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專程飛赴新德里,與莫迪舉行峰會并聯合發布聲明,把孟買至艾哈邁達巴德高鐵再一次高調稱為”日印旗艦合作項目”,承諾給予”必要協助”。當天的聯合聲明中,兩國僅重申了孟買-艾哈邁達巴德高鐵的重要性,并表示以引進E10系列車為目標。
然而就在高市早苗離開印度不過十天,日本政界便忍不住在社交平臺公開炸鍋。2026年7月15日,日本前法務大臣牧原秀樹在社交平臺X上發帖,直接把矛頭對準印度,指對方”從不遵守承諾”,即便作出承諾也會馬上推翻,“堅持自身利益到最后一刻”。從聯合聲明到日本政客公開撕破臉,前后不過十天。這場”快閃式翻臉”,讓外界第一次這么清晰地看到,日印所謂的”戰略伙伴”究竟是什么成色。
這件事的根子,要從2015年說起。2015年12月,安倍晉三跑到印度簽下了價值147億美元的高鐵大單,由日本承建印度第一條高速鐵路,線路全長508公里,連接孟買和艾哈邁達巴德兩座城市,原計劃2023年通車,設計最高時速320公里。為了拿下這個項目,日本提供1萬億日元低息貸款,年利率僅0.1%,償還期長達50年,還附加15年寬限期,并承諾為印度國有鐵路約4000名員工提供培訓。
這套條件,在國際融資市場上屬于前所未有的讓利。日本心里的盤算是:通過這一條線,把新干線的車輛、信號系統、運維標準整套輸出,鎖定印度未來規劃中7000公里高鐵網的技術話語權,同時對沖中國在南亞基建領域的影響力擴張。
然而項目一落地,麻煩就接踵而來。2017年9月,莫迪和安倍親自出席奠基儀式,但項目開工后,原定2023年竣工的工期一再延遲,媒體將原因歸咎于土地征用受阻、疫情影響,以及日印雙方互不信任,印度還要求重新修改設計方案。工期拖延帶來的直接后果是造價翻倍。印度鐵路委員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薩蒂什庫馬爾在2026年1月表示,孟買-艾哈邁達巴德高鐵的成本已達1.98萬億盧比,較此前預計的1.08萬億盧比增加近一倍。《印度時報》2026年3月報道稱,印度計劃獨立填補高鐵項目近9000億盧比的資金缺口。
更值得關注的是,就連修這條路所需的大型盾構機,最終也得經由中國放行才能運抵印度。兩臺直徑超過13.5米的巨型盾構機在2026年3月23日運抵孟買港口,這類超大直徑盾構機全球能造的只有少數幾家,德國的生產線也放在廣州,這意味著印度不管找誰買,最后都要經過中國這道關。地緣政治上刻意繞開中國的決策,最終在供應鏈面前撞了南墻。
工期和造價的問題,日本還勉強能接受。真正讓日方徹底被架空的,是技術路線一步步被掉包的過程。按照最初協議,印度計劃全盤引進日本E5新干線列車,搭配專屬DS-ATC信號控制系統,這套信號系統一旦采用,印度后續高鐵網絡建設都會深度綁定新干線技術體系。可沒過多久,印方以列車造價偏高為由拒絕原定采購方案。
日方甚至提出免費贈送多列新干線列車,只求保留DS-ATC信號標準,但印度在2025年1月公開招標,直接限定采用歐洲ETCS-L2標準,西門子財團中標,日系核心技術被徹底踢出線路設計。信號系統是高鐵的神經中樞,一旦換成歐洲標準,日本列車在技術兼容性上就徹底失去了進場資格。日本鐵路工程師指出,新干線列車與信號系統密不可分,無法在歐洲ETCS-L2系統上運行,因此日本在列車方面也注定會被排除在外。
更關鍵的是,這次翻臉恰好發生在高市早苗訪印之后。到了2026年7月,高市早苗訪問印度,兩國最新聯合聲明中的說法明顯后退,只剩下”確認引進E10系列的目標”,沒有再明確提到日本信號系統,也沒有公布日本列車的具體采購數量和交付合同。根據印度方面的報告,E10系列車目前仍在開發中,報告沒有具體說明日本列車將何時部署到印度高鐵系統中。
按照印度目前的實際安排,蘇拉特到瓦皮段計劃在2027年8月投入運營,屆時將采用印度本土制造的B28列車,該列車的設計時速為280公里。這條日本投入了逾1萬億日元的”旗艦高鐵”,通車時車廂是印度的,信號系統是歐洲的,日本實際握在手里的,就剩當初鋪的那段土建和軌道。如果將來這條高鐵開通,跑的是印度列車,用的是歐洲信號系統,那么日本原來雄心勃勃”把新干線整套賣到印度”的設想,已經走到了失敗邊緣。
印度之所以敢這么干,背后有一套完整的內在邏輯。莫迪政府對每一個大型基建項目都套著一整套約束——本土化率、技術轉讓、國內企業參與度。印度規劃中的全國高鐵網大約有7000公里,如果全線綁死在日本標準上,意味著未來幾十年都要看日本供應商的臉色。所以從一開始,印度壓根沒想讓日本”通吃”整套系統。
此外,當年日本的合同團隊可能太在意”先把項目拿到手”,反而忽略了”用合同把技術標準焊死”,這個當年埋下的漏洞,成了印度后來”轉向”的法律依據。更深一層講,日本明知風險,卻因為急于在印太戰略層面拉住印度,始終不敢以”違約”為由真正向印度發起挑戰。印度看穿了這個死穴,所以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篤定。
印度并沒有打算只靠日本。就在日本政客氣得跳腳的同一時期,莫迪的經濟顧問開始向中國方向釋放信號。2026年3月10日,印度內閣批準修改外國直接投資規則,這是2020年4月以來首次放寬對中國投資的限制;6月,莫迪會見王毅時表態”印中不是競爭對手而是合作伙伴”,支持中國接任金磚輪值主席國。
莫迪的經濟顧問更是公開表示,印度應該吸引更多中國企業到印度投資,尤其是在紡織、服裝、鞋類、家具這類勞動密集型行業,通過中國資本帶動就業和出口增長。一邊讓日本繼續出錢修路基,一邊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尋找新資金來源,這種兩頭通吃的操作手法,放到任何商業框架里,都是一套完整的”殺豬盤”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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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中國企業對這種邀請顯然不會盲目買賬。從外界觀察來看,印度的放寬政策只是工具性策略,而非戰略性行為,加深了中國投資界對印度依然可能奉行”過河拆橋”的印象。
盡管中印關系得到改善,外界對于印度的放寬政策能產生多大效果仍持謹慎態度,尤當中印邊境緊張局勢未從根本上解決,兩國間的廣泛地緣戰略競爭仍在持續。當年中國鐵路部門應印方邀請赴新德里調研大型高鐵項目后,評估了落地難度和合作風險,最終主動放棄競標。事后來看,這是一個極為清醒的判斷。
這件事還沒有畫上句號。截至2026年2月底,全線508公里中,12個車站已完成8個的基礎建設,土建還在推進,軌道和供電仍按新干線標準走,日本還在那兒撐著。但日本真正想要的技術輸出、標準鎖定、市場樣板這三樣,目前一樣都沒拿到。
對于所有打算跟印度做大型基建合作的國家來說,這個案例的價值早已超出了高鐵本身。地緣政治的焦慮一旦凌駕于商業規則之上,對方就擁有了無限試探底線的主動權。日本用十一年時間和超過1萬億日元的代價,為這個道理交了一筆格外昂貴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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