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 | 被犧牲的女性——從安提戈涅到鄰家女孩

《被犧牲的女性——

從安提戈涅到鄰家女孩》

揭露“犧牲”的本質

探究女性“被犧牲”的內在原因

01 內容簡介

Content Summary

在人類社會的深處，有一群女性始終站在生與死的交界處——她們是少女、情人與母親，她們或被命運選中，或主動獻祭，在沉默中走向犧牲與毀滅。《被犧牲的女性》不是一部控訴之書，而是一次穿越靈魂的叩問。

·何為犧牲？

犧牲不只是壓迫的代名詞，它同時是某種反抗與新生的符號，因此，女性的犧牲永遠是一種悖逆之舉，是一場背對著“公序良俗”的個人壯舉。

·犧牲從何而來？

犧牲往往源于未被言說的創傷——家族的秘密、暴行的記憶、童年的缺失，它們如影隨形，迫使女性在某些時刻成為“替罪羊”或“擺渡人”。

·為何總是女性？

女性之所以成為犧牲品，并非因其天然的性別屬性，而是因為女性特質的命運，總是義無反顧地沖向犧牲。

從伊菲革涅亞的獻祭、安提戈涅的違抗、朱麗葉的殉情，到彭忒西勒亞的作戰、埃洛伊茲的修道、美狄亞的復仇，再到伍爾夫的創作與死亡……她們的犧牲雖無觀眾，卻構成了集體記憶的底色，提醒著我們：沒有見證者，就不存在犧牲；而女性的聲音，必須在幾個世紀的沉默之后，被真正聽見。

獻給所有曾被犧牲綁定，或仍在犧牲中尋找出路的你。

因為你值得為自己活著，而非為他者犧牲。

02 作者簡介

Author Introduction

安娜·杜弗勒芒特爾（Anne Dufourmantelle，1964—2017），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她在索邦大學（Sorbonne Université）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后，又在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深造。曾任教于法國國家建筑學院（école nationale d’architecture）、巴黎高等師范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以及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作為法國哲學界獨具魅力的聲音，她的思想深受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影響，并與之合著《論好客》（De l’hospitalité，1997）。2017年，她因救兩名落水兒童而溺亡。

03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目錄

序001

引言 001

一 犧牲性女性 005

在生者與死者之間 007

個體的行動，集體的宿命 011

女性的影子 014

不省心的女性 016

犧牲者還是被犧牲者？ 020

空白的生命 022

放棄的誘惑 026

傾盆而至的女英雄 032

犧牲，從創傷中解脫？ 036

二 少女 043

今日此處，仍有伊菲革涅亞 045

一位少女 057

安提戈涅，少女與死亡 063

考狄利婭，被偏愛的女兒 075

朱麗葉或已逝的韶華 081

彭忒西勒亞（Penthésilée）與處女戰士 089

圣女與食人怪，圣女貞德與吉爾·德·萊斯 104

獨一無二的女性 111

三 情人 119

犧牲里的情欲 121

伊瑟 127

關于貞潔與偉大的愛情 133

犧牲，愛之癡纏 145

姐妹 153

兄弟之愛 157

貝蕾妮絲或對絕對的偏愛 160

賣淫 167

野性的女人 178

四 母親 183

犧牲中的交易 185

母性：恐懼與創作 191

馬利亞和美狄亞 196

殺子 210

五 創作、犧牲與女性 217

犧牲與死亡沖動 219

創作與解脫 220

致一位畫家女友 225

關于焦慮的必要性 229

弗吉尼亞·伍爾夫： 童年、死亡、優雅 233

04 精彩書摘

Reading Highlights

一 犧牲性女性

在生者與死者之間

犧牲在生者與死者之間開辟了一個悲愴的空間。因為必須要找到一言半語來回應來到這個世界的恐懼，之所以恐懼是因為要在背靠死亡與允諾的情況下面對未知。在任何時期，獻祭儀式的壯觀都是在傳遞這份悲愴，讓人盡可能感受到其中的美與人性。即便獻祭不指向某位神明，沒有任何固定儀式，也不是出自什么神圣的經文，但只要我們共享同一門語言、同一份對逝者的記憶、同一段歷史，犧牲就是牽系所有人類族群的聯結。從這場靈魂的自我對話—古希臘人稱之為“思想”—中衍生出了我們心底的渴求： 相信有人能聽得到我們的聲音……

“犧牲”（sacrifier）一詞來自拉丁語“sacrifacare, sacrum facere”，意思是“做神圣的事”。犧牲，最初是向神明獻祭以獲得他們的恩慈，以期神明用神力讓生死之界壁壘分明，以防二者互相侵蝕。在當今的世界，俗與神的界限已不再分明，至少在世俗社會的紛雜日常里是如此。但“犧牲”一詞仍會讓我們記起有一個位置是留給被拋棄的神性的。但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如果說犧牲總是面向某位未知、虛構且全能的他者，那正是因為面對神的緘默，我們必須創造一套語言。這一創造本身就是一個象征性的場域，由此語言才能趁虛而入。就這樣，依賴著恐懼而生的犧牲求助他者的方式，就是用盡一切手段召喚他者，祈求得到他的回應。

當宗教在信徒生活中只占據微不足道的一角時，祈求神明慈悲又有何益呢？犧牲仍在分隔著世俗生活與神圣生活。但在神位上，已空無一人。可以想見，之后連這個空位也會消失，最終被廢棄。但從某種角度上看，犧牲的儀式變得前所未有地活躍與實在。

一直以來，“犧牲”一詞都意味著生者與彼世具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位于冥界的彼世本是緘默不語的。人們試圖用犧牲來讓彼岸內或外的某個存在開口。以前，我們管它叫“神明”，現在我們稱之為“虛無”或者—用更合適的詞來說—“科學探索”。但人類仍然希望某個本原之物能在有限的邊界之外與人溝通，讓他逃離生之荒謬，這種荒謬在于生因死而戛然而止，沒有任何價值加諸他的行為或延續給他的后代。犧牲是這份希冀的展現形式，這也是犧牲要質詢他者的原因。他者越不回應我們，他在我們心中的形象就越崇高。我們想象自己背負著欠他的債，換句話說，我們這條命是欠他的。因為有這樣的信念，我們才篤信，這一世要遵循某種必須完成的宿命。而這份篤信撐起了整個宇宙、價值等級和道德體系。各地文明以極具差異化的方式表現出這份與神明的債務關系，只是當權力系統瀕臨崩潰時，這種表現才格外明顯。當人類要到彼世尋找自身厄運的原因時，犧牲就成了強有力的工具，因為它演示了與神明或其他冥靈的聯系。

如今，我們似乎已不再需要這樣的演示。盡管神明已離棄人類情感的劇場，但這世界真如人們所說，與宗教徹底疏離了嗎？我們觀察到的情況截然相反，比如信仰的復興，比如盡管習俗不同、國家不同，人們卻癡迷于信仰與宗教戰爭領袖，又比如某種“軟信仰”，這種虔誠無關某位神明，卻滲透到了許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試圖為糟糕的偶發事件找到某種意義。犧牲儀式上的規矩都在嘗試用亡靈的記憶聯結人類與神明，開辟出一個被承認的神圣時空，它超越了所有物質供奉。

我們在腦中勾勒的犧牲意象總是因戰爭而具有英雄主義色彩，并且在一次次的戰爭中持續升華。但其實犧牲昭示了深埋的創傷，它揭開了某個神圣的領域，之前這里被損毀、被辱沒，如今要重塑差異—當然也包括距離、意義、象征—以求個人或集體的傷痛不會被沉默與遺忘掩蓋。我們也可以說，之前被蹂躪或被否認的找到了修復的出路，找到了救贖（希望“救贖”這詞不至于過于沉重），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犧牲儀式里。

某一舉動要想獲得犧牲的意義，必須要在社會空間中產生回響，讓獻身犧牲者的命運被粗暴地解讀為宿命。但也有一些“空白的”生命，他們的自我湮滅也涉及犧牲的場域，但從未獲得任何外部形式的公眾見證。照亮他們的是一條通過自我消解的道路，最終極的形態就是秘教或棄世的形象。他們的“空白”是一種標記，象征著他們的生命切斷了所有與塵世成規的聯系，只留下絕對性的一面，并日漸銳利，讓我們愣在原地。這種“生中之死”（mort dans la vie）的體驗，使得這群人—比如巴特比1—變成了擺渡人。他們用乖張又新奇的方式拒絕俗世，但實則是對庸常的寬宥與超越。

在犧牲行為中，一切都關乎分離與邊界—存在于陽世與陰間之間、寬恕和謬誤的圣境與妥協和愛恨嗔癡的塵俗之間。因此，在最初的犧牲儀式中，切割肉身顯得非常重要。解剖一只牲畜要依著其關節的走向，因為沒有及時分離的部分會壞死。此刻的風險就是眼見著枯朽腐蝕生機，這種腐蝕可能是肉身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分離，首先是打開差異的場域： 死者和我們不一樣。然后是哀悼的場域： 我們可以為他們哭泣，他們確實是離開了我們。最后是可能性的場域：沒有他們，我們也能活下去。分離，得以讓生者不受死者侵擾，讓他們遠離亡靈的糾纏與恐怖（比如屠殺、戰爭與謀殺的記憶）。這是沿著犧牲所構筑的分隔生死的邊界線與不可名狀之物拉開距離。憑什么說這是絕對現實存在的呢？因為我們從未停止做這件事……作為言說的生靈，我們出生并生活在某段時期，但卻總是在跟死者打交道，他們可能是我們談論的話題，也可能是我們的先人，可能是在戰爭或病痛中徘徊在我們身邊的人，還可能是蟄伏在文字里的人，棲息在每個發聲的字節里。

查爾斯·馬拉默德（Charles Malamoud）曾向我們指出，在印度經典《梨俱吠陀》（Rig-Veda）提到過的獻祭儀式里，獻祭肉身的具體限度變成了舉行祭祀儀式的封閉領域。這具肉身將神圣空間與凡俗空間分隔開，而這樣的差異使世間恢復了煙火氣，就如同人死后所產生的空寂因棺材或墳墓這一空間而有了人形。馬拉默德強調，獻祭肉身并沒有隨著犧牲而消失。任何犧牲都做不到燒毀一切。總有東西留下，任何火刑，任何想一把燒干凈的嘗試都不會使之消失。這里的“殘余”（reste）是世界本身嗎？正是這個“殘余”的部分，讓意義在犧牲者之間流傳，構筑了時間與空間，在字節之間留下了空白。這份殘余既不能還給人，也不能還原為人。無論如何，它都是非人的。正如馬拉默德所說的，這份殘余并不專屬于宗教性的傳統族群，它存在于今時今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即便是現代的火化，既不留下尸體也沒有寫下碑文，既沒有祈禱也沒有召喚，最后還是留下了一把灰。而余下的這把灰雖然已沒了人形，但仍屬于此世。即使是撒在了公園里，也并不等于完全被抹去、被遺忘。它壓在生者心頭，提醒著他們那些難以名狀之事。在死神盤桓之際，應有人見證并為其言說。犧牲的緣起經常是那些因創痛而不能安息的亡靈，他們被遺忘、被抹去，見證者為他們發聲是在討要某種補償。德里達曾說，犧牲本質上是對債務的償還。但既然從存在的意義上來說，我們從未能擺脫這筆債務，又怎能奢望清償呢？

這是一筆因活著的事實而向死者欠下的債。這筆債務要說的未盡之事應不斷向人性回流、向話語回流、向創造回流。創造者們負擔了這份債務中的大部分，母親也是如此，她們以所賦之名召喚亡者，并與他們定下契約。這就顯得儀式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儀式嘗試從無以名狀中建立一套說法。“債”“犧牲”與“償還”這幾個詞，只有在“有物可代”的邏輯下才并行不悖。為了避開被抹殺的風險，我們用其一代替另一。對應生物，我們代以靜物；對應人身，我們代以牲畜；對應神務，我們代以俗務，以此來完成代償。未能擺脫這筆債務的總歸要上貢，只是欠債的并不想知道要上交什么。被輕忽之物總在我們心頭揮之不去，時刻提醒我們要記得，比如鬼屋、閃回、幽靈、現代科技淬煉出的地獄輪回。存在即被分離的狀態，卻知曉我們從屬于某些羈絆。這些羈絆以忠貞之盟聯結了生者與死者。盟約是不背棄記憶，不遮掩來處，不讓一位逝者無墳無名。如今沒有了這份契約，暴烈的怒火將重新席卷我們這片不溫不火的大地，就像從前復仇三女神（érinyes，也稱作“Euménides”或“Furies”）讓罪犯在希臘神廟為其錯誤付出代價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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