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與大歷史：在動蕩的中東，人性光輝的曲折

當貝魯特的晨霧裹挾著柴油發電機的轟鳴漫進狹小的公寓，當八十歲的母親扎爾法頭上裹著用作染發圍布的紅白格紋的蠟布桌布對兒子拉賈吼出那句標志性的吐槽，拉比·阿拉梅?。≧abih Alameddine）用這幀充滿煙火氣的場景為我們拉開了一部描寫橫跨四十余年的黎巴嫩歷史圖景小說的大幕。這位 1959 年出生于安曼、擁有黎巴嫩德魯茲派血統的作家，堪稱 “跨界行者” 與 “創傷記錄者”：早年在科威特與黎巴嫩度過童年，17 歲后輾轉英美求學，先以工程師身份立足，后轉型寫作與繪畫，其作品始終游走于身份認同、戰爭創傷與邊緣視角之間。

從 1998 年聚焦艾滋病流行與黎巴嫩內戰的處女作《庫賴茲》，到斬獲美國筆會福克納獎的《望遠鏡的另一端》，再到這部榮膺2025 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輕信者拉賈（與母親）的真實故事》[The True True Story of Raja the Gullible(and His Mother)]，阿拉梅丁始終以 “局外人的清醒” 與 “局內人的共情”，書寫著故土的苦難與堅韌。作者將自身的邊緣體驗注入敘事，讓其小說體現的 “愛” 與 “抗爭” 呈現多重維度，這種跨越文化、性別與信仰的生命體驗，恰是他能精準捕捉黎巴嫩國民情緒之“愛恨交加”的核心密碼。

《輕信者拉賈（與母親）的真實故事》以豐富的想象力與手術刀般的細膩筆觸，將個人命運的褶皺與國家歷史的裂痕無縫連接。在看似瑣碎的母子拌嘴、日常對話、餐桌爭執中，半個世紀前爆發并持續十幾年的黎巴嫩內戰的硝煙、六年前銀行崩潰的陰霾、緊接著呼嘯而來的新冠疫情間的隔離層層浮現，與此同時，拉賈與母親扎爾法的堅韌、智慧與不離不棄的愛，則如穿透烏云的微光，在大歷史的粗暴碾壓下，彰顯著人性最動人的光輝。

《輕信者拉賈（與母親）的真實故事》[The True True Story of Raja the Gullible(and His Mother)]的英文版書封，該書獲得2025年美國國家圖書獎。

撰文 | 金衡山

日常敘事中的歷史印記：

瑣事承載的時代重量

阿拉梅丁的敘事魔法，在于將黎巴嫩五十年來的深重災難，溶解于最平凡的日常肌理之中。但在看似絮絮叨叨的敘述中，一根隱藏著的暗線把浸滿了血和淚的歷史托舉出來，而這一切災難的根源，則是埋藏在這個國家 20 世紀中葉后的歷史軌跡與地緣困境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黎巴嫩曾是中東地區的 “異類” 與 “奇跡”：憑借基督教與穆斯林群體的權力平衡、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貝魯特成為 “中東巴黎”，銀行、旅游、貿易業蓬勃發展，成為東西方文化與資本交匯的樞紐。但這種繁榮始終脆弱。作為阿拉伯世界中宗教與教派最復雜的國家（基督教馬龍派、伊斯蘭遜尼派、什葉派、德魯茲派等多元并存），其權力分配體系暗藏裂痕；更尷尬的是，它夾在以色列、敘利亞、伊朗等地區強國之間，既渴望保持中立，又難以擺脫大國博弈的裹挾，成為中東沖突的緩沖帶與犧牲品。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后，數十萬巴勒斯坦難民涌入，打破了原有的人口與宗教平衡；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黎巴嫩因默許巴勒斯坦武裝從其領土襲擊以色列，遭到以軍報復性打擊，國內教派矛盾進一步激化。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爭后，得到伊朗支持的黎巴嫩南部真主黨崛起，時常與以色列燃起戰火。

這種 “夾縫中求生存” 的地緣困境，讓黎巴嫩始終處于 “既不屬于東方，也不完全融入西方” 的尷尬境地，而這種國家層面的身份焦慮，最終轉化為國民對故土 “愛之深、責之切” 的復雜情緒。正如小說中敘述者拉賈所言：“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確定自己在貝魯特，但感覺又不像是貝魯特?！抑?，像每一個貝魯特人一樣，如果我能到達海邊，我就能找到方向?？諝庵宣}的味道和觸感，大海起伏的脈動，會指引我走向地中海，而地中海那永恒的存在會帶我回家?！崩Z這段感言發生在內戰開始之時，他自己也經歷了一段因離奇而不知所措、因殘酷而刻骨銘心的時光，但最終“回家”還是成為他死里逃生的驅動力。家國間的沖突與牽連讓拉賈的敘述支離破碎，夾在中間的小人物其實更能夠體悟歷史的曲折。

1975年至 1990 年的黎巴嫩內戰，徹底擊碎了這個國家曾經有過脆弱的繁榮。這場持續十五年的血腥沖突，源于基督教馬龍派與穆斯林群體的權力爭端，最終演變為多方勢力割據、外國勢力介入的亂局：敘利亞駐軍、以色列軍隊、巴勒斯坦武裝、黎巴嫩各派民兵相互廝殺，造成約 12 萬人死亡、40 萬人受傷，近百萬民眾流離失所，貝魯特被硬生生分割為基督教東區與穆斯林西區，綠線兩側成為 “死亡地帶”。1985 年內戰正酣時，拉賈為避免日語退化而開始的寫作練習，最終成為記錄戰爭創傷的《與貝魯特的日本幽靈同行》一書。書中沒有宏大的戰役描寫，只有 “狙擊手曾盤踞的屋頂”“火箭彈留下的大坑”“十七個無辜者倒下的街道”—— 這些碎片化的記憶，恰是內戰留給普通民眾最真實的烙印。

內戰結束后，黎巴嫩并未迎來真正的和平，而是陷入 “虛假穩定” 的循環：教派分權制度被保留，腐敗滋生蔓延。2006 年以黎戰爭、2011 年敘利亞內戰溢出效應、2020 年貝魯特港口大爆炸，讓這個國家在災難中反復沉淪。這種 “動蕩 — 短暫平靜 — 更大動蕩” 的歷史軌跡，塑造了黎巴嫩人獨特的生存哲學：既對國家充滿失望，又在災難中堅守家園；既痛斥政客的無能與貪婪，又在日常中踐行著對土地與同胞的愛。小說中母親扎爾法的 “街頭抗議” 與 “餐桌守護”，正是這種矛盾情緒的生動體現：她罵政府 “混蛋”，卻在抗議時自豪地喊出 “我是黎巴嫩人”；她抱怨貝魯特 “糟糕透頂”，卻也像兒子一樣，流露出死守家園的情愫，只因 “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貝魯特》劇照。

這種 “以小見大” 的敘事智慧，在 2019 年黎巴嫩銀行崩潰事件中達到頂峰。這場被聯合國稱為 “近代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一” 的災難，根源在于黎巴嫩央行自 2015 年起推行的 “金融工程” 騙局：銀行通過高利率吸引美元存款，再將資金大量投向政府歐元債券，形成 “龐氏騙局” 式的虛假繁榮。結果是騙局崩盤，政府債務違約，歐元債券價格暴跌，商業銀行資產縮水過半，存款人賬戶淪為 “數字幻覺”—賬面上的數字真實存在，卻無法取出。黎巴嫩鎊在短短幾年內貶值 98%，無數家庭畢生積蓄化為烏有。小說中，拉賈積攢半生的六位數存款無法支取，“夢想沒有褪色，而是徹底崩塌”。這場災難并未以血淚控訴呈現，而是通過母子日常徐徐鋪展：扎爾法對著天花板痛罵政客 “偷一個八十一歲寡婦的積蓄”，面對著電視上昧著良心說大話的政府發言人，她發誓“要用奶酪刨刀刮他那張惡心的臉”， 這種個人情緒的宣泄，實則是對內戰創傷未愈、正義缺席的集體控訴。

小說詳述了一個細節：母子倆清晨五點守在銀行門口，最終在秘書扎伊納布的幫助下，偷偷取出 4350 美元現金，這是他們最后一次從儲蓄中提取大額款項。最具象征意義的十六人座實木餐桌，由拉賈曾祖父手工打造，歷經奧斯曼帝國末期、一戰、饑荒而幸存，在銀行崩潰后成為精神圖騰。

小說中，歷史事件從未作為主角登場，卻如空氣般滲透生活。新冠疫情期間，母子倆的隔離生活充滿時代印記：扎爾法用稀釋的漂白劑噴灑外賣包裹，將鈔票放進微波爐消毒，擔心柴油短缺而嚴控發電機使用；拉賈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散步，享受 “多年未見的清澈空氣”。這些細節精準捕捉了疫情對黎巴嫩的獨特沖擊 。它不僅是公共衛生危機，更是對本就脆弱的社會秩序的致命一擊，讓 “反抗的火焰被撲滅，現狀得以維系”。美國國家圖書獎贊詞恰如其分：“這部作品以藝術手法探尋存在最幽暗的本質，卻偏偏荒誕得令人發笑，唯因如此，意味深長。”這種在日常敘事中照見歷史之不可承受、生命之不可承重的敘述語調賦予此書一種深沉的厚重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時常用非常個人的視角來透視現實中巨大事件的影響，在表達個人情緒的同時，歷史作為一個背景走向了前臺。場面由此鮮活。2020年發生的貝魯特大爆炸事件被寫入了小說。當量相當于一次小型核爆炸，這個源于政府失責、社會失效的事件從敘述者拉賈的口吻中得到了表述：“建筑成批持續崩塌……殘片、碎屑與鮮血覆蓋了一切。我的目光被迫從一個場景移向另一個，從一種恐怖轉向另一種恐怖。而人們－和我一樣前來目睹的人們，或成群或獨行，聚在一起，卻又各自孤立。我們－這群震驚、駭然的人，除了呆立凝望，什么也做不了。”個人在這種情況下，顯得是如此渺小，但作為一個這塊土地上的居住者，心中的憤懣油然而生。拉賈緊接著發表感嘆道：“我們的故事充斥著無盡的死亡、暴力與毀滅，卻以一種漠然的口吻娓娓道來?！彼^“默然”是因為個人被拋出大歷史之外，再天大的事也與己無關。但讀者知道，這是敘述者用一種譏諷的方式來表達對被官方所支配的“大歷史”的不滿，無論如何個人才是這種巨大破壞的承擔者。

阿拉梅丁深知，對普通人而言，歷史從來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染發時突然抽搐的脖頸、餐桌旁的爭執、銀行門口的等待、隔離時的消毒流程 、大爆炸后瓦礫中的目瞪口呆者—這些被宏大歷史忽略的 “小事”，恰恰是個人與時代最深刻的連接點，也是黎巴嫩人 “愛恨交加” 情緒最真實的載體。

《黎巴嫩》劇照。

非線性敘事：

局外人視角的意義

這部小說能斬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其敘事方式的創新性功不可沒。阿拉梅丁以 “局外人” 的獨特站位，融合非線性敘事與悲喜劇交織的筆法，打破了傳統歷史小說的敘事桎梏，構建出傳統形式下的非傳統格局。

阿拉梅丁的 “局外人” 視角，源于其跨文化成長經歷：出生于安曼，童年在科威特和黎巴嫩度過，輾轉英國后定居美國，這種不完全歸屬任何文化的身份，讓他既能深入黎巴嫩的生活肌理，又能保持清醒的審視距離。小說中，拉賈的三重邊緣身份：同性戀者、哲學教師、戰亂中的幸存者，正是作者視角的投射。他被家族視為 “異類”，被哥哥辱罵為 “不生育的兒子”，這種社會邊緣性讓他天然疏離于主流敘事；作為教授法國哲學的知識分子，他習慣以理性視角解構現實，用尼采的 “上帝已死” 對抗宗教保守主義，用薩特的 “存在主義” 解讀個體選擇；作為戰亂幸存者，他見證了太多歷史荒誕，從而拒絕宏大敘事的籠統性。這種三重邊緣視角，讓拉賈的敘述既飽含共情又不失批判，比如他描述內戰時，既沒有美化抵抗，也沒有渲染悲情，而是以 “日本幽靈” 的隱喻，將創傷轉化為詩意的反思；談論銀行崩潰時，既痛斥政客腐敗，又理解銀行秘書扎伊納布的生存困境，這種 “不站隊的清醒”，讓敘事更具張力。

非線性敘事是小說最顯著的形式特征。阿拉梅丁曾說：“一個真實的故事有許多頭，像河流的分支與細流?！毙≌f沒有遵循 “過去—現在” 的線性時間軸，而是以 2020 年新冠疫情隔離期為敘事支點，通過記憶閃回、插敘、旁白等方式，將四十余年的歷史碎片編織成網。比如，拉賈在陽臺觀察樓下年輕男孩時，突然回憶起內戰時期躲在地下室的恐懼；母子倆討論餐桌時，自然引出曾祖父的移民史與家族饑荒記憶；提及銀行崩潰時，又穿插扎爾法在迪拜被兒媳虐待的往事。這種敘事方式看似碎片化，實則高度模擬了記憶的真實邏輯 —人類對歷史的感知本就是非線性的，重要的不是時間順序，而是事件之間的情感關聯與因果共振。當拉賈將 2019 年的銀行崩潰與 1985 年的內戰創傷并置時，讀者能清晰地看到：黎巴嫩的歷史悲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腐敗、暴力與不公的循環往復。這種敘事結構，讓小說既保持了日常敘事的親切感，又具備了歷史厚重的縱深感。

《貝魯特》劇照。

悲喜劇交織的筆法，則消解了沉重主題的壓抑感，實現嬉笑滑稽中見深沉的藝術效果。阿拉梅丁擅長用幽默包裹痛苦，用諷刺對抗荒誕。扎爾法的 “毒舌” 是喜劇元素的核心：她罵拉賈 “屁股太大”，嘲笑他的哲學是 “沒用的廢話”，用吐槽回應所有困境；拉賈的自嘲同樣充滿智慧，他調侃自己的藝名 “藝伎肥胖” 過于冷僻，笑稱自己的寫作是 “避免日語退化的副產品”。但這種幽默背后，是深沉的悲情：扎爾法的強勢，源于丈夫早逝、子女背叛的孤獨；拉賈的自嘲，源于不被接納的邊緣處境；母子間的拌嘴，是災難中彼此慰藉的方式。當扎爾法在抗議時被催淚瓦斯嗆到，卻讓學生抬著她撤離，喜劇場景與悲劇內核形成強烈反差，讓人性的堅韌更具感染力。這種筆法不僅緩解了閱讀的沉重感，更揭示了苦難中的生存智慧。幽默不是逃避，而是對命運溫柔的反抗。

此外，小說的 “互文性敘事” 拓展了文本的意義邊界。拉賈的《與貝魯特的日本幽靈同行》作為 “書中書”，與主線敘事形成互文：前者是對內戰創傷的詩意記錄，后者是對當下危機的現實書寫；前者用日語寫作，后者用阿拉伯語思考，語言的差異暗示了歷史記憶的不同呈現方式。同時，小說與黎巴嫩的真實歷史事件、國際形勢形成互文：銀行崩潰與貝魯特港口大爆炸、中東地區的動蕩局勢、全球資本的掠奪性，都在文本中形成回響。這種互文性，讓這部 “小故事” 突破了個人敘事的局限，成為折射時代危機的鏡子。

人性的堅韌：

愛與勇氣構筑的精神力量

在黎巴嫩這個 “小偷遍地、見者有份” 的國度，個人在歷史漩渦面前的羸弱顯而易見：拉賈的積蓄被政府挪用，扎爾法被兒子法魯克欺騙變賣房產，無數家庭在戰亂與腐敗中流離失所。但阿拉梅丁并未止步于描繪苦難，而是通過拉賈與扎爾法的形象，展現了人性在絕境中的多重堅韌。這種堅韌不是悲壯的抗爭，而是我行我素的勇氣、無所畏懼的智慧，以及發自內心的愛的力量。

扎爾法無疑是小說中最耀眼的靈魂人物。這位八十余歲的老太太，有著 “用嘆息作為致命武器” 的狡黠，更有著在絕境中蓬勃生長的生命力。年輕時，她在丈夫的嚴苛預算下，用學徒染壞的紅褐色頭發自嘲；中年時，她在丈夫去世后重拾自我，上大學課程、畫糟糕卻自豪的水彩畫、為孫子孫女做保姆；晚年時，她被騙往迪拜忍受兒媳的虐待，卻在法語課程被拒后徹底爆發，最終在拉賈的幫助下重返貝魯特?；氐絻鹤由磉吅?，她并未沉溺于受害者的悲情，而是迅速掌控了小公寓的主導權：規定 “不洗拉賈的內褲”，要求獲得銀行賬戶的使用權，將拉賈珍視的日式門楣從餐桌上移走，換上鮮花花瓶。面對銀行崩潰，她沒有消沉，而是帶領拉賈 “占領” 銀行辦公室，一邊痛罵秘書 “撒謊”，另一邊在得知對方的恐懼后立刻擁抱安慰，最終憑借智慧與共情拿到救命錢；面對政府腐敗，她以八十歲高齡走上街頭抗議，成為示威人群中 “最年長的參與者”，用 “你媽媽知道你在做什么嗎” 質問警察，用 “別逼我把我兒子帶來” 的標語震懾當局。

扎爾法的堅韌，本質上是一種不向命運低頭的生命本能。她會在抗議時被催淚瓦斯嗆到，卻讓學生們抬著她撤離；會在隔離時感到無聊，卻用 “與楓樹說話” 的方式自我排遣；會在兒子抱怨生活時，用吐槽和玩笑話化解沉重。她的愛更是直接而熾熱：為了讓拉賈看起來年輕，堅持要給他染發；為了讓獨居的兒子不孤單，頻繁不請自來地拜訪；為了保護拉賈，在他十五歲遭遇創傷后，“不離開房間直到他說出真相”，并一生為他辯護，駁斥其因性取向而被詆毀的惡毒謠言。這種愛沒有溫情脈脈的表達，卻體現在每一次爭吵、每一次堅持、每一次挺身而出中。

拉賈的堅韌則呈現出另一種形態，內斂而持久。他在保守的社會環境中始終堅守自我：年輕時以“夸張藝伎”（Geisha Hyperbolea）為藝名做行為藝術家，中年時坦然面對鄰居男孩的調情，晚年時羨慕學生優素福作為男生卻 “像穿自己喜歡的跑鞋一樣自在地展現女性氣質”。他的 “輕信” 并非愚蠢，而是在殘酷世界中對善意的堅守：他給母親一筆錢做整容手術，只因 “看到她開心的笑容”；他拒絕相信哥哥的謊言，卻在母親堅持時買下那張 “毀掉公寓格局” 的餐桌，只因它承載著家族記憶；他收到美國基金會的虛假邀請時，明知自己二十五年未寫作，卻因 “絕望而愿意相信”。這種 “輕信”，是對 “更好生活” 的最后一絲憧憬。

拉賈與扎爾法的母子情，是整部小說最溫暖的底色。他們的關系充滿了矛盾與張力：拉賈抱怨母親 “闖入隱私”，卻在她生病時悉心照料；扎爾法嘲笑兒子小心翼翼，卻在他遭遇創傷時成為唯一的避風港。他們的爭吵永遠以標志性的吐槽開頭，以默契的和解收尾。正如小說扉頁中所引美國女詩人、民權活動家奧德雷·洛德的話：“我們最深的羈絆，既是鏡子也是武器”，鏡子映照彼此的脆弱，武器則共同對抗外在的殘酷。

《貝魯特》劇照。

這種堅韌并非黎巴嫩人的專屬特質，卻因深嵌于中東動蕩的背景而更顯珍貴。在這個被貪婪的政府和鄰國環繞的國家，生存本身就是一種反抗。扎爾法與拉賈的選擇，不是改變歷史，而是在歷史的洪流中守護自我與所愛之人。 這種 “向內的堅守”，比向外的抗爭更具持久的力量，也讓人性的光輝轉化成了抗擊外在力量的武器。

此書之所以能斬獲美國國家圖書獎，核心在于它回歸了文學的初心：故事講述、人性探討、歷史透析。阿拉梅丁用傳統的敘事框架，包裹著極具創新性的敘事內核。他以 “局外人” 視角打破偏見，用非線性結構還原記憶本質。以悲喜劇筆法平衡輕重，讓日常敘事承載歷史重量。這種傳統形式下的非傳統敘述，是其脫穎而出的關鍵。而作者自身的跨文化經歷與對故土的復雜情感，更讓這部作品成為個人記憶與國家歷史互文的一個范例。

在這部小說中，小故事與大歷史不再是對立的兩極，而是相互滲透、彼此成就的共同體。歷史或許是殘酷的、不可抗拒的，但作為見證者的個人，尤其是其身上體現的閃光之處—愛、勇氣、智慧、包容，卻能穿透大歷史的默然而綻放光芒。在被動蕩與分裂困擾的世界里，如同一束微光，照亮了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生存之道：或許不是改變世界，但至少可以看到周遭的變化軌跡，并以自己的心緒、幽默、堅毅，一步一步走下去。這種看似微小且日常的選擇，恰恰是對歷史之粗暴最有力的回應，也是文學最永恒的價值所在。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金衡山；編輯：李永博；校對：張彥君。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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