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思 向庭莎 | 《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譯介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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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孫子兵法》自20世紀70年代起系統進入德語國家，經多版譯介與深度闡釋，逐步形成以經典譯本為核心、學術研究與跨領域應用并行的傳播格局?！秾O子兵法》德語譯介整體可分為通俗普及型、學術考訂型、思想對話型和跨域運用型，其傳播突破了傳統文本局限，衍生出漫畫改編、有聲書、社交媒體解讀視頻等大眾化傳播形態，實現了經典智慧的創新性、生活化廣泛普及。德語學界圍繞《孫子兵法》展開文本校勘、思想比較與跨文化解讀，研究呈現出多維度特點，并從跨學科融合與經世致用的不同角度對其進行征引與闡釋。整體看，《孫子兵法》譯介傳播與學術研究相互支撐，構筑起孫子學在德語世界的知識體系與話語框架，為中國典籍在海外傳播提供了可借鑒的路徑。

關鍵詞：《孫子兵法》德語譯介跨文化

文章出處：《孫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簡介：遠思，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向庭莎，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本科生。

《孫子兵法》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在域外的譯介與傳播，既促進了西方文明對我國文化瑰寶的理解與吸收，也為國內學者帶來新視角。

在中德兩國戰略伙伴關系縱深推進的背景下，中德文化交流呈現出活躍態勢，德語國家對中國古典智慧的求知欲亦隨之攀升。筆者依托全球聯機聯合目錄數據庫（WorldCat）及德國國家圖書館（DNB） 權威書目數據庫進行關鍵詞（Sun* And“Kunst des Krieges”）檢索得出《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各類譯本及相關著作80部，專題學術論文3篇。現有圖書譯本較為豐富，不僅體現了《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傳播軌跡，更重點挖掘了其在日耳曼文化語境下的轉譯與意義重構，為海外孫子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

全球聯機聯合目錄數據庫中的記錄顯示，《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譯介最早可追溯至1910年布魯諾·納瓦拉（Bruno Navarra）的譯本，該譯本在柏林博爾與皮卡特出版社（Boll u. Pickardt Verlagsbuchhandlung）出版。其后便是1957年由伊娜·巴爾西洛維亞克（Ina Balcerowiak）從俄語轉譯而來的譯本，該譯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防部出版社（Verlag des Ministerium für Nationale Verteidigung）出版。隨后在1972年，德國著名的羅格納-伯恩哈德出版社（Rogner & Bernhard）出版了君特·馬什克（Günter Maschke）的譯本，該譯本參照了塞繆爾·格里菲斯（Samuel Griffith）的經典英譯本轉譯成德語。十余年后，新達姆施塔特出版社（Droemersche Verlagsanstalt Th. Knaur Nachf.）在1988年出版了由尤爾根·朗戈夫斯基（Jürgen Langowsky）從英語轉譯而來的譯本，該譯本參照詹姆斯·克拉維爾（James Clavell）基于翟林奈（Lionel Giles）原英譯本編寫的譯本而完成。隨后在1989年，卡爾斯魯厄的因福出版公司（INFO Verlagsgesellschaft Karlsruhe）出版了由克勞斯·萊布尼茨翻譯的第一本從漢語直譯的德譯本。萊布尼茨在前言中明確說明該譯本是以中國出土的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的影印本作為原始文本，并以此為基礎所著。[①]這些早期出版的譯本此后在德語國家不斷再版，廣為流傳。2006年沃卡巴爾媒體制作與出版社出版了納瓦拉譯本的有聲書。朗戈夫斯基的譯本于1996年被新達姆施塔特出版社以口袋書的形式出版。此外，2001年慕尼黑派珀出版社又出版了英格麗德·菲舍爾-施雷伯轉譯托馬斯·克利里的譯本。

《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譯介活動與德語國家政治形態變化以及中國同以德國為主的德語國家相繼建立外交關系有著密切關系。此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持續提升，加之與德國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的建立與深化，《孫子兵法》的德語譯本明顯增加，譯介活動蔚然成風。這些德語譯本種類多樣，側重各異，出版時間較為集中且地域涵蓋廣，根據譯本主文本和副文本主體可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通俗普及型譯本，側重于文本傳播和思想大眾化普及；第二類是學術考訂型譯本，側重于原典追溯和文意還原；第三類是思想對話型譯本，側重于將《孫子兵法》置于中西比較哲學視域進行比較分析；第四類則為跨域運用型譯本，側重于將孫子思想運用到商業管理、政治、經濟、醫學、心理學等各個方面。不同類型的譯本特征可能存在交叉重疊，本文依據其核心屬性劃分類別，各選取典型案例展開分析，以涵蓋《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譯介的整體布局。由朗戈夫斯基轉譯克拉維爾英譯本而來的《戰爭的藝術》在民間傳播廣度大，是第一類通俗普及型譯本的典型范例。該書自1988年第一次在慕尼黑新達姆施塔特出版社出版后就不斷再版，不僅如此，2008年漢堡的尼可出版社（Nikol Verlag）也開始發行該版譯本，并同樣于此后不斷再版。此譯本能得到德語世界的青睞，與編者克拉維爾重視譯文的可傳唱性、易理解性密不可分?？死S爾以靈活的方式處理翟林奈原版英譯，并學習中國傳統注釋的方式直接在相關段落后插入翟林奈的注解。這為朗戈夫斯基轉譯的德譯本能迅速傳播普及奠定了必要基礎。朗戈夫斯基基本保留了英譯本結構和翻譯風格，不過在某些地方朗戈夫斯基將英譯本中的長句適當拆解或精煉，使得其更簡潔有力。因此可以說，這一譯本為通俗普及型譯本的代表。

第二類學術考訂型譯本以德語國家的直譯本最為典型。該類型譯本多由漢學家所著，且都參照銀雀山漢簡版的內容。德語世界譯本大多從英語轉譯而來，主要的德語直譯本見表（僅顯示最早出版版本）。

在翻譯風格方面，萊布尼茨和勝雅律都有明顯的異化風格，注重保留文本的異質性，僅輔以有限的歸化調整?？死掌帐┑淖g本則更注重學術性與文學表達的結合，在尊重原文的基礎上增加可讀性。1989年萊布尼茨發表《孫子兵法》德譯本，題名為《關于戰爭的藝術》。作為《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譯介史上第一本直譯本，作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以銀雀山漢簡影印版為基礎，廣泛借鑒了包括翟林奈與塞繆爾·格里菲斯的英譯本在內的涉及英、法、俄、日的相關譯本與著作，盡力還原文本文意。[②]為在保留原意的同時更好理解文本，譯者不僅在行文中緊接翻譯主文本加入自己的注解，還加入了曹操、杜牧、梅堯臣等多家注疏。2011年斯圖加特的蕾克拉姆出版社（Reclam）出版瑞士漢學家勝雅律的譯本，題名為《孫子的兵學經典》。勝雅律的版本基于中日學界《孫子兵法》研究的著作，并參考了銀雀山漢簡的最新考古成果。譯者依托中日學界的研究，在對《孫子兵法》進行深度解讀后，力求呈現這部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多義性。他堅持為每一個漢字尋找相應德語，并著重標注了詞組與句子間的意義關聯，在德語譯文中補全意義空缺并進行闡釋，統一以淺灰色字體標注，以此與盡可能直譯的核心文本區分開，旨在清晰還原作者思路脈絡。[③]2009年島嶼出版社（Insel Verlag）出版了德國漢學家福爾克·克勒普施（Volker Kl?psch）所譯的《孫子兵法》德譯本，題名為《孫子：戰爭的藝術》。該版本同樣譯自中文原文，并吸納最新考古發現，可推斷應參考了銀雀山漢簡版的《孫子兵法》。[④]克勒普施的譯文側重可讀性，將孫子思想納入德語讀者已知的框架。

第三類譯本為思想對話型，這類譯本側重于對比孫子軍事思想與他國軍事思想的異同，體現了德語世界對孫子思想資源吸收與再創造的特點。1910年柏林博爾與皮卡特出版社出版納瓦拉所著的《戰爭之書：一本中國軍事經典》便是其中一例。該譯本將《孫子兵法》與《吳子兵法》合譯，歸納為一本中國軍事典籍。此譯本語言樸實，注釋較少，并避開了一些難以翻譯的中文，甚至將原《孫子兵法》的13篇布局調整為12篇，意在將《孫子兵法》中的核心意義和思想體現出來。這種翻譯策略顯示，納瓦拉的目標并非還原中文文本原貌，而是試圖將中國兵法轉化為德語國家軍事界吸收的思想資源。同時，納瓦拉在前言和后記中對中國古代軍事背景、軍事活動和軍事思想表現出極大興趣，并將其與在日本的情況做對比。尤其在戰爭觀方面，他認為“在中國，戰爭被視作國家發展中煩冗無用、勞民傷財的階段，一場戰事的勝利，并不被認定為一國至高無上的英雄偉業。日本則截然不同。一代又一代日本軍人，都遵照孫武、吳起的兵法謀略征戰沙場”[⑤]。這展現了當時納瓦拉將《孫子兵法》在中日不同影響的差異對比中獲得的思想啟發以及從跨文化比較的視角對《孫子兵法》的接受。而在1972年君特·馬什克的轉譯本《孫子：戰爭藝術的十三則信條-序論》中，譯者特意在全書開篇增添了大量對孫子軍事思想的觀點論述。在這些論述中，馬什克將孫子與克勞塞維茨和馬基雅維利進行比較。他認為孫子軍事思想中強調戰爭節制、追求以最小代價甚至避免戰爭來達成目標的思想，可以彌補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中將戰爭趨向于“無限制的暴力運用”的理論局限，從而能夠避免像兩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戰爭災難。[⑥]馬什克還指出，孫子的思想與馬基雅維利式的國家觀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均以構建強權國家、實現國家統一為目標，而非將強權本身作為目的，且他們都重視民眾與統治者的意志統一。孫子與馬基雅維利均秉持國家理性，不拘泥于傳統道德約束，且都將國家存續與統一作為核心目標，認可為實現合理目的而可靈活運用手段。而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比起馬基雅維利提倡應對命運需要依靠大膽決絕的壓倒性力量，孫子思想強調完全的理性算計，力求排除所有“命運”這類不可控因素的影響。正因如此，馬什克認為《孫子兵法》體現的是“一個無上天、無超驗、完全聚焦于此岸問題的時代的理性主義”。在馬什克看來，孫子對權力的超然審視、將道德與政治分離的政治覺醒態度為其文本賦予了“清晰的邏輯與令人釋然的去幻想性”。[⑦]

第四類譯本為跨域應用型譯本。這類譯本多是從英譯暢銷書轉譯而來，其中德語世界尤其關注《孫子兵法》思想在經濟與商業管理之中的運用，在21世紀前后出現了大量相關譯本。1996年，慕尼黑朗根·米勒/赫爾比希經濟出版社（WirtschaftsVerl. Langen Müller/Herbig）出版《孫子與給管理者的戰爭藝術》，同年維也納于伯羅伊特出版社（Ueberreuter Verlag）出版沃爾夫拉姆·拜爾（Wolfram Bayer）自英文轉譯的《給領導者的戰爭藝術》，該書傳播度極高，于2002年和2007年分別在慕尼黑和海德堡的紅線經濟出版社（Redline Wirtschaft）出版。由此可見，德語世界許多譯者都發現了《孫子兵法》中古代軍事行動與現代商業運營之間在情境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他們認為孫子所確立的原則和學說不僅適用于軍事組織，而且同樣構成了當今許多企業部門的運作基礎。這些原則完全可以應用于企業管理、人力資源、項目管理，甚至是日常的運營、控制和財務領域。在2002年，慕尼黑胡根杜貝爾書店出版了由古德龍·沃爾夫拉特（Gudrun Wolfrath）翻譯的《女性的戰爭藝術》，該書譯自美籍華裔作家朱津寧（Chu Chin-Ning）所作《女性的孫子兵法》。這本書將《孫子兵法》中的智慧與當代女性的職場和生活策略相結合，教導女性如何利用自身優勢和直覺，在競爭激烈的商業和社交環境中取得成功。該譯本是依托社會學和心理學等領域，將《孫子兵法》的核心思想運用于日常生活的典型案例。[⑧]早期《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譯介作品中還有與中醫藥學相聯系的記錄。1997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孫子兵法與養生治病》的書，該書在中國出版時原為英漢對照形式，后被鐘英杰翻譯成德語傳入德語世界。[⑨]

《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傳播突破了傳統紙質文本局限，衍生出漫畫改編、有聲書、社交媒體解讀視頻等大量年輕化、大眾化的全新傳播形態，實現了經典智慧的創新性、生活化廣泛普及。例如2024年德國漢堡卡爾森出版社（Carlsen Verlag）出版了《布萊克與莫蒂默的冒險-特別系列3：戰爭的藝術》（以下簡稱《戰爭的藝術》）的漫畫?！恫既R克與莫蒂默的冒險》是源于比利時的一系列法語漫畫，“布萊克”和“莫蒂默”兩個經典角色形象由埃德加·P.雅各布原創，在歐洲備受歡迎。[⑩]《戰爭的藝術》這一特別篇由撒克遜·哈拉德（Sachse Harald）由法語轉譯為德語，原作漫畫編劇為讓-呂克·佛羅芒塔爾（Jean-Luc Fromental）與何塞-路易斯·博凱（José-Luis Bocquet），由法國知名漫畫家弗洛克（Floc’h）繪制插圖。此漫畫包含大量《孫子兵法》的引文，如在劇情高潮部分主角莫蒂默與反派奧爾里克對峙過程中，奧爾里克引用《孫子兵法》中“兵者，詭道也”與“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等策略揭示自己的陰謀。而在劇情最后，主角布萊克在“和平大會”的閉幕演講中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和“敵之敵，為吾友”為總結，又點明漫畫借孫子思想表明反對戰爭、推崇以智慧與聯盟實現和平的核心立意[11]，將孫子思想巧妙融入漫畫冒險劇情中，體現了《孫子兵法》在現代德語世界的創新性傳播。除了漫畫之外，《孫子兵法》還以各種媒介形式出現在德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在德意志國家圖書館網絡數據庫中可以檢索到《孫子兵法》有聲書十余種，各類版本的發行時間從2005年一直延續到2024年。不僅如此，在Youtube等社交媒體平臺上也出現大量有聲書、讀書推薦、閱讀感想，甚至出現許多漫畫圖解《孫子兵法》的視頻。其中部分視頻播放量超百萬次，體現其在大眾傳媒領域的影響力。

二、《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研究與闡釋

《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不僅譯介豐富，學界對其的研究與闡釋也表現出多重維度。本章重點梳理德語學界對該書作者、成書年代、兵學思想及核心術語的研究，同時分析德語學術期刊對《孫子兵法》的征引與闡釋特點，呈現其在德語語境中的研究現狀與當代價值。

（一）德語世界對《孫子兵法》的多維度研究

德語世界《孫子兵法》的譯本大多附有豐富的序言、導論、注釋、文本說明與接受史梳理等副文本內容。譯者與漢學家廣泛吸收東西方各類經典譯本與資料，在副文本中圍繞《孫子兵法》的作者、成書年代、歷史背景、兵學思想、文化概念闡釋與翻譯策略等議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關于《孫子兵法》的作者問題，除納瓦拉外，德語世界的譯者與漢學家普遍認為其并非一人所作。納瓦拉并未對原書作者進行討論，他僅表示對孫子的生平了解甚少，并認為他“并非常規意義上的愛國志士，而是純粹的謀士”[12]。萊布尼茨在書中明確表示該書的作者無法明確考證，但“擁有極為深厚的軍事閱歷與極高的學識修養”[13]，并根據各項證據推斷此人生活于戰國時期。馬什克則提出，孫子的歷史身份難以完全確定，其思想更應該被置于當時戰亂動蕩的政治環境中理解，并推測該書不是孫子一人所著，而是多位職業戰略家共同的思想產物。[14]勝雅律詳盡論述了歷史上中西方關于《孫子兵法》作者的討論，他不僅指出西方當時出版的譯本對“孫武為《孫子兵法》的作者”這一觀點普遍質疑，而且提到早在宋代，梅堯臣與葉適就對原著作者身份提出疑問，而現代學者李零也力證《孫子兵法》是在春秋末期至戰國中期由后世所謂“孫子學派”的傳人陸續撰寫、匯編而成。此外，勝雅律還根據司馬遷《史記》的相關敘述，講述了孫武以宮女練兵、獻兵法十三篇于吳王闔閭的故事。[15]關于《孫子兵法》的成書時代與歷史背景，諸多德語譯者認為該書是跨世代、多人接力整理而成的，如納瓦拉認為：“孫武、吳起二人的軍事思想在流傳中相互融合，后世學者將二人言論整理合一，最終形成我們所見的《孫子兵法》十三篇文本?！盵16]馬什克也提到：從文本的一致性與矛盾處可判斷，它是一部匯編性著作，即便托名孫武，也無法掩蓋多人接力創作、逐步完善的痕跡。[17]萊布尼茨和馬什克都認為書中記載的某些軍事活動與春秋時期不符，更可能為戰國時期。萊布尼茨通過分析與考證，基本確定《孫子兵法》成書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20年。勝雅律則特別提出1972年在山東銀雀山出土的相關文獻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遠遠早于之前西方所有《孫子兵法》譯本采用的底本。[18]

在兵學思想闡釋方面，許多譯者抉發了孫子慎戰非戰、以謀止戰的和平內核。納瓦拉指出孫子并非崇尚武力征伐，而是以信息優勢與心理操控掌握戰場主動權：孫子絕不主張窮兵黷武與盲動攻伐，其用兵之道以“慎戰”為前提，以“謀攻”為上法；善戰者不恃兵威，而以情報研判、虛實惑敵與心志懾服制敵。[19]馬庫斯·法塔林（Markus Fatalin）強調，《孫子兵法》的核心立場是：“用兵應當講求專業與高效，通過最優策略達成目標，減少本國的損失與消耗。”[20]馬什克提到，《孫子兵法》的譯介與研究是對當代戰爭困境的深刻回應。其理性算計、戰爭節制的思維，契合威懾戰略“重新將適度運用暴力納入考量”的需求，為應對“恐怖和平”、解決政治與暴力協調失靈提供智慧，對于當代社會規避全面戰爭、維護政治存續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21]蕾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勝雅律譯本《孫子的兵學經典》中的宣傳語“不靠兵器，而靠智慧”[22]，點出了該譯本對《孫子兵法》“慎戰、全勝”思想的解讀：它并非鼓吹戰爭的兵書，而是以智慧止戰、追求和平的典籍。

在文化概念與關鍵術語的翻譯處理上，德語世界的譯者與漢學家們都表現出對孫子兵學概念及其背后哲學思想的獨特思考與詮釋。勝雅律對利德爾·哈特基于《孫子兵法》引申出的“間接路線”概念給出了學術上的糾偏與評價。勝雅律指出，利德爾·哈特所引用的英文版中使用了“直接（direct）”與“間接（indirect）”這組詞匯，但這并沒有準確傳達《孫子兵法》的原文內核。在《孫子兵法》中文原典中，對應的核心概念其實是“正”（zheng）與“奇”（qi）。勝雅律評價道，與其將其翻譯為“直接”與“間接”，不如將其翻譯為“常規的/正規的”（normal/orthodox）和“不同尋常的/出人意料的”（au?ergew?hnlich/unorthodox）更為貼切。因為《孫子兵法》的核心并不在于單純路線上的“繞道而行”，而在于通過打破常規、出奇制勝，從而讓對手猝不及防。孫子明確提出“兵者，詭道也”（Milit?r beruht auf List），奠定了謀略在決定事物成敗中的基礎地位。[23]另一位譯者萊布尼茨注重源文本的哲學概念以保留張力，如將“勢”譯為“Kraft”（力量、勢能），而非“Momentum”（勢頭）；將“詭道”譯為“List und Tücke”（詭詐），而非語義弱化的“Strategie”（策略）。[24]

（二）德語學術期刊對《孫子兵法》的征引與闡釋

德語世界關于《孫子兵法》的學術論文數量有限且主要集中于軍事領域，以功能應用型為主，主要從跨學科融合與經世致用的不同角度對其進行征引與闡釋。這些研究文章體現近年來德語世界對《孫子兵法》關注度的提升，但總體上仍未形成系統的研究脈絡。不過現有研究中的部分內容仍有亮點，可借此窺探新時代德語世界對孫子學的解讀與運用。

2015年，一名瑞士中醫學教授安德烈亞斯·維爾茨-李多爾菲（Andreas Wirz-Ridolfi），發表了一篇關于《孫子兵法》在中醫學應用的文章。他曾前往北京中醫藥大學任客座教授，對《孫子兵法》有一定了解，尤其受到鐘英杰《孫子兵法與養生治病》一書的啟發。他撰寫的這篇論文將孫子思想與中醫理論結合，將“知彼知己”、“上醫治未病”、“避實擊虛”等理念貫通于兵法與中醫學中，論證二者在預防優先、整體判斷、靈活應對、正邪博弈等層面的同構性。[25]該論文受鐘英杰譯本啟發而作，展現了德語世界《孫子兵法》跨學科的影響力，而李多爾菲對《孫子兵法》與中醫學的融合思考，拓展了《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解讀邊界。

第二篇是2022年在德國《天狼星：戰略分析期刊》上刊登的文章。該文重點討論21世紀中國軍事理論從信息化戰爭向智能化戰爭轉型的過程，將其作為理解中國當代戰略文化、軍事思維與技術應用的深層文化基因。[26]這一闡釋表現了《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譯介的重要思想意義。

第三篇是2023年在德國聯邦國防軍軍事史與社會科學中心官網發布的一篇關于克勞塞維茨與孫子軍事思想在21世紀戰爭背景下的比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拒絕將孫子簡化為和平主義者，也并未給克勞塞維茨貼上暴力推崇者的簡單標簽，而是強調二者在戰爭目的、力量運用、意志對抗上的內在關聯。這種非二元對立的解讀方式，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德語世界長期以來部分存在的對東方兵學的刻板印象，具有學術糾偏意義。同時，該文以現代混合戰爭為檢驗場域，論證《孫子兵法》具備現實解釋力的戰略資源。[27]

三、結語

《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的傳播與研究，充分彰顯了中華兵學盛典的跨文化魅力與普適價值，為中國古代典籍“走出去”提供了優秀參照，也帶來新思考。首先，德語世界中國古代兵學典籍譯介仍以《孫子兵法》為主，其他兵書系統性譯介不足，難以完整呈現中國兵學思想脈絡。其次，有關《孫子兵法》的學術研究不足，研究視域亟待擴展。再者，盡管《孫子兵法》在德語世界傳播不乏傳統與現代結合的例子，但其傳播的多樣性與創新性仍有較大提升空間。最后，中國學界與德語學界研究交流有限。因此，中國學界應加強與德語國家漢學界、出版界與科研機構的常態化交流，推動學術視域拓展和學術成果互引互鑒，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德語世界的傳播更廣泛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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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EIBNITZ K. (übers.). über die Kriegskunst[M]. Karlsruhe: INFO Verlagsgesellschaft, 1989: 7.

[②]LEIBNITZ K. (übers.). über die Kriegskunst[M]. Karlsruhe: INFO Verlagsgesellschaft, 1989: 8.

[③]VON SENGER H. (übers.). Meister Suns Kriegskanon[M]. Stuttgart: Reclam, 2011: 84.

[④]KL?PSCH V. (übers.). Die Kunst des Krieges[M].Frankfurt am Main/Leipzig: Insel Verlag，2009: 10.

[⑤]NAVARRA B. (übers.). Das Buch vom Kriege: der Milit?r-Klassiker der chinesen[M]. Berlin: Boll u. Pickardt Verlagsbuchhandlung, 1910: 10.

[⑥]MASCHKE G. (übers.). Sun Tze: Die dreizehn Gebote der Kriegskunst - Einleitung[M]. München: Rogner & Bernhard, 1972: 22-24.

[⑦]MASCHKE G. (übers.). Sun Tze: Die dreizehn Gebote der Kriegskunst - Einleitung[M]. München: Rogner & Bernhard, 1972: 16-17.

[⑧]CHU C. Die weibliche Kunst des Krieges: fern?stliche Erfolgsstrategien[M]. München: Hugendubel，2002: 3-26.

[⑨]ZHONG Y. (übers.). Die Kriegskunst Sun Zis in Krankheitsbehandlung und Gesundheitspflege[M]. Beijing: New Welt, 1997.

[⑩]JACOBS E P. Die Abenteuer von Blake und Mortimer[M]. Brüssel: Le Lombard, 1964.

[11]HARALD S. (übers.). Die Abenteuer von Blake und Mortimer - Spezial 3: Die Kunst des Krieges. Hamburg: Calsen Verlag, 2024: 102，124.

[12]NAVARRA B. (übers.). Das Buch vom Kriege: der Milit?r-Klassiker der chinesen[M]. Berlin: Boll u. Pickardt Verlagsbuchhandlung, 1910: 11.

[13]LEIBNITZ K. (übers.). über die Kriegskunst[M]. Karlsruhe: INFO Verlagsgesellschaft, 1989: 111.

[14]MASCHKE G. (übers.). Sun Tze: Die dreizehn Gebote der Kriegskunst - Einleitung[M]. München: Rogner & Bernhard, 1972: 12.

[15]VON SENGER H. (übers.). Meister Suns Kriegskanon[M]. Stuttgart: Reclam, 2011: 118-119, 121-124.

[16]NAVARRA B. (übers.). Das Buch vom Kriege: der Milit?r-Klassiker der chinesen[M]. Berlin: Boll u. Pickardt Verlagsbuchhandlung, 1910: 6.

[17]MASCHKE G. (übers.). Sun Tze: Die dreizehn Gebote der Kriegskunst - Einleitung[M]. München: Rogner & Bernhard, 1972: 12.

[18]LEIBNITZ K. (übers.). über die Kriegskunst[M]. Karlsruhe: INFO Verlagsgesellschaft，1989: 109-110; MASCHKE G. (übers.). Sun Tze: Die dreizehn Gebote der Kriegskunst - Einleitung[M]. München: Rogner & Bernhard, 1972: 12; VON SENGER H. (übers.). Meister Suns Kriegskanon[M]. Stuttgart: Reclam，2011: 118-119, 84, 125.

[19]NAVARRA B. (übers.). Das Buch vom Kriege: der Milit?r-Klassiker der chinesen[M]. Berlin: Boll u. Pickardt Verlagsbuchhandlung, 1910: 6.

[20]FATALIN, M. (übers.). Die Kunst des Krieges: Neue deutsche übersetzung [M]. o.O.: Fatalin Publishing, 2013: 1.

[21]MASCHKE G. (übers.). Sun Tze: Die dreizehn Gebote der Kriegskunst - Einleitung[M]. München: Rogner & Bernhard, 1972: 14-15.

[22]VON SENGER H. Nicht Waffen, sondern Weisheit: Neue deutsche übersetzung von Sun ZiBingfa[EB/OL].[2026-04-24]. https://www.36strategeme.ch/.

[23]VON SENGER H. (übers.). Meister Suns Kriegskanon[M]. Stuttgart: Reclam, 2011: 24, 98-99, 1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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