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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官方強調他仍在履職,外界卻追問他的傷勢、權威與真實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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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最高領袖長期隱身,革命衛隊、政府和宗教體系之間的權力平衡是否已經悄然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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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從2月28日說起,當天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首輪大規模打擊,執掌伊朗最高權力近四十年的阿里·哈梅內伊在襲擊中遇害。
3月8日負責選舉最高領袖的專家會議選擇穆杰塔巴接任,相關決定隨后由伊朗官方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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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程序上看這并不是阿里·哈梅內伊在生前將權力直接交給兒子,按照伊朗政治制度,最高領袖由專家會議選出,穆杰塔巴在法律形式上完成了必要程序。
父親在空襲中遇害,兒子幾天后接任最高領袖,這種結果很容易讓外界產生家族化甚至世襲化的聯想。
尤其是穆杰塔巴過去沒有擔任過總統、議長或政府部長,也缺乏其父親那樣長期公開執政形成的宗教威望和政治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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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重要的資源,來自最高領袖辦公室內部的人脈,以及與伊斯蘭革命衛隊之間的密切關系。
也正因如此,他上任后的首次公開露面本應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政治儀式,可直到阿里·哈梅內伊舉行國葬,穆杰塔巴仍然沒有現身。
7月戰事重新升級后,他還通過書面聲明表示,將為父親及其他遇害者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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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伊朗現在不是沒有最高領袖的聲音,而是缺少最高領袖本人,這背后究竟只是嚴密的安全安排,還是他的身體確實無法承受公開活動?
路透社引述接近其核心圈子的消息人士稱,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的襲擊中面部和腿部嚴重受傷,目前仍在恢復。
這些說法沒有得到伊朗官方完整確認,因此只能視為有來源的報道,不能當作已經公開證實的醫學結論。
俄羅斯駐伊朗大使曾表示,穆杰塔巴仍在伊朗境內,只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避免公開露面。
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也在5月表示,自己近期與最高領袖進行過會面,隨后伊朗媒體又報道軍方統一指揮機構負責人曾向穆杰塔巴匯報戰備情況,并獲得新的行動指導。
這些信息試圖證明一件事:最高領袖仍然能夠參與工作,阿權認為幕后履職和公開建立權威并不是同一回事。
對于一位剛剛接班、政治資歷有限的新領袖來說,長期隱身所消耗的,恰恰是他最缺少的東西,公眾對其權威的直接感受。
那么,當領袖本人不在鏡頭前時,伊朗龐大的國家機器又由誰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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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最高領袖并不是禮儀性職位,他是國家元首和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對軍事戰略、外交方向、國家安全政策以及核問題等重大事務擁有最終影響力,革命衛隊在制度上也需要向最高領袖負責。
因此穆杰塔巴是否能夠正常履職,影響的遠不只是幾場公開活動,而是整個國家指揮鏈的可信度,從目前情況看,伊朗的權力體系并沒有因為他的缺席而停止運行。
總統負責行政事務,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協調安全政策,外交部門處理談判,軍隊和革命衛隊執行軍事行動,最高領袖辦公室則繼續以穆杰塔巴的名義發布指示。
伊朗本身就是一套多層級、相互交叉的權力體系,即使最高層受到打擊,其他機構仍具有維持政府運轉的能力。
但能夠運轉不等于權力關系沒有改變,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稱,革命衛隊在穆杰塔巴的接班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另有報道指出,戰爭壓力使權力進一步集中到革命衛隊、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最高領袖辦公室組成的強硬派核心圈。
穆杰塔巴依舊位于制度頂端,但在部分重大決策中,他可能更多承擔批準和賦予合法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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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報道同樣主要基于匿名消息人士,外界無法獨立看到伊朗內部會議記錄,因此現在還不能直接斷言革命衛隊已經取代最高領袖,更不能簡單地說伊朗出現了公開的權力分裂。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另一件事:過去是最高領袖依靠個人威望協調軍方、政府和宗教機構,現在則更可能由多個權力中心先形成意見,再以最高領袖的名義作出決定。
這是一種非常微妙的變化,對內它可能幫助伊朗在遭受高層打擊后維持決策連續性。
對外它卻會制造新的疑問,與伊朗政府談判得到的承諾,能否約束革命衛隊?軍方采取行動之前,是否獲得了最高領袖本人批準?
阿權覺得穆杰塔巴現在面對的核心難題,并不是怎樣證明自己仍然活著,而是怎樣證明自己仍然擁有最終決定權而戰爭恰恰不會給他太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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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7月以后,美國重新擴大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并恢復針對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鎖。
伊朗則向海灣地區的美國軍事設施及相關目標發動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圍繞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遇襲、航道限制和通行警告不斷增加,經過海峽的商船數量明顯下降。
在這種局面下伊朗有沒有反擊能力,其實已經不是最大的疑問,更危險的問題是誰來決定反擊到哪一步為止?
革命衛隊需要通過軍事行動恢復威懾,政府和外交系統則必須考慮談判窗口、制裁壓力和石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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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保守力量不能接受政權表現得過于軟弱,普通民眾卻要直接承擔物價上漲、就業減少和生活成本增加的后果,在阿里·哈梅內伊時代這些分歧最終可以由一位擁有數十年執政經驗的最高領袖壓住。
如今的穆杰塔巴,既缺少公開建立起來的個人威望,又可能仍在治療傷勢,他能否讓不同機構接受同一條紅線,目前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定答案。
戰爭也未必會讓伊朗社會長期團結,外部襲擊確實可能在短期內激發民族情緒,阿里·哈梅內伊的葬禮也吸引了大量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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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戰爭爆發前,伊朗剛剛經歷了由通脹、貨幣貶值和生活壓力引發的大規模抗議,社會矛盾并沒有因為國葬和復仇口號而自動消失。
如果戰爭繼續拖延,港口封鎖壓縮石油出口,外匯收入下降,物價和就業壓力進一步增加,最初因外部威脅形成的團結就可能逐漸消耗。
這也構成了新最高領袖最困難的平衡,反擊力度不夠他可能被保守派認為沒有能力為父親復仇,也可能被質疑壓不住革命衛隊。
反擊走得太遠,又可能引來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讓伊朗經濟和普通民眾承擔更高代價,所以穆杰塔巴長期不公開露面,絕不只是一個供人猜測的健康傳聞。
它直接影響外界對三個問題的判斷:伊朗的軍事指揮鏈是否穩定,伊朗作出的外交承諾是否有效,以及下一輪報復行動能否被控制在有限范圍內。
阿權看來一個國家可以依靠制度在短時間內彌補領導人的缺席,卻很難在長期戰爭中依靠模糊維持威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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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威懾不僅要讓對手相信你有能力采取行動,還要讓對手知道,誰能夠叫停行動。
穆杰塔巴接過的不是一個可以慢慢熟悉的職位,他需要同時安撫軍方、團結宗教體系、協調民選政府,還要向普通民眾證明,伊朗依舊存在一個穩定、清晰并能夠承擔最終責任的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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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真正走到鏡頭前、用自己的聲音說明國家方向之前,關于誰在掌舵的疑問恐怕不會消失。
而在戰爭時期,疑問本身,有時就是最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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