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菲爾茲獎的王虹，幸虧當年沒有被北大保研

“保研”這個詞，本來就自帶規訓式、篩選式、績優主義的強烈色彩。獲得菲爾茲獎的王虹，當年在北大沒有實現保研，而且在北大也感受不到什么被認可，為了找條路走才選報的法國留學項目。

對當年的她來說沒有保研是遺憾，但現在看來，她真的很幸運。

如果保研成功，只會意味著那個僵化、機械的碩士流水線中多了一個“產品”，但王虹很有可能被抹殺掉數學的天性與熱愛。

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根據一些校友和老師對王虹的描述，她在北大平凡無奇，是個非常內向的女孩。

但她身邊的法國人和美國人卻普遍認為王虹很有趣、很外向。

這像極了她的國內受到的學術評價：成績中下等，沒有顯出特別的天賦。

但她在法國顯露出數學方面的天賦之后，卻能再去美國師從數學頂級大師古斯讀博士，說明人家的學術體系允許“沒有明顯的學術成績但依然值得培養”。

這兩種評價體系，到底有什么區別？

我們的體系中所謂的“外向”，其實是有前提的：你得先獲得過奧數金牌、學校分數成績很高，然后你才有資格被評價“外向”或者“內向”。

所以，重點其實根本就不是“王虹是否內向”，而是她根本就不會被看見。

一個始終被無視的人，你當然可以說她是“內向的”。

在我大學時期，我也經常被周圍的人評價為“內向”，因為他們根本不會在意你寫文章很厲害、讀書廣博、興趣廣泛，他們只看你是不是過了英語六級和口譯證、成績排名如何、是不是學生會干部。

當我成為有影響力的自媒體博主之后，一些過去的人說：“原來你這么厲害，以前看不出來啊。”

我想問他們：是真的看不出來，還是以前根本就沒有正眼看過？

我們的教育體系正如我們的文化底色，注重的是那些顯化的標準——分數、獎項……它要的是一種可量化系統產生出來的結果，而不是——興趣、熱愛、思維方式、可塑性……

正如很多網友所說，“只負責篩選，不負責培養”。

篩選，是用那些固化僵化的尺子衡量你，符合的就漏過去，不符合的就不讓過。王虹就是不符合被保研的尺子，篩選機制不允許她繼續往上。

那么，她就失去了繼續研究數學的可能——除非她愿意在家呆著做“野生數學家”，但那又是不可能的。

當代數學研究已經到了極深的地步，閉門造車基本不可能，而是需要有平臺資源與人類最聰明的腦袋共振、交流，就像王虹在美國學術界所經歷的那些一樣。

但這種資源在國內已經被那些符合“篩選機制”的人壟斷了。

王虹在美國的博士導師古斯，對她來說不是“老師”這種角色，更不是為了帶她完成博士論文、實現畢業的流水線過程，古斯更像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學術伙伴”，他提出的問題王虹可以暫時回答不出來，而王虹提出的問題他也不會急于否定或者給出答案。

他們更像是一種“數學沙龍伙伴”，在意的是那個不斷試錯的漫長過程、是在無壓力的情況下漫無邊際的靈感爆發。

王虹也說了，數學研究最怕的是焦慮和壓力。

其實基礎科學研究何嘗不都是這樣？你只有在漫長的松弛感之中，才能真正想出那些天才的火花。

如果在國內，會有各種各樣的焦慮和壓抑等待著王虹：趕論文和無休止的論文評比、導師的功利化催促、找工作、房價、單位領導的壓制、周圍人的催婚和攀比……

王虹需要什么樣的單純環境來做研究？從她談到的一個細節可以看出來。剛到法國留學時她可以在學校任意選擇專業，這是學校所給的自由。在北大覺得“自己數學根本沒天賦沒前途”的王虹，想試試建筑學。

但學了一個學期和實習一段時間后，王虹決定還是回到數學，理由是建筑學以后需要看客戶臉色，掣肘太多，但數學可以全憑自己自由自在地去搞。

在這一點上我非常理解王虹。

當年我也是一個無法通過“篩選機制”的“廢材”。我曾經嘗試考某名校的哲學系研究生，但分數差了二十分，因為我政治卷子答得太差。

后來我和一起考研的考友們聚會，好幾個人都考上了，我很羨慕他們。我以為的聚會主題是聊康德、聊維特根斯坦，但他們聊的卻都是怎樣混畢業、將來進什么單位。

我問他們：大家都真的熱愛哲學不？

他們像看怪胎一樣看我：我們都是為了方便進XX單位才考這個研的，你還真想搞哲學啊？

從那天起，我特別慶幸自己沒有考上研。

我也深深理解了，一個逆淘汰機制，是怎樣讓那些心存熱愛的人被毀滅，讓庸眾成為把持核心資源的“門閥”。

所以我還是想說，王虹，幸虧你當年沒有被保研。

如果王虹被保研，我遺憾的不是世界上少了一個偉大的數學家，而是另外一個心存熱愛的青年，被那套機制繼續篩選，在漫長的體制化人生中，心頭的興趣和火焰逐漸湮滅。

很多人問：我們的學術環境為什么留不住人才？

其實該問的不是這個，而是：我們的文化環境為什么總是扼殺個性？為什么喜歡用僵化的量尺給人貼標簽？為什么不給人鼓勵，卻喜歡打擊和否定？為什么一切都要追求“盡快出結果”和“彎道超車”？

如果這樣的土壤不改變，那就并不僅僅只是大學學術環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