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漲我也漲！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信號首次明確，風向變了？

2026年的外匯市場，正上演著一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劇目：美元指數一路高歌猛進上行近3%，但在岸人民幣匯率并未像往常那般疲軟，并在年中強勢走高至6.79附近。長久以來，市場上流傳著“美元強則人民幣弱”的鐵律，如今這個法則似乎失效了。

數據顯示，人民幣與美元的12個月動態相關性已跌至-0.27的低谷。這個冷冰冰的數據背后，折射出全球資本對中國資產內在價值的重新打量。

“一塊錢正在逼近一美元”的民間笑談，正以另一種方式照進現實。外資機構如德意志銀行、大華銀行并未撤離，他們扎堆發行超過1700億的熊貓債，拿著人民幣在中國市場做起了長線布局。

這種真金白銀的投票，比任何數據都更有說服力，說明人民幣資產的獨立吸引力已跨越貿易結算的范疇，向著國際投融資的深水區邁進。

回看過去的匯率博弈與市場波動，其實關于人民幣定價權的爭論一直沒斷過，之前網上就有一個非常詳實的觀點。

官方表達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首先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也就是說一般情況下，人民幣匯率主要是由人民幣外匯市場的供需來決定。

第二點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就是說除了市場供需形成的匯率以外，還要綜合考慮人民幣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這個部分是通過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設定來調節的。

中間價定價的規則為收盤匯率加上一籃子貨幣的匯率變化，這樣既反映市場的需求，又參考了一籃子貨幣的匯率變動。這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是根據貿易權重來設定的，體現的是匯率和貿易之間的互動關系。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2015年12月份推出了人民幣匯率指數，權重基于貿易伙伴的貿易額占比，還包含了轉口貿易額的調整，涵蓋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

比如人們熟悉的美元、歐元、日元、韓元、澳元這些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以及馬來西亞林吉特、俄羅斯盧布等新興市場貨幣都在里面。

占比最大的前五大幣種分別是：美元占比18.9%，歐元17.9%，日元8.58%，韓元8.37%，澳元5.95%，五大幣種合計占比59.7%。此外還有港幣占比3.47%，新加坡元2.97%，沙特里亞爾2.82%，英鎊2.71%。

整體上看，發達市場貨幣的權重是不斷下降的，從2020年占比72.3%降到了2025年的66.1%。而新興市場貨幣的占比隨著貿易的擴張不斷提升，從27.7%上升到了33.9%。

其中漲幅比較顯著的有馬來西亞林吉特，權重升到了5.12%，俄羅斯盧布升至4.9%。實際上，人民幣匯率指數的走勢，和人們感知到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走勢并不一致。

特別是2023年七月份之后，貿易加權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實際上是震蕩升值了3%，但是人民幣對美元是小幅貶值了1%。

拉長時間來看人民幣貨幣指數，2016年到2019年整體震蕩貶值，2020年到2021年大幅升值，2022年到2023年顯著貶值，2023年之后經歷了較為特殊的一段匯率穩定期。這也就體現了第三點“有調控的浮動匯率”的特點。

不僅是機制層面的演進，在探討人民幣與美元“脫鉤”的歷程時，這段歷史的變遷同樣不可忽視。

第三個階段是匯率并軌和市場化起步期，1994年到2005年，實行的是單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1994年的關鍵改革是取消雙軌制，實現匯率并軌，當時1美元兌換8.7元人民幣，正式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不過這個階段實際上還是以“有管理”為主，是基本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浮動范圍非常窄。

當時的配套措施還有實行嚴格的銀行結售匯制度，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1996年，中國實現了經常項目可兌換。

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爆發，中國主動收窄了浮動匯率的浮動區間，保持人民幣穩定，承擔起整個亞洲地區的區域責任。

說到這次匯改，曾爆火的電視劇《繁花》里就有相關的情節：做外貿的汪小姐為了爭取沃爾瑪牛仔褲訂單，報出了低于成本價的人民幣報價，而且是用美元計價的，當時所有人都覺得這單肯定是賠本賺吆喝，搞不好還要違約。

結果正好壓中了1994年1月1號的匯率并軌節點，人民幣匯率一下從5.8貶到了8.7，這筆訂單憑空多出了33%的利潤，直接賺到了汪小姐人生的第一桶金。本來是做貿易生意，結果相當于賭對了匯率，相當于天上掉下來的收益。

順著這種雙向波動的脈絡繼續審視，當我們在2026年看到“風向變了”的奇特景觀時，后續進一步深化的機制改革無疑提供了更充實的視角。

第四個階段是2005年到2015年。

2005年七月份的匯改，放棄了單一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引入了參考一攬子貨幣的調節機制，把競爭型貨幣、貿易伙伴的貨幣作為軟錨來進行調節。人民幣對美元在2005年7月的時候一次性升值2%，到了8.1。

當時的規則是央行每日公布中間價，允許每天的浮動幅度是正負千分之三，后來逐步擴大到了現在的2%。當時有研究員剛參加工作進入中國銀行，還跟著央行的領導參與了這次匯改的調研工作。

當時很多外貿企業不斷說無法承受這么大的匯率升值，紛紛要挾央行，如果再升值就把工人都辭退，甚至好多央企、軍代表都出來提意見，研究員一個一個去做的調研。但是最后這些企業都適應了，還賺了很多錢，后面很多年中國迎來了外貿的大發展。

回過頭來看，如果當時不推進匯改，國內的通貨膨脹是要飛天的。所以有的時候，調控部門宏觀政策的前瞻性和全局性，確實要遠遠勝于企業微觀的感受。

隨著調控部門的前瞻性布局逐漸見效，為了應對更復雜的外部環境，“美元漲我也漲”背后的逆周期底牌也逐漸顯露真容。

2016年后，機制進一步優化，引入了逆周期因子，用來對沖市場超調的風險，形成了收盤價加一攬子貨幣再加逆周期因子的三個因子定價模型。

收盤價和一攬子貨幣指數的規則人們已經了解，這里重點講講逆周期因子。所謂的逆周期因子，主要用于對沖外匯市場的順周期行為，人民銀行可以通過它引導市場匯率更真實的反映經濟的基本面。

市場經常能在央行的貨幣政策會議和貨幣政策報告里看到相關的描述：加強外匯市場管理，堅決對市場順周期行為進行糾偏，堅決對擾亂市場秩序行為進行處置，堅決防范匯率超調風險。

這實際上說明，最近逆周期因子的使用是比較多的，人們可以通過人民幣匯率市場的中間價和市場價的偏離程度，來觀察逆周期調節的力度。2016年到2021年，基本沒有什么逆周期因子調控。

2022年三季度、2023年三季度、2024年二季度，還有2025年初，這四次偏離都達到了2%的極限值，說明央行進行了大力度的逆周期調控。很多人覺得離岸人民幣市場在境外，央行沒有控制力，其實不然，央行也有間接的調控手段。

第一個工具是上調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能放寬境內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境外融資上限，鼓勵跨境融資資金流入，增加國內美元流動性，再通過結匯需求緩解人民幣貶值壓力。2025年1月這個參數從1.5上調到1.75，2015年初也使用過這個工具。

第二個工具是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下調的話可以釋放境內的美元流動性，平衡外匯需求。2023年的時候，這個準備金率就從8%降到過6%。

第三個工具是遠期結收匯風險準備金，銀行上調這個準備金，能增加企業遠期購匯的成本，抑制投機型購匯需求。2022年的時候，這個準備金率從0調升到了20%。

除了這些正式工具，還有非正式的手段，比如在離岸市場通過中資銀行直接進行匯率干預。央行調節在岸、離岸人民幣匯率的工具非常多，根本不可能守不住匯率，更不可能一周之內就突破過去三年的運行區間。

這些逆周期調節，本質上是復雜系統里負反饋機制的運用。就是人為引入負反饋，控制金融市場經常出現的正反饋超調，避免形成泡沫后崩潰，給企業和金融市場造成沖擊。

當時很多人認為面臨劇烈震蕩會失去防守底線，但現實是強力手段的介入徹底阻斷了風險。沿著這條線索繼續深挖，戰略層面的考量便呼之欲出。

實際上從整體系統的角度看，人民幣匯率需要的不是貶值，而是脫鉤。宏觀上看，匯率的浮動就是抵御海外沖擊的一道防波堤，如果匯率還是像過去那樣半掛鉤美元，中國將直接面對海外市場的沖擊，國內貨幣政策也會受限。

這也是為什么年初就說好的降準降息遲遲不來。2024年四季度到2025年年初，美國經濟表現轉好，美聯儲降息預期消失，美債利率不斷走高，如果此時人民幣降準降息，中國會面臨更大的匯率壓力，這個壓力是建立在維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的目標上的。

4月份出現關稅戰、貿易戰之后，中美在貿易流上啟動脫鉤，這種環境下，目標就不再是維穩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了，而是脫鉤防沖擊，人民幣匯率需要更大的浮動空間。有人問如果繼續保持人民幣跟美元強綁定，未來局面是不是會越來越難控制。

不是難控制，而是目標變了，系統的主要矛盾發生了切換，所以目標就得調整。當儲備池里的糧草足以應對全球風暴時，人民幣的獨立行情便水到渠成。

在這個風起云涌的時代，良性貨幣的標志不僅包含匯率上的溫和升值，更體現在國際舞臺上獨立定價權的掌控力。

盡管在SWIFT等傳統體系中人民幣的份額與美元存在差距，但跨境清算體系的爆發式增長以及中外相關性的反轉，均釋放出明確的信號：人民幣正告別被動跟隨的依附狀態，華麗轉身為能夠自我主導的獨立資產。

這種底氣源于深厚的產業支撐與制度演進，如今風向已然徹底轉變。順應這股潮流，真正屬于人民幣的獨立良性發展周期正一步步走向舞臺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