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弱女子，怎能是惡勢力？！

寫下這篇文字的時候，我盡量勸自己不要激動，不要憤怒，盡量用平實、客觀的語言來講這樣一起冤案。

近日，永雄公司湘潭分公司負責人寧小娥（化名）的辯護律師收到界首市人民檢察院寄送的《羈押必要性審查結果通知書》。文件顯示，界首市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有繼續羈押必要，家屬致電法院詢問取保候審申請處理進度，得到的口頭回復結果也基本一致，理由是：“量刑建議五年以上，有較大社會影響力，不能辦理取保”。

因為長期關注湖南永雄案件的原因，寧小娥的父親通過后臺加了我的微信，希望跟我講一講他女兒故事。

“我閨女從小連殺雞都不敢看，待人永遠客客氣氣，怎么就成了惡勢力了呢？” 老人的聲音裹著哭腔，也藏著一個普通家庭最深的絕望。

一、她曾是一名普通的留守兒童，懂事得讓人心疼

1992年出生的寧小娥，是大山里窮出來的孩子。3歲那年，為了湊夠兄妹倆的學費，父母咬牙南下廣東打工，把她托付給鄉下的外婆。一年后夫妻倆趕回家過年，女兒卻攥著外婆的衣角，躲在門后怯生生地看他們，眼神里全是陌生。

“哄了整整一天，她才小聲叫了句‘爸爸’。” 寧父至今想起都紅著眼眶，“那時候窮啊，不出去連飯都吃不上，可看著孩子認不出我們的樣子，心里像刀扎一樣。” 年后返工的日子來得飛快，別家孩子哭著拽住父母的衣角不放，不到四歲的寧小娥卻攥著媽媽的手，認認真真地說：“爸爸媽媽賺錢錢給我交學費，我長大了要和哥哥一起去上學。”

她的懂事，從童年就刻進了骨子里。6歲時，媽媽辭工回家帶她上小學，她放學回家就搬著小板凳站在灶臺邊煮飯，踮著腳炒菜、洗衣、掃地，喂完雞鴨，又坐下來寫作業；12歲上初中開始住校，所有事情都是自己打理；到了初三，她主動跟父母商量，讓媽媽也回廣東打工：“爸一個人賺錢太辛苦了，我在學校能照顧好自己，放假我自己回家做飯，你們別擔心我。”

從初三到高中，再到大學，這個姑娘獨自扛過了所有求學的日子。除了學費和必要的生活費，她從沒多要過一分錢。初中畢業考上衡陽縣三中，報到、繳學費、搬行李、鋪床鋪，全是她一個人完成。寧父本來想請假送女兒，卻被她在電話里攔了下來：“爸，我現在長大了，我能行！”

高中三年，她把父母寄來的錢省了又省，剩下的都存進銀行卡，說“將來上大學花錢多，爸媽賺錢不容易”；考上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后，她年年拿獎學金、評優秀，轉頭就想著怎么替家里減輕負擔。大一暑假她第一次去廣東打零工，兩個月賺了2700塊錢，打算給自己買一部好手機。去到手機店，她挑了又挑，最后選了一部1800塊的手機，卻把剩下的900元全塞到父親手里：“這是女兒第一次孝敬你，你收下！”

大二那年，她有一位女同學家境困難湊不齊學費，于是打電話跟家里商量，想帶同學一起去廣東打暑假工，由家里提供吃住。“都是窮苦人家的孩子，能幫一把是一把。” 寧父說起這件事滿是欣慰，女兒的心善，從來都不是嘴上說說。同學來的那段日子，寧小娥下班就陪著她，有好吃的分一半，周末帶她四處轉轉，生怕同學覺得拘束。到了大三，因為實習沒法打暑假工，她就批發鞋襪、圍巾、小飾品，一有空就去大學門口擺攤，賺來的錢全當生活費，不肯再向家里多要一分。

這個從貧困山村走出來的姑娘，一輩子都在學著獨立、學著體諒、學著與人為善。她拼盡全力從泥地里爬出來，想靠自己的雙手讓父母過上好日子，想安安穩穩擁有自己的小家庭。沒人能想到，這樣一個溫順、節儉、心善的姑娘，有一天會和“黑惡勢力”四個字扯上關系。

二、她只是個普通的打工人，卻被扣上了“涉惡”的帽子

進入永雄集團的那幾年，寧小娥依舊是最踏實肯干的那一個。從普通員工做起，一步步升到組長、部長，再到分公司總經理，她走的每一步都守著規矩。

寧父不是沒有擔心過。聽說女兒做催收行業，他瞞著女兒悄悄去公司摸底，查資質、問監管、看管理制度，確認這是一家經合法審批、受政府部門監管、制度公開透明的正規企業，才徹底放下心來。“我跟她說，咱們窮歸窮，違法的事絕對不能做。她跟我保證，爸你放心，公司有規定，我們都按法律來。”

工作這些年，她認認真真學法律知識，公司調她去張家界、去山西、去湘潭，她從來沒有二話。頻繁的人事調動背后，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她既沒有法人資格，也沒有人事任免權和財務決定權，也沒有長期固定的下屬，不過是個上傳下達的執行者，一個靠著努力打拼的普通打工人。

2023年，她的人生眼看就要步入新的階段。那年5月2日，她和相戀多年的丈夫舉辦了婚禮。丈夫是單親家庭，6歲喪父，由母親獨自拉扯大，兩人都是晚婚，早就商量好，她辭去分公司總經理的職務，安安穩穩備孕，盡快生個孩子，兩邊老人都盼這一天盼了很久。

2023年5月19日，是她去湘潭分公司辦理交接、和同事告別的日子——人事調令早已下發，她已經不再是湘潭分公司的負責人。可就是這一天，“跨省抓捕”的暴力機器落到了她的身上。安徽界首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涉惡為由，將她帶走。

一場漫長的煎熬，就此開始。

偵查的前37天，成了寧小娥和家人永遠的噩夢。辦案人員從外地調來警員，對她進行了7天8夜的疲勞審訊，身體上的熬磨尚且能忍，精神上的打擊幾乎將這個弱女子擊垮——他們謊稱她的母親意外摔斷腿正在醫院手術，可能落下殘疾；又謊稱她丈夫在打聽案情返回湖南的途中出了車禍，正在搶救。他們告訴她：只要認罪，只要指證總公司高層，就放她回去見家人。

“我閨女從小就心軟，最惦記家里人。一邊是沒日沒夜地熬，一邊是爸媽、老公‘出事’的消息，她一個女孩子怎么扛得住？” 寧父說起這段，聲音止不住地發抖。他們用最卑劣的方式，拿捏住了一個普通人最柔軟的軟肋。

可即便如此，后續的司法程序依舊沒能坐實“涉惡”的罪名。案件移送檢察院后，兩次退回補充偵查，都沒有查到任何涉黑涉惡的實質性證據。最后，辦案機關用一個“尋釁滋事罪”提起公訴——這個被法律人稱為“口袋罪”的罪名，成了套在寧小娥身上的枷鎖。

三、一千一百天的羈押：“拖”字訣下，誰為普通人的冤屈買單

2024年5月14日，案件正式起訴到界首市人民法院。寧家人原本以為，終于等來了討公道的地方，卻沒想到，這只是另一場漫長等待的開始。

2025年5月26日，案件終于開庭審理。寧父坐在旁聽席上，看著被告席上瘦了一圈的女兒，眼淚止不住地流。不過，令他欣慰的是，當庭二十多名湘潭分公司的員工，沒有一個人指證寧小娥授意、培訓、指使過違法違規催收，更沒有人指證她直接參與過非法催收工作。

一個連一線催收都沒有沾過的分公司負責人，一個零違規的普通職場人，就這樣被釘在了“尋釁滋事”“涉惡”的十字架上。

開庭之后，判決遙遙無期。法院先是以“不可抗拒的原因”出具中止審理裁定，隨后又以“重大疑難復雜”為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審理：從2025年6月到2026年10月，整整五次延期，一審開庭至今已經376天，遠遠超出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定期限。

家屬和律師一次次遞交取保候審申請書、羈押必要性審查申請，換來的都是冰冷的駁回。理由永遠大同小異：屬于涉惡案件，量刑建議五年以上，有社會危險性，不予取保。

“人都關了三年多了，案子開了庭也一年多了，連個判決都沒有。” 寧父想不通，“我閨女一個文弱女子，她能有什么社會危險性？法律明明說，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的，可以取保候審，為什么到了我們這里，就不算數了？”

沒人能給他答案。

這樁案子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僵局：從法律上看，合法企業的正常催收行為，即便存在爭議，也遠遠夠不上尋釁滋事罪，更談不上惡勢力犯罪集團；從事實上看，公司管理規范，沒有有組織的軟暴力催收，更沒有寧小娥授意違法的證據。判無罪，要面對偵檢機關的壓力；判有罪，就是一起違背事實和法律的冤假錯案。于是，辦案機關選擇了最省事的方式——拖。

案件久拖不決，人員久押不放，資金久凍不解。可他們忘了，“拖”字訣的代價，從來都是由普通人來承擔。

被羈押的寧小娥耗不起。三十四歲的年紀，本是新婚燕爾、備孕生子的最好時光，卻在看守所里耗了三年。再拖下去，高齡生育的風險越來越大，她想要一個孩子的平凡愿望，可能這輩子都無法實現了。

數百個涉案家庭耗不起。永雄公司早已被拖垮倒閉，員工失去工作，家庭斷了收入。寧家老兩口靠著微薄的積蓄度日，天天守著電話等消息，眼睛快要哭壞，身體也熬出了毛病；丈夫的老母親日日盼著兒媳婦回家，盼了三年，盼來的只有一次次延期的消息。

司法的公信力也耗不起。當一個事實清楚、證據存疑的案件，可以無視審限規定無限期拖延，可以用兜底條款隨意駁回取保，可以讓一個清白女子背負三年“涉惡”污名，公眾對法治的信任，就會在一次次等待里慢慢消耗。

遲來的正義非正義。可對于寧家人來說，他們連“遲來”的希望，都遲遲盼不到。

四、寫在后面

我時常痛恨自己的無能為力。雖然干過記者，卻寫不出有力量的作品，成不了有影響力的創作者。面對這般令人痛心的冤案，除了幾句沒多大用的微弱吶喊，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如果有萬分之一的可能，這篇文字有幸，能被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界首市人民法院、界首市人民檢察院，或者安徽省的某位領導看見，我衷心期盼，能觸動諸位心底最樸素的底線——或許是黨性、或許是良知、或許是法治精神......

我懇切叩請各位執法、司法者，關注一下這起久拖未決的案件，關注一下這位被無端冠以“惡勢力”名頭、蒙冤三年的弱女子。

我也是一名有女兒的父親。我寫下這些文字，不止為寧小娥一人發聲，我只盼人間法理昭彰，世間少一點無辜蒙冤，愿每一個孩子，都能活在公平正義、清朗無冤的世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