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祥丨研習古典文獻學的一些回憶

研習古典文獻學的一些回憶

石祥

杜澤遜老師邀我為《國學季刊》寫一篇回顧個人學術經歷的文章。這當然是極大的獎掖提攜，感激之餘，又很惶恐。——此前便知道，“國學人物”是《國學季刊》的常設欄目，介紹的都是文史學界的名家，幾乎全是師長輩的學者（比如我的碩士導師陳廣宏先生、曾給我授課的吳格先生，都在此欄目有過專文）。

論經歷識見，我自然遠不及之前在欄目中出現的諸位先生，也沒有什麼值得誇讚的“重要成果”；事實上，在文獻學研究中，我仍然處在摸索學習的階段，心得有限，教訓甚多。但另一方面，我求學乃至以學術為職業的起始時間點，晚於諸位先生甚多，而近幾十年的巨大社會變化，恰巧造成彼此的求學環境、學術職業各階段所面臨的問題，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玩笑地說，這也是一種“代溝”）。所以，就這個角度而言，我們這個年輩的人把自己求學治學的經歷，做一個階段性回顧，也不是全然無益的。

我從小喜歡讀歷史普及讀物，尤其熱衷於古今中外的各種打打殺殺，無論是春秋戰國，還是一戰二戰，都讀得饒有興致。中學時，便打算以後要讀歷史系（一方面也是作為理科成績不好的託辭）。1997年，我參加高考，申報志願時，由於北大沒有在上海投放曆史學系的名額，所以選擇中文系為第一志願。入學後，中文系組織新生教育，向我們介紹三個專業（文學、語言學、古典文獻學）的基本情況，引導大家分配專業。當時大家都懵懵懂懂，也沒有什麼條件上網搜索，只能聽介紹而選擇。而我的感覺是文獻學專業與歷史學更有關聯，所以就選擇了它，談不上有什麼明確的專業認識。

北大古典文獻學專業的課程設置，體系完整，輕重分明。大一的專業課程有：古代漢語、現代漢語（這兩門課程是兩學期制，三個專業一起修習）、當代文學（一學期制，語言學專業與文獻學專業專供，文學專業單獨開設更詳細的課程）；此外，相對比較特殊或者說有專業特色的，是中國古代史，這門課本身是歷史系的專業必修課（兩學期制），我們跟著歷史系同學一起聽講。——這門課程對於文獻學專業來說，真是很有必要，我們能對古代史有一點初步的框架認識，主要便是得益於此。當時，北大部分文科院系的大一新生被安排在昌平校區。若要去燕園本部，很不便利，只有早晚兩趟校車，或者是自己跑去昌平縣城（距離昌平校區還有相當距離）坐公交車。所以，大一一年，我只去過很少幾次燕園，去海淀圖書城買過幾本書。昌平園也有圖書館，但只是一間大屋子的半邊放了幾排書架，上面有氣無力地排了些書。教學樓的二樓有一間屋子，開辦了一家小書店。當時，民國學術名著重印風潮初起，我在那裡買了《經子解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類的書。

大二時候回到昌平本部，課程逐漸以小專業課為主。主要的必修課有：版本學（王嵐老師）、目錄學（許紅霞老師）、校勘學（倪其心先生）、文字學（沈培老師）、音韻學（耿振聲老師）、訓詁學（董洪利先生）、古文獻學史（漆永祥老師）、四部要籍（每部各一門課，吳鷗老師、李更老師、陳曉蘭老師分別講授）、中國文化常識（楊忠先生）。至於專業選修，有李家浩先生的《說文》、孫欽善先生的《論語》，等等。

這些課程中，我最有興趣的版本學。有一堂課，王嵐老師帶我們去校圖書館古籍部參觀，除了桌子上擺了若干部善本實物之外，還領著我們進了善本書庫，令我們大開眼界。我對版本實物的興趣，大約就是從那時萌生的。

另一方面，當時學校周邊書店極多，校內還有週末書市。在這樣的環境中，我養成了買新書、淘舊書的習慣。因為興趣逐漸固定，購買的重點便集中在了版本學、目錄學方面，諸如《四庫總目》《書林清話》《經籍會通》《書目答問》《國朝漢學師承記》《販書偶記》《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宋版書敘錄》，以及黃永年先生的幾種書、黃裳、潘景鄭的題跋。由於閱讀方向的影響，大三時的學年論文，我選擇《書林清話》為題，請王嵐老師指導，就其編次結構發了一番議論，其實只能算是複述常識。——我後來的研究興趣集中在版本學上，這篇學年論文便是不成樣子的起點。

本科畢業後，我被推免到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讀研。修讀的專業課程先後有：吳格老師的古文獻基礎、錢振民與鄭利華老師的古籍整理實踐、陳正宏老師的版本目錄學，吳金華先生的古代漢語專題研究，陳廣宏老師的明代文學研究，等等。在這些課程中，我對版本實物的興趣進一步加深。古籍整理實踐課，要求我們選擇一部明代別集標點，用的是早年所里為《全明詩》項目從各圖書館複製回來的善本。版本目錄學課上，陳老師帶著他從各處搜羅的版本實物，展示講解；還帶我們去上圖觀摩宋元善本，陳先行先生講解。

此外，所里常有學術講座。其中，黃永年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前後來過兩次，每次集中講課一周。黃先生授課清晰明快，神色炯炯，閒談犀利可愛，天南海北而又一以貫之，真是豐神俊采，光華灼灼。第二次授課中間，還穿插過一次講座，專講買書故事，聽者神往。

研二時，我開始碩博連讀，轉入陳正宏老師門下。原先碩士階段的計劃，是做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的專書研究，轉為博士之後，覺得此題目體量或許不夠大，遂開始重新選題，其間頗有周折。陳老師很少指定題目給學生，而是鼓勵學生自由選題，然後與他討論可操作性、選題的拓展性空間、研究路徑等等。我先後提過幾個題目，都因在上述的某一方面不合適而作罷，最終選定的題目是丁丙八千卷樓。我那時還是想做大而全的研究，開題報告列了一個相當“全面”的框架提綱，裡面甚至有丁丙的社會活動（丁氏參與或者主持了當時杭州的很多地方社會慈善事業）。陳老師說，這樣的結構看似面面俱到，但實際做下來，很可能落入處處稀鬆的境地；要求我將精力專注於新材料、新問題、新的論述視角的開掘。我按照指示，將話題集中在丁氏藏書聚散、《丁志》《丁目》《武林藏書錄》的編纂、丁氏刻書三個板塊，題目定為《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

在具體研究過程中，陳老師的首要要求是盡量發掘前人未用過的一手史料。就丁氏而言，最重要的一手史料是他的藏書題跋與《丁志》《丁目》《武林藏書錄》的稿本。當時古籍數字化遠不能與現在相比，具體到八千卷樓研究，可用的電子資源非常有限。因此，我從所里收藏的從南圖複製回來的丁氏舊藏明集開始調查，然後多次去浙圖、南圖、上圖，調閱丁氏舊藏書實物（或者膠圈），總計抄錄、複製了十幾萬字的材料。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對丁氏題跋的調查。

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來看，丁氏的藏書題跋數量約有將近2000篇，實際調查時，才認識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指的“某書有丁氏題跋”，其實包括貼在原書上的《丁志》初稿、丁氏日常所寫題跋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至於某書上的丁氏題跋是兼含兩者，還是僅有其一，只有見到實物（或者膠圈），才能確定。另一方面，這兩類“丁氏題跋”之間，又存在關聯。具體來說，丁氏日常所寫題跋，往往成為此書《丁志》初稿的取材對象，而這又可以與《丁志》較晚稿本勾連起來，形成“鏈條”。認識到此點之後，博士論文中論述《丁志》《丁目》《武林藏書錄》的章節，便將重點放在了釐清“著述形成”的脈絡、“著述”與“日常鑒藏”的關係上。

陳老師的第二項要求，是必須追求論述的結構性、邏輯性。博士論文中的丁氏藏書聚散、丁氏刻書兩個板塊，單以“一手史料”堆砌，很容易寫成流水賬或是資料長編，有資料性而缺乏歷史感——這也是文獻學個案研究常有之敝。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關於丁氏所刻叢書，我最初是按照叢書及其子目排序，甲書以何本刊刻，何人在哪些方面予以協助，證據是何，甲書畢，再寫乙、丙、丁，依式辦理。陳老師批評說，丁家刻書幾百種，如此寫法，看似體例均一，實則無異於菜場裡擺攤，太雜亂了，要求我有邏輯條理與論述框架。後來，我盡力從表層現象中提煉深層現象，在論述丁氏刻書與其交遊之關係上，花了一些力氣。

在博士論文的研究寫作過程中，對於一手材料的發掘與利用、稿抄本與題跋文獻“漸進鏈條”的分析探究、刻書底本的推定探求，成為了工作重點。這些手法或意識，並不只為研究丁氏所設，只是當時我尚未體悟及此。

博士畢業後，我進入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工作。當身份從學生變為教師，就不可避免地陷入“項目化生存”或者說“成果化生存”。我一邊修改博士論文，準備出版；另一方面，也感覺到不能僅靠八千卷樓的一畝三分地，做“一本書主義”，亟需尋覓新的研究選題。而這個關於今後走向的思索，同樣頗費周折。

2008年，在天師大工作的同時，我開始在南開大學文學院做博士後，合作導師是盧盛江先生。當時是抱著再寫一篇博士論文，逼自己開拓新選題的想法，但題目選什麼，千思萬想，仍毫無頭緒。當時腦子裡出現過的念頭，大概有以下這些：如果是點的擴展，那麼可以恢復博士論文最初的想法——丁氏的全面研究；如果是同類題目的更替，那麼可以選擇丁氏之外的“晚清四大藏書家”的另三家；如果是領域的改變，那麼可以選擇一個偏重于古代文學的個案研究（專書或者人物）。盧老師對我十分寬容，關於選題，並不要求我選擇與他的研究領域相近的題目，如唐代文學、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等等。我起初選擇了第三條路，打算做方以智的個案研究，側重於文學方面。但進行了幾個月的初步摸索，深感自己在相關知識儲備上的匱乏。彷徨無計之時，我從《方以智晚節考》開始，閱讀余英時的著作；讀到《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時，有所感觸，萌生了考察版本學學術史的念頭。

已有的版本學史研究，或是重要人物/著述的個案研究（八千卷樓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廁身其中），或是基於前者的集合研究。其中，後者往往是以“時間”這一外部維度構建框架，確定斷限，劃分前中後期（或其變體，如初盛中晚之類）；然後每期之內，先寫張三，後寫李四，各有甲乙丙丁之書，價值意義分別有子丑寅卯幾點。其問題或者說局限是：時間線性看似是“連續”的，但將時間予以“分期”處理之後，再以“人物”、“著作”為主要觀察點，往往會遮蔽探究版本學內部學理脈絡的“連貫性”。造成這種“遮蔽”的癥結是：難以透過“人物”、“著作”個體有限的學術場域，觀察長時段的學理演進。

舉例而言，著錄行款是版本學研究中通行至今的慣常操作，已有研究談及黃丕烈等人，都會說他們注重著錄行款。但是，行款意識何時發生？人們何時以“行款”這一術語指稱葉面的行數字數？比勘行款以考察版本的技法何時出現？“×行×字”的術語形式何時確立？行款何時現身於書志題跋，成為其常備項目？不同學者對於著錄行款的重視程度是同等的麼？如果不是，那麼它在不同時段、語境以及學者個體筆下，呈現何種面向？造成差異的原因是何？以上這些並不是懸空提出的邏輯問題，而是具體實在的歷史問題，卻從未得到系統回答，甚至是提出；上述各關鍵節點的歷史實情，也就未得到應有梳理。毫不誇張地說，著錄行款一事的歷史實踐的具體情況，至今尚處於模糊不清的狀態。不唯著錄行款如此，版本學現今通行的各項技法、術語與知識在歷史上逐步形成的過程，基本都未曾被人深究。版本學的學術史，尤其是其“內在理路”的演進脈絡，是一個“應有而尚無”的課題，存在很大的學術空間。認識到此點之後，頓時感覺豁然開朗，於是我選定版本學史研究，作為博士後研究的課題，具體內容則是從內部視角探索版本學研究范式的形成。

如所周知，範式是一種理論體系，是學術共同體普遍接受的方法、學說、概念、術語的總和；所以對於版本學範式之形成的考察，實質就是對版本學歷史實踐與歷史理論的整體梳理。這無疑是一個內涵豐富、體量很大的話題。而博士後在站時間有限，只能有所取捨。最終的博士後出站報告，題為《行款·牌記·版式：版本學典範的學術史考察》，具體內容集中在考察著錄行款、版框樣式、版框尺寸這三項技法形成嬗變的歷史，並討論歷史上曾出現的指稱行款、版框、牌記這三項的不同術語在不同時段的運用情況。其中有些章節，後來在《中國典籍與文化》、沈乃文先生主編的《版本目錄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

以此為基礎，2016年，我以“清代民國版本學學術史研究——以“范式”形成為中心”為題，申報了教育部項目。2019年結項。相比博士後階段的研究，教育部項目的工作范圍，有大幅擴展，寫了一些之前已有想法但未及探求的問題，也觸碰了一些之前未曾想過的問題，比如：梳理了“版刻字體的認知及其學說”的整體歷史，探究了版本學研究的圖像方法的重要表現形式——書影著作的編纂思路的演進（及其盲區），觀察趙萬里先生的版本學實踐，闡析其版本學理念的學理本質，論述該理念在版本學史上的應有地位，等等。

另一方面，在博士後階段，由於當時立志做版本學史的“內部研究”，關注焦點完全放在了版本學範式的“內在理路”上，對於外部因素之於版本學的相關問題，未加關心。後來認識到，有內無外是行不通的，某些外部因素對於版本學演進產生過或者產生著巨大影響，甚至可以說形塑了版本學研究的面貌。於是，我開始留意此方面的問題點，做了一些探究，比如：近代印刷技術的引入與技術更迭之於書影著作之興起的關聯，不同時段跨國學術交流的樣態獨語域外漢籍研究面貌的影響，等等。——後一個問題，已有跨出“中國”的味道，儘管教育部項目的題目是限於清代以來的中國版本學。

教育部項目結項後，隨著思考的深入，我產生了調寬視野的想法，打算從“東亞廣域”的立場，觀察“東亞漢籍版本研究的範式（或者說研究體系）如何逐步形成，相應的歷史實踐的真實面貌是怎樣的”，考察“漢籍版本研究的諸方法、學說、概念、術語的歷史沿革；以漢籍版本研究為主旨的跨國學術交流；對范式的形成演進產生重要影響的社會性（外部）要素”。

這一設想，是基於以下事實：“在宏觀層面，東亞漢籍具有顯著的“歷史與文本共性”（漢文書寫是最大表徵），在版本形制與文本形態上相即相離，存在明顯的關聯性、近似性乃至同質性。在微觀層面，漢籍不能脫離各國文化傳統的具體語境而存在，必然在本土化過程中發生交融變異；如和刻本中常見的訓讀本、和漢合璧本朝鮮的漢文諺解本、越南的漢喃合璧本，都是基於“共性”的本土化結果，呈現出不同風貌。漢籍在東亞廣域的廣泛傳播與大量生產（刻印抄寫），自然催生出考索版本尤其是古本珍本的學術需求。緣此，在東亞各國的傳統學術中，先後出現了研究漢籍版本的學問，即中國的“版本學”、日韓的“書志學”。由於東亞漢籍“共相”與“殊相”並存，所以中國的版本學與日韓的書志學同樣是“共相”與“殊相”並存，既在學理、方法上存在諸多關聯互通之處，又在研究重點、具體的學說、術語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呈現出多元面向。……無論是中國的版本學，還是日韓的書志學，各具悠久歷史，積累了豐厚學養，又具有明顯的宏觀共性與豐富的細節差異，極有必要進行通盤的學術史回顧與分析。而目前尚未有相應的總體性研究……”另一方面，從最初開始，我還存有“知往鑒來”的野心，想通過回看版本學的歷史理論與歷史實踐，反思當下版本學研究的野心。我甚至有一個想法：版本學界一直有提高“科學性”與“理論性”的呼聲，換言之，大家認為現在的版本學尚不夠“科學”。而版本學理論深度的欠缺，不正與版本學學術史研究尚不發達有關麼？

經過一段時間的打磨，2022年，我以“東亞漢籍版本學史”為選題，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年被逼到墻角時的念頭一閃，居然成為後來長期的研究課題，實在是大出意料。

我做得較多的另一個方向，也是源自“念頭一閃”。2010年前後，與現代文學專業的幾位老師餐敘。席間，王國綬老師說，你和鮑國華老師不妨考慮合作搞一個古今結合的研究。儘管之前全無接觸，但不知為何，我馬上想到了這個題目，隨後與國華兄合作，獲批教育部青年項目。

坦率說，當時我的想法比較功利。此前，多次申項目不成功，覺得文獻學太冷門，而魯迅的題目可以報在現代文學的分類下，成功幾率更高。雖說起初“動機不純”，但著手具體研究之後，發現這個題目充滿趣味，大有可為。魯迅輯校古籍手稿的保存情況較好，同書多件手稿並存者甚多，證據鏈條大致完整，魯迅的工作軌跡與細節宛然可見，有大量的可分析空間。另一方面，魯迅研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最為發達的分支領域，輯校古籍的相關研究卻很冷；尤其是復原魯迅工作現場、基於其工作實態細節闡發“價值”與“意義”的研究，為數尤少。我的工作重心就放在了釐清魯迅工作實態上。2019年，該項目結項後，我以“魯迅收藏校釋金石文獻活動之研究”為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魯迅金石學活動，其冷門程度較之輯校古籍更甚，值得探索的空間同樣很大。

研究期間，我還參與了新版《魯迅手稿全集》“輯校古籍編”的審校工作。之前，魯迅輯校手稿的影印公佈不全，而新版《全集》以應收盡收為原則，所以藉助審校工作的機會，我接觸到了已知的全部魯迅輯校古籍手稿，得以更正之前的一些錯誤認識，同時也開始認真思考很多此前未曾細想的問題點。審校結束後，我著手修改舊稿，補寫了一些章節，在中華書局出版了《魯迅輯校古籍考》。

版本學研究，不能脫離實物。我讀博士的時候，陳老師帶我們去浙江圖書館，為該館的未編古籍編目。當時，陳正宏老師設計了一個古籍編目登記表，著錄項目與後來古籍普查的“十三項表”很接近。2014年夏天，陳老師與大澤顯浩教授合作，編纂《學習院大學所蔵明刊本圖録》。他因為忙，遂推薦我去學習院大學實地調查，撰寫解題。在一個月時間內，我逐一調查了該校收藏的80多部明刻本，撰寫了幾十篇解題。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域外漢籍調查，大有收獲。

2015年，中國古籍保護協會招募大學生志願者，參加古籍普查，在暑假去各地的收藏單位，解決專業編目人員不足的現實困難。得知消息後，我立刻報名，協會派我做指導老師，負責審核編目數據。從那年暑假開始，到2019年暑假，我先後去過河北、廣東、上海、山東、四川的10余家圖書館、博物館，經眼了不少未編古籍。在此之前，陳正宏老師寫過一篇關於寫樣與試印流程的論文（發表於《中國典籍與文化》），很是有趣。恰巧在普查中，我又見到了不少刻書底本、寫樣本與試印本實物，於是產生了這方面的研究興趣，以“從底本到試印”為主題，做了一些工作。

回看自己這些年來走過的路，經驗有限，教訓不少，體會良多。最大的體會有兩點：一是興趣是文史研究最好的出發點。從博士畢業開始，拓展研究領域，恐怕是每個學者都要面臨的問題。這自然需要有所規劃，而興趣會帶來規劃以契機與鮮活。從這個角度來說，對多個領域或者說話題，持有好奇，是十分有利的。二是要重視參加“大項目”的機會。大項目成於眾手，往往有參差不齊之病；某些項目的管理，也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這些都是實情。青年學者聽聞負面消息多了，會產生先入為主的抗拒心理，亦在情理之中。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全情參與，只要自己認真工作，做好分內事，就一定會有各方面的收穫。

個人簡介

石祥，1979年生。200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本科）。200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碩博連讀）。同年起，就職於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現為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研究員。從事版本目錄學、清代藏書史、書籍史研究與魯迅研究。參與中華古籍普查志願服務行動，曾在廣東、河北、山東、四川、上海市的多家古籍收藏單位，進行古籍編目鑒定工作。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漢籍版本學史”以及多項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撰有專著《魯迅輯校古籍考》《八千卷樓書事新考》，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書目書志叢刊》，參與編寫《學習院大學所藏明刊本圖錄》。

代表成果《魯迅輯校古籍考》介紹

魯迅曾做過大量的古籍輯佚校勘工作（主要是在清末及民國初年），涉及數十種古籍，以魏晉六朝時代的典籍居多。魯迅輯校古籍的活動，在時間上，跨越“辛亥”與“五四”這兩個中國政治史與文化思想史的重大變革時刻；在內涵上，體現出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的魯迅的“舊”的一面，具有重要的探究價值。

本書以文獻學的實證方法，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系統考察魯迅輯校古籍的具體情事。作者利用參加新版《魯迅手稿全集》審校工作的契機，強調將手稿的物質形態作為與文本證據同等重要的史料，從細繹手稿實物的物質形態與文本差異入手，相互印證，判定大量未標署時間的魯迅輯校古籍手稿的時間框架、同書多件手稿的序列關係；進而厘清各書輯本卷次結構的演變、序文的漸次形成、魯迅對清人輯佚學與金石學成果的吸收與訂正；解析魯迅判定佚文歸屬、佚文的校勘與連綴排次、案語的次第增補與撰定等具體工作細節。很多具體結論，被新版《魯迅手稿全集》吸納採用。

中華書局，2024年5月出版。

注：本文發表于《國學季刊》第三十三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此為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