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無前例！最嚴吏治！反腐就只是簡單的“抓貪官”嗎？

大家可能都有同樣的感受，這十幾年來我們的反腐力度太大了。

十八大以后，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能看到新聞里又有誰誰誰落馬了。至今十多年過去了，這場反腐風暴不僅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反而越刮越猛。力度之強、涉及官員的層級之高、持續時間之長，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都是罕見的，甚至是空前的。

我們來看一組讓人震撼的數據：

從黨的十八大到二十大，十年間，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464.8萬余件，其中，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干部553人（一般為副部級以上），處分廳局級干部2.5萬多人、縣處級干部18.2萬多人、各級“一把手”20.7萬人。

這些數字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從2012到2022年，平均每年有超過45萬人被處分，平均每天有超過1200人被處分。

這是什么力度？官方的評價是：史無前例。

而且二十大以后，反腐敗力度沒有減弱，而是在加強。

2023年，立案62.6萬件，處分61萬名官員。2024年，立案87.7萬件，處分88.9萬人。2025年立案101.2萬件，處分98.3萬人。

一年要處分上百萬官員，而且下到村部，上不封頂。沒有“丹書鐵券”,也沒有“鐵帽子王”。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正處于中國歷史上吏治最嚴的時期之一。

很多人看著這些新聞，可能都在想同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些年中國的反腐力度這么大？

如果深入研究，還會有下面這些延伸的問題——腐敗是中國特例嗎？為什么計劃經濟時期的腐敗比改革開放時期更少？腐敗問題如果一直都有，那為什么是最近這十幾年反腐力度突然加碼？腐敗到底應該怎么治理？只靠喊口號就有用了嗎？反腐就是簡單的“抓貪官”嗎？

這期視頻，我們就來探究這些問題。

一．中國歷史各朝代的慘痛教訓

首先第一個問題，腐敗是中國特例嗎？

當然不是，腐敗從不是哪個國家、哪個朝代的專利，它是人類社會的頑疾。只要有權力，只要有利益，腐敗就會像野草一樣冒出來。

縱觀人類歷史，有太多強大的王朝、繁榮的國家，都是因為腐敗而轟然倒塌的。

明朝之初，朱元璋對貪官有多狠？貪污60兩銀子以上，直接剝皮實草。就是把貪官的皮剝下來，里面塞上稻草，掛在衙門口示眾。這夠狠了吧？但200多年后，崇禎吊死煤山，明朝還是亡了，亡在了東林黨爭和官場腐敗。

清朝末年，就要亡國了，但整個官僚系統都在撈錢。末代慶親王奕劻僅在英國匯豐銀行存款就達712.5萬英鎊；慈禧太后修頤和園，挪用的是海軍軍費；北洋水師的炮彈都是空的，因為錢都被貪了。甲午戰爭一打，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朝從此一蹶不振。

再說國民黨，1949年國民黨為什么會敗退臺灣？軍事上打不過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經徹底失去了民心。為什么失去民心？腐敗。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接收了大量的日偽財產。這些財產本來應該歸國家所有，結果呢？變成了各級官員的私產。老百姓稱之為"五子登科"——房子、車子、票子、女子、金子，全都進了官員的口袋。

更要命的是法幣改革。1948年，國民黨搞了個金圓券改革，強制老百姓把手里的黃金、白銀、外幣都換成金圓券。老百姓剛換完，金圓券沒多久就瘋狂貶值。幾個月時間，物價漲了幾萬倍。大家一輩子的積蓄，一夜之間變成廢紙。

老百姓不傻，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當共產黨打過來的時候，很多地方都是簞食壺漿，喜迎解放軍。國民黨，因為腐敗透頂而失去民心，因為失去民心而失去了一切。

這就是腐敗的危害。它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

二.新中國成立初的腐敗問題

說到這里，你可能會問：既然腐敗在各朝各代、古今中外都會發生，那新中國成立后存在腐敗問題嗎？

當然存在，1952年查處的新中國反腐第一案——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震驚全國。這個案子表明，即便是在建國初期，即便是黨的高級干部這一類老革命，也可能經不起考驗而嚴重腐化。

但客觀來說，計劃經濟時期腐敗問題的嚴重程度，遠不如改革開放以后。

很多人可能覺得，這是因為嚴厲打擊，是劉青山、張子善案起到了很強的震懾作用。

但如果只需要殺幾個人就能解決腐敗問題，那就想簡單了，腐敗也不會是人類社會的頑疾了。計劃經濟時代腐敗問題相對較少，背后有著更深層的原因。

首先是體制原因。計劃經濟時代，整個社會的資源都是由國家統一分配的，糧食、布匹等一切生活資料都是憑票供應的。你想貪，大多也就是實物型的侵占，最多用于個人消費。而且，就算貪污到了錢，因為那個時代沒有私營經濟，更沒有投資渠道，還是只能轉化為個人消費，而人的吃穿用這些基本消費在那個年代都是有限度的，腐敗也不會無限膨脹，形不成規模。

其次是政治運動的高壓。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中國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客觀上確實對腐敗形成了巨大的威懾。

還有一個很重要但很少被提及的原因：那個年代干部待遇相對來說其實還不錯。

計劃經濟時代，雖然大家都不富裕，但干部的生活水平相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還是要好一些的。他們有干部食堂，有干部病房，有干部療養院。這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算是相當不錯了。

更重要的是，那個時代的貧富差距非常小。最富的人和最窮的人，生活水平差距不大。這種相對平等的社會環境，客觀上減少了腐敗的動機。你想想，如果社會上沒有暴富的人，沒有奢侈的生活方式，干部們也就不會眼紅富人，沒有那么強的欲望去追求物質享受。

所以，計劃經濟時代腐敗問題相對較少，不完全是因為人的覺悟高，主要是因為整個體制、整個社會環境，都不具備大規模腐敗的條件。

三.改革開放后的腐敗問題

那改革開放之后，腐敗問題為什么開始洶涌起來呢？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是因為“道德滑坡”、“人心變壞了”，但是把“腐敗”這么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問題只簡單歸結為道德問題，肯定是不科學的。

總的來說，就是計劃經濟時期經濟體制、社會環境、利益結構、分配方式......這些種種因素，在改革開放之后，發生了巨變。所以，腐敗在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經濟年代開始不斷發酵，最后泛濫成災。

而且和計劃經濟時代實物型侵占相比，市場經濟時代的腐敗以資本型、交易型的經濟犯罪為主，官商勾結的現象空前膨脹，金額特別巨大。

具體來說，第一個原因就是市場經濟的引入。

市場經濟是個好東西，它能極大地提高效率，釋放生產力。但市場經濟也有它的天然弊端，就是它會帶來巨大的權力尋租的空間。

比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的雙軌制。同樣的商品，計劃內的價格很低，市場上的價格很高。這中間的差價，就是巨大的利潤空間。誰能拿到計劃內的指標？有權力的人。于是，批條子、批指標，成了最賺錢的生意。

90年代后期，價格雙軌制基本不存在了，但權力尋租的空間依然很大。比如，一處國有資產的處置，就有官商勾結的操作空間；一個政府工程的承攬，就會帶來驚人的利潤；一個內幕消息提前釋放，就會讓先知道的人變現出巨額的利益。

一旦有了這樣的土壤，資本因為其自身屬性，永遠會流向回報率最高的地方去。什么地方回報率最高呢？有信息差的地方、公權力起決定性作用的地方，而這時候，如果賄賂和腐敗是沒有后果的，那賄賂當然是成本最低而獲益最大的一種發財方式。所以，資本有強烈動力向公權力滲透。

第二個原因，是制度建設的滯后。

市場經濟不是說不好，而是一定要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來規范，但這套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時間的。在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權力就會鉆空子。

比如改革開放初期，很多領域都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土地怎么轉讓？國有企業怎么改制？這些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而在這個過程中，有權力的人就可以利用制度的漏洞，為自己謀取私利。

第三個原因，是社會觀念的變化。

任何事情都是兩面的。改革開放之前，整個社會崇尚的是“艱苦奮斗”、“無私奉獻”，這時候強調的是道德感召、信仰驅動，但因為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客觀上影響了大家的生產積極性。

而改革開放之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點燃了整個社會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但也讓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發生了改變。致富不再是可恥的，而是光榮的。這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很多人開始不擇手段地追求財富。“笑貧不笑娼”、“有錢就是大爺”，這些觀念開始在社會上蔓延。

以前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分配什么大家就用什么，彼此都差不多。但市場經濟不一樣，社會上分化出了富人和窮人。豪宅、豪車、奢侈品甚至私人飛機，只要你有錢，都是你的，別人都沒有。

這種物質的極大豐富和分配上的懸殊，對人的欲望是一種巨大的刺激。特別是對一些手握權力的人來說，他們看到自己服務的商人們香車美女、花天酒地，心理開始失衡。憑什么我操勞半生，還不如一個做生意的？憑什么我兢兢業業工作，收入還不如一個個體戶？

這種心理失衡，加上權力在手，權錢交易就開始了。他們的心理開始扭曲，并不斷把腐敗合理化：“這工程給誰干不是干”“我撈一點點也沒事”“反正別人都在撈，我不撈不是傻嗎？”

說到這里，改革開放后腐敗盛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官員激勵機制的副作用。

這就得提到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央地關系中的一個典型現象——GDP錦標賽。

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央對地方官員的考核就以經濟發展為主要指標。哪個地方GDP增長快，財政收入增長快，哪里的官員就有機會升遷。而你這個地方經濟搞不上去，對不起，你就得原地踏步，甚至被調到更差的地方去。

這套激勵機制的效果是驚人的。全國有幾百個地級市，幾千個縣，每個地方的官員都在拼命發展經濟、招商引資。

客觀地說，這的確是過去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凡事有兩面。

在這種“GDP至上”的邏輯之下，部分官員的行為包括思想也都變形了，他覺得“我跟商人搞好關系是為了發展經濟”，“我搞點暗箱操作是為了走捷徑更快的發展經濟”。“反正只要經濟上來了，我大概就要升遷，至于個人拿一點‘辛苦費’，這有什么要緊的”。

所以，改革開放后腐敗問題的洶涌，絕不僅僅是道德問題，而是多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個國家處在“轉型期”的問題，也是很多國家在轉型期都會遇到的問題。

什么叫轉型期？就是一個國家“從一種經濟體制轉向另一種經濟體制”或者“從一種發展模式轉向另一種發展模式”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舊的規則已經不管用了，新的規則還沒建立起來，整個社會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而這種無序，恰恰是腐敗滋生的土壤。

縱觀世界歷史，幾乎所有國家在轉型期都經歷過嚴重的腐敗問題。

俄羅斯在90年代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時候，國有資產被大規模私有化，一夜之間誕生了一批寡頭。這些寡頭用極低的價格，從政府手里買走了石油、天然氣、礦產等戰略資源。有人算過，俄羅斯在私有化過程中流失的國有資產，價值超過1.7萬億美元。

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在位32年，有人估計，其家族財產超過150億美元。這些錢都是在印尼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通過各種權錢交易獲得的。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甚至可以說，在一個國家走向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的過程中，腐敗的猖獗幾乎是必然的，英國、美國、法國在工業化初期，經濟起飛期的日本、韓國和中國香港、臺灣地區，都經歷過腐敗盛行的階段。

所以，轉型期腐敗高發，這是一個普遍規律。不是說中國人特別容易腐敗，而是在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腐敗問題必然會凸顯出來。

四.改革開放之初如何預防腐敗？

這時大家可能又會有一個疑問，既然腐敗是一個可預見的問題，那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就沒有想辦法預防和解決它嗎？

當然不是。

事實上，從改革開放一開始，中央就意識到了腐敗是必然發生的。

今天我們應該都聽過“兩手都要硬”這句話，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和之后多次反復強調的，這兩只手是指什么？就是一手抓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一手抓反腐敗和經濟犯罪，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所以某種程度上，一開始，就是把反腐敗和改革開放放在同一高度的。這些話不是說說而已。整個80年代，中國進行了多次打擊經濟犯罪的專項行動。00年代，對貪污腐敗現象也抓得很嚴。

和“兩手抓”理論相似的，還有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的一句話：

改革開放，就是調動人的積極性和規范人的積極性。

什么意思？因為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要把國家經濟搞起來。所以，調動積極性，就是要讓市場發揮作用，要用物質激勵，讓人們有動力去創造財富。規范積極性，就是同時也要建立法律制度，要打擊腐敗和犯罪，不能讓人為了致富而不擇手段。這兩者同等重要，也必須同時進行，缺一不可。

但問題在于，這兩者之間的度非常非常難把握。如果規范得太嚴，就會束縛人們的積極性，經濟就跑不起來；而如果放得太松，就會導致腐敗泛濫，改革的成果就可能付諸東流。

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從結果上來看，總體上是“調動”大于“規范”。為什么？因為當時中國正處于極其難得的全球化發展機遇期，所以對外是韜光養晦，對內是各地搞GDP競賽，首要任務就是讓中國盡快富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其實掩蓋了很多發展中的問題，比如制度滯后、比如監管缺位、比如貪腐猖獗、比如地方債務。

應該說，這不完全是一種主動選擇的策略，而更像是一種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無奈，而這，客觀上導致了對腐敗的打擊確實存在不夠徹底的現象。

所以，當全民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了，中國也一躍成為世界第三甚至第二大經濟體時，腐敗問題也在不斷積累，甚至已經威脅到了改革開放的成果。

五.反腐力度加大

而這，也就引出了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核心問題——為什么偏偏是在最近十幾年，反腐的力度突然變得這么大？

第一個原因是：中國的發展階段變了。

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中國走的是粗放型發展的道路。就是靠大量投入資源，靠低成本勞動力，靠廉價土地，以及靠地方政府的經濟競賽，來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這種發展模式在一定時期內是有效的，但它不可持續。到了一定階段，資源會枯竭，環境會惡化，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會上升，這種模式就走不下去了。

2012年前后，中國恰好走到了這個節點。經濟增速開始放緩，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中國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從粗放型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

而高質量發展，需要技術創新，需要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需要一個清廉高效的政府。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高質量發展就是一句空話。

就像00年代中后期大力抓環保一樣，在之前粗放型發展時期，自然環境遭到了污染，政治環境也同樣遭到了污染，但到了一定階段，自然環境問題威脅到了人民的生存，而腐敗問題同樣嚴重阻礙了國家發展和社會和諧，所以就必須都要上雷霆手段，下決心治理。

所以，最近十幾年的大力反腐，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歷史的必然。是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必須要邁過的一道坎。

還有一個原因更加急迫——因為腐敗問題已經嚴重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

當時腐敗現象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從城市到農村，無一幸免。

老百姓辦個事，要送禮；孩子上個學，要送禮；看個病，要送禮；甚至連遺體火化，都要給火葬場的工人塞紅包。這種扭曲的現象不是個例，而成了一種社會常態，一種約定俗成的潛規則。

與此同時，這時期還有一些典型的腐敗案件暴露出來，可以說引起了公憤。

比如2006年的上海社保案。這個案子涉及到了上海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涉案金額高達數百億。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結果它的一把手居然是個大貪官。

還有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發。這個事件表面上是食品安全問題，但背后是監管部門的腐敗和失職。那些本應該保護老百姓健康的官員，卻在玩忽職守，甚至收受企業的賄賂。結果是幾十萬嬰兒健康受損，整個中國乳制品行業的信譽毀于一旦，這起案件至今回想還讓人痛心。

更可怕的是，當時中國已經出現了系統性、塌方式的腐敗。什么意思？就是不是一個人腐敗，而是一群人、一個系統、一個地區集體腐敗。

2014年查出的山西官場塌方式腐敗就是典型案例。

當年，山西一個省一年就查處省部級高官7人，市廳級干部45人，縣處級干部545人，全年處分違紀黨員干部15450人。山西的四套班子——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協，無一幸免，連本身就是監管腐敗問題的省紀委系統內部也查處了117人，讓人觸目驚心。

而且這些腐敗分子的瘋狂程度也令人震驚。當時有個縣長，不僅受賄，甚至直接把財政資金打到賓館，再從賓館轉到了自己兜里。還有一次，得知縣里收繳了一批文物后，這個縣長親自挑選33件珍貴文物，直接搬回了自己家，等紀委來辦案，他說：

我是縣長，你們沒有權力跟我說。

甚至在十八大后高壓反腐下，還有干部在被雙規前一個月還收受了一套價值280萬元的三亞房產，被查當天口袋里還裝著一萬歐元受賄款。

而在此之前，山西省會太原先后已有三任市委書記、連續三任公安局長被查處，高平市連續兩任市委書記、四任市長落馬。

山西不是特例，可以說，是全國的縮影。這種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案件表明，腐敗分子已經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他們互相勾結，不僅貪污受賄，還干預司法，直接威脅到了社會的穩定。

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會是什么后果？

蘇聯的前車之鑒就在那里。

蘇聯為什么會解體？今天能找到各種原因，經濟問題、被冷戰拖垮等等，但如果仔細研究蘇聯解體的過程，就會發現，腐敗才是壓垮蘇聯的最后一根稻草。

蘇聯晚期，整個官僚系統已經徹底腐化了。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高層官員的腐敗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勃列日涅夫自己就收藏了幾十輛豪華轎車，他的女兒更是利用職權大肆斂財。

更要命的是，蘇聯的腐化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是政治上的。蘇聯的官員們早就不相信共產主義了，他們嘴上說著馬列主義，心里想的是怎么把國有資產變成自己的私產。

當蘇聯解體的時候，這些官員沒有一個站出來保衛蘇聯，相反，他們迫不及待地瓜分國有資產，搖身一變成了寡頭。

這個教訓太深刻了，如果不花大力氣遏腐敗問題，中國也可能走上蘇聯的老路。

這就是我們最近這十幾年大力反腐的根本原因，腐敗是最容易顛覆政權的問題，如果任由其蔓延，可能有亡黨亡國的風險。所以中央一再強調，這是一場輸不起也絕不能輸的斗爭。

所以反腐敗，本質上就是一場為了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自我革命。

六.國家有哪些“反腐”手段？

好，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腐敗的危害性太大，反腐刻不容緩，那到底應該怎么“反”呢？

光喊口號是沒用的，一味道德感召也是沒用的，它是個法制問題，是一場革命，而且是一場非常嚴酷非常艱難的革命。為什么？因為敵人在內部、在暗處。

反腐有多難？

它需要得罪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他們的勢力是很大的。因為互相牽連、利益相關，所以他們會極力互保。因為在生死關頭，所以這些人什么都能干得出來。

它還需要對抗中國幾千年來人情社會的傳統觀念，“圈子文化”、“送了禮好辦事”、“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結貴人找靠山”，這些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很多人不是有事才行賄，而是像思維慣性一樣，他就算沒事相求也愛給領導送點禮，攀點關系，總覺得以后有用得上的時候。這樣的社會心態太普遍了，簡直是滋生腐敗的絕佳土壤。

另外，反腐不只是抓人就行了，最關鍵的是它還得善后，一個班子因為反腐被抓進去一半，突然中止的工作怎么交接？原來的項目怎么推進？原定的計劃怎么達成？這些都是要解決的。不能貪官抓了，班子亂了，經濟崩了。這就像在萬米高空開一架飛機，飛機不能失速，更不能墜落，但同時要把發動機拆出來大修一遍。

而且，一抓反腐，一些官員可能就躺平擺爛了，可能被說官商勾結是吧，好，那我就不跟商人接觸了，產業集群我也不打造了，企業有問題我也不管了，招商引資我也不熱心了，上面說啥我做啥，沒說的堅決不做，快退休的混到退休，年紀輕的混個安安穩穩平安無事，經濟發展不重要，保住烏紗帽最重要。顯然，這又事與愿違了。

所以，反腐敗需要的，絕不僅僅是一腔熱血，它需要非常科學、系統的方法論，它不僅僅是要不要和敢不敢的問題，而是個怎么做的方法問題。

那這些年我們是怎么做的？

既然是一場革命，那第一步是什么？就是要對斗爭形勢有清醒的判斷。所以首先是——判斷形勢，明確性質。

腐敗問題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所以決策層對反腐敗的定位是“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的集合體。

攻堅戰，就是突出重點，以點帶面。首先要聚焦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這些容易出現腐敗問題的重點領域，集中殲滅。

持久戰，就是認識到鏟除腐敗滋生的土壤非一日之功，需要摒棄“速勝論”的幻想，準備長期斗爭，永遠在路上。這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一條，因為階段性、運動式反腐只能解決一時，不能解決根本，腐敗分子會潛伏起來。而當反腐常態化時，腐敗分子的心理預期會徹底改變。

總體戰，就是強調全方位監督。反腐敗不僅是監察機關的責任，更需要全黨動手、全社會參與，綜合運用政治、法治、技術、文化等多種手段。

定位清晰了，第二步就是——分析矛盾，找到方法。

這里的核心是9個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不敢腐，側重于嚴厲懲治，形成強大震懾，解決的是腐敗成本問題。

不能腐，側重于制度建設和權力制約，扎緊制度的籠子，切斷利益輸送的鏈條，解決的是腐敗機會問題。

不想腐，側重于思想教育，重塑官員信仰，解決的是腐敗動機問題。

這三者并不是簡單的先后關系，而是一體推進的系統工程，是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的辯證統一關系，最終希望達到的是“1+1+1>3”的效果。

具體有哪些措施呢？

比如，“風腐同查同治”。

這里的“風”就是作風，“腐”就是腐敗。幾乎所有官員都不是一開始就直接貪污受賄的，基本上都是從公款吃喝、公車私用這些不正之風開始，然后逐漸滑落深淵。

所以，在查腐敗的過程中，如果某個干部被發現存在違規吃喝、收送禮品這些作風問題，那就會被合理懷疑他背后可能還存在利益輸送和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同樣，在查某個官員的腐敗問題時，也會去倒查其演變軌跡中存在的作風問題，然后在黨內糾正這種作風問題，警示其他人。簡單說，就是“由風查腐，由腐糾風”。

這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制度設計，因為腐敗問題通常很隱蔽，在暗處，而作風問題幾乎在明處，好發現，兩者又同根同源，所以查處的命中率很高。

中央八項規定就是從一些“小事小節”的作風問題出發，防止這些“小問題”變成“大腐敗”，本質上這是在治病救人。

第二是，大數據反腐。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絕對是今天反腐的利器，威力相當大。比如2022年底的福建建工集團原總經理助理鄭光忠案。

通過大數據，辦案人員查詢關聯賬戶，梳理出40多名涉案人員名下的1100余個賬戶、40多萬條交易明細，以及不動產登記、工商登記、審計報告、工程項目材料等3000余份，以此為基礎，查出了鄭光忠受賄1.2億余元。

在遼寧沈陽市紀委監委大樓，有幾間恒溫機房里放著近百臺服務器，這里存儲著全市上千個一級預算單位的數十億條數據。通過建立腐敗風險預警系統，人工智能可以全天候進行數據智能分析，對權力運行進行動態監測。而這樣的大數據系統不是只有沈陽才有，已經開始在全國普及。

第三，是“一把手”監督制度。

大家想，一個區域內如果發生腐敗，誰的危害最大、影響最惡劣？一把手。一把手一旦腐敗就很容易出現系統性、塌方式腐敗。而這種一把手腐敗，本質上又常源自于監督的缺失。所以對一把手的權力監督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是怎么做的？

1.建立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給一把手劃出紅線。

2.履職全過程監督，對一把手建立事前明責、事中監督、事后問責的完整閉環。

3.全方位監督，目前對腐敗問題已經建立起全面覆蓋的監督體制，包括紀律監督、監察監督、派駐監督、巡視監督。而一把手是被監督的重點。

4.為一把手建立廉政檔案并動態更新，塑造精準畫像。

5.對一把手問題線索優先處置，快查快辦。

除了這些之外，中央其他反腐手段還有很多很多，基本都是基于對海量腐敗案件深度分析之后，設計出的直擊要害的措施，這些措施不是形式主義，而是能精準地打在腐敗分子的七寸上。

七.未來

說到這里，可能有人會問，通過這些斗爭，我們真的能解決腐敗問題嗎？以后的腐敗現象會減少嗎？

我覺得，一定會。

為什么？因為我們正在進行的這場反腐，和其他國家和歷史各朝代的反腐，都不一樣。

首先，定位就不一樣。

和其他國家相比，它們一般將反腐視為維護行政效率、保障市場公平的一種手段，基本上是司法機構獨立辦案。但今天的中國，則是把反腐看作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自我革命。

反腐不僅僅是司法機構的任務，司法的前面有紀委，紀委的前面有各種黨紀黨規，以及監察、派駐、巡視等全方位的監督機制。為什么這么嚴？因為我們不像其他國家，腐敗只是他們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在中國，它是根本問題、最大的問題、關乎生死存亡的問題。

另外，在西方的政治體制下，反腐往往會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阻撓。比如美國有個詞叫"合法腐敗"，就是很多我們看來是腐敗的行為，在美國是合法的。比如說政治獻金，比如說游說，比如說旋轉門。這些行為本質上都是權錢交易，但在美國的法律框架下，它們是合法的。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有巨大影響力的。它可以通過各種合法的手段，影響政治決策，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政客們為了獲得資本的支持，也不得不向資本妥協。

但中國不一樣。

說到這里，我們得回到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什么樣的政黨？

我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一個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政黨。而共產主義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是實現共同富裕。

而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解決腐敗問題。因為腐敗本質上是少數人利用權力，侵占本應屬于全體人民的財富，是一種不正當的財富轉移。如果不解決腐敗問題，貧富差距就會越來越大。所以共同富裕和腐敗，是水火不容的。

所以，對于中國來說，反腐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必須要全力去做的事情。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由共產黨的性質決定的。從理論上說，共產主義和腐敗是不共戴天之敵。

有人可能會說，既然如此，那現實中腐敗問題之前不還是很嚴重嗎？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第二點，為什么說今天的反腐敗和中國歷史朝代上的吏治都不同？

簡言之，最大的區別就是，共產主義是有長遠奮斗目標和分步驟的發展階段的。而封建社會時期，雖然生產力也會發展，但它追求的只是一家一姓的帝祚永延、世襲罔替，并沒有最終奮斗目標，更沒有把終極目標拆解為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這一理論支撐。

按照官方的定義，我們現在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什么叫初級階段？就是說我們的生產力還不夠發達，我們的制度還不夠完善，貧富差距的問題還很明顯。在這個階段，各種矛盾和問題都會比較突出，腐敗問題也不例外。

但初級階段可不是終點，而是起點。而且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而不是靜止不變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后我們還要進入若干新的發展階段，最終目標是要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個過程可能很長，但它為國家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清晰的使命。

在這個進階的過程中，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制度的完善，我們會更有資源也更有能力來解決腐敗問題。另一方面，因為終極目標共產主義的要求，我們也必須解決腐敗問題。

這并不是空想，而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比如最近十幾年的反腐，雖然不可能短期內把腐敗完全鏟除，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腐敗分子被繩之以法，隨著越來越多的制度漏洞被堵上了，隨著監管系統的不斷進化，腐敗現象的確在好轉。

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反腐往往是治標不治本，因為資本的力量太強大了，它會不斷地尋找新的腐敗方式。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最終必須要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或者說要把它遏制在一個極低的水平，因為我們的目標不是維護少數人的利益，而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所以，今天的一切腐敗和反腐敗，都是發展階段中的現象。腐敗是上一個發展階段中產生的問題，反腐敗是為下一個發展階段奠定基石。而我們在其中走的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不是盲目的，都是在向那個最終目標邁進。

2300多年前，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曾留下千古名篇《離騷》，其中有兩句特別適合放在結尾，意為：在追尋真理的路上，前方的道路還很漫長，但我將百折不撓、不遺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