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再筑科研高墻，NSF禁令封堵中國高校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正在推出一項讓中美基礎研究合作跌入冰點的新政策。

2026年7月8日，NSF通過“致同仁信”（Dear Colleague Letter）在其官網宣布，將從新財年起實施禁止與“受限實體”合作的研究安全政策。新規明確提到，NSF資助經費不得用于與列入美國政府受限清單的機構及其雇員開展合作。提交項目申請時，申請機構和相關研究者需要就此進行合規認證，機構本身也要承擔識別和處理違規行為的責任1。

這項政策一經公布，迅速引發美國科學界關注。美國《科學》雜志（Science）7月10日報道稱，實體清單覆蓋了數以百計的中國機構，包括頂尖高校、國家實驗室及其他研究機構；NSF新規徹底摒棄了此前試圖平衡此類合作潛在風險與收益的思路，將“禁止幾乎所有與中國科學家的合作”2。也有一些中國知名機構被“遺漏”(omission)，尚未列入實體清單，其中清華大學近期還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延攬到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奧馬爾?亞吉。

《Science》報道標題

NSF這一新規目前還在公開征求意見之中。NSF計劃在新版《受資助者操作指引》中完整列明政策最終細則，新版指引將于10 月1日正式生效。

7月15日，這項政策的未來走向或許會進一步明朗。屆時，來自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美國能源部（DOE）科學辦公室的官員，將出席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聽證會。

在中美科研合作之間“筑墻”的，遠不止NSF。5月29日，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拋出一份影響面更大的擬議規則，試圖為所有聯邦資助項目建立統一標準：禁止聯邦撥款資金用于與中國等“重點關注國家”開展任何研究合作。該項擬議將于7月13日結束公眾意見征集，并在10月發布新版本。如果這個“統一標準”成真，中美科學合作將徹底中斷。3

不少美國科學家為此憂心忡忡。斯坦福大學物理學家彼得?米歇爾森（Peter Michelson）告訴《科學》：“NSF的這項政策，加上可能出臺的OMB新規，對美國科學絕對不是好事情，危害極大(very damaging)！”

涉及高校的，主要是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早在2001年5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西北工業大學便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實體清單，成為最早受到出口管制限制的中國高校之一。此后，電子科技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也陸續被納入其中。2018年后，隨著美國對華科技限制不斷加劇，天津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高校相繼被列入清單。同時，大量科研實驗室和研究院所也進入了清單4。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多所知名高校，目前不在這份清單之中。1

另外，美國國防部依據《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第1286條制定的限制名單中，也涉及大量中國高校，不僅包括理工和綜合類高校，也包括大量科研院所和軍事院校。其中，“國防七子”，也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全部上榜。

NSF在信中，把這項新規的調整描述為與美國戰爭部保持一致。就在3月9日，美國戰爭部發布新版《決策矩陣》（Decision Matrix ），把此前審查時參考的受限清單從4份一口氣擴充到13份。NSF此次政策所引用的限制名單，與該矩陣中的名單體系高度重合。這意味著原本主要適用于國防科研項目的安全審查框架，正被引入聯邦基礎科研資助體系5。

相比之下，NSF此前的科研安全政策更多建立在《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基礎之上。根據該法案第10636條，NSF主要針對法律定義的“重點關注人員或實體”實施限制，并要求科研人員披露外國人才計劃、海外任職及其他國際合作關系，通過信息披露和風險評估開展個案審查來控制風險。直接禁止NSF資助項目與美國政府限制名單上的實體開展合作，在NSF科研資助政策中尚屬首次6。

《決策矩陣》更新后不久，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約翰·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公開表態支持，稱其為一項"意義重大、期待已久的改革"，能夠防止聯邦資助的研究被美國的對手所利用8。

面對NSF本次的跟進，穆勒納爾同樣第一時間發聲，稱此舉是在保護納稅人資助的研究和創新，并呼吁所有聯邦機構效仿國防部和NSF的做法。他還稱，大多數美國研究型大學至今仍未主動采納這一標準9。

這一變化建立在司法部2025年1月發布的《防止關切國家獲取美國人敏感數據》最終規則基礎上，該規則建立了一套針對敏感數據跨境流動的監管框架，但是主要針對商業數據交易，對聯邦資助研究、公開發表材料、非商業性科研合作、藥物/醫療器械監管審批所需數據等都有豁免。NIH反而極為嚴格，禁止對中國等“重點關注國家”的機構訪問開放NIH受控訪問數據庫，進一步收緊科研數據共享限制11。

進入5月，美國對科研合作的限制再度擴大。NIH和NASA（美國宇航局）這兩家聯邦最大的科研資助機構，已經在私下要求受資助研究者為任何與外國機構學者的合著行為提前申請許可，即便相關工作完全是在美國境內完成的。

5月29日，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MB）又拋出一份可能徹底中斷中美科研合作的擬議規則。該規則試圖為所有聯邦資助項目建立統一標準，禁止聯邦撥款資金被用于與中國等"重點關注國家"開展任何研究合作。該項擬議將于7月13日結束公眾意見征集，并在10月發布最終版本。

科爾·多諾萬（Cole Donovan）曾在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和國務院負責國際科技事務，目前擔任科學政策倡導團體Stand Up for Science政策總監。他預計，面對已經指向高校的一系列嚴厲措施，多數大學接下來會采取更趨保守的策略，主動收縮自身的對外合作，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才會走聯邦審批流程13。

NSF收緊規則之前，更激進的方案其實已經在國會碰過壁。

去年，穆勒納爾在眾議院提出，把一項名為”SAFE Research Act”的條款塞進國防授權法案。該條款試圖禁止任何與"敵對外國實體關聯者"合作的科學家獲得聯邦資助，且具有追溯五年的效力14。

此舉很快遭到美國學術界反對。很多美國學者聯署公開信，認為該條款限制措施范圍過寬，可能會削弱美國長期依賴國際合作建立起來的科研體系。彼得?米歇爾森在斯坦福大學就組織了數百位教授簽名。美國物理學會也致信國會，強調新的限制措施可能迫使高校和研究人員終止大量國際合作關系，以規避聯邦資助帶來的風險15。

美國大學協會（AAU）和美國州立及贈地大學協會（APLU）隨后聯名致信國會，認為美國高校近年來已根據《芯片與科學法案》、NSPM-33等政策建立了較為完整的科研安全合規體系，新的限制措施不僅與現有要求存在重復，還可能造成新的合規負擔16。

亞裔美國學者論壇（AASF）執行主任Gisela Perez Kusakawa也表示，條款中"關聯"一詞界定模糊，可能讓執法過程出現任意性，受沖擊最大的將是亞裔科學家和學者，尤其是那些一再被當作"永遠的外人"看待的華裔群體17。

多方反對之下，這項條款最終未被納入。

相比立法層面的反復拉鋸，針對中美高校合作的審查已經在行政和機構層面推進。

2025年9月，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發布調查報告稱，此前重點調查的9個中美聯合辦學或研究機構中，已有8個因受到委員會關注而關閉，包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與清華大學合作的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目前，委員會仍在持續調查杜克大學與武漢大學合辦的昆山杜克大學19。

長期關注中美科技與教育關系的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擔心，NSF新政策可能進一步擴大限制范圍。他在接受《科學》采訪時表示，“NSF的政策給了穆勒納爾一個開放的操作空間，可以把任何人列入（禁止合作）名單，我認為最終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西蒙曾擔任昆山杜克大學執行副校長2.