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讓全球糧食安全跳出“生產主義陷阱”

將糧食安全定位為農業生產的硬性考核目標，使全球農業科研、產業政策陷入“生產主義陷阱”，片面追求增產非但沒能根除饑餓，反而加劇了糧食供給失衡、阻礙了農業可持續發展。近日，德國學者克里斯托夫·米勒（Christoph Müller）在《科學》雜志刊文《將農業從糧食安全的硬性任務中解放出來》（Releasing agriculture from the food security mandate）指出，糧食安全的本質是社會分配問題，而非農業生產問題。農業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須跳出生產主義陷阱，從產量優先轉向土壤健康、生物多樣性、氣候韌性等可持續發展議題。

原文 ：《讓全球糧食安全跳出“生產主義陷阱”》

編譯 |姜森耀 楊勇

圖片 |網絡

“生態保護”與“糧食安全”的沖突

所謂糧食安全，是指所有人都不必擔憂能否以可負擔的方式獲取健康、有營養的食物。理論上，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有兩條路徑：提升家庭購買力，或是降低食品價格。然而在實踐中，糧食短缺問題是現行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失衡的必然結果。農業生產的核心目標是為全人類提供食物，而糧食安全本質上是分配正義問題：地理位置、教育水平、種族、性別及各類邊緣化制度，通過限定各群體獲取資產與穩定收入的渠道，直接決定了不同人群的食物獲取能力。

過去數十年，全球大量農業科研項目、農業扶持政策均以“增產消饑”為核心目標，各國政府持續加碼集約化種植、高產作物研發、大規模墾荒擴產，投入海量財政資金、科研人力、土地資源。但這套以生產為核心的治理模式收效甚微，不僅沒能從根源上緩解全球饑餓，還造成嚴重資源錯配：大量本可用于修復農業生態、改善農戶收入、構建氣候韌性農業體系的科研資源，被持續消耗在單純追求糧食產量的單一賽道。農業發展陷入單向度內卷，生態保護、農民福祉、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關鍵議題長期被邊緣化，糧食系統內部矛盾持續累積。

俄烏沖突爆發后，全球糧食供應鏈遭遇劇烈沖擊，國際谷物價格短期暴漲，非洲、中東等依賴糧食進口的貧困國家隨即遭遇糧食短缺危機。面對危機，歐洲多國政策制定者、農業行業利益相關方迅速推出統一應對方案：放松農業環境監管約束、放寬化肥施用限制、暫緩生態退耕計劃、擴大耕地種植面積，其公開的核心理由是“保障對外糧食供給，緩解貧困國家饑餓與發展脆弱性”。這場全球糧食危機應對舉措，徹底暴露了“生產主義陷阱”在全球農業治理中的深度固化。

政策制定者形成了一種單向思維定式：只要放開環境約束、最大限度釋放農業生產產能，就能產出更多廉價糧食，依靠糧食出口填補貧困地區供給缺口，以此化解糧食不安全。這套邏輯刻意回避全球貿易分配失衡、低收入群體收入不足、社會保障體系缺失等核心矛盾，反而將糧食安全塑造成對抗生態環境監管的“道德武器”，把財富再分配、收入保障等深層社會問題簡化為單純的“產量供給問題”。這種認知偏差貫穿全球農業研究與政策討論全過程。

長期以來，國際農業領域主流爭論始終局限于單一二元對立框架：如何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兼顧農業環境績效。在這套討論體系中，生態可持續性始終處于從屬、妥協地位，糧食安全是不可動搖的最高優先級目標。學界與政策界反復探討“增產和環保如何平衡”，卻極少正視核心問題：全球糧食不安全的責任本不該由農業生產體系獨自承擔，社會分配、社會保障、收入調節體系才是消除饑餓的核心抓手。將環保與糧食安全置于對立面，本身就是生產主義框架制造的虛假矛盾。

糧食系統給地球生態邊界帶來了巨大壓力，其中許多壓力早已超出安全閾值。農業必須遏制生物多樣性喪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水土資源、降低營養流失、管控有毒有害物質的使用，并改善動物福利；同時，農業還需維護景觀的文化與休閑價值，助力應對氣候變化，保障農民與農業工人獲得足以維持體面生活的收入。

這些挑戰中的一部分，確實可能通過提高生產力來應對，但也會帶來額外成本，至少在轉型初期如此；若無配套補貼，更高的成本最終會傳導至消費者終端，迎來更高的食品售價。

如果糧食安全始終是農業體系的核心責任（這本身已是一項極具挑戰的任務），就會直接引發目標沖突：社會要么被迫在不增加額外成本的前提下，證明環境績效的提升空間有限，要么陷入價值爭論的漩渦——讓貧困群體反對那些本可支撐其生計的環境監管，最終陷入“推動環境監管是否會加劇饑餓”的兩難：第一種選擇，為維持低價糧食供給，拒絕承擔生態轉型成本，持續放任高污染、高損耗的粗放種植模式，持續透支土壤、水源、生物資源，透支后代生存發展空間；第二種選擇，推行嚴格環境監管、落實生態保護政策，食品價格隨之上漲，低收入群體食品支出壓力加大，輿論極易形成“環保政策加劇饑餓”的對立論調，催生貧困群體對生態保護政策的對抗情緒。

從“產量優先”到“可持續發展”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設立“零饑餓”核心目標，旨在2030年徹底消除全球極端饑餓與營養不良。但按照現行生產主義治理路徑，這一目標幾乎沒有實現可能。只有徹底轉換底層邏輯，將饑餓問題定性為社會分配失衡問題，而非糧食生產產量缺口問題，零饑餓目標才有落地空間。農業研究與政策必須跳出“生產主義陷阱”，不再將糧食安全作為頂層設計的核心組織原則。

這并不意味著放棄高產研究，而是要將重心轉向維持生產手段（土壤肥力、水資源、氣候穩定性）的可持續性與農民福祉。高產育種、高效種植技術依舊具備研究價值，但其服務目標發生根本轉變：不再是為無限壓低糧價、填補供給缺口服務，而是用于維護農業可持續生產基礎——維系長期土壤肥力、穩定區域水資源供給、提升農田氣候抗災韌性、保障農民穩定合理收入。

只有在社會層面搭建完善的兜底機制，讓低收入群體擁有穩定購買力、基礎社會保障，農民才無需被迫采用低成本、高環境損耗的生產模式。而當前全球農戶普遍陷入惡性循環：為迎合市場對低價糧食的需求，只能削減生態投入、過度使用化肥農藥、透支土地產能，依靠犧牲生態環境換取微薄收益。長期來看，這將造成土地持續退化、產出下滑，農戶收入進一步走低，加劇鄉村貧困與區域糧食不安全。而糧食安全的責任，本應當通過社會保護機制、收入調節政策、專項營養扶持項目，轉移至社會經濟體系，而非依靠壓低農產品價格轉嫁壓力，讓消費者承擔食物真實生產成本。

農業體系應回歸本源使命：研發可持續、低損耗、高韌性的糧食生產技術，改良農田生態系統，平衡糧食產出與自然保護，保障農業從業者獲得體面的可持續收入。農業負責產出足量、健康的食物產品，社會分配體系負責保證所有人都買得起、吃得上營養食物，兩大系統各司其職，才能消除責任錯配帶來的多重矛盾。

糧食安全是人類永續發展的底線議題，但長久以來錯誤的責任劃分讓農業背負了超出自身職能邊界的硬性任務，陷入難以掙脫的生產主義陷阱。產量優先的單一發展模式，以生態退化、農民貧困、分配不公為代價，換來短暫、脆弱的糧食供給穩定，無法應對未來氣候變化、人口結構變化、全球地緣波動帶來的長期挑戰。德國學者克里斯托夫·米勒（Christoph Müller）為全球農業轉型、糧食安全治理提供了全新底層邏輯：厘清糧食安全的社會經濟本質，重新劃分農業體系與社會分配體系的責任邊界，剝離農業“無限供給廉價糧食”的強制使命，推動農業研究與政策全面轉向土壤健康、生物多樣性、氣候韌性、農戶生計等可持續核心議題。

解放農業，不是放棄糧食安全，而是跳出治標不治本的增產思維，直擊饑餓背后分配失衡的核心矛盾。唯有同步推進農業生態可持續轉型、社會普惠保障體系建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兼顧生態保護、農戶福祉與全民食物保障，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均衡普惠的全球糧食安全，為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筑牢根基。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10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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