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00年，日本以八國聯軍成員的身份首次大規模踏上中國土地，兵力最多、搶劫最甚。37年后，他們再次攻入南京，這一次不再是列強之一，而是唯一的侵略者。這組照片，串聯起這段從覬覦到侵占、從掠奪到屠戮的歷史軌跡。每一張，都是我們不能也不該忘記的真相。
這組的清末老照片，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日本步兵在北京的影像。
他們頭戴明治十九年式軍帽，身穿深色軍服，許多人胸前斜挎著卷起的大衣，腳踩高幫牛皮編上靴+白色帆布綁腿，手持“金鉤步槍”（三十年式步槍），腰掛“太郎包”和水壺。
1900年，為了鎮壓北方的義和團運動并維護在華利益，英、美、法、德、俄、日、奧、意八國組成聯軍入侵中國。其中，日本派出的兵力最多，達到了約2萬余人，主力為其精銳的第五師團（師團長山口素臣中將），出兵最多的國家，他們攻破朝陽門、東直門，占領北京后大肆搶劫，甚至搶走了清宮300萬兩白銀。
這張老照片里，日軍的刺刀旁，是一群瑟縮的婦女、孩子，甚至襁褓里的嬰兒——他們眼神里的恐懼、麻木，像一把鈍刀，狠狠剜著每個看到者的心。
這是抗戰時期日軍“掃蕩”后，青壯年男性被屠殺、擄走，只剩婦孺在侵略者的槍口下茍活。日軍用這種方式制造恐怖，摧毀村莊，更摧毀中國人的抵抗意志。
照片中，一群中國平民擁擠在“大日本軍施療所”（即日軍診療所）門口，他們衣著破舊，神情帶著對免費醫療的渴望。然而，這并非出于人道，而是日本軍政當局“醫療宣撫”政策的一部分，旨在麻痹淪陷區民心、穩定統治秩序。旁邊的“同仁愛濟院”是日本在華最大的醫療衛生團體——“同仁會”。
同仁會名義上是普及醫學的公益組織，實則受日本外務省和軍方嚴密控制。抗戰爆發后，同仁會頻繁派遣診療班，打著“施療”“救濟”的旗號，緊隨日軍侵略步伐，成為其統治的幫兇。
表面上，這是日軍為“安撫”淪陷區民心設立的“慈善診所”；實際上，它是日本軍政當局“醫療宣撫”的工具。同仁會診療班在日軍特務機關指揮下，以“施療”為名，行控制、掠奪之實，甚至為日軍慰安婦提供醫療服務，并為細菌戰研究提供數據支持。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之后，“廣州治安維持會”兩名臭名昭著的漢奸女干部梁馨蘭（左）與石應蓮（右）站在臺上，面對密密麻麻的市民進行“宣傳”。
兩人站在簡陋的臺子上，面對臺下密密麻麻戴著禮帽的市民。右側的石應蓮，正對著人群講話；左側的梁馨蘭則在一旁配合。她們身后的豎幅上寫著醒目的“街頭宣傳”等字樣。
這兩女漢奸經常深入學校與街頭，以“維護東亞秩序”“建設王道樂土”為幌子，欺騙廣州市民。她們的核心目的之一是逼迫市民交出所有金屬品（包括金銀首飾、銅鐵器具等）。這些被搜刮的物資會被運往日本，直接用于制造武器彈藥，以支持其進一步的侵略戰爭。
這張照片是日軍侵華的鐵證，出自侵華日軍榎本金之助的私人相冊，拍攝于1936年的東北遼寧鳳城一帶，一群侵華日軍穿著冬季防寒軍裝，圍坐舉辦所謂“慶功宴”，居中的日軍手中捧著的，正是抗日烈士閻生堂的頭顱，其余日軍舉杯張狂炫耀，以殘害英烈的暴行當作自己的“戰功”。
閻生堂是遼東地區知名抗日領袖，擔任中國少年鐵血軍第1路軍指揮，從1932年起就在鳳城周邊拉起隊伍抗擊日寇，多次重創日偽軍勢力。
1936年12月18日，他被日偽軍重兵包圍，突圍時腿部中彈負傷，為避免被俘受辱，選擇自盡殉國，年僅26歲。戰友重返戰場收殮遺體時，只找到了他的軀干，頭顱始終下落不明，這樁懸案沉寂了80余年，直到2018年這本日軍相冊被公開，才揭開了頭顱被日軍割下邀功、拍照炫耀的真相。
1937年，南京淪陷后，四名日軍軍官在南京中山陵陵園大道上留影。他們后面是中山陵的陵門、祭堂主體建筑，背靠紫金山麓，陵區空曠肅穆，整座陵園已完全處于日軍掌控之下。
南京淪陷后，日軍當局將中山陵作為重要的輿論宣傳工具，日軍有組織地安排各級軍官、外交使團前往中山陵“參觀”“謁陵”，并大量拍攝這類合影，交由日本國內及淪陷區的報紙大肆報道，刻意塑造日軍“尊重中國先賢”“保護歷史建筑”的虛假形象。
孫中山在全中國擁有極高的社會聲望，日軍打出“繼承中山先生遺志”“大亞洲主義”的旗號，試圖消解淪陷區民眾的抗日意志，為其扶植傀儡政權、推行“以華制華”的殖民統治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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