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文學”的可能性 ——以王勇長篇小說《川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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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看廣元客戶端，作者王刊

“縣城文學”的可能性

——以王勇長篇小說《川北》為例

□ 王 刊

《川北》

王 勇 著

作家出版社

這幾年，關于“縣城文學”的討論多了起來。最先，“文學”是“文化”的意思，后來這種討論還是波及到了“文學”，讓“縣城文學”回到了“文學”的本位。去年，中國作家協會組織了“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的系列活動，引起廣泛關注。縣城，是一個中間地帶，一頭連接著鄉村，一頭連接著城市。縣城作家能頻繁返鄉，即使不返鄉也能借助父母、親戚等像一根吸管一樣，吸納來自鄉野的信息，這恰恰構成了他們的寫作優勢。

在鄉土中國時期，很多作家是臉上敷著泥巴的“孩子”，鄉土文學是文學的主潮。但在轉向城鄉中國后，鄉土文學或新鄉土文學日漸式微，這種趨勢定會持續下去。

一般而言，居于城市后人們會拋棄或者忘卻根植于土地上的那一套語言系統，除盡“鄉土”的“土”味，不論是生活語言還是書面表達。大家都認為工業文明的那套話術，才是“高尚的”，通達四海的，才可以證明我們已經進化成了“文明人”。但這種通用語的反面，恰恰可能是語言個性的磨蝕，是以抹去地方性為代價的。

與“文明人”相反，有些作家會有意識地反向運動。比如羅偉章的《誰在敲門》就返回鄉村，返回大地上的語言。還比如王勇寫作《川北》（作家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時，他就有意識地貼近供養他的川北那片土地，攝取從山川河流里自然生長出來的營養物質。“我還是把少有的閑余時間用在了川北土地上的行走，我因此熟悉川北的每一個縣，每一個鄉鎮，乃至很多鄉村旮旯，見過三教九流的奇奇怪怪的人，收集和聽聞了無數的奇聞軼事。”

以上兩位作家提供了一條可靠的路徑，尤其是一個縣城作家如何通往寫作的大道，可以作為鏡鑒。

首先，要充分吸納鄉村的語言。當然不僅僅是對話，還包括敘述語言。阿來就曾經說過，你要寫出地方性，不能僅僅只是在對話里加上幾個語氣詞。吸納鄉村語言，不僅僅因為語言要跟著人物走，更重要的是地方性語言有普通話缺少的表現力。比如《川北》里就征用了一些詞語：“慪半個月的氣”“撮兩瓢苞谷”“文進武出”“哦嗬連天”“打攪”……這些語言，直接來自生活，不僅不會造成理解困難，還能增強異質感和表現力。那些信手拈來的句子，“頓時就像開水燙蔫的青菜無精打采”“大巴山人形容他們是惹不起的朝天椒”“我是蜜蜂撲過的花”“兩片嘴皮就跟打卦似的”……這些語言，是從土地上長出來的，沒有泥土就沒有它們，與來自城市的語言差別很大，恰恰給人一種蓬勃俏皮之感。

《川北》里還選用了很多俗語、諺語，“天上起的瓦子云，明天曬得胯子疼”。這些語言，是千年來人們智慧的結晶。

如果說俗語、諺語、言語和語言是小說的軟件，沒有它們，信息傳達不出去，故事沒辦法“讀”與“寫”。那么，民歌就是系統提示音。《川北》里收集了大量民歌，“清早起來去上山，拿個鋤頭扷鍋煙；忽然想起那個事，鋤頭不往土里鉆”。這些民歌負責情緒、氛圍、精神的聲音表達，自帶地方文化、方言、習俗，讓作品更接地氣。

《川北》里還有很多民俗禮儀，比如婚姻習俗的三茶六禮；看見蛇交尾預示著人要倒霉；幼年夭折的娃兒不能埋；中元節祭祖要燒袱紙、送花盤；喝雄黃酒看血社火……這些民俗禮儀揭示著人物行動的原因，預示著情節發展的方向，是交互協議。

民間傳說和民間故事，鄉村從來都不缺。《川北》里那兩朵半夜盛開的旱蓮花，金光四射；一個風水先生在龍脈上埋下一枚銅錢，后來的風水先生插下一根鐵針，正好插在銅錢的錢眼里……還有民間信仰，比如風水和巫術的描寫。這些都帶著傳奇性和魔幻色彩，增強了閱讀的動能，相當于趣味軟件。

農耕手藝，比如制漆的手藝；民間秘方，比如吃白狗可以促進生育。這是鄉人的智慧總結，是驅動農業社會向前發展的程序。

最后，得深研那些發生在本地區的歷史事件。《川北》書寫了五十年的歷史，從20世紀起始到新中國成立作為收束，主要聚焦于軍閥混戰和紅軍進入川北。但如何表現這些歷史？《川北》采用的不是正面強攻，讓小說成為歷史演繹，而是將這些宏大的事件推為遠景，讓桃花灣的秦桂兩大家族走上前臺，來承受這些事件產生的后坐力，將百姓的悲喜、抉擇附著于歷史的經緯之上，這就讓小說由“小”而知“著”，具有了史詩般的品格。這么說來，歷史事件成了小說里的運行系統。

以上的種種審美要素，要么屬于小說的軟件，要么是硬件，它們與地方性緊密相連。中華文化這個民族共同體正是由多元文明鑲嵌而成。川北的地域密碼，與新疆阿勒泰、北極的漠河、蒙古草原、江南水鄉、東南的海島顯然是不同的。正是這地域性帶來的差異性，才構成了文學寫作的異質感。在地域性上發力，這或許是“縣城文學”一個重要的行進方向。縣城寫作者，可以利用自己跟土地的血脈聯系，來拉開跟城市書寫者之間的距離，讓土地開口說話是他們天然的優勢。又尤其在今天，舊的鄉村在逐漸成為遠景，新鄉村也一步步跟上了工業文明的步伐，那些傳統手藝和屋檐下的舊事物消亡了，跟土地緊密相連的傳說、故事、風俗民情也在淡出，那么寫作一些深入舊鄉村肌理的文字，就具有了搶救性質。如何面對新鄉村，田耳的做法可以作為借鑒。他的《金剛四拿》，寫的是由于年輕人進城鄉村空心化，人死了湊不夠抬棺的人。田耳作為一個城居者，要寫出這樣的作品，就需要對流動的鄉村做抵近觀察。新鄉村的“新”就體現在：老年人因為養老問題，出現了自殺；擔心養老問題，開始存錢；熟人社會的換工和互助在消失，人與人轉向雇傭關系，勞動開始計價；賭博出入鄉野……

縣城作家不僅可以走進鄉野，還應該出離鄉野，隔著一段距離“凝視”它們。站在歷史下游回看歷史，站在整體的高度來反思地域性，用現代的觀念來完成作家的主體建設。正是這一入一出，使我們可能超越一人一事，自在高處統攝人、物、村、史。比如，《川北》里的女性，面對“性”時，并不是一副受害者的面目，她們多具有主動、平等、粗糲的姿態，這就還原了鄉野里人物蓬勃的生命力。

要做到以上，需要作者下功夫，下笨功夫，得像王勇那樣，在那片土地上行走，長久地行走、深扎，將外來之物化為自身的血肉。好的文學，從來不以“城”與“鄉”來分，好的作家從來也不以地域分，相反，如何利用地域性是區分作品好與差，作家大與小的標尺。對作家來說，生活不在遠方，恰恰就在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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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看廣元客戶端

作者：王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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