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國家退休儲蓄體系委員會與國家反壟斷委員會簽署了一項協議，旨在加強退休儲蓄體系中的競爭。這種合作有其現實意義，但也引出一個更基礎的問題：在傭金、轉移規則和商業活動已被多年監管之后，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如今究竟如何競爭？
近年的干預措施針對的確是現實問題：傭金過高、未經授權的賬戶轉移、難以合理說明的商業支出，以及限制賬戶流動的協議。但這些措施也給一個本就存在信息不充分、需求慣性強、轉換成本高等問題的市場增加了新的障礙。
僅靠降低傭金和修改賬戶轉移規則，并不足以創造競爭。當監管者統一價格、壓縮流動性并限制商業競爭時，雖然可以防止眼前的濫用行為，但也可能削弱迫使養老基金管理公司持續改進的機制。“進口”的價格。傭金下調帶來了直接好處：投資收益中留在勞動者賬戶里的比例更高了。最高傭金的確定方式，很難被視為一種常規意義上的價格監管。
這一上限并不是根據效率最高的管理機構成本、其運營義務、服務質量，或退休儲蓄體系的經濟條件來設定的，而是參照美國、哥倫比亞和智利的數據計算得出。這一機制把不同體系混合在一起。智利和哥倫比亞采用的是按繳費流量收費的模式，為了與墨西哥比較，又被換算成按賬戶余額計費的等效費率。美國的參照則來自某些目標日期基金，而這些基金所處的金融和制度架構與墨西哥并不相同。
隨后，這三個參照值被簡單平均，并賦予相同權重，盡管它們對應的服務并不完全一致，監管條件也缺乏可比性。結果是，其他國家的監管決定、金融條件和匯率波動，都可能改變墨西哥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可收取的最高傭金，即便本國退休儲蓄體系內部的成本、義務或效率指標并未發生變化。換言之，這一最高傭金標準與其所要監管的本國市場相比，反而更受國外因素影響。
國際參照當然可以提供幫助，但不應取代對本國市場的經濟分析，更不應變成自動套用的公式。這一上限實際上導致傭金幾乎完全一致。到2026年，國家退休儲蓄體系委員會批準9家養老基金管理公司按所管理余額收取0.54%的傭金，PensionISSSTE則為0.52%。事實上，價格已不再是一個真正的差異化競爭變量。
這種一致性也并非中性。養老基金管理公司按賬戶余額收費，但其登記、通知和服務每個賬戶時都要承擔成本。即使收費比例相同，平均賬戶余額較高的管理公司，每個賬戶獲得的收入也會高于主要服務低余額勞動者的公司。規模經濟會進一步放大這種差異。管理規模較大的機構，可以把技術、監管和運營成本分攤到更廣泛的客戶基礎上。那些管理低余額賬戶的機構，則更難為客戶服務和業務擴張提供資金。統一費率并不必然帶來統一的競爭條件。
流動性是另一個關鍵因素。賬戶轉移規則之所以收緊，是為了減少身份冒用、未經同意的變更和濫用性的銷售行為。但安全要求也可能過度抬高轉換成本。對于擁有個人手機、網絡連接穩定并熟悉數字平臺的人來說，新增的一項數字化要求也許影響不大；但對于共用設備、上網條件有限或需要線下協助的人來說，它可能就是一道門檻。
在這種情況下，賬戶長期不動并不能證明用戶滿意。它也可能意味著更換管理機構成本太高、流程太復雜，或者根本不切實際。因監管摩擦而停留不動的賬戶，并不等于因業績更好而被留住的賬戶。同樣，并非所有商業活動都是浪費。廣告、推廣人員和客戶招攬確實需要成本，也可能刺激那些并不創造價值的賬戶轉移。但服務渠道也能提供信息、方便比較，并讓一家管理公司有機會從既有競爭者手中爭取賬戶。
審視企業，也審視規則。國家反壟斷委員會應當借助這項協議開展一次全面診斷。僅僅調查企業是否存在違法行為還不夠，它還應審視由監管塑造出來的這個市場本身。它需要分析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究竟在哪些維度上競爭，哪些人面臨更高的轉移障礙，傭金上限公式是否具有經濟學上的合理性，是否會對不同商業模式造成不對稱影響，以及市場是否真正具備進入、擴張和創新的條件。
目標不是維護管理公司的利潤，也不是恢復那些備受質疑的做法，而是最大化勞動者的凈收益、服務質量和選擇能力。要實現這一點，國家反壟斷委員會不僅要審查養老基金管理公司是否遵守規則，也要審查現行規則是否允許它們展開競爭。競爭并不意味著所有機構都收取同樣的費用，而是任何一家都不能有停止改進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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