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hi，我是胖胖。
秦暉先生曾在《共同的底線》一書中對民粹有著深刻描述——歷史上的民粹派其實不但不反對權威，而且甚至可以說是極端的權威崇拜者。他們不僅容不得反對派，甚至容不得“旁觀者”。俄民粹派當年有句名言：“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加以消滅。”
我的愚見是，反復被強化的民粹主義，長期看，終將成為利維坦生長的土壤。
因為它的運行機制與其有著驚人的同構性，抹除個體，神化整體，拒絕異見，消滅旁觀，把復雜而多元的社會壓縮成只有敵我、沒有是非的集體意志。一旦這種思維開始塑造人心，個體從恐懼中衍生出的便不只是順從，還有愚蠢、荒誕與仇恨。在那種被不斷灼燒的空氣里，被刻意制造的敵意與陣線，只會迫使人與鄰為壑，彼此撕咬。
到了最后，這些被仇恨塑造的人，終將成為利維坦口中永不熄滅的燃料。
開篇這幾段文字，僅送給阿根廷的部分球員。
這屆世界杯決賽，阿根廷1比0輸給了西班牙。
要我說，這個結果本身沒什么好說的，一是西班牙吃了“遙遙領先”的“紅薯”，這個飲食餐標指定必勝，甚至其見效比長期投喂海參的更勝好幾十籌。
再說了，足球場上沒有必然的贏家。
不過，把整屆比賽連起來看，你會發(fā)現真正預告了這場失敗的，也有可能是半決賽之后的那一幕——洛塞爾索、奧塔門迪等球員從看臺接過一面白底黑字的橫幅，在全球直播鏡頭前高高舉起,上面寫著“馬爾維納斯群島屬于阿根廷”。
從那一刻起，這支球隊就已經不再只是一支球隊了，因為任何一支球隊一旦被這樣使用，它就喪失了其純粹性，運動員的對手也不再只是對面十一個人，而是背在身后的整個想象的共同體，壓力不再來自比賽本身，而來自賽場之外那些永遠無法被滿足的期待。
就像那位背后站了多少人的裁判一般。
你這樣的球隊，可以在情緒最高的那一刻打出神跡，也可以在情緒最沉的那一刻輸給任何人。
讓我意外的，是阿根廷總統(tǒng)米萊的回應。
在這場從半決賽開始一路蔓延到決賽前的民族情緒高潮里，幾乎所有人都在順著說話，副總統(tǒng)Villarruel還在賽前公開把英國人叫作“篡位海盜”。
就在這樣一個所有的聲音都往一個方向倒去的時刻，米萊站出來給他們潑了一盆冷水:
“這是一場足球比賽，我們必須明白這一點，別陷入那些廉價、民粹、陳腐的民族主義口號里，不能把國家公事攪和進來，就是說別混為一談，我知道這很難。收復馬島可以通過明智的外交手段，而不是廉價、俗氣的愛國主義作秀。如果將此事訴諸國際舞臺，那將非常可悲，也非常糟糕。”
他完全可以像1982年的加爾鐵里那樣順勢收割一波民族情緒，把自己在經濟改革里積累的所有怨氣，一夜之間置換成“民族英雄”的光環(huán)。
可是他沒有，這或許是一種罕見的政治克制。
因為最容易獲得掌聲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憤怒，一個政治人物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候，愿意提醒公眾保持冷靜，其實需要承擔巨大的壓力。
究竟有多罕見？
像法國馬克龍曾在2018年的演講中警告：
“我知道那些古老的惡魔正在浮出水面，它們準備好制造混亂與死亡。”
但馬克龍那次批的是別國。
米萊不是，米萊批的是他自己國家、他自己陣營、他自己的選民，且在他們最不希望被批評的那一刻。
我無比認同他說的每一個字。
可能眼前這個時代，還有太多的聲音，一時半會不足以認清米萊的價值，畢竟在一個情緒主導的場域，這無疑是一種冒犯。
而阿根廷能選出米萊這樣一個人出來，也說明這些投票者，在民粹和現實之間，終究還留了一點點選擇良知的空間。
昨天我在另一個號上發(fā)了一篇隨筆：
難道足球不能只是足球？
其實想表達的意思也基本一致，足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第一運動”，不是因為它承載了多少所謂的大義，而恰恰是因為它可以暫時超越種族、地域和立場，把不同背景的普通人連接在一份純粹的熱愛里。
最后分享一位我很喜歡的另一位作家的文字，雖然他的名字發(fā)不出來：
“民族主義是由自欺情緒引導的、對權力的渴望。每一個民族主義者都有指鹿為馬的能力，畢竟他的意識已獻身于比他更宏大的事物中去，且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才是正確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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