要角色——政府。正是邊緣國家的政治現狀和政府的需求，制造了蛛網資本主義存在的空間，也正是地方官員、經濟官僚同商業精英之間的互動，決定了蛛網資本主義最終呈現出的形態。

從邊緣國家的角度出發，蛛網資本主義不只關乎投資、風險與避稅，它同樣與發展緊密相關。發展帶來的超高利潤率，是海外投資者將觸手伸向邊緣國家的動力，而政府對市場灰色地帶的包容，也往往源于對經濟增長的迫切需求。

作者 | 張宇豪

《蛛網資本主義》

作者: [美] 金伯莉·凱·黃

譯者: 汪麗

版本: 理想國｜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10月

弱制度下的發展邏輯

由于邊緣市場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新興經濟體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融資成本，才能獲得經濟發展所需的外部資本注入。除了直接的經濟代價，這種成本還體現為政府為了建立可信承諾的制度努力。矛盾的是，穩定政治局勢、改革低效腐敗的體制、建立現代制度，本身也需要經濟增長作為前提。國家必須首先擴張稅基，建立較為完善的稅收體系，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與國內精英，才能擁有足夠的財政能力推動改革。而改革本身更意味著對既有權力與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如果政府無法通過經濟增長獲得足夠的合法性和資源，它就缺乏充分的權威與激勵手段來推動國內的制度改革。

正如新加坡裔美國學者洪源遠提出的“共演過程”描述的，利用“弱制度”和非正式網絡建立市場以發展經濟，自然而然地成了新興經濟體不得不考慮的發展路徑。“弱制度”往往意味著投資者可以在短期內獲得更為可觀的經濟回報，市場的不完善使得投資者能夠通過壟斷、信息不對稱等方式獲取超額利潤，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甚至國家強力的保駕護航，也使得投資者可以付出更少的成本開展經營。

與此同時，非正式網絡則是抵消不確定性的關鍵支柱。正如《蛛網資本主義》的作者觀察到的路演現場，中介機構不需要向出資方反復證明投資項目本身的預期回報，對投資者而言，新興市場本身的潛力就意味著高回報的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中介機構有能力為投資者爭取到進入市場的機會，并確保投資者最終能夠安全地帶走自己的收益。在先發國家，這種可信承諾通常依賴制度，然而在新興市場，它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非正式的關系網絡。

《中國如何跳出貧困陷阱》

作者：（美）洪源遠

譯者：馬亮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年9月

中介機構因此扮演了一個相當有趣的角色。一方面，他們的投資者身份，以及他們在成熟金融市場中的位置，使得他們能夠維持與“大蜘蛛”在委托代理關系中的激勵相容；另一方面，他們又深度嵌入了新興經濟體本地的政商網絡之中，非正式制度的可靠性必須依賴長期的重復博弈才能維持。

這種身份還賦予了他們一項有趣的職能，這些身處邊緣國家的資本與中介，事實上承擔了一部分本屬于政府的職能。這體現在項目開發的順序和資金流動中，先期投資者負擔了部分風險與成本，由代理人完成了初步的開發和對營商環境的改善，隨后將項目轉交給資金更為充沛、對風險更為厭惡的發達國家資本。弱制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邏輯，在單個投資項目的執行過程中被壓縮而集中地呈現出來。

資本如何嵌入地方權力結構？

在不透明的政商關系中，腐敗和尋租行為如影隨形，金伯莉·黃生動展示了投資者同東南亞官員之間復雜的“人情往來”。

東南亞國家并不穩定的國內政治局勢，意味著內部精英間長期存在著競爭與博弈。無論為了回饋支持者，還是為了在權力斗爭中獲取經濟資源與合法性，至少一部分政治精英，在“雁過拔毛”之外，也確實存在發展經濟的動機與需要。而東南亞國家現階段所吸引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工業園區和基礎設施建設，這就使得所謂的“生產性租金”成為可能。

這種政商關系并不同于日韓曾經的發展型國家模式，企業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來自其外資背景。盡管為了獲得所在地的支持，外國投資者也會配合地方官員的政治需求，作者提到了深處緬甸腹地的產業園區，外國投資者不得不承接這樣缺乏短期回報的政績工程。但是外國投資者依然能夠憑借退出能力和資本優勢，在換取政治嵌入的同時維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然而資本退出的可能本身也暗示，伴隨政治局勢的波動與惡化，現有模式依然有著向恩庇侍從與企業俘獲退化的可能，毋庸說，這可能才是東南亞政商關系的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說，蛛網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當地原本的市場條件。

《繼承之戰》劇照。

金伯莉·黃親身觀察并記錄了越南房地產市場的腐敗現象。商人為了確保官員與自身利益的捆綁，策略性地采取行賄手段，抓住對方的“把柄”，從而在對方違約時擁有某種反制的“懲罰能力”。來自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者，往往比西方投資者表現得更加游刃有余，能夠適應這種依賴“禮物”與“關系”維持的政商聯盟。誠然，這很大程度上同房地產行業本身的產業特性相關，企業依賴現金流、重資本，而政府在土地與項目上占有壟斷地位。作者或許不會在調研與寫作時就預期到，在本書付梓之后，房地產企業的欺詐與貪腐在越南政壇引發了高層政治的風暴。

政府與企業的策略性互動，構成了一種將腐敗鎖定并加深的螺旋。不止一個受訪者向作者傾訴，他們不得不在新興市場中采納各種形式的腐敗，不僅僅如前所述，作為交易的潤滑劑或者關系的維護——這些都還處在我們對腐敗的常規想象中，也符合我們對于不完善的新興市場的理解——更是一種生存邏輯的需要。一位受訪對象甚至把部分官員稱為“穴居人”，對于他們而言，那些守規則的外國紳士就是可以掠奪的對象。只有當投資者能夠使用一種“很懂”的方式回應政府官員的試探時，才意味著他理解并熟悉越南的規則；而那些無法回應的投資者，更有可能在遭遇掠奪后，要么訴諸無效的制度手段反制，要么干脆灰溜溜地退出越南市場。

盡管這些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在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過著一種“天國”與“俗世”分離的生活，并把這一切解釋為他們對新興市場的策略性調適，仿佛腐敗只是一種獨屬于邊緣國家的特性。但是如果從對稱的角度來看，新興市場中的官員同樣是在進行理性決策，簡單把這些行為歸結為落后的文化，其實也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將東南亞視為欠發達的野蠻地帶。野蠻人也有野蠻人的理性，所謂“越南的規則”本身也是長期博弈穩定下來后形成的行為指南。本地官僚面對外國投資者時形成的規則，并不能簡單等同于越南社會內部的規則。

《繼承之戰》劇照。

一方面，發達國家同樣并非陽光普照的土地，一位受訪者就提到了，蛛網中的主導精英在歐洲同樣會采取不道德的經營行為。作者同樣強調了腐敗在法律與道德之間的灰色地帶。腐敗不僅有行為的維度，也有感知的維度，各式各樣侵奪公共利益的尋租行為，在不同的評價體系中是否屬于腐敗本就是模糊的。某種意義上，是東南亞的官僚們的聚會與交易方式，處在了西方精英的道德底線之下，作為連續譜的政商勾結并非一種東南亞“特產”。

另一方面，外國投資者也深度改變了東南亞國家的腐敗生態。他們帶來的不只有資金，還有先進的技術，其中也包含了腐敗的技術。作者記錄的案例其實已經體現了這一點，在先進的腐敗技術傳入前，一位緬甸高官甚至要依靠在書頁間夾帶現金的方式，將自己的非法所得交給在發達國家求學的子女。東南亞官僚們之所以敢于向外國企業索取租金，也依賴外國精英為他們提供的技術工具，比如那些資本家為腐敗官僚們注冊的離岸公司與空殼賬戶。與外資相關的腐敗，對于上級政府而言也更加難以監管。可以說，正是外國企業和他們帶來的資本技術，為本地官僚創造了新的腐敗空間，而當地官員則用一些帶有本地色彩的粗糲方式填補了這份空間。

全球資本的避稅游戲

在金伯莉·黃記錄的話語中，反復出現這樣的表述：“緬甸就像十五年前的越南”“越南就像十五年前的泰國”，這種時間上的錯位既是對發展階段的描述，也意味著發展給政府監管能力演進的壓力。為了吸引外國投資，東南亞國家大量借鑒東亞發展經驗，建立針對外資的稅收優惠制度；與此同時，本地企業也模仿東亞前輩們已經建立的成熟模式，通過建立離岸控股公司來享受稅收優惠，特殊目的公司等“組織創新”也通過擴散與學習快速地在東南亞開枝散葉。不止一個受訪者提到了蘋果公司的“雙重愛爾蘭模式”，這樣一種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尚且棘手的稅收治理難題，對于東南亞國家來說自然更加困難。

與企業高超的避稅技術和極低的稅收遵從相對，東南亞國家的稅收征管能力則顯得極為脆弱，這涉及了知識、信息、官僚體制等多方面的因素。作者提到一個頗為有趣的場景，緬甸官員對復雜的避稅手段一無所知，不得不依賴可靠的企業家陪同參會，以獲得比較多的知識支持。更為困難的是信息能力，任何一種現代的稅收形式最基礎的支柱，就是政府對真實經濟活動信息的掌握。落后的官僚體系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汲取能力，即使基層稅務官員不是為了個人利益中飽私囊，在財政能力脆弱的條件下，地方政府和特定部門也有激勵在國家征稅之外保證其預算外收入。

《大空投》劇照。

洪源遠認為新興市場發展的關鍵在于政府與市場的共同演化，但這種共同演化需要一種微妙的“平衡”，政府與企業在弱制度條件下不斷博弈與互動，每一方的試探、創新都促使另一方在博弈中發展出新的制度與技術。在這種“貓捉老鼠”的游戲中，雙方完善了制度化與理性化的進程。然而，東南亞政府面臨的卻是來自企業的“降維打擊”。

與此同時，東南亞的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是相互之間的激烈競爭。政府能力即使稍有發展，可能面臨的不是企業的互動和制度建設的提升，而是資本直接選擇退出，流向更落后的地區。于是，不僅政治發展無法自發發生，經濟發展也有可能“中道崩殂”。

如何逃出“弱制度”陷阱？

《蛛網資本主義》中的一個案例，非常鮮明地體現了資本流動性的決定性作用。一位在越南遭遇重大失敗的投資者，正是投資了礦產這種流動性極低的資產。這使得他在面對政府的勒索時——這種勒索未必是出于個體貪婪的掠奪，也可能是出于經濟安全與政府收入等公共目的——缺乏反制或者避險的手段，只能陷入政府吸引技術與資金的陷阱之中。

離岸控股公司不僅提供了腐敗的便利，以及主導精英面臨犯罪指控時的風險隔離機制，同時也為資本提供了最重要的一種能力，即在面臨政府的勒索和打擊時退出市場的能力。而且，企業面臨的不僅是來自政府的掠奪之手，依賴本地網絡的經營邏輯使得委托代理的問題變得尤為嚴峻，當地的合作者也會借助信息與社會網絡的優勢侵占海外投資者的利益。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發展與利潤，腐敗與稅收規避，這些不僅僅是市場邏輯的結果。在新興市場中，制度自身無法提供可信承諾，政府天然具有違約的能力與傾向，因此可信承諾的實現最終只能依賴投資者懲罰違約的能力。章奇和劉明興曾指出，邊緣政治精英會主動提供非正式的產權保護，以此與基層支持者建立聯盟。盡管背后的權力與社會結構，以及與之相伴的具體機制存在差異，但是相同的邏輯在于非正式的產權保護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契約安排，只能依賴各方的激勵相容保證。

如果發展不能轉向制度建設，這種非正式產權保護的權宜狀態盡管能夠為發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條件，但也會鎖死投資與發展的天花板。出于對超高回報率的渴望，容許高風險存在，短線操作并做好退出的準備，這樣的投資模式近乎賭博，在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上，以及對于當地企業和行業領域長期發展的作用上，追求短期高收益的資本究竟能夠發揮多大作用始終是可疑的。

《華爾街之狼》劇照。

《蛛網資本主義》最終的落腳點，在于如何解開全球資本的蛛網，因為蛛網是腐敗與經濟犯罪滋生的溫床。然而如同我們前文展示的，即使不去討論稅收負擔與效益的復雜邏輯，或者對這些經濟的灰色地帶可能帶來的福利改善進行效用分析，在腐敗與犯罪話題之外，從新興市場國家的角度來看，蛛網資本主義更為核心的作用依然是發展的問題。作者在書中已經談到了越南與緬甸在資本蛛網中的不同位置，以及越南如何借助地緣格局取得現階段相對的成功，但這種成功伴隨著作者充分深描的諸多陰影。

借助弱制度啟動市場，通過政府與市場的共同演化推動發展，似乎為我們展現了一條邊緣國家逃出貧困陷阱的路徑。但是東南亞的現狀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問題：東南亞只是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還是這樣的發展路徑是一種特殊的中國經驗？一方面，中國擁有足夠龐大的國家與市場規模，這意味著更大的試驗與試錯空間，也意味著即使在發展前也存在大量尚未調動的內部資源，巨大的潛在收益也使得外資更有激勵冒著巨大的風險留守在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中國的發展受益于國內外特殊的歷史機遇，更重要的是發展與改革的時間序列。正如良好的制度自身不一定自動帶來善治一樣，初始的改革模式也不是決定發展的唯一因素。時間順序與內外環境的差異，都會讓類似的改革在特定的時間點出現分歧，進而在不同國家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更進一步，即使接受類似的改革路徑能夠推動經濟增長，從制度的角度來看，更高層次的問題依然存在，一種清廉的發展如何可能？既有國家的發展經驗已經向我們展現，發展帶來的經濟機遇、政府官員掌握的尋租空間，以及特定發展模式下的政商關系，都會產生滋生腐敗的溫床。這也許可以依賴鐵腕反腐得到解決，但一種清廉的發展依然是更值得期待的發展方式。蛛網資本主義是否讓這種可能更加遙遠了？正如前文所述，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的進展只會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弱制度”啟動的發展，顯然不是一個可以一勞永逸的起點。金伯莉·黃通過對蛛網資本主義下的政商關系的深描，一方面豐富了我們對于弱制度發展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更為詳細地向我們展示了邊緣國家跨越貧困陷阱時面臨的挑戰。真正的問題或許并不在于解開“蛛網”，只要國際市場中依然存在邊緣地帶，對蛛網的需求就不會消失。核心的切入點還是，邊緣國家在借助蛛網跨越發展鴻溝的同時，如何推動其內生的政商關系與制度建設的改善，為國際市場與邊緣國家尋求一條陰影更少的平衡路徑和光明的未來。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張宇豪；編輯：李永博；校對：賈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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