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敘事｜海洋文學的敘事類型及其中西差異

以海洋為主要故事場景或背景，展現人類與海洋復雜關系的海洋文學，已成為近年中國文學界內外持續關注的“課題”。本版三篇文章，無論徐勇對海洋文學敘事類型及其中西差異的透視，郭勇健對中國觀海文學的審美智慧的追溯，還是王冰冰對陸海統籌視域下的中國當代海洋文學的觀照，皆指向中國海洋文學需要突破西方海洋敘事框架，構建獨屬于中國本土的，獨立、成熟的海洋敘事。 ——編者

海洋文學在中國古代雖不占主流，但并非沒有傳統，有關海洋的想象，在中國自古以來就很盛行，《山海經》自不必說；其他像《逍遙游》《觀滄海》等也都是廣為流傳的典型。在這當中，海洋詩歌是主要體裁，歷史上的重要詩人很多都留下了海洋詩歌作品，這也與古代中國作為詩歌大國有一定的關聯。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古代中國有關海洋的想象，大多屬于幻想文學，即使是敘事，也大多不屬于寫實之列，《鏡花緣》《月球殖民地小說》《三寶太監下西洋》皆如此。中國的海洋文學傳統屬于虛寫海洋一脈，這是與西方頗不類同的地方。

所謂海洋文學的敘事類型，主要針對的是敘事類海洋文學作品。抒情類作品，比如海洋詩歌，也存在一定的敘事性，因而也呈現出相應的敘事類型特征，但其程度不高，并不具有典型性。海洋文學的敘事類型，可以從三個方面綜合把握。一是敘事風格上，可以分為烏托邦敘事、惡托邦敘事、浪漫化敘事。一是地域空間上，可以分為海島書寫、海岸書寫、近海書寫和遠海書寫。一是想象海洋的方式上，可以分為陸地-海洋書寫（簡稱陸海書寫），海洋-陸地書寫（簡稱海陸書寫），陸地-海洋-陸地書寫（簡稱陸地中心書寫），以及海洋-陸地-海洋書寫（簡稱海洋中心書寫）。

烏托邦、惡托邦與浪漫化海洋敘事

烏托邦海洋敘事，是海洋書寫中比較常見的敘事類型，其源頭顯然與《烏托邦》等政治敘事有關。這一類型的海洋書寫，以《魯濱孫漂流記》《海底兩萬里》《奇島》等為代表?！缎率^記》中的“文明境界”、《鏡花緣》中的“君子國”和《新中國未來記》亦屬于烏托邦想象。就像凡爾納的《機器島》所顯示的，海洋烏托邦寄托了人類想在陸地之外相對隔絕的空間——諸如島嶼或半島——構筑烏托邦幻想的愿望，但這種愿望其實是脆弱的。因為，只要人類的欲望還在，人類對權力的向往不會滅絕，海洋烏托邦就一日不可實現。

海洋也見證著罪惡和殺戮：海洋往往構成法外之地，是罪惡的淵藪和溫床。人類一旦管理不好自己的欲望，海洋烏托邦就可能變成惡托邦。因此可以說，海洋敘事中，烏托邦敘事與惡托邦敘事具有很大的關聯，其區別只在程度的不同。敘事傾向于惡托邦海洋的小說，有《白鯨》《海狼》《偏居一隅》等?！陡窳蟹鹩斡洝贰饿F魚之亂》等則屬于介于兩者之間的形態。

不論是烏托邦想象還是惡托邦書寫，海洋在其中都是一種高度的隱喻，它構成陸地秩序之外的新的秩序或新的可能，或者說是作為陸地秩序的對立面而存在。陸地在這些小說中，是隱喻性的海洋寫作的對立面。海洋并沒有以一種實際的形態顯現出來。

與隱喻性海洋敘事具有相似性傾向的，是浪漫化海洋敘事。這在雨果的小說中有特別明顯的表現，比如他的《海上勞工》就是這樣的例子。此外像《迷人的?！芬矊儆诖祟悺＿@些小說中，海洋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的產物：海洋被高度人格化了。

海島書寫、海岸書寫與近海書寫

在海洋文學的寫作中，地域空間的差異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其中，比較獨特的是海島書寫。海南作家林森的海島書寫比較典型。在他那里，海島既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同時又是中國版圖的“天涯海角”，即所謂中心之外的邊緣。此種復雜認同關系，使得他的小說特別喜歡寫那些自我放逐的人物（《島》）。但林森也充分意識到，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任何天涯海角，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侵襲，全球化的觸須已經深入到地球的每個角落。這使得他的海島書寫呈現出全球化的同步-不同步關系。中國作家的海島書寫，還有楊怡芬的《魚尾紋》、楊少衡的《石化島》、龔萬瑩的《島嶼的厝》和陳毅達的《海邊春秋》等。海島書寫的另一個典型特征是，小說中會建構海島與陸地的對應關系，海島作為自我他者化的對象或曰客體而出現，其典型者有《魯濱孫漂流記》《偏居一隅》《月亮與六便士》等等。海島只是暫居的所在，終究要回到大陸。這是一個異己的空間，因此可以說它在被浪漫化或神秘化的同時，也被他者化了。

海洋文學寫作中，海岸書寫應該說是較為普遍且具有典型性的傾向。中國的海洋文學很多是海岸書寫，比如說張煒的《葡萄園》、須一瓜的《五月與阿德》，以及蔡崇達的小說等等。這些小說的主人公主要是在海岸活動，他們既要面向海洋，又要遵守岸上的秩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岸上的秩序決定了小說主人公面向海洋的態度；他們的根基終究是在岸上。

這樣一種“海岸時空體”（即海岸書寫），與某些小說（比如李師江的《黃金海岸》）中出現的疍民的生活狀態頗類似。疍民生活在船上，但始終保持同岸邊陸地的適當距離，既不遠離，也不靠近；這是一種具有反思性質的狀態：對陸地秩序和社會的反思，也是對無根基生活（也即遠洋生活）的恐懼。這種矛盾狀態，或者說張力關系，可以說正是海岸書寫的典型特征。海岸書寫，在西方也并不少見，比如說伍爾夫的《到燈塔去》、科爾姆·托賓的《黑水燈塔船》、西格弗里德·倫茨的《少年與沉默之海》、愛麗絲·默克多的《大海，大?！返染褪堑湫汀v史地看，海岸書寫，總體上是一種保守的文學形態，從陸地退守到海岸，到海岸為止；但同時，海岸又是一個新的起點，時刻準備從海岸出發。退守的姿態決定了他們的主人公們把海岸視為一種精神家園，常常把海岸視為一種自然而然形成的邊界——既是活動的邊界，也是思考的邊界——他們在海岸建構起他們的信仰，他們并不把向海圖存作為人生的追求。

與海岸書寫相接近的是近海書寫，其明顯特點是，海洋構成主人公們的生存空間，小說的主人公是把海洋視為大陸的延伸，甚至大陸秩序的一部分對待的，他們雖然很多時候能征服海洋，但卻并沒有想到要赴遠洋或走向深藍，更不用說征服海洋了。遠洋仍舊是充滿恐懼的所在。在這些小說中，近海往往構成陸地和遠洋的中間狀態，這些小說所形成的是一種可以稱之為陸地—海洋（近海）—陸地的關系結構，這在趙德發的《大海風》中表現明確，小說通過邢昭衍這一形象所構筑的是一個類似于青島—大連—上海的三元結構，近海（如黃海、東海）是這一結構的中介。可見，在這些近海書寫中，近海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民族國家的隱喻出現的，近海既是陸地的延伸，也是民族國家命運的象征，其隱含的邏輯常常就成為：中國要想真正走向世界，或實現偉大復興，就必須越過近海，而走向深藍（遠洋）。

中國近年來也開始出現遠海書寫的作品。楊少衡的《深藍》就是這樣的典型。小說在這現實和歷史相交織的推進中，展現中國人向海圖存的艱難與困厄。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要想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打破近海的限制，走向深藍。

遠洋書寫及其相關母題

總體上看，世界海洋文學的版圖中，遠洋書寫應該是最為集中且最具典型特征的。這是一種可以稱之為“海洋-陸地-海洋”的海洋中心書寫。在這些小說中，主人公大多沒有固定的居所，相反，海洋則成為他們征服的對象。比如康拉德的《吉姆爺》、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麥爾維爾的《白鯨》、杰克·倫敦的《海狼》等，最具有典型性?！稒C器島》《魯濱孫漂流記》一定程度上也屬于此。在這里，征服海洋帶來的問題同樣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們是把海洋視為家園和隨意出沒的空間，既無邊界感，也無秩序意識，小說的主人公往往通過征服海洋而完成主體的建構。另一方面，當他們把海洋視為征服的對象，海洋被主體化的同時，陸地就成為“他者化”的對象。這種“他者化陸地”的做法，與海島書寫中的自我他者化并不相同；這里的“他者化”是一種強加和賦予，其結果是海洋、與海洋關聯的陸地都成為了被征服和統治的對象，而同時，這樣一種“他者化陸地”和征服海洋的二元結構，又是以西方作為超驗式的存在而起統攝作用的，某種程度上，這就是一種霸權意識的呈現。在這里，陸地反倒成為了海洋的附屬形態——不是延伸，而是附屬——因此，充滿冒險精神的海洋和保守的陸地就構成一種對立關系。

在這一類小說中，也因此形成三個彼此相關的原型或母題，其一是海洋或海島構成某種隱秘的誘惑。所謂海盜小說或藏寶小說多與此相關，比如說《金銀島》《基督山伯爵》，這也延伸出另一個母題，即神秘海島和探險的故事，此為其二。這類小說特別具有普遍性，其典型有《神秘島》。其三，則是災難或災異敘事。《海底兩萬里》《機器島》《鯢魚之亂》等等屬于此類。在這一傾向中，海島或海底的艦艇先是被發現或被構筑為遠離陸地文明的烏托邦式的存在，最后又會毀于欲望或誘惑。與這一傾向相類似的，則是如下的傾向：縱使再偏僻荒涼的海島，最終也要被現代化、全球化所觸及，并被改造?！稒C器島》中的機器島遠游世界海洋就是這樣一次文明的巡航和檢閱，其所到之處，無不是被現代社會影響的土地。

雖然海洋文學在中國和西方有著彼此不同的表現形態，甚至可以說，中國的海洋文學整體上不如西方發達。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人海洋意識的薄弱。中國人傾向于把海洋視為天地宇宙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為了征服它，這也使得中國人的海洋意識別具包容、開放和建設性價值。中國的海洋文學是這一海洋意識的充分表現，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價值。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