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派與整理國故運動

自胡適在1919年12月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后，一場旨在以新觀點與新方法來重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國故運動便在民國學界勃然興起。但與此同時，有關爭論也始終不絕于耳。圍繞“整理國故”的必要與否以及方法是否得當，諸多學界名流均本著各自對時局和治學的看法，公開或私下發表了不少或贊成或反對的意見，誠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時人即曾觀察到：“新思想與白話文學發生不一兩年，國學運動就隱隱地抬起頭來了。到現在，國學運動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隨聲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強烈的反對意見的亦頗不少?！痹谶@些評論中，唯物史觀派的見解無疑具有典型意義，甚至由此決定了以后相當長一個時期的歷史研究走向。鑒于過去學術界較少注意到這一問題，本文擬就此做一番較全面系統的探討，以求有所裨益于該課題研究的拓展。

一、從贊成到反對

眾所周知，大致以五四運動為界，新文化派內部發生了明顯的分化，時人曾描述說：“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面，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面，前者是《新潮》雜志社，后者是《國民》雜志社?！鲁鄙缫慌?，隱然以胡適之先生為首領；國民雜志社一派，隱然以陳獨秀先生為首領。前派漸漸傾向于國故整理的運動；……陳獨秀先生的一派，現在在做實際的社會革命運動。”

不過，由于新文化運動仍在繼續發展，因此陳獨秀等人在接受唯物史觀洗禮、逐漸轉向政治斗爭的同時，也并未完全放棄思想領域的啟蒙，他們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對胡適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表示贊許。1920年，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便說：“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括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在此期間，他還應胡適的邀請，為亞東圖書館新整理的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西游記撰寫了一系列新敘這其實也是對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支持。與此同時，已經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張聞天也針對中華書局的出版方向指出：“中華書局以后應該做的事情：(一)整理國故。把沒有用的東西淘汰，以為后輩青年的便利。……整理國故，不能叫一般遺老去整理，一定要具有下列三種條件：一、對于國故有徹底的研究；對于西洋學說也十分了解。二、有世界的眼光。三、有科學的見解?！边@更是與胡適等人的主張如出一轍。由此可見，盡管此時唯物史觀派已與胡適等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但他們對剛剛興起的整理國故運動還是持一種頗為支持、樂觀其成的態度的。

△ 青年張聞天

然而隨著時局的變化，唯物史觀派逐漸意識到“整理國故”與現實政治斗爭之間的抵牾沖突，由此開始反思整理國故運動。1922年，中共機關刊物《向導》便發表文章批評：“文化運動發生什么結果呢？他不過把那些以救國為己任的學生們趕回課堂，使那些五四運動中的領袖們學著做新詩，做白話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學，到研究室去研究文學、哲學、科學去了，整理國故去了?！敝?924年，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更是發表《受“國故毒”的學生聽著》一文針砭道：“中國國勢已經危急的了不得，而這般老學究們還在那里提倡‘國故’，這簡直是昏庸已極的事情”，“實在代表了一種反動黑暗的勢力”。與此同時，針對當時胡適、梁啟超大開國學書目，《中國青年》還及時開列出《一個馬克思學說的書目》，試圖借此消除胡適等人的影響。

在這種時代大潮的沖擊下，陳獨秀等人也迅速調整了對“整理國故”的認識。1923年7月1日，陳獨秀發表《國學》一文評價說：“現在中國社會思想上堆滿了糞穢，急需香水來解除臭氣，我們只須趕快制造香水要緊，可是胡適之、曹聚仁這幾位先生，妙想天開，要在糞穢里尋找香水，即令費盡牛力尋出少量香水，其質量最好也不過和別的香水一樣，并不特別神奇，而且出力尋找時自身多少恐要染點臭氣?！眱上鄬φ?，他這一評價明顯與此前不同。

而無獨有偶，類似陳獨秀的這種思想轉變還同樣發生在茅盾身上。1923年12月，茅盾在《雜感》一文依然寫道：“近年來整理國故運動的方法對不對，成績好不好，原是極該批評討論的；即使是過分嚴格的批評，也是社會所樂聞。但是現在有的批評整理國故，卻不肯據理討論，而徒憑主觀，說整理國故的人們，不是老秀才乘勢出風頭，便是不通西文的人以此為藏拙之道、自炫之方；那種武斷的態度、謾罵的口吻，幾使讀者疑是歇斯底里的患者?！憋@然，他此時對“整理國故”仍持一種為之辯護的態度。但時至1924年5月，茅盾對時勢的觀察卻發生了極大逆轉，于是他撰寫《文學界的反動運動》一文指出：“這一年來，中國處于反動政治的劫制之下，社會上各方面都顯出反動的色彩來。在文學界中，這種反動運動醞釀已久，前年下半年已露征兆，不過直到今年方始收了相當的效果，有了相當的聲勢。和其他反動運動一樣，文學上的反動運動的主要口號是‘復古’。不論他們是反對白話、主張文言的，或是主張到故紙堆尋求文學的意義的，他們的根本觀念是復古”，特別是第二種反動，“要到中國古書——尤其是‘經’里面去找求文學的意義?！@一等反動家，頭腦陳腐，思想固陋，實在不值一駁；他們本不敢如此猖獗的，卻因一則主張文言的一支反動派呶呶不休，引起了他們攘臂加入的熱心，二則近年來‘整理國故’的聲浪大盛，‘古書原來也有用處’，引得這班糊涂蟲因風起波，居然高唱復古了?！倍诿┒芸磥?，以上這“兩種反動運動，現在已經到了最高潮”，所以“我們應該立起一道聯合戰線，反抗這方來的反動惡潮”。不久，他又發表文章批評說：“在白話文尚未在廣遍的社會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時，忽然多數做白話文的朋友跟了幾個專家的腳跟，埋頭在故紙堆中，作他們的所謂‘整理國故’，結果是上比專家則不足，國故并未能因多數人趨時的‘整理’而得了頭緒，社會上卻引起了‘亂翻古書’的流行病”，因此我們雖然“知道‘整理舊的’也是新文學運動題內應有之事，但是當白話文尚未在全社會內成為一類信仰的時候，我們必須十分頑固發誓不看古書我們要狂妄的說古書對于我們無用。”顯而易見這番尖銳的言詞實際上是針對胡適提倡“整理國故”而發。

△ 青年茅盾

由上可知，當胡適發起整理國故運動之初，由于它繼承發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理性批判精神，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學術文化觀念，所以唯物史觀派一度對此頗為贊許。而隨著整理國故運動日益風行，其現實流弊也逐漸地顯現出來，如向來被“冷擱在毛廁邊緣的線裝書，連孔家店的一應舊禮教在內，卻逐步的得藉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美名，而重受時代之盼睞”。鑒于此，唯物史觀派開始對“整理國故”進行了嚴厲批判。1924年，郭沫若在《整理國故的評價》一文中便說：“這種整理事業的評價我們尤不可估之過高。整理的事業，充其量只是一種報告，是一種舊價值的重新估評，并不是一種新價值的重新創造，它在一個時代的文化進展上，所效的貢獻殊屬微末。”194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也一改早先支持“整理國故”的態度，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發表文章說：“要批判的接受中國舊文化，決不是等于號召中國青年去讀古書、整理國故?！边@不啻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了唯物史觀派對整理國故運動的批判基調。

二、對立中的互動

歷史地看來，唯物史觀派后來雖從現實社會的迫切需要出發，反對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運動，但是并未就此將歷史研究領域拱手相讓。事實上，當時的唯物史觀派中擁有不少以史學研究著稱的學者，而他們的研究對象也在很大程度上與整理國故運動具有某種重合性，于是雙方在研究過程中便自然呈現出一種對立中的互動關系。

具體說來，唯物史觀派并未完全否認“整理國故”的必要性，他們只是反對在全社會范圍內不加分別地籠統提倡所謂“整理國故”。郭沫若就解釋說：“國學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國學，這是他自己的分內事；但他如不問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向著中學生也要講演整理國故，向著留洋學生也要宣傳研究國學，好像研究國學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們的良心了?！蓖瑫r，他又指出：“只徒籠統地排斥國學，排斥國學研究者，這與籠統地宣傳國學，勸人做國學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同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而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币虼?，“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強天下人于一途。……凡事只能各行所是，不必強人于同”，“至于國學究竟有沒有研究的價值？這是要待研究之后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要解決它，我們便不能不研究它?！惫暨€表示：“整理國故的最大目標，是在使難解的古書普及，使多數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國的古代文書，如考證真偽，作有系統的研究，加新式標點，作群書索隱，都是很必要的事情”。由此可見，郭沫若等唯物史觀派并沒有完全否認“整理國故”的價值。

其次，唯物史觀派也并未否定胡適等人“整理國故”的根本精神，即以“評判的態度”去“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還他一個本來的面目”。李大釗就說：“拿著新的歷史眼光去觀察數千年前的故書陳籍，的確可以得著新的見解，找出真確的事實?！狈段臑懸渤姓J：“新漢學系經學堆積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統治工具的經學，改變成科學的古代社會史古代哲學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價值存在，誰說應該‘丟到茅廁坑里’呢？”而郭沫若更是直接引用了胡適的說法，認為歷史研究的首要步驟就在于“我們要還他個本來面目”，“是什么還個什么，這是史學家的態度，也是科學家的態度”。

再次，唯物史觀派還充分肯定了胡適等人“整理國故”的基本方法，甚至深受其影響，十分重視史料的整理和考證。如顧頡剛在向胡適介紹范文瀾時便說他“近來亦頗受先生的影響，屢欲改善其治學之方法”，由此可知范文瀾在接受唯物史觀之前曾經一度深受胡適影響此外范文瀾還曾參加了顧頡剛等人創辦的“樸社”，以擅長考據的清代樸學為榜樣。而正是緣于這種史料學的訓練經歷，唯物史觀派能夠充分認識到史料整理和考證的價值。李大釗便強調：“關于考證個個史實的研究，雖在今日，仍不可忽視”，“學者對此之努力，仍不可一日懈”。周谷城也指出：“整理史料，乃創造新史學所不可忽視的基本工夫?！眳握裼鹕踔撂岢觯骸拔覀儽仨殬淞⑿率穼W的考據學，對已有材料進行系統的考證。”而翦伯贊更是將此付諸實踐，在其代表作《中國史綱》中對“中國考古學上的史料”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以至當時就有學者評價說：“最近翦伯贊先生的《中國史綱》，很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部書規模甚大，特別是考古材料的大量的應用與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較?！倍@些都“表明他重視梁任公、胡適之和傅孟真所推動的新潮流”，“且有意與當時的‘主流史學’”在史料學方面“一較高下”。

△ 青年范文瀾

在唯物史觀派中，對考證學意義闡述得最豐富的是郭沫若。他提出：“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彼€批評一些所謂的新史學家“對于舊文獻的批判根本沒有做夠，不僅《古史辨》派的階段沒有充分達到，甚至有時比康有為、閻百詩都要落后，這樣怎么能夠揚棄舊史學呢？”因此，“考證乃研究工作必經之初步階段，如能‘實事求是’，可不失為作進一步研究的堅實基礎”，即使是“為考證而考證，乃割地自限，然較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終勝一籌，較之為反動而考證者更不可同日而語”，這無疑是充分肯定了考證學的意義價值。他還具體舉例說明：“魯迅是受過近代自然科學訓練的人，而又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優良傳統，他把這兩者巧妙地結合了起來，這就使他具有著充分的條件能夠闡發出民族文化的民主性的精華?！痹偃缏勔欢啵病俺欣^了清代樸學大師們的考據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學的致密……唯其這樣，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這樣豐富的成績”。

此外，唯物史觀派對胡適等人“整理國故”的成績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趙紀彬便稱贊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一書“精確至當，無可移易”，是“中國思想史研究上之一最大貢獻矣”。郭沫若也坦然承認：“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個卓識。從前因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夾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讀過。他所提出的夏禹問題，在前曾哄傳一時，我當時耳食之余，還曾加以譏笑。到現在自己研究了一番過來，覺得他的識見委實是有先見之明，在現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論辨自然并未能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的”，“好些自以為新穎的見解，卻早已在此書中由別人道破了”。他同時還評價：“胡適對于古史也有一番比較新穎的見解。他以商民族為石器時代，當向甲骨文字里去尋史料；以周秦楚為銅器時代，當求之于金文與詩。這都可算是卓識?！终f：‘以山西為中心的夏民族，我們此時所有的史料實在不夠用，只好置之于神話與傳說之間，以俟將來史料的發現?！@個態度是很矜慎的，雖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為中心，還是問題。胡君的見解較一般的舊人大體上是有些科學觀念，我前說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對于中國古史的實際情形，幾曾摩著了一些兒邊際’，但就《古史辨》看來，他于古代的邊際卻算是摩著一些，這可以說是他的進步?！?/p>

有些時候，唯物史觀派甚至還從“整理國故派”的具體觀點中得到直接啟發。如董作賓關于甲骨分期斷代和“貞人說”的論述就對郭沫若產生了很大影響。郭沫若曾說：“曩于卜貞之間一字未明其意。近時董氏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頓若鑿破鴻蒙。今據其說以詮之”。另外，郭沫若原先擬在卜辭通纂書后附以卜辭斷代表凡編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其后不久，他在與董作賓的通信中得知其有關分期斷代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已寫竣并提出“十項標準”后，隨即贊許此十項標準“體例綦密”。而當他收到了董作賓寄來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后，更是激動地說：“承董氏彥堂以所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復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復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文分十項，如前序中所言，其全體幾為創見所充滿”，“多數貞人之年代既明，則多數卜辭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貢獻誠非淺鮮”。

總之，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具體觀點來考察，唯物史觀派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而另一方面，隨著唯物史觀派不斷壯大，整理國故運動實際上也從中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和啟發。吳承仕的思想轉變便是一個典型例證。他身為章門弟子之一，卻最終跳出了“整理國故”的窠臼，轉而信仰唯物史觀。他曾說：“一直到19世紀中葉的某哲人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說以后，才把政治、經濟、歷史等等研究部門，奠定下科學的基石?！?934年，時任中國大學國學系主任的吳承仕開始著手改造國學系，他認為“我們現在研究國學，當然不能抱殘守缺，盡在故紙堆里討生活”，因此主張“應該廢除經院化的詞章考據?？睂W”。在具體的研究中，他也“再不以其業師章太炎的衣缽為滿足”，而是嘗試著運用唯物史觀去重新研究經學和中國歷史。他在闡釋《喪服傳》時就說：“《喪服》的整個表現，無疑的是某時代某種經濟社會的一個意識形態，換言之，《喪服》中諸條理，是宗法封建社會中一種表現人倫分際的尺度，同時即是后來研究古代親屬倫理的一個最適用的鑰匙。”這些研究結論無疑大大突破了“整理國故”的拘囿，上升到了唯物史觀的層次。

又如，作為“古史辨派”領袖，顧頡剛雖然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古史的辨偽，但他同時也十分關注唯物史觀派的觀點。1926年11月18日，他在致傅斯年信中就與之討論說：“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與此同時，顧頡剛也不否認唯物史觀的科學價值，他聲明：“我自己決不反對唯物史觀。我感覺到……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其基本觀念”。他還高度評價了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郭先生應用馬克思、莫爾甘等的學說，考索中國古代社會的真實情狀，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偉著，書中不免有些宣傳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獨到的見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自有此書后，我們才摸著一些邊際”。

綜上所述，唯物史觀派與整理國故運動雖然在指導思想上有所歧異，但由于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雙方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對立中的互動關系，二者之間往往相互啟發、相互促進，由是共同推動了中國現代學術轉型。

△ 青年顧頡剛

三、跳出“國學”的范圍

歷史地看來，整理國故運動雖然曾在民國學術界風行一時，但由于它僅僅局限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證，欠缺宏觀的分析與概括，從而無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高層次的歷史哲學思辨，這就很難達到其所謂“重新估定一些價值”的初衷，于是不得不逐漸退出了近代中國的學術舞臺。相反地，唯物史觀派則因為掌握了科學的理論武器，獲得了不斷的壯大。而在這一話語權勢的轉移過程中，他們還針對整理國故運動的種種流弊做出了嚴厲的批評。

首先，在研究目的上，唯物史觀派深刻地批判了整理國故運動陷于考據而不可自拔的弊病，闡明了自己非為考古而考古也的主張

眾所周知，胡適最初發起整理國故運動之時，有其明確的目的，即“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試圖從中發現中西方文明的結合點。然而在實際運作中，由于擺脫不了根深蒂固的“考據癖”，胡適往往沉溺于瑣碎的考據而不可自拔。他曾自言其在二戰后暫留美國，“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國思想史寫成，但寫到一個時期，往往被一些小問題牽引去做點小考證，這些小考證往往比寫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寫通史的工作忘在腦后，用全力去做考證”。他還說：“我為什么要做這種細碎的考據呢？也不過‘心濆涌，筆手擾’，忍耐不住而已?！?/p>

而在唯物史觀派看來，整理國故運動的這種傾向無疑是舍本逐末。李大釗就屢屢強調：“歷史學雖是發源于記錄，而記錄決不是歷史。……我們研究歷史的任務是：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因此“史學家固宜努力以求記述歷史的整理，同時亦不可不努力于歷史理論的研求”，“今日歷史的研究，不僅以考證確定零零碎碎的事實為畢乃能事；必須進一步，……于全般的歷史事實的中間，尋求一個普遍的理法”。郭沫若更針對整理國故運動的考據流弊嚴厲批評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于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摸著了一些兒邊際？社會的來源既未認清，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談起，所以我們對于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我們的‘批判’，有異于他們的‘整理’。‘整理’的終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怼允恰小^程所必須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币虼?，“我們要跳出‘國學’的范圍，然后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真相”。

△ 青年郭沫若

郭沫若還稱贊聞一多“雖然在古代文獻里游泳，但他不是作為魚而游泳，而是作為魚雷而游泳的。他是為了要批判歷史而研究歷史，為了要揚棄古代而鉆進古代里去刳它的腸肚的。他有目的地鉆了進去，沒有忘失目的地又鉆了出來。這是那些古籍中的魚們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边@不啻是對胡適陷于“考據癖”不可自拔的尖銳針砭。同時，郭沫若自己也與聞一多一樣，對國學采取的是一種“入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的態度。他聲明：“我輩非為考古而考古也，研究古代，在闡明歷史發展規律，以破除迷信。其優秀遺產則挹之以益今，否則將沉溺而不知返矣”，“從糟粕中吸取精華，從砂磧中淘取金屑，亦正我輩今日所應有事。如徒效蠹魚白蟻，于故紙堆中討生活，則不僅不能生活，而使自己隨之腐化而已?！笨梢哉f，郭沫若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是與他深入國學而又跳出國學是分不開的。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指導思想上，唯物史觀派也嚴厲地批評了整理國故運動的“非史觀”傾向，并公開闡明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柳湜就說：“我們不反對整理國故，甚至承認‘五四’以后整理國故相當的功績，但……不是主張仍和過去那樣無方法，或用錯誤的方法去整理國故，研究歷史。我們主張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去研究中國歷史”。

具體說來，整理國故運動帶有一種明顯的“非史觀”傾向，尤其是排斥唯物史觀的指導。胡適便表示：“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獨秀希望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惜我不能進這一步了。”傅斯年也提出：“歷史上件件事都是單體的，本無所謂則與例，……所以歸納是說不來，因果是談不定的”，“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倍鴦⒐澑f：“近來學者好言用唯物史觀來創造新史，這也是螳臂擋車的想頭?！^‘求得因果’，‘以為資鑒’，都是社會學者的事?，F在的歷史家不負這個責任了?！?/p>

而在唯物史觀派看來，整理國故運動的這種“非史觀”傾向無疑是錯誤的。李大釗就說：“史學家應有歷史觀，然后才有準繩去處置史料，不然便如迷離漂蕩于迷海之中，茫無把握，很難尋出頭緒來”。翦伯贊也強調：“無論是何種研究，除了必須從實踐的基礎上，還必須要依從了正確的方法論，然后才能開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確性。……沒有正確的哲學作研究工具，便無從下手”，因此“不鉆進史料中間去，不能研究歷史；從史料中跑不出來，也不算懂得歷史?！倍钔鈴]更是明確指出：“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修養而高談線裝書里的社會性質，是跳不出梁啟超、胡適‘整理國故’的圈套的。”

在這一方面，郭沫若的有關論述也十分豐富，他不僅提出唯物史觀是“參破”國學種種“門關”的一把“鑰匙”，他自己就是“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而且還針對整理國故運動做出了鏗鏘有力的批評。他說：“‘談國故’的夫子們啊!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彼詈筮€表示：“現在卻是需要我們‘談談國故’的時候?！苯裉炜磥恚@不啻是唯物史觀派全面超越整理國故運動的一份公開宣言。

再次，唯物史觀派還在一些具體的學術問題上針對整理國故運動的錯誤提出了質疑和商榷。

作為整理國故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顧頡剛、錢玄同等人發起的“古史辨運動”鑿破鴻蒙、廓清迷霧，打破了傳統的古史觀念，揭示了舊有古史體系的不可信，給長期處于封閉狀態的古史研究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同時也積極配合了當時反封建的思想解放潮流的發展；但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辨偽書”與“辨偽史”的界限，顧頡剛等人往往將“偽書”中所記載的歷史皆視為“偽史”，如顧頡剛就曾經斷言：“因為偽書上的事實自是全偽，只要把書的偽跡考定，便使根據了偽書而成立的歷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點?！比缃窨磥?，此論顯然斷之過勇。而關于這一點，唯物史觀派恰恰做出了許多正確的論述。

1945年，翦伯贊就提出：“古文經對今文經而言，雖為偽經，但亦并非憑空杜撰，而為西漢末許多學者根據今文經及其他古典文獻纂集而成。近來疑古學者往往站在今文經的立場，把古文經的纂集歸之于劉歆一人的偽造，……這種說法，未免過火?！彼⑶抑赋觯骸皩嶋H上，古文經中，還是含有真實的史料?！崩?，《左傳》記載了春秋的史實，“只要我們不為它的八股式的‘書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會歷史的最好史料”；《毛詩》亦如此，其所錄西周、春秋的詩歌，“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會的最好的史料”。他還進一步闡述說：“要從文字的記錄中找出沒有文字時代的人類之自己的記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為要辨別史前史料之是否確實，不能依于文獻的真偽，而是要以這種史料是否與考古學的發現相符以為斷。合于考古學發現的，就是偽書上的傳說，也可以用為旁證；反之，即使是真書上的史料，也要存疑。”這就科學地將“辨偽書”與“辨偽史”區分開來了。

此外，針對“古史辨派”抹煞一切神話傳說的做法，唯物史觀派也提出了批評。眾所周知，在上古時代尤其是文字發明以前，人們不得不依靠口耳相傳來記載歷史。在這些傳說中，固然有不少以訛傳訛的神話，但是也包含了許多真實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通過詳細考辨，將它們加以具體區分。然而，“古史辨派”卻將古史“傳說”混同于“神話”，認為皆是“有意造偽”而成，這就完全否定了古史“傳說”的可靠性，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古史的空白。對此，呂振羽曾明確表示：“我研究的是神話傳說，出于戰國書中的神話傳說，和西漢書中的神話傳說，都是根據當時社會流傳的神話傳說加以粉飾，正史中的神話傳說是如此，偽書中的神話傳說也是如此。正史中的偽成分要分別出來偽書中的真成分也要分別出來對于我國古史中的材料都要經過詳細分析才能引用?！边@就體現了一種更為嚴謹審慎的治學態度。

總之，無論是在研究目的和方法，還是在具體的學術觀點上，唯物史觀派都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針對整理國故運動的各種流弊作出了嚴厲批判，從而極大地超越了整理國故運動，為歷史研究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而由于缺乏唯物史觀的指導，整理國故運動往往僅僅拘囿于個別細小瑣碎史實的考證，卻不能總攬全局、貫通全史，無法揭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當唯物史觀“像怒潮一樣奔騰而入”、“風靡一世”時，顧頡剛卻不得不喟然感嘆道：“范文瀾、翦伯贊們編的書各處暢銷為什么我們不能與之爭鋒呢？”（節選自《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第5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