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唐山大地震發生在今天，他會怎么寫？

撰文丨姚崢華

《唐山大地震》出版四十年了。

今年7月份舉辦的香港書展上，出版方隆重推出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紀念版。

作為書作者、傳媒人和作家，錢鋼老師在新的書序中提出一個新問題：假如唐山大地震發生在今天——AI已然大行其道的今天，一位有志于撰寫《唐山大地震》的記者或作家，將如何觀察、采訪、調查、記錄？

這個設問，直接面對科技進步對非虛構寫作乃至對新聞媒體的影響，把四十年前的作品與當下連接了起來，探討在新技術變革下AI與文學、社會學、傳媒學、文獻學乃至歷史學的關聯及可能產生的顛覆作用。

AI很聰明，頗外交辭令地表示了錢鋼的問題“非常有意思”，然后說這個問題——不僅關乎技術史的“假如”，也觸及錢鋼的寫作方法、新聞倫理、災難敘事的邊界。

像進入一個隨時隨地展開討論的場域，AI準備與錢鋼“火花碰撞”。

由此我很佩服錢鋼老師，他一如既往地站在“新聞研究”的前沿，哪怕是一本“舊作”，也要觸及新話題，引發新思考，而非僅僅是一種文本意義的紀念。

01

十年前，我們有緣在中山大學相聚。錢鋼在課堂上講非虛構，講新聞寫作，講生日報，講他所拍攝的留美幼童紀錄片……讓我印象深刻。

錢鋼曾在港大的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開設碩士課堂，嘗試了一種“生日報演示”的做法。

每個同學尋找自己出生或是爸媽出生那天的舊報，通過讀一份報紙，發現大的背景，大的氛圍，弄明白在當時政治環境下，有沒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或是從新聞傳媒的角度，看報紙的編排，字的簡繁體處理，圖片的擺放，報頭的位置變化，版面所呈現的新聞數量……找一個有趣的點，擴展開去……

他通過觸摸一張張舊報，從民國時代、中共建政、朝鮮戰爭、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革、改革開放……讓學生將目光投向歷史深處，重回“歷史現場”，發現當下與歷史、自身與歷史的連接。他自詡為這是“新聞史課堂的一道開胃小菜。”

我們作為中大一個項目的訪問者，在課堂上也無一例外地演示了自己的“生日報”。我由此意識到方法的重要性——從“一”觀其背后的種種，如二三四五六七。

這個“看問題”的角度，我近日在沈松僑的《每思華夏九回腸：近代中國的國族想象》（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6年5月）書中也得到印證，比如他對1930年代西北旅行文本的分析——這些文本對邊疆民族及其文化的正面再現與肯認，并非出自尊重與肯認“文化多樣性”的知識立場與道德信念，而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為因應現實政治需要所建構出的一套新的國族想象方式。

怎么看，決定看什么。角度和方法，無比重要。

錢鋼屬于經歷豐富的一代，從出生到成長，經歷了反右、三年自然災害、文革。而他又是其中的幸運兒，16歲應征入伍，歷任戰士、排長、干事，1972年開始發表作品。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23歲的錢鋼做為救災隊員參加了救災，“腳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壓式噴霧器、身穿防疫隊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驚世界的廢墟上”。災難現場讓他深受震撼。1979年，他成為一名記者，接受嚴格的訓練。1984年，錢鋼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時重返唐山采訪。兩年后的1986年，《唐山大地震》出版。

▲錢鋼采訪唐山礦工李玉林（圖/mjlsh）

這部巨著，四十年來，多次再版。它像一座豐碑，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寫作者。

我收到《唐山大地震》紀念版簽名本，很是欣喜，在微信朋友圈上曬圖。點贊者眾多。原媒體人、作家馮翔說這是他的新聞啟蒙之書。

資深傳媒學者徐泓教授也收到新書，她分享書的圖片時引用錢鋼的話：“要把真相告訴公眾，要允訴人民議論、追問。因為人民是所有災難的承受者，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我看到向繼東老師跟帖：“在我記憶中，寫人物的《哥德巴赫猜想》、寫災難的《唐山大地震》無人能比。”

02

回到2016年的中大課堂，我們聚焦《唐山大地震》，欲一探“錢鋼式的報告文學寫作法”。正是那一年，韓國圍棋冠軍被谷歌AlphaGo戰勝，我們隱約知道了有一種叫“AI”的東西，但對其發展前景及影響，一無所知。

現在想來，十分慶幸當時沒有AI背景，故錢鋼可以暢談他與《唐山大地震》。

錢鋼說自己深受兩個人的影響，一位是基希，另一位是最早踐行“新新聞”寫作手法的美國記者約翰?赫西（他寫的《廣島》，被評為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100部新聞作品）。

我曾經到布拉格老城尋找基希的故居。

基希的寫作，是一個良心的記者揭露社會的黑暗，寫法非常的靈活，第一是真實，第二不失神韻。其中一個片段我至今印象深刻，他寫煤礦瓦斯爆炸以后，有巨大的氣浪沖了出來，有人仰頭看到一些人形在空中飄，原來是礦工的衣服被氣浪沖出來后飄浮在空中，寫得非常傳神。我在《南方周末》的時候經常拿這篇文章做為例子講給記者們聽。

其時我正進行書人系列書寫，對于非虛構寫作中的文體歸類、歷史沿革和寫作方法，有諸多的困惑。探討中，錢鋼說，

左翼作家的作品，一般稱為報告文學，不納入西方的非虛構領域，西方自有另一套標準。說基希的《秘密的中國》是報告文學，赫西的《廣島》就不是報告文學嗎？前些年獲得諾獎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她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記錄二戰、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等人類歷史上重大的事件。上世紀80年代，這位前蘇聯作家的作品是作為報告文學被引入中國的。1987年我去蘇聯訪問時，提出要去白俄見這位女作家，當局打哈哈說，一個小伙子去見一個姑娘很正常。阿列克謝耶維奇當時還年輕，只比我大幾歲。最終卻沒有下文。

這些細節特別打動人。記得我還發問，非虛構寫作到底是文學還是新聞，可不可以有心理描寫，可不可以虛構？

錢鋼解答，這里邊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比如美國歐文?斯通寫的杰克?倫敦傳《馬背上的水手》，里邊就有人物心理描寫。還有早期的很多報告文學，《包身工》里邊的“蘆柴棒”，濃縮了若干人的故事，不是真人，包身工本身是有虛構成分。到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把陳景潤三天的事件放到一天來寫，在當時也是可以的。還有一種寫法，原材料直接變成作品的寫法，如俄羅斯的作家格拉寧，他一生有七十多部作品，其中一部《圍困紀事》，以紀實文學體裁再現列寧格勒被納粹包圍900天血戰的全景作品。

圖/網絡

1987年錢鋼采訪過格拉寧。格拉寧夫人說，為了寫這本書，格拉寧到電臺發表講話，請列寧格勒、圣彼得堡有過這個經歷的人接受他的采訪。當時約有三千人前去聯系。但格拉寧最后卻舍棄了所有的材料，只保留三個人的線索——一個人的日記，一個人的書信，一個人的口述。沒有任何剪輯，這成為紀實寫作中一個極端的例子。

錢鋼自己曾嘗試按格拉寧的寫法進行創作，卻非常難。

可你說這種寫法完全不涉主觀嗎？當一千字壓縮為五百字的時候，當三千個人只選取三個人的時候，選擇和取舍本身就是主觀行動。

還有，關于信源問題，

比如唐山大地震，我找了十個人，寫了九個，這九個的講述可以互相印證，但單個的信源無法核實，因為沒有見證者。

“寫什么”“如何寫”，是寫作的根本。至于所謂的報告文學、深度報道、新聞特寫，界限都是模糊的。

中國報告文學運動，本身是追求新聞自由的另一條路徑，在報紙不能發表的時候，記者變成報告文學作家，用這個工具做新聞的突破，劉賓雁是一個代表。不同在于，他更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立場傾向。以今天的標準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一批記者如蘇曉康、麥天樞、盧躍剛，還有我進入報告文學領域時，帶來了新聞規范。這個過程恰巧是接收新聞專業主義的過程。當年我不知道‘調查報告’，不知道‘口述歷史’。但我寫《唐山大地震》時做的就是調查報告和口述歷史。

03

我們面對面探討了諸如此類的話題，彌足珍貴。放到現在，有了AI的介入，以上的“聊天”內容估計得重新定位。

一轉眼，《唐山大地震》四十歲了，它來到了AI時代。

對AI如何提升非虛構寫作的采訪與信息搜集效率，錢鋼無疑顯現出一種興奮。他在《唐山大地震》新版序中提出了前文中的設問。

我們不妨根據他的情況做一個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個人計算機是個稀缺品。除了報社提供的一臺索尼小錄音機（僅有十盤磁帶），錢鋼的主要采訪工具是筆和紙。采訪、調查，包括尋找地震目擊者，訪問地震幸存者，采訪赴京報警的礦工、盲人樂師、精神病院醫生、看守所警察、孤兒姐弟……整個過程相當“苦哈哈”——費時費力，工作量繁復巨大。

在錢鋼看來，非虛構寫作首先要有巨量的采訪，不然細節抓不到；采訪還需要有聯想，有糾錯，有匡正，把自己帶入到別人的情境里，才能讓非虛構寫作充滿神韻。

這是創造性勞作，更不用說大量的人際交流，是心與心的碰撞。

作者進入事件之中，以及被采訪者的自然反應，這都是‘非虛構故事’中最有趣和迷人的部分。

用笨方法、慢方法，（才能）把真相從縫隙擠出來。

但今天的AI告訴他，它完全可以“不動聲色”地幫助他挖掘線索，從檔案、數據中定位關鍵人物，幫他更快地找到更多幸存者，擴大采訪覆蓋面，挖掘邊緣群體信息。

可以輔助他采訪，實時轉錄口述，自動整理材料，標注情緒與關鍵細節，提示證詞矛盾與遺漏。可以協助處理史料，修復殘缺檔案，多源交叉比對信息，核實事實，自動生成精準時間線。

還可以梳理海量數據，構建人物與事件關系，還原歷史現場……如此，成文之后，它還可以根據作者本人的反饋需求，隨時迭代升級。

這像是在說，原先需要耗時幾年的活兒，現在一兩個月甚至更短時間就可以完成。原先三十萬字的作品體量，現在一百萬字分上中下卷都未必能打住。它高效得像一條生產線，分毫不差，精準投放。

聽起來像是產品制作，而非作品創作。

錢鋼驚詫之下，不由得產生疑問：AI會不會稀釋掉《唐山大地震》中最珍貴的東西？

在 《唐山大地震》錢鋼式的災難寫作里，

很多關鍵并不在于一個數字，而在于沉默、恐懼、羞恥、失語和幸存者之間難以言說的縫隙。

其間那一處處省略號、空白點，構成了作品的張力。幾十年來我們常讀常新，深受震撼，正是作品的框架與敘事結構中欲言又止，又一言難盡的停頓。我們可以想象或理解為原著的精神內核——上世紀八十年代“人的解放”：告別假大空，直面苦難與人性復雜（搶劫中的惡、犯人中的善、廢墟上的愛）。這是作品長盛不衰的“最寶貴的東西。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試著解讀一下，個人紀實類非虛構、回憶錄、家族史，這些作品的立足點是作者獨一無二的人生經歷，如苦難、離別、鄉土記憶、時代個人命運。

但AI提供的大模型書寫，沒有實地采訪、田野調查、人物訪談的能力，無法擁有發自生命內部的共情與反思。它只能模仿情緒文字，整合已有的文本，甚至產生事實幻覺，編造引文，篡改數據。它所輸出的文本或許看起來中規中矩，零語病，卻抹平了個體差異性，失去了辨識度。

錢鋼的寫作，自有錢鋼獨特的方式。AI體則千篇一律，面目模糊，最致命的是，沒有“人味”。

所幸，在錢鋼與AI的對話中，AI迅速領會他的問題，秒回應：

AI擅長處理“普遍性”，而《唐山大地震》的動人之處在于“唯一性”——那是每一個具體的、鮮活的人在毀滅降臨時發出的最后一聲嘆息。AI能幫他重塑廢墟，但無法替代他坐在廢墟上流淚。

其實，AI是明白的。

我似乎感覺到錢鋼大大松了一口氣。他在文末寫道，

我對它狂飆突進可能帶來的問題和風險保持警覺。

同為媒體人，坦白講，在這一點上，我承認自己與錢鋼老師是“同伙”。書愛紙質，寫作愛“笨方法”，看問題愛找角度，聽課喜老師“講古”。在越AI的年代，越珍惜人的思考能力和共情能力。

我樂見AI狂奔（誰也阻止不了它的步伐），或是說，我不擔心AI，但擔心AI環境下成長的新一代，他們在AI系統中學習和接受教育，視AI輔助為默認狀態，對新聞和寫作的理解會與我們有截然不同的認識。

舉最直觀的例子，眼前兩本書，一部是錢鋼原版的《唐山大地震》，一部是AI 輔助版的《唐山大地震》，我會毫不猶豫地擁抱前者。因為書中作者的一筆一劃，含著呼吸，蘸著血淚，浸潤著汗水，最真實，最珍貴，也最稀缺，無可替代。但我擔心，以后年輕一代讀者，也這樣認為嗎？

《唐山大地震》紀念版

錢鋼 著

香港中華書局2026年7月

*題圖為唐山市西山路境子建開灤煤礦工人宿舍，來源于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